愛華網(wǎng)???? 向來學歷史之人，比較不重視社會與經(jīng)濟。西方人講社會學亦不過 200 年而已。 所謂唯物史觀，即經(jīng)濟史觀。西方人認為由經(jīng)濟形態(tài)來決定社會形態(tài)， 再由社會形態(tài)決定一切歷史，遂有社會的分期。唯物史觀、經(jīng)濟史觀的分期 則稱政治跟隨社會，社會跟隨經(jīng)濟。于是說封建社會是農業(yè)社會；資本主義 社會是工商業(yè)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則仍是工商業(yè)社會。這可說只是部分對， 但東方歷史決不能如此講。 西方講歷史的分期相當紊亂。只能分上古、中古、近古等來講。中國講 歷史有系統(tǒng)，可按朝代來講，與西方分期迥然不同。因人類歷史演進并不能 照馬克思所講的。人類歷史演進有無共同軌道大值商榷。中國人的歷史演進 顯然與歐美各國的歷史演進不同。對各民族歷史演進，當用歸納法講，再來 察看是否有共同軌道。 今日世界之問題，由于不能用政治、宗教等來解決，因此西方人已漸注 意到東方的歷史。由于土耳其、埃及等國的歷史不完全，唯有中國的歷史可 用來研究人類歷史如何演進，此所以歐美在今日已注意到文化問題。 從前西方人認為不信基督教的民族為不開化的、不文明的、野蠻的，因 此視中國為半開化的。但今日西方業(yè)已改變此種錯誤觀點。未來欲對世界學 術有大貢獻的，最好莫如研究中國歷史。 今日世界人類已覺醒，各國各民族各有一套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佩服 他人的。 講人類歷史共同演進的方法，就得用歷史，用科學的歸納法。 最古的中國社會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應稱為氏族社會，氏族社會的經(jīng)濟以農業(yè)開始，世界文化的開始莫不如此。 歷史可分通史、斷代史、專門史。經(jīng)濟史屬專史，如欲學習中國經(jīng)濟 史，最好先能了解經(jīng)濟與歷史之知識。 歷史注重以史學之觀點方法，作材料之鑒別考訂。如研究井田制，先 應鑒別是否古代有此制，是否可信。第二步，即要作出史學解釋，并加以評 判。井田制如何產生；影響如何；何以不能繼續(xù)于今日；井田制在當時之時 代意義為何，此即是史學。 經(jīng)濟史須具備兩條件： 一、鑒別的方法； 二、解釋其意義及評判其價值。 學歷史前應先了解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人文科學是根據(jù)歷史材料。中國 經(jīng)濟史長達 2000 年，歷史演進之記載極詳，西洋史則僅數(shù)百年而已。 過去中國學者研究歷史之缺點為： 一、史學與經(jīng)學不兼通。 二、用西洋歷史模式結論套入中國歷史中。如西洋有羅馬奴隸社會， 但中國沒有。又中國之皇位為世襲，傳其子孫；羅馬則不然。英國則可傳女 兒。故中西歷史大相徑庭，中國之歷史實應讓西方人作參考。 研究農業(yè)經(jīng)濟可分三項目： 1. 生產的經(jīng)濟：就經(jīng)濟價值而言，如種稻、種玉蜀黍（即玉米）等；如 各地同類糧食之價格不同。 2. 農村的經(jīng)濟：中國農村經(jīng)濟活動場合中之地位與西洋農村地位不 同。中國各地之農村經(jīng)濟活動亦各不相同。如上海四周之農村經(jīng)濟 活動與湖南省的農村經(jīng)濟活動不同。又如廣東番禺一縣城自秦迄 今，已歷逾 2000 年，從未變動，但就農業(yè)經(jīng)濟生產物的價格來講， 則番禺迭有變動。蘇州自春秋迄今亦未變更。城市附近，必有農 村，二者之間有密切經(jīng)濟關系，應同時討論。今日中國之城市既非西洋之城市，亦非古封建之堡壘，與西方封建 社會模式有所不同。故中國之農村與城市之關系亦與西洋不同。 3. 農民的經(jīng)濟：講及農民實際的生活，西方農民是奴隸；中國則為佃農與自耕農。論農民之地位，中西亦不同；至于生產物價格，則中 西略同。 中國文化是大陸文化，而非海洋文化；是村落的，而非都市的（希臘、埃 及之文化其重點在都市）；埃及、巴比倫是平原文化，中國則為高地（陵谷）文 化，亦非河流文化。一、黍與稷為中國最早農作物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埃及、巴比倫、印度與中國①，此四大文明發(fā)源地均始自農業(yè)。埃及有尼羅河；巴比倫有幼發(fā)拉底與底格里斯兩河；印度有恒河；中國有黃河，因農業(yè)發(fā)展靠水利灌溉。但中國與其他三國情況不同。 中國農業(yè)發(fā)展并非單靠一條黃河。埃及、巴比倫、印度三國均處于熱帶或亞熱帶，但中國則氣候不同。再就面積言，埃及、巴比倫??；印度較大，但單純；中國則幅員廣大，氣候土壤等亦南北不同。 中國古代北方之農作物并非種稻麥開始。向來所謂五谷者，即黍稷稻麥粱。再加上豆，則稱六谷；合黍、稷、稻、麥、粱、大小豆、麻與菇，則稱為九谷。但中國最早之農作物為黍與稷。 吾人當根據(jù)歷史研究中國最早之農作物。黍與稷為中國北方最早之農作物，《詩經(jīng)》中即已提到。甲骨文中提及“黍”字最多，商代占卜收成好壞，甲骨文中多有“求黍”及“求黍年”等字句。但未見有“求麥”、“求稻”。因黍比較粗生粗養(yǎng)，容易種，為商代人之農業(yè)主要作物。稻麥為貴品種而難生長，故商代求豐年只求黍，《詩經(jīng)》中提及“黍”、“稷”兩字很多，可資證明。 古代農業(yè)發(fā)明者有“后稷”與“神農”，“后”即上帝之意，“后”與“神”均為形容詞。神農姓姜，后稷姓姬，此二人均在中國西部，何以不稱“后稻”、“后麥”，而稱“后稷”，蓋中國最早之農作物為稷也。 甲骨文為盤庚后之文物，為可靠史料。但后稷之史料借傳說而來，乃由推想而得，但并不一定不可靠。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即均為高地農作物。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苯袢毡本┮苑N麥為主，種麥處即種稻處；南方以種稻為主，種稻處即種麥處。而稻麥需要水分多，故種于“下田”；黍稷需要水分少，故適宜種于“高田”。此亦證明中國當時有高地農作物，亦有低地的。二、古人重黍稷輕稻粱 中國五谷之一曰“稷”①，“后稷氏”者，“后”為尊敬之意。以上提及不稱“后稻”、“后麥”，可見當時最重要的農作物是“稷”。今山西省有“稷山”；“歷山”亦在山西。 稷為高地旱性植物。中國古代農業(yè)偏于高地旱性作物，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于丘陵，起于高地，而非起于平原。故稱大陸文化，并非海洋文化。 所謂五谷，即黍、稷、稻、麥、粱；普通說農作物為黍稷稻粱。清程瑤田作《九谷考》，曰：“稷者，今之高粱?！贝颂幩Q之粱，即今之小米；黍即北方之黃米。 中國古代農作物由高地開始，是先種（多種）高粱、黃米（即黍稷），而非先種稻麥。《詩經(jīng)》云：“黍稷稻粱，農夫之慶?！逼湟饽耸蝠⒃谙纫病?p> 《詩經(jīng)·七月》中，周公述說中國古代農業(yè)經(jīng)濟及農村農民之生活狀況甚詳。此詩雖無說明先種植何種作物，不過可自其下種之日期看出，高粱是在古歷正月下種。稷則可稱五谷之長。此詩中說明春天為蠶桑之時（插秧期）；夏天盛產瓜茄蔬菜；對于稻，只提了一句說：“十月獲稻，為此春酒?！贝耸呛档?，且僅是種少量作釀酒用。酒在古時僅供老人飲用。此詩述說農事極詳，卻不提及種稻之法。 《詩經(jīng)》、《禮記》、《管子》所記載的，均可證明春秋以前，中國人民主要在山陂陵阪地區(qū)種植黍稷等旱地作物。另一證明，古代敬神是取黍稷，因古代人民尊重高粱、黃米，含有重視黍稷過于稻粱之意。 古代有兩種盛載祭物之盛器。一曰簋①，為當時第一等盛器；一曰簠②，為第二等盛器，但當時祭神以簋盛放黍稷，以示尊敬；稻粱卻放于第二等盛器簠中。 古代祭神，水為最尊貴，酒次之。亦從而可見中國古代農作物是黍稷始。三、高地農作物反映陵阪文化 晉人束晳《補亡詩》云：“黍華陵巔，麥秀丘中?！绷昙瓷降?，丘陵也。說明黍開花于山上。四方高中央低者為丘，長江流域的山上有田，可種稻，但在陜西的山上則種麥。此說明了中國農作物有高地與低地兩種。而古代多為高山上之農作物，是旱地作物。 《淮南子》記載：“堯之治天下也，其導萬民也，澤皋織網(wǎng)，陵阪耕田?！睗墒撬疂砂哆叀Ａ暾?，大皋，山無石者，土地高者曰阜?！摆妗被蜃鳌皩辍被颉佰唷?，《詩·小雅·正月》：“瞻彼阪田。”阪田為崎嶇磽埆之處。此處說明在平原之湖泊地區(qū)捉魚，在山陂之處耕田，可稱陵阪文化。淮南子為今安徽省人，知古代人民在低地捉魚，在高地種田，可知他懂歷史。 中國古代農作物非用河水灌溉，云旱性之高地作物。如“神農氏”又名“烈山氏”，“烈山”兩字之意義即將山坡上之草木用火燒毀用作肥料，然后下種?？梢姼N之地在山上，是山耕，并非用水利灌溉。 中國古代山耕之又一證明：史載“舜耕歷山”（歷通厲），亦是山耕。 《禮記》中載有旱稻，即《內則篇》所記“陸稻”。 《管子》書中記有“陵稻”。陵稻即栽種于山陂高地之稻③。 《吳越春秋》云：“堯遭洪水，堯聘棄④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qū)?！贝颂幩^“山居”，是命人民住山上種田。古代高地上種的當是黍稷，而非低地的稻麥作物。 《易經(jīng)》說：“上古穴居而野處。” 《禮記·禮運篇》說：“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笨哒哐ǖ?。營者指一個個散布于高地之窟窿。今日的太行山區(qū)仍可見在半山地帶有此類穴居。此類穴居并非在平地挖洞，乃在干燥的山地上挖洞。 公劉之詩云：“陶復陶穴?！碧占赐诳眨谏缴贤谘ǘ樱嗉淳佑谏降亍?p> 山居與山耕同時。中國此時期之文化，可稱為“黍稷文化”，亦可稱“陵阪文化”。推想中，中國古代農業(yè)，決無水利工程。在古代典籍中可找到證據(jù)，證明古代先民耕種與居住均在高地。 《孟子》中記載：“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睜I窟者，環(huán)形之山洞也，今日河南省仍有可見。人居住在山洞內，可證明耕地亦在山上。四、由黍稷到粟麥到稻 中國的文化發(fā)源地，最初并不在黃河兩旁，而是在其支流渭水、浦水、汾水與洛水一帶，但這已是后期。因中國最古之文化并非在水邊，亦非在平原，而是在高原上。 故并無西方人所謂在搖籃中孕育出來的文化；亦非如埃及、巴比倫一般溫室中培育出來的花。中國文化乃是在山地上經(jīng)過日曬雨淋，培育出來的并非花，而是松柏。即使是花，也是梅菊之類。 春秋以后，一般仍然以高粱為主要糧食。 《論語》說：“飯疏食?！笔?，即麤，粗也，意即吃高粱之粗飯。此點亦有考證?！抖Y記·玉藻篇》云：“稷食?！币庖愿吡粸橹魇?。 《左傳》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粱指小米，麤指高粱。 孔子“食夫稻，衣夫錦”，說明孔子當時以稻米為主食，生活已很講究。 《戰(zhàn)國策》云：“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庇谑菛|周人有改種麥者，因為缺水之故。此乃時代環(huán)境造成栽種作物之不同，故農業(yè)經(jīng)濟狀況亦因之而異。 中國古代農作物之分期： 1.第一時期為黍稷時期，此乃指西周以前； 2.自春秋至戰(zhàn)國：主要之農作物已漸由黍稷而為粟麥，可稱為粟麥時期； 3.最后，則為稻米時期。一、古代井田制度沿自封建 中國古代的井田制度，一直以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無法得出一個結論來。通常一般人研究井田制度之主要參考書有下列數(shù)種： 1.《孟子》； 2.《周官》①； 3.《春秋·公羊傳》②； 4.《漢書·食貨志》③。 孟子時，井田制度已不存在。由于《周官》為戰(zhàn)國末年晚周之書，此時井田制度破壞已有二三百年。故《周官》亦不可靠。商鞅在秦變法，以中國東方之制度去西方實行變法，但此時東方早已變了。 所以，欲研究井田制度，上述四種古籍已不可靠，應找《孟子》以前之史料。 戰(zhàn)國之時、孟子之時均已無井田制，故此時講井田制已無憑據(jù)。胡適之先生謂并無井田制度，然而并無證據(jù)足以證明其說。 講井田制，宜根據(jù)鐘鼎文講，不過單靠鐘鼎文，材料不夠。 總之，井田制度乃跟隨封建制度而來。 何謂封建？中文之意，即“封土建國”。 “封”者，《周官》云：“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意即由大司徒圈劃一塊土地，在土地之四周筑以水溝而成封土。 凡封國，即封其四疆（如封信、封門一般），將溝中挖出之土筑成圍堤，堤上植樹，使人不能越過，謂之“封”。 聚集土曰封，“封”者，界也。 又穿溝出土于岸，而皆為封，封即起土界也。 “國”，就是城圈之意，猶如西方之“城”（City），中國古代之城與西方相同。 中國古代之城散開而并不毗連?！皣迸c“國”之間為游牧之人所居，謂之“戎狄”。古代封建時期，農、牧之民兼有，直至戰(zhàn)國時土地大加開發(fā)后，大部分人民才以農業(yè)為主。 游牧之民無宮室城郭，便是戎狄，其他則為耕織之民。華夏為防御游牧人入侵，故筑溝建墻以居。此耕織之民便是華夏。其實，華夏與游牧，均為中國人，不過游牧是流動四方的牧民，華夏是固定居住的農民而已。其不同只在文化生活方面。 故封建時期，可稱之為“農民集團的武裝墾殖的活動時期”。昔年蔣百里先生①亦同意此見解。 西周時代的封建，其實是一種耕稼民族的武裝開拓與墾殖。這種華夏的耕稼城郭之國，在西周以前就有。 西周亦無法將之除滅，便任其和平共存；這些小城邦亦無法與西周匹敵，便承認西周為共主，遂以天子之禮事奉之。 西周初期，這種錯落散處的城邦從幾十個擴展到一百幾十個，各在其城圈之內耕種農作物，與城圈外之游牧部族本可相安無事，但游牧部族乘城郭諸邦有事時便來侵擾，使城圈內之諸夏懷有戒心，便趁封建勢力擴大后，將游牧人驅逐至塞外或山上。 由上述可知，中國古代農業(yè)區(qū)是分散的，一塊塊的。分別為墾殖區(qū)，各不毗連相關，可稱為小規(guī)模的農業(yè)分區(qū)開墾。 古代最大的侯國，其國土面積占100方里的已算是大國了。城與城（即所謂國與國）之間相距約50里。此100方里之地里面包括城郭、村邑、山林、池澤、耕地及棄地，并不能完全用來作耕地用。即使全部可墾殖作耕地的話，亦不過可劃分成一萬塊井田面積，合計約900萬畝土地面積①。根據(jù)《周禮》一書的記載，當時黃河流域一帶已滿布田地了。二、井田制的變遷 按照《春秋·公羊傳》所說，所謂“井田”，“井”是灌溉單位，八家共用一井。一口井之水量可用來灌溉一井的田地所需。一井的土地，即中間一格100畝屬“公田”外，其他每家100畝，共九格。但偶然亦有少去一、二格或多出一格者。 老子說：“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因老子非歷史學家，其實古代村與村之間相距甚遠。 約言之，井田是在小城圈之內，在封建制度下的小規(guī)模農業(yè)經(jīng)濟。 一個侯國之內，有君、卿、大夫、士等多個等級，各可分得相當于其地位的應得土地，所以百里大侯，所分到的地也不算多，等于后代的一名業(yè)主，由各大小封建主將土地分配給農民（佃戶）耕種，但土地權則仍屬封建主。 封建制度下之封建主將土地分配給佃農，是公平的，并無偏多偏少。故封建制度下之農民并無兼并，亦無貧富之分。 《左傳·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云：“初稅畝?！贝藯l說明首次向農民收取農田稅，卻也間接說明了不征收田稅時的貴族必有別的生活來源，此實乃井田制度。因封建時代，貴族均靠農民而生活，便是依賴井田制度而獲得公田之收益。 《春秋·公羊傳》解釋：“初稅畝”即是“履畝而稅”，便是有一畝地，收一畝稅。 又《春秋·谷粱傳》言：“古者什一，藉而不稅?！苯迨恰敖琛钡囊馑迹嘤小爸钡囊馑?。 又說：“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意即私田收成不佳，則錯在官吏；公田收成不佳，則錯在人民。這里所提及的“私田”和“公田”，即將一塊土地劃分成井字形的方塊，即中間的一塊為“公田”，其余八塊則為“私田”。 “初稅畝”者，即取消“公田”，將田按畝而稅，收取十分之一。 其實，“初稅畝”以前的井田制度，即“私田”由封建主借給佃農，但佃農得替封建主種“公田”，平心而論，這種制度，比羅馬的奴隸制度平等得多了。 在井田制度時代，由貴族，即當時之封建地主派農業(yè)指導員負責協(xié)助扶植農民，在管教上之態(tài)度不能稱為主人與奴隸間之從屬關系，故有說私田收成壞責備官吏（農業(yè)指導員）；公田收成壞則責備農民。當時之井田制，“私田”由每家佃農各自耕作，“公田”則由八家合耕之。 當初推行井田制度時，情況理想?！对娊?jīng)》中也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①”的詩句。漸漸地，農民萌生了尼采之哲學思想，大家不再勤力耕“公田”了，因此把“公田”廢去，一律變?yōu)椤八教铩保辉儆小肮?、“私”之分，均改為征收十分之一的稅?p> 綜上而言，土地所有權觀念之改變，乃由賦稅制度之改變而來。西方專門講革命，注重訂規(guī)則；但中國則永無革命，中國之進步并非由革命而來。 《孟子》有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孟子》書中所提及的“貢”、“助”、“徹”，均為古代之三種征稅方法。 《孟子》中引《詩經(jīng)》云“雨我公田”，《孟子》中又提到“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時上距周代已有200年，《孟子》書中提出上述三種稅收方法，認為“助”法最佳，“貢”法最劣?！柏暋狈ㄊ侨?shù)年來收成平均數(shù)照收十分之一；由于收成之好壞每年不同，收成好時有盈余，但荒年連肥料費都不足，故“貢”法不好。“助”法是隨年歲好壞而收稅，對農民有利?！皬亍狈ㄊ怯肋h固定收取十分之一，不過每年要調查田畝。后來“貢”、“徹”二法并用。每100畝征收七擔，收成好并不多收，壞則可報荒，所以租稅制度很合理。 有“公田”、“私田”制度時，即有“還田”與“授田”，所有權屬于貴族，廢除此制前，當時分田公平，這是為要均勞逸，為要使“公田”有適當?shù)恼疹櫍詮U除此制后，農民便可多耕殖土地，便是要“盡地力之教”。 根據(jù)《漢書·食貨志》所載，戰(zhàn)國初年，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即百里平方）。當時封的大國面積為100方里，除去三分之一土地的山澤邑居，其他則可辟為600萬畝田，完全耕作，謂之“盡地力”。預算農家有六萬戶，此處所論及之“盡地力”，是尚在格子線以內，仍在以100方里為中心的單位中。 后來商鞅在秦孝公時廢井田。《史記》載曰：“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贝隧椨涊d，至南宋朱子作《開阡陌辨》從此800年來遂成定論，一定至今。 “開”者，設置之意，或原來是墻而新開設一門之意。有人說商鞅廢“井田制”而開發(fā)“阡陌制”，朱子以為不然。原意是，井田制是有阡陌，阡陌即是大田岸，后來沒有阡陌了，即沖破了格子線而已。 百畝之田之格子線謂之封疆，封疆猶如大圍墻，為古代貴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標志。封疆內之地便是井田，一井與另一井之間是隔了相當距離。井田的格子線一被沖破，政治上的封建制度亦隨即被沖破了。 井田制度之所以要劃成一方方的格子，乃是因為外防敵人，內以方便平均分配。 《戰(zhàn)國策》中蔡澤有言：“決裂阡陌，以靜民生之業(yè)而一其俗。”“民生之業(yè)”即是指農民之耕作。按照朱子的解釋，有阡陌時即是當時有井田制度。農民所耕種之田地仍得歸還封建主。但廢除阡陌后，農民不論種多少田地，只繳賦稅，土地已變成私有，民生便安定了。由此可證明井田制度是有的，歷來以朱子的解釋最為適當。 所以，《左傳·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所記的“初稅畝”，以及《史記》所記載的“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都證明了中國古代有井田制度。三、商鞅為何廢除井田制？ 商鞅所以要廢除井田制，原因之一是當時有田畯查田，得悉農民多耕少報，挖少田岸①。因此商鞅遂把阡陌（即大田岸）破壞，井田制度亦因之而廢除了。且當時在政治上已由封建制度變?yōu)榭たh制度，因此很自然地可以把大田岸大圍墻加以鏟除，遂化成大整塊之農田。 此外，尚有促成廢除井田之其他原因，如有些地區(qū)土地狹小而人口密集?！蹲髠鳌は骞辍罚ü?43年，此時孔子出生）就有記載道：“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边@說明了鄭國地狹人稠，因此將井田格子線破毀，由子產加以整頓，使“田無封洫，廬井不伍”。 又一原因，是由于當時已發(fā)明鐵器耕田?！睹献印分杏涊d了“許子以鐵耕”之事實。因有鐵器耕田，農民便有能力墾殖較大面積之土地，便不必再受格子線之束縛。又如春秋晚期已有牛耕，《國策》記載“秦以牛田，水通糧”；孔子弟子中有名司馬耕字牛者，亦為一旁證。進入戰(zhàn)國時期，牛耕更盛。 又一原因是戰(zhàn)國時代水利工程專家輩出，如魏文侯時有西門豹；魏惠王時有白圭；魏襄王時有史起；秦孝文王時有李冰；秦始皇時有鄭國。灌溉工程興建完成，灌溉比以前方便，因而可照顧到更廣闊的耕地面積了。 除上述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即稅收制度改變而使井田制不能持續(xù)。井田制是一種公田制。一塊大約一方里的土地，劃成井字形般900畝田，中間的100畝為“公田”，由八家共耕；其余800畝“私田”配給八戶人耕種，公田的收成歸封建主，私田則歸農戶自享。 初期的農民性情純樸，勤勞地為地主耕作“公田”，對自己的“私田”反而看為次要。但這些井田之所有權全屬于貴族封君。即所謂：“四封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庇捎诎藨羰侵?，才可享受私田的收獲。正如近代有人為富豪看守墳墓而獲耕食墓田，實是一種雇傭性質。 當時之封建地主特別設置農稷之官，用來教導協(xié)助農民如何辨別土壤，如何選擇種子，并經(jīng)常巡視田野，督導農耕。由于農民智慧低，故須勤懇教督，加以扶助，如叛離主人，則易受城圈外之夷狄之侵擾，使全家不能安居樂業(yè)。因此貴族與農民可以相安無事，平安度日。 直到“履畝而稅”開始，稅收改為視田畝之實際收成所得而抽取固定之比率。此即《孟子》書中所說之“徹”法。井田制度遂完全被破壞。 井田制度是一種隨封建制度而產生的政治制度中之一環(huán)，并非社會經(jīng)濟形態(tài)，是中國周代有統(tǒng)一的封建制度后而產生的，絕非郭沫若所說的原始共產社會，然而由于周代常搬遷，故可稱之謂“農業(yè)社會武裝的殖民開墾”。四、“轅田”制度——農民交換耕田 春秋時，曾實行了下列一些賦稅制度。 《左傳》記載，魯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開始實行田賦之制。此時已較“初稅畝”時遲了91年。 當時的賦稅之種類大致上有下列幾種： 1.田租：農民種“私田”，向地主繳納田租。 2.田稅：農民種“公田”，而向政府繳納田稅。 3.田賦：自實行“初稅畝”91年后開始。 當時尚有一種賦，是農民納稅之外，遇戰(zhàn)爭時便向農民征用運輸車輛及牛，并擔任力役。但農民并非正式軍人，只是軍中之附隨，亦無正式編入軍隊中之權利與資格。戰(zhàn)爭時期，農工商賈照常經(jīng)營，不受影響。 《國語》中記載：“先王制土，藉（助也）田以力，而底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夫以力，而議其老幼。”此處所言之“賦”是征收草物，“任”即“任力役”。 晉國時曾開“爰田”制，因晉國在黃河之北，地大人稀，是謂“寬鄉(xiāng)”。一人可耕200畝，亦可輪番耕種。 《左傳·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說此時晉設“爰田”。“爰田”即“轅田”，轅者，易也，有更調之意?！稗@田”即為了農民所獲利益均等而有交換耕地之舉。 秦孝公時亦曾作“轅田”。《漢書》有記載，大意是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制是割、劃的意思）。故商鞅自魏去秦而破棄井田，而作轅田，農民甚喜。 《周禮》將田分為三種等級： 1.上田（上品）不更易，一年一墾。 2.中田（中品）一年交換，三年一墾。 3.下田（下品）交替輪耕，三年一墾。 何休云：“肥饒不得獨樂，磽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p> 另一種說法是：“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p> “商鞅始割裂田地，開立阡陌①，令民各有常制?！?p> 又有一種說法是：“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此是輪耕制。 晉國在黃河以北，地大人稀，乃是“寬鄉(xiāng)”，故開爰田制。 “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笨梢姶藭r期之土地制度以100畝為單位。 以上是人口少土地廣的“寬鄉(xiāng)”，行的是交替輪耕的“爰田”制。但如《左傳·襄公三十年》所載，子產管轄的地區(qū)地狹人稠，施行的則是“狹鄉(xiāng)”制度了。五、井田制與西方莊園不同 西方的“Manor”（莊園）乃西方貴族的領地①。中國人稱出現(xiàn)“莊園”為在唐朝以后。此種西方的“莊園”是大塊的、開放的、無界的，即無阡陌的。在此大面積的田中，有很多農民耕種，相當于中國古代井田制之“公田”，但無“私田”。一個“莊園”，等于一個社會單位，用簡陋方法耕種，到18世紀時，西方此一公田制度取消了，遂用新法耕種。 西方用莊園的耕地方法約實行了1000年，卻與中國的井田制度剛好相反。井田制有格子線，但西洋中古時期的“Manor”，是大塊的耕地，由農民合作公耕，農民附屬于土地，是謂“農奴”。土地主即貴族，耕作粗簡。到地主階級取消，有了自耕農，于是將土地分割給各家自耕，土地轉讓給農民自己。但中國的井田制是把土地劃成井字形，農民并不附屬于土地；土地所有權雖是貴族的，但農民并非農奴，所以中西兩種制度大相徑庭。蘇俄今日有集體農場，因其距沙皇封建時代不遠，故仍有大規(guī)模莊園制，此乃與中國大不相同。 中國井田制有格子線，后來此格子線被破壞；但西洋時期之莊園并無界線；自18世紀西洋封建莊園制破壞后，土地有了分割（劃分），此亦是與中國井田制截然不同之處。 西方的莊園，土地是農民無份的，分不到的，是謂封建農奴制度。原始共產社會是土地公有，大家沒得分的。今日的共產政府是無產階級專政，土地權屬政府所有。 原始社會是大家有份的；封建社會、資本社會均是大家無份，屬于一人的。但中國貴族較西洋的好，因為是講人情。如中國將來有資本主義，可能亦比西洋的為好。 一、工商業(yè)的興起 從井田制度沖破格子線后，發(fā)展到山海林澤。農業(yè)生產由黍稷到稻麥，再而到桑麻興起；鹽鐵、水利、紡織等工業(yè)亦隨之而發(fā)達。工業(yè)一展開，商業(yè)亦就開始，運輸業(yè)亦隨之而開始興旺起來。 古代運輸用車及船。船用舫船，以兩船相并，亦有作渡船用。一條舫船可裝載50名戰(zhàn)士及三個月食用糧食再加上軍隊的武裝，已相當大了。秦以后更有樓船。舫船是加闊；樓船是加高。民間砍伐山上大樹造船作為運輸工業(yè)之用，與鹽鐵、紡織、水利等工業(yè)，均可稱大工業(yè)。西方的工商業(yè)發(fā)展，亦按部就班而來，無不如此。 近代西方人與東方之印度做生意，專收購胡椒等香料；因西方人每逢冬季有數(shù)月停止畜牧業(yè)，須用香料腌肉防腐，使冬天有食物，而印度香料價賤，西方商人因之而發(fā)大財。 戰(zhàn)國時期，煤鐵、棉花、交通運輸、紡織等均為重要之大工商業(yè)。孟子所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敝畷r，其實尚未具備商業(yè)性，稍后才有商業(yè)。 農田以外的山海林澤，謂之新生產。如林礦生產再加上手工便是。農業(yè)是先加手工；工業(yè)是后加手工，如砍大木燒成煤炭。伐木捕魚，收益比種田好。戰(zhàn)國時代才有真正的民間商業(yè)。春秋時并無商人工人，但稱為“工商食于官”。其時的商、工人員是由政府所養(yǎng)，是世襲的。其生產品有限，職業(yè)并無自由，均由家族相傳，分為“輪氏”、“車家”、“鮑家”、“皮家”等，至今尚有鹽戶之業(yè)。故古代只有國家養(yǎng)的工商人；只有國際商業(yè)①而無國內工商業(yè)。 今日的共產主義其實是復古，并非打倒古制。因共產黨不讓私人經(jīng)營，由政府主持交易買賣。二、戰(zhàn)國時代的商業(yè)大都市 戰(zhàn)國時有商人；春秋時并無商人，當時雖有弦高，不過是國家所派遣，并非貿易，而是送禮。子貢是外交家，被派到各國時帶了黃魚等山東土產到江蘇出售，因此發(fā)財，稱為貨殖，即以物易物而有剩余之得。子貢是走私，由一國至另一國，是國際性的走私。 商人中如陶朱公（范蠡）、白圭、呂不韋等均為大商人。范蠡佐越破吳后，于是改姓名游江湖，到齊國時，改名鴟夷子皮；到陶后，改為朱公，居19年，三致千金。他是在齊、魯?shù)葒鴸|西交通要道地區(qū)經(jīng)商而發(fā)財。其子孫經(jīng)營得法，遂成巨富。 魏國的白圭，善觀周遭環(huán)境，能夠適應時勢。曾說：“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吾治生猶伊、呂之治國；孫、吳之用兵?！币虼松斢械?。后世經(jīng)商者皆祖之。 戰(zhàn)國時代亦開始出現(xiàn)商業(yè)大都市。此種大都市與春秋時代的不同，亦與西洋貴族在堡壘中的不同。中國的是城圈，規(guī)模大，內有宗廟社稷；戰(zhàn)國時此種城圈即具有商業(yè)性，如齊國京都臨淄在戰(zhàn)國時即成為大商業(yè)城市。 《史記》記載：“臨淄之中七萬戶②。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蹋鞠③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舉袂成幕⑤，揮汗成雨。”足見當時人民生活之繁榮。此為井田制度時代所沒有的。 臨淄是舊的都市，邯鄲則為新的都市，后者更為熱鬧繁榮，猶如30、40年代之上海一般；孟嘗君時之薛城亦為一大都市，人口有6萬家，近20萬眾。此時人民一面沖破格子線（疏散），一面卻往大城市跑（集中）。所以蘇秦說：“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shù)，曾無所芻牧。”意即所有的土地，都成了商業(yè)區(qū)，連放牧牛羊的草地都沒有了。猶如今之江浙地區(qū)一般，于是人口、職業(yè)、制度，都起了變化。故戰(zhàn)國時期成為工商業(yè)最旺盛的時期，但此時亦發(fā)生了新的問題。以上便是戰(zhàn)國時代的經(jīng)濟形態(tài)。 由于戰(zhàn)國時代工商業(yè)之發(fā)達，以前以物易物之商業(yè)交換方式已不足應付，貨幣之使用與流通遂成為戰(zhàn)國之另一新形態(tài)。 根據(jù)《左傳》記載，春秋時代列國之間，或君臣之間互相饋贈、賂遺，甚至贖罪、納歡，都不是用金錢，而是用禮物，包括車、馬、錦、璧、鐘、鼎、寶玩以至美女、樂師為止；絕無用黃金貨幣相贈送者。如有的話，要自戰(zhàn)國開始。據(jù)《六國表》記載，秦惠文王二年才開始發(fā)行錢幣。此時距離春秋末年已有155年。 不過，當時東方的一些國家，如齊國、燕國的刀幣；韓、趙、魏三國的布幣，以及楚國的鬼臉錢已早于秦國在市場上流通矣，直至今日，出土的仍極多。而秦國是繼東方諸國之后發(fā)行錢幣而已。 綜上所言，從春秋到戰(zhàn)國是中國史上變動最激烈之時期，無論政治、社會、經(jīng)濟、學術，都起了大變化。經(jīng)濟方面主要的是從貴族御用工商及貴族私有的井田制而轉變?yōu)楹蟠霓r工商兵的自由業(yè)，遂使戰(zhàn)國時代有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面貌。三、封建崩潰與郡縣興起 封建制度之崩潰，并非單純的打倒就算了。也并非一個力量被打倒，便馬上產生新的力量，而是漸進的。這在西方制度亦然。 封建制被破毀的明顯特點便是沖破了格子線。封建時代農民與牧民混合雜居，如今格子線一被沖破，亦即封建制度崩潰之日?！蹲髠鳌ご呵锎笫卤怼返绕幸延杏浭觥?p> 春秋時代約有150余個諸侯國家，亦即150多個城圈。在城圈之外再筑城，即是沖破格子線。《春秋》240年中，所筑新城49座，其中魯國筑了24城。因《春秋》為魯國歷史，故描寫他國史事者較少。晉國之虎牢在鄭州，地處黃河之南，已證明筑城在格子線之外了。 總之，春秋時筑城甚多，以后日漸擴充建筑在格子線之外。 從春秋到戰(zhàn)國，已有郡與縣①。造在遠處的稱“縣”?？h者，懸也，即懸于格子線之外之意。此乃封建崩潰，郡縣興起之情況。 所謂“封建”者，古語有云：“名山大澤不以封。”② 證明“封建”是農民的武裝墾殖。到了一地，圈地耕作，其外之地不管，正如香港、澳門之間的一些荒僻小島無人管理一樣。 封建格子線沖破后，人民便跑進名山大川，便有新生產事業(yè)興起。最主要者為鹽、鐵，因鹽、鐵乃家家戶戶必須食及用之物。例如春秋時代，“戰(zhàn)爭”是貴族的專利，諸如戰(zhàn)車、甲胄的制造、戰(zhàn)馬之飼養(yǎng)、戰(zhàn)爭之參與，皆由住在城圈子內的貴族所包辦，平民無權參與。 如《左傳·莊公十四年》記載，是楚國開始用戰(zhàn)車之始。據(jù)《考工記》的記載，有兵車戈殳戟矛四等。又《吳子圖國篇》所記，當時用的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證明這些甲仗兵器都不在民間。又如《左傳·昭公四年》所記，鄭國作邱賦。成公元年魯國作邱甲。皆是一種額外增賦，用來制造甲仗兵器，但仍然是貴族另聘專匠制造，亦非民間自造。四、封地與私產的界定 當時的農民除了耕種井地以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山林池澤湖泊，均為貴族采邑，如《周官》記載：當時有看守山澤禁地的“跡人”和“圃人”；至于《齊語》中也記載有“山虞”的官，澤有“三衡”的官看守；《晏子春秋》也提到山林中的樹木有“衡鹿”看守，澤湖中的蕉蒲有“舟鮫”看管。藪中之薪，有“虞侯”看守；海里的鹽蜃，有“祈望”看守。 因為山澤林藪都是貴族封地的私產，《孟子》中所稱“文王之治，澤梁無禁”；晏嬰所謂“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都是一種理論而已。事實上，人民是不準踏入這些山澤禁地的。直到封建制度崩潰以后，農民遂漸漸離開他們的耕地，侵入了山林澤海地區(qū)，尋求他們的新生業(yè)，貴族已無法阻擋。 《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鄭國子大叔派兵攻擊闖入水澤的萑苻之盜，但攻之無效，仍不能禁，遂只好采取增加一項新的征收稅。本來視農民為盜賊的，現(xiàn)在不得已而加征一項商業(yè)稅一類的名目，其實就是“征誅”。古人所以看不起工商業(yè)者，便是一開始視經(jīng)營工商業(yè)者為奸利之人，其因在此。直至今日，這種傳統(tǒng)的老觀念，在有些人的腦中，仍或難免。 從此，不少農民離開他們的耕地，去從事各種不同的新興事業(yè)。因此民間工業(yè)大為進步，無形中也促進了自由商業(yè)的興起。于是人民可以開礦采鐵，自鑄兵器，甚至鑄錢；于捕魚、煮鹽、燒炭、伐木等種種新生產事業(yè)，皆由農民侵入禁地后應運而生。五、經(jīng)濟興旺靠水利陸路 踏入戰(zhàn)國時期，開始有大規(guī)模的水利河渠興修。此時期已是稻麥生產重于黍稷生產，已進入稻麥時期了。為了生產稻麥，所以要大興水利，可見稻麥已日漸重要。 在歷史上，西門豹、白圭、李冰等可說是游民，但李冰在成都灌縣督導興建大規(guī)模的水利工程，后來當?shù)厝嗣窠ā岸鯊R”以紀念李冰父子功績。上述諸人對水利建設都立了功。又如鄭國渠，是韓國建議秦國建造。于是“沃野千里，號為陸海”，秦國因而大富。 《周禮》溝洫制中說，井田制是具備大規(guī)模水利的一種制度，此說不可信。但當時已有相當?shù)乃d修，則為事實。 《周禮》又載曰：“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p> “遂”為2尺寬，其人行道曰“徑”；“溝”為4尺寬；“洫”為8尺寬；“澮”為16尺寬；一“川”為一萬家地，為900萬畝，其大水田曰“川”?！皬健鄙峡膳芘ｑR；“畛”上可通行大車；“涂”上可跑乘車①；“道”是雙道，同時可并行通過兩乘車；“路”大約二丈寬，可同時并行通過三乘車②。 以上為《周禮》書中之講法，可見當時水利興修與陸路建設已初具規(guī)模。《周禮》出書于戰(zhàn)國末年晚周時代，其時已有大批農田出現(xiàn)，先沖破了格子線，山川也開發(fā)了。種植稻麥需要較多水利興修。 接著，可稱為第三農業(yè)經(jīng)濟的桑麻事業(yè)興起了。桑麻生產事業(yè)最興盛的要推當時的齊國。齊有“冠帶衣履天下”的美譽。即當時全中國所穿戴的衣、帽、帶、鞋均是齊國產品。古代“抱布貿絲”是一個商業(yè)行為。當時齊、魯?shù)貐^(qū)，千里之地，極目遠望，遍植桑麻，其絲麻織物，足供全國人穿用。人吃米麥有所限量，但衣著卻可奢侈些，衣服可多做幾套。此為孟子時期所無；這是孟子以后的事了。 新生產事業(yè)，諸如煮鹽、采鐵、紡織、水利、捕魚、鑄錢、伐木等，在《左傳》中是沒有的，乃是封建制度被打破后的新生產、新經(jīng)濟。 一、秦代土地兼并及土地私有制 封建制度崩潰后，戰(zhàn)國時代進入新經(jīng)濟形態(tài)及新的經(jīng)濟情況；到秦漢時，其經(jīng)濟情況與經(jīng)濟政策又繼戰(zhàn)國時代而有所發(fā)展。 封建社會時有上層的貴族和下層的平民。貴族在政府階層，平民在社會階層。但此時的社會大體上是平等的，因當時之井田制度，實是一種均田制度，并無你貧我富的現(xiàn)象。 封建社會時的人民所以造成不自由，是因為農民必須跟隨地主所分配的田地，不能另辟土地；工商業(yè)人士則必須繼承上一代的職業(yè)，世代相傳，無法改變。彼等均以服侍貴族為職志，不能另轉職業(yè)，故依賴性甚強，自無法自由隨意地去發(fā)展原先固定職業(yè)以外的業(yè)務。 封建制度破壞后，土地開始可以兼并，或用暴力強占，或用錢幣收買。亦有了可自由經(jīng)營的工商人士；有了貨幣，可以自由交換貨物；一切工業(yè)生產物均有一定的經(jīng)濟價值。 社會上造成貧富不均的原因，是因為從事農耕的人，在格子線破壞后，便把空地、路徑、水澤都辟為耕地，土地又可以兼并，又可以侵占?！睹献印る墓吩疲骸氨┚劾簦芈浣?jīng)界?！庇捎诘刂骺梢栽黾幼舛?，也不加禁止了，反而加以鼓勵。一面以貨幣收買土地，因此從事農業(yè)生產的人，也有了貧富之分。 社會上又有了可以自由從事工業(yè)生產的人，有的獲利極高；亦有了商人，可以用貨幣自由交易商品。他們以低價買進，以高價賣出，商人借著此種商業(yè)行為而獲利。因此秦以后的社會中，其平民如農、商、工各種職業(yè)的，亦多有成為富豪者。按諸事實，自戰(zhàn)國時起，中國已是一種四民社會。除了上述農、工、商之外，尚有一種“士”，《論語》中云“學而優(yōu)則士”，此種“士”乃西方社會所無。亦非中產或有產階級，卻是社會上的領導者。此種讀書人有其流品，乃經(jīng)過考試而任官，與貴族的世襲社會絕不相同。中國的政權，亦可稱為士人政權。 中國人可以說具有任何宗教，也可說，什么宗教都沒有，以“士”領導人民，使人人奉公守法。總之，中國可說是四民社會，包括宗教、政治、經(jīng)濟、社會。教主是孔子，教育出很多士人來領導此社會，而士也成為四民之首。 秦始皇時明白肯定的廢封建，定郡縣，是一項極為進步的政策。當時丞相王綰就主張冊封始皇諸子于荊、齊、燕邊遠之地，以鎮(zhèn)服剛被平定之諸侯。 當時任廷尉的李斯提出反對。始皇認為“天下共苦戰(zhàn)斗不休”，如要息戰(zhàn)弭兵，決不能再封建。其后有博士淳于越又主張封建，認為要師古非封建不可，又為丞相李斯所力斥。始皇認為行郡縣制才可使國家達于永久的和平，實為中國歷史上政體之大躍進，是一種極純潔偉大之理想①。 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據(jù)《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使黔首自實田?！笔谷珖耐恋厮接兄贫日胶戏ɑ?p> 中國的土地制度演變情形，由古代的井田制，到列國有所改革。如： 齊國“按田而稅”②；晉國“作爰田”③； 魯國“初稅畝”④； 楚國“量入修賦”⑤； 鄭國“作丘賦”⑥； 魯國“用田賦”①； 秦國“初租禾”②。 秦始皇三十一年時，人民可向政府呈報自己擁有之田地。即所謂“自實田”之意，并推行實物稅制。即由此時起，土地可以自由占有，可以自由買賣。即土地開始合法兼并。《漢書·食貨志》謂商鞅：“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庇盅裕骸凹扒匦⒐蒙叹?，壞井田，開阡陌。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p> 連當時的將軍們也莫不有兼并土地的意圖。此即秦始皇時“授民授疆土”的賞賜制度。如王翦奉命伐楚前，向始皇請賜美田園宅便是一例。秦時亦設立軍功爵：如斬獲敵人一首級者，便可“賜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而富者成為大地主，貧者成為向地主租田之佃戶。二、秦代經(jīng)濟農工商并重 在歷史上凡敵對的雙方有所斗爭，往往眼光淺而文化低的一方戰(zhàn)勝眼光較遠文化較高的一方，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一個文化較高的民族，經(jīng)濟制度也較為復雜，而且人才分散在各方面，有做官的，有經(jīng)商的，有辦教育的，有搞藝術的……因此力量分散了，不像文化較低的民族，壯丁不種田而專職打仗作戰(zhàn)，不必分心于其他方面，生活單純。 自古以來文化高的國家往往戰(zhàn)敗。如當時東方之齊國經(jīng)濟條件最高，而秦國最低，秦因而獲勝。在西方，猶如北方蠻族打倒了文化經(jīng)濟高的羅馬。 今日美國經(jīng)濟情況勝過俄羅斯，但不一定打得過俄羅斯③。又如日本占領中國，經(jīng)過八年抗日戰(zhàn)爭，中國終能不亡，中國當時經(jīng)濟較為落后亦為其中原因。秦始皇做皇帝后，并不重農而輕工商，而是農工商并重。他廢封建，興郡縣，政治上有進步，度量衡制度也很高明。他不依照商鞅之政策，所行之政策乃近乎東方諸國的經(jīng)濟思想，重視工商業(yè)投資，也不純用法家思想，而含有儒家學說在內。 我們看輔佐始皇治國的李斯經(jīng)濟思想，即可見其一斑。 瑯邪刻石言：“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 石門刻石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yè)，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上兩則說明李斯重視農業(yè)，提倡男耕女織。 李斯焚書奏說：“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贝藙t力言農工并重。 據(jù)《史記·貨殖列傳》所記載，因烏氏倮以經(jīng)營畜牧業(yè)而成巨富為秦始皇所尊重；巴蜀寡婦清因丹穴而致富，始皇尊敬之而為其筑女懷清臺。 李斯《諫逐客書》中云：“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shù)寶者，秦不生一焉?！雹俅颂幷f明了秦主張對外貿易開放，各國間物資互相交流。李斯認為應做到“地無四方，民無異國”。這樣才能互惠互利，貨暢其流。 從上述可見，秦代的經(jīng)濟思想是農、工、商業(yè)并重的。三、秦代的工業(yè)發(fā)展 秦極為重視水利事業(yè)之興建，如“決通川防”。當時齊國與趙、魏以河為境，各自筑堤者；又有壅水不下，以害鄰國者，此時一律破毀堤防，打通壅水，整飭各地陂渠，以溉田畝。據(jù)《史記·河渠書》所載：“命蜀守李冰壅江水作壩，穿二江以通船，灌三郡之田畝，使四川沃野千里，號為陸海?！庇帧对浇^書》載：“同起馬塘，湛以為陂，治陵水道到錢塘，越地，通浙江?！贝说人O施，使當時農業(yè)生產和交通運輸，獲得極大利益。 秦代工業(yè)方面，由于秦統(tǒng)一后之社會趨向安定，工業(yè)亦隨著當時農業(yè)商業(yè)的發(fā)展而有所恢復和進展。如冶鐵、冶銅、紡織、造船、建筑、制漆莫不皆然。 如冶鐵業(yè)在戰(zhàn)國時已有可觀之成績?！豆茏印さ財?shù)篇》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石者，下有鐵?！笨梢娭袊V藏之富。秦時已有管理鹽鐵市及征收鹽鐵稅之官吏。 始皇時，遷移東方豪家12萬戶于咸陽，尚有遷往巴蜀、南陽等地者。其中便有大冶鐵商人。如蜀之卓氏，其祖先原是趙人，便是冶鐵致富者，他要求遠遷，遷到臨邛，“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于人君”。 又如山東的程鄭，遷到臨邛，亦是冶鑄鐵礦致富，其富足與卓氏媲美。又如宛孔氏，本為梁人，用冶鐵為業(yè)。 又如將魏人孔氏遷到南陽，“大鼓鑄，規(guī)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 秦始皇時冶鐵業(yè)政策，由民間經(jīng)營，政府收其稅，撥歸少府，供皇帝使用。司馬遷的高祖便曾任秦時鐵官。 秦代之冶銅業(yè)，也正如冶鐵業(yè)一般，繼承自戰(zhàn)國時代。如傳世的銅鑄兵器，咸陽鑄造的相邦戈，為秦王政五年時制造；上郡制作上郡戈之一，為秦王政二十五年制作。監(jiān)造者為呂不韋及上郡守，又有“工師”、“丞”等官員負責生產管理。其他重要的銅器生產有權、量、兵符及錢幣“半兩錢”等。 又如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高三丈，鐘小者皆千石也。銷鋒鏑以為金人十二”，各重24萬斤①。此為一種弭兵理想之實施，亦可見當時冶銅技術已極高，冶銅規(guī)模亦已極大。 秦之制漆工業(yè)亦相當發(fā)達，產量亦甚豐。秦二世即位后，欲以漆油漆其整座阿房宮②，并欲“開渠而運南山之漆”③。雖受大臣勸阻未行，但亦足見此時產漆之豐富。 秦之紡織業(yè)依附于農耕之家， 男耕女織乃當時農業(yè)經(jīng)濟之特點。當時紡織主要為麻布，除自用外，亦用來出售，絲織業(yè)亦相當進步。《史記·李斯列傳》之“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及《貨殖列傳》所記之烏氏倮“求奇繪物，閑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文中提及之絲織品名已知出產之絲織物已非常精美。 秦代造船工業(yè)亦有新的發(fā)展。據(jù)《史記·秦始皇本紀》及《淮南子》所載，當時已有很多數(shù)量之內河船航行于黃河、湘江、漓江、云夢、長江、錢塘江及泯江之間。至于海上運輸，已可自長江口直達瑯邪，從瑯邪繞榮成山到之罘。且始皇曾在之罘海面“見一巨魚”，射殺之。當時已可差遣“童男童女數(shù)千人，入海求仙人”，可見造船業(yè)之發(fā)達。 秦代建筑業(yè)也極發(fā)達，始皇“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①。當時咸陽的新建筑，實匯集了戰(zhàn)國時各國的營造藝術之大成，并在關中建離宮別館300多所。至于建造帝王陵寢，亦承襲了儒家理論，造成中央政府的充實物質外貌，造成全國共仰之新首都。陸賈《新語》曾批評他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設房闥，備廄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可見當時之帝王與民間，已享受著高度之建筑技術及雕刻繪畫藝術了。
四、貨幣與度量衡制利商業(yè) 秦代商業(yè)也隨農工業(yè)的發(fā)展而勃興。民間自由營業(yè)的中小商人也日益眾多。《國語·齊語》記載：“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于此。”當時的商人，已“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②。 當春秋戰(zhàn)國時發(fā)號施政的大城市，至秦代均兼具了商業(yè)大城市的特質。如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多數(shù)在今河南、河北及山東地區(qū)，都成了“富冠海內”的“天下名都”①。此外如山東之即墨、安陽、滕縣、定陶；山西之離石；河南之大梁（開封）、南陽；山西之安邑、長子；河南之新鄭；湖北之鄢郢（宜城）；安徽之壽春（壽縣）；江蘇之蘇州；河北之濮陽；陜之雍（鳳翔）、咸陽，亦都是有名的商業(yè)城市。 為了發(fā)展商業(yè)，隨著有史以來郡縣制的創(chuàng)局，秦始皇把戰(zhàn)國時代四分五裂各自為政的舊經(jīng)濟制度一律取消，而重新建立全國統(tǒng)一貨幣制度和度量衡制度。 中國的貨幣開始甚早，起初使用的不一定是錢幣。它可用貝、龜、珠、玉作貨幣。至春秋末年戰(zhàn)國時才開始有錢幣。如齊、燕主要用刀形錢幣，趙國亦有用刀幣的，通用于齊國臨淄、河北邯鄲等地。 韓、趙、魏三國用的貨幣似布②，流行于河南開封的梁、河南安陽的魏及山西的離石。 楚國用小方塊的金餅作為主幣；輔幣則用海貝似的銅幣，俗稱蟻鼻錢，通行于湖北江陵、河南淮陽等地區(qū)。 當時各國錢幣不同，猶如今日之英鎊、美元和澳元一樣，使用時換算困難，為求商業(yè)上的交易方便，遂使全國用同一種貨幣。 《漢書·食貨志》云：“秦兼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當時幣分兩等，一為黃金，單位是一鎰（一鎰可能重24兩），為上幣；下幣為銅錢，稱半兩錢，為重半兩之環(huán)形錢。此時遂將戰(zhàn)國時之各種錢幣因輕重、大小、形式各不相同，遂一律禁用，商賈從此稱便。 始皇時亦統(tǒng)一度量衡制。其實秦孝公時，商鞅根據(jù)李悝之遺意，已“平斗斛權衡丈尺”，已初步統(tǒng)一度量衡了。不過，至始皇才確立一種定制。 據(jù)《考古圖》所載《秦權銘》云：“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 《史記·秦本紀》亦云：“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使商品的重量、容量與長度有了劃一的準則。始皇亦把當時各國不同寬度的車軌劃一化。使全國的車輛皆寬六尺。后來在瑯邪的碑石刻頌：“皇帝作始，端平法度，器械一量?！?p>五、苛捐重役致秦滅亡 始皇對農牧工商業(yè)之經(jīng)營有大成就者，常加獎勵，并懷敬意。如烏氏倮以畜牧起家，“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又巴蜀有寡婦清，以經(jīng)營丹穴累積至巨富。始皇以清能以寡婦守其業(yè)，“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筑女懷清臺?！庇秩缡蓟誓┠?，班壹避地于樓煩，畜牧馬牛羊數(shù)千群。入漢初，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年百余歲，以壽終。故北支多以壹為字者。 以上諸富豪，皆能在經(jīng)濟上有所開發(fā)，助長民族擴展，可說是秦代社會一種活力的表現(xiàn)。秦之速亡，并不在于廢封建而創(chuàng)立郡縣制，而是統(tǒng)一天下以后，役使民力過多過急。如為建造阿房宮及驪山陵寢就勞役了70多萬人；戍守五嶺役使50萬人；戍守長城役使30萬人。加上墮城郭、決川防、夷險阻及筑馳道的力役，恐經(jīng)常得征用200萬勞動人民，乃是驚人之數(shù)。民力安得不竭？ 古代封建小國，每冬農閑時節(jié)，人民得為貴族封君服役三日，行程不過三四日，連來回路程計算在內，不過十日便可完工。現(xiàn)在秦代統(tǒng)一后，版圖擴大，如寓居江南會稽地區(qū)被派到北京以北的漁陽地區(qū)，相距遙隔數(shù)千里，沿途食宿自備，其苦況可知。 由于政府動用如此龐大之勞動力，糧餉物資自亦相應增多。原來征收十分之一的田租，可能增加到十分之五，甚至更多。 《漢書·食貨志》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庇种^：“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fā)閭左之戍?！笨赡苓€要繳供軍事費用的人頭稅。人民在苛捐重役之下，且當時秦人對東方各國之人，仍以戰(zhàn)勝奴虜視之，指揮鞭撻，毫不體恤。 始皇卒后，趙高弄權，人民之怨望更深，戍卒一呼，響應者眾，秦遂滅亡。 一、西漢幣制的變遷 漢代時，當作黃金的貨幣以斤為單位。以一寸立方黃金為一斤計算。與秦代之以“鎰”為單位已有不同。大概一萬錢相當于黃金一斤。 漢代之錢幣以銖為重量計算準則，以12銖為一錢幣之單位。根據(jù)《算經(jīng)》，24銖為一兩計算。故12銖錢亦為半兩錢，一銖等于100黍，十黍等于一絫。 根據(jù)《漢書·食貨志》所記，因為秦錢太重，遂鑄造輕便之篋錢，即民間所稱之榆莢錢。此種漢初所鑄之莢錢，重一銖或三銖，亦當半兩錢用。但民間嫌其太輕少，遂又行使八銖錢。 漢文帝時曾鑄四銖錢。但莢錢與四銖錢質劣量輕，且文帝時放任民間私鑄錢，因此造成商賈官員鼓鑄謀利。由于貨幣大小輕重不一，私幣充斥市場，而將質量降低，價格提高。幣制造成混亂，使社會上金融動蕩不安，國家財政大受影響。當時賈誼曾上奏疏給文帝，列述貽害之烈。 漢武帝鑄造五銖錢①，禁止私人鑄錢。武帝元鼎四年，整頓全國幣制，將鑄幣權收歸中央，郡國亦不得鑄錢。專令水衡都尉所屬之鐘官、辨銅、均輸三官，負責鑄造新的五銖錢，通行全國，以統(tǒng)一貨幣。 統(tǒng)一幣制后，武帝以后100余年之西漢，共鑄造銅錢280億枚，使國家財政得以安定富實。 武帝時又鑄造了一些用其他金屬或物質制造之貨幣。如將鹿皮造成皮幣；又用銀錫等金屬鑄幣曰白金三等，曾經(jīng)紛擾一時。以后遂專鑄五銖錢，一直甚受后世歡迎。 漢自武帝以后，以五銖錢最為普遍流通。至王莽時才改幣制，為五物、六名，及28品。金、銀、龜、貝、錢、布為六名；錢布均用銅，故為五物，分別為28等，極為復雜，為人民所憎厭。直至后漢光武帝，仍恢復使用五銖錢。此后一直至三國、南北朝及隋朝，仍有繼續(xù)鑄用五銖錢。大概十個五銖錢共重一兩。自秦2000年來，此種傳統(tǒng)性之優(yōu)良幣制使金融穩(wěn)定，是中國一種了不起之貨幣制度。二、西漢貨幣幣值及用途 西漢時之幣值如用米價計算較易明白。但漢代之米價只記載特別高或特別低者，而無一般的普通價格，不能作準確之憑證。 漢宣帝時米價最賤，一石米只需五個錢。“石”非“量”名，為“衡”名。大約120斤為一石。當時有常平倉之制度，實為中國一偉大的制度。當時由耿昌建議，米價賤時由政府收買，使政府與民間兩受其利①。當時邊界趙充時一斛米售八個錢，可能是最廉宜的米價了。 漢代最高米價當為元帝時，石米300余錢；亦有說當時石米2000余錢的，總之是漢代最貴的米價了。 太史公《貨殖列傳》云：“糶米二十文一石則病農；九十文一石則病商。”②最標準之米價當以30至80文左右之間，即最貴不超過80文③，最便宜不低于30文。此為戰(zhàn)國初年李悝所提出之意見。 總之，漢代一文錢之用途要比后代等值貨幣之使用價值為高。如清代要用七元才能買得一擔米，可見古代之錢幣價值較大。 錢的第二種重要用途是用來代替更賦。漢代有更賦，當時的農民除了服勞役外，一般自23—50歲的男丁，尚須服兵役。其兵役包括“更卒”、“正卒”和“戍卒”三種。 …… 錢的第三種用途是有關家庭日常開支。李悝說，一農民每月收糧得錢。但是一年之中的花費，包括閭社、嘗新及春秋之祀，300錢已足夠；一人一年之衣著費用300錢亦已足夠，可見漢代錢幣之價值甚高。 漢之三公（大司馬、大將軍及丞相）每月俸祿6萬錢，御史大夫月入4萬錢，看似不多，其實照當時米價及更賦折錢繳付來計算，已是不俗。當時一家人若擁有十萬錢之財富，已可謂中等之家，即所謂“十金中人之產”是也①。可見大司馬年俸70余萬，其豐厚可知。 漢元帝時，全國只有70多億錢，當時來說是一筆巨額數(shù)字，比諸今日卻是微不足道。 當時皇帝賞賜大臣100金或200金，已是一筆巨大之數(shù)目，足成大富，因其時有十金者已成中等之家矣。三、漢代的役賦與田租 更賦，原是力役的一種，不過可以用錢代役。但西漢尚有一種徭役，不論男女，均得為國家或王室服役。如建城池、造宮殿陵墓、修馳道、治江河、水利灌溉工程、填塞黃河缺口、運送糧食物資赴邊境等。規(guī)模有大小，有多至數(shù)十萬人者，時間由數(shù)天至數(shù)年不等，十分辛苦，富豪多有逃避，遂多由平民負擔。 除了力役，重要的為田租，為國庫最主要之收入。高祖時行輕稅政策，《漢書·食貨志》云：“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①，而將相或乘牛車，上于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备咦嬉詰?zhàn)亂之后，國窮民敝，皇帝所乘馬車想找同一毛色的四匹馬都不可能。為了紓解民困，便輕稅十五分之一。稍后因軍費孔急，又略增田租。惠帝時又恢復十五稅一；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采納晁錯“重農貴粟”政策，免租一半，稅三十分之一，十三年全免田租一年；景帝二年時改十五稅一為三十稅一。直至西漢末年，田稅一直是三十稅一。 隨附田租的，還有按田畝多寡須繳納藁稅（即禾稈），以供皇帝及軍隊喂養(yǎng)牲口之用。 漢代還有按人口出錢的人頭稅，名叫算賦和口賦，乃自秦代之口賦發(fā)展而來。 算賦是無論男女，凡15至26歲者均要繳納。高祖四年開始，每人每年一算，即120錢，文帝時減為40錢。女子15至30歲不出嫁的，算賦要按等加收，分為五等，按等收至五算。此乃為了鼓勵人口增長，提倡早婚，否則加收算賦。 口賦是征收7至14歲的少年男女的人頭稅。每童每年20錢，為天子之私收入。武帝時提早至3歲開始納口賦，不少平民因為付不起口賦，將嬰兒弄死。元帝時，接納大臣禹貢建議，恢復自7歲開始才征收口賦。 西漢之田租很輕，但一家人之算賦與口賦，合算起來負擔相當重，因此造成社會上商業(yè)普遍不景氣，消費能力低，一般商品都買不起，只是上層階級的批發(fā)生意尚可，而小商店生意甚差。但人口稅（算賦與口賦）非繳不可，免繳一途唯有出賣本身，才能免算賦以減輕負擔。繳不起的則做官的奴隸，罰做苦工，或賣給有錢人，由主人代出算賦。漢代規(guī)定，奴隸每人每年由主人繳納240文。養(yǎng)奴隸者反而占了便宜，因獲得廉價之勞動力。亦由此可知漢代已有奴隸出現(xiàn)。 另外尚有一種可以販賣的奴隸，正如歐洲人去非洲買得黑人再轉手賣給美國人當奴隸。中國邊疆曾有少數(shù)民族的販賣，有所謂“僰童”者便是。 總之，漢代之所以有奴隸，乃是因繳不出算賦、更賦或戍邊費而造成。但當時亦有一種善心人愿為窮人代為繳費的。四、漢代有“素封”千戶侯 西洋人士判斷羅馬、埃及之古歷史只看一種遺物，但中國之古文物有詳確之歷史數(shù)字。故西方人對中國之鐘鼎甚為珍重，因彼等借此可獲知中國歷史具體之數(shù)字與記錄。 古代諸侯有封君，他們兼理政治。漢代亦有，但漢之封君不管政治，只理租稅，即所謂“食租稅”。如每年率戶200，封君可每戶取其200錢之租，等于其生活費之三分之二。故1000戶年獲20萬錢，是謂千戶侯。照近代計算，1000錢為一銀元，千戶侯之年收入只有20銀元，但當時之利息是二分。如100萬錢，每年利息就有20萬錢。如具有此資本，即可形同“千戶侯”。太史公稱之曰“素封”，意即無人封他，但有此利息收入，即等于封了他。 如一家豢養(yǎng)50匹馬，即等于20萬錢，亦即等于150頭牛，或250頭羊，或250頭豬，亦等于魚塘養(yǎng)1000石魚（一石為120斤），亦等于1000棵棗樹或栗樹或橘樹，亦等于1000畝田。由于上述每一種動物或植物或田地均相當于20萬錢，亦即等于一個千戶侯，即太史公所稱的“素封”了。 如以田地來衡量，有一萬戶之城，在城外不遠之帶郭處有佳田（上上田）1000畝。普通一畝地產一石米，其值為200文，則1000畝田地才合到20萬錢。比較來說，養(yǎng)50匹馬或250頭羊或種1000棵橘樹較為容易，但要1000畝城郭上田才抵得上述馬、羊之數(shù)，農民經(jīng)濟情形之困苦當可想見。尤其是錢貴而米價低的時候，農民生活便更艱苦了。 漢代之錢價高，故當時之商業(yè)是在上層而非下層。古代商人謂之賈，經(jīng)營如今日之批發(fā)生意，并無鋪面。如唐代《太平廣記》所載，大門外是小門，由窄巷進入，其內大如皇宮，貨物堆積如山。外貌看不出是店，亦無懸掛招牌，而店鋪設在大廳之內，此為當時一種經(jīng)商之方式。另有一種如天橋之市場，等于今日之擺地攤，日出開攤，日落收攤。此為古代在城圈內做小生意之一種方式。 如當時有人栽種千樹之橘，可得凈利20萬錢，即每棵橘樹可賣得200錢，如每樹結果子100個，每橘售兩文，可見值錢。不過，其銷路要視商業(yè)地理而定。 當時商品有三條經(jīng)銷線。一至長安；二至洛陽；三至廣州。如出產十萬枚橘，分別運送至商業(yè)大城市，先用大船由十二陵運送至州。到目的地后搬運上岸再用車子運送，將一切成本計算在內，即包括種植、運輸?shù)纫磺匈M用，及售出后盈利所得，1000棵橘樹當值100萬文之價值。 商人做生意時要雇用員工，讓其穿絲綢衣服，坐上好車輛，排場大，以便做成大生意。如用車馬由十二陵運三萬枚橘至長安，尚需一位能干精明之帶隊人員，此人即是被主人收買之奴隸。但當此位奴隸外出替主人辦事，如替主人押運水果赴外地售賣時，其所享受待遇極為闊綽，事情辦完尚可與主人同分黃金。 又如當時之女奴隸，其妝扮比皇宮中的宮女還要漂亮，因而當時之少女，便向往做女奴隸。 當時之“奴隸”稱為“奴客”；種田稱為“客田”；“客”為尊稱之意。真正的奴隸有正式文書，“奴客”則無賣身文書。其待遇比普通農民好得多，可乘馬車穿錦衣，應酬于王侯將相之間，昂首闊步做其生意。 所謂以100萬文之成本可賺20萬文，這一切“奴客”的開銷費用并不計算在內。五、先秦諸子對農商的評價 如謂封建井田制是一種制度，則政策亦是一種制度，該政策乃針對某一種經(jīng)濟狀態(tài)而發(fā)，此政策乃根據(jù)某一思想而決定。 戰(zhàn)國以后的經(jīng)濟時態(tài)是一種自然的演變。到了秦漢時代之經(jīng)濟狀態(tài)便較封建時期為復雜，且貧富不均之現(xiàn)象日益明顯，尤其是當時之農民與商人更甚。 在貧富不均的嚴重情況下，政治家采取兩種相應的不同態(tài)度。一種態(tài)度是自由的、放任的，繼續(xù)任由工農業(yè)自然地發(fā)展下去，并沒有加以特殊的壓迫或加以扶植。 另一種態(tài)度是對貧富不均的現(xiàn)象采取重農輕商的政策，即對商人加以遏抑。 上述兩種態(tài)度，在秦漢時亦有出現(xiàn)。儒家中的孔子，在《論語》中少有提及商賈之事。對農業(yè)之事亦不大講到。不過他的學生要學耕事及園藝，曾向孔子請教?？鬃踊卮鹫f：“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雹?p> 孔子訂禮樂，刪詩書，在《詩經(jīng)》上有很多是歌頌農村與田園生活的。 《書經(jīng)·無逸篇》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照此說則似有重農之意。《禮記·大學篇》則主張“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又如《孝經(jīng)》中提到的“因地之利，以順天下”，這是孔子弟子曾子主張發(fā)展農業(yè)使民食富足而安定。 孟子時商人興起，影響當時經(jīng)濟甚巨。但《孟子》書中似無提及商賈之事。不過孟子相當重農?！侗M心篇》云：“易其田疇，民可使富也?！?p> 又《孟子·公孫丑篇》云：“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p> 《孟子·盡心篇》特別提及要勸督農桑，教民耕織，使地無曠土，國無游民。所以文中說：“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勤耕織，多生產，則人民自然由富庶而興仁了。 法家中有兩派思想：一派以放任為主，主張扶助工商業(yè)。《管子》書中即重視工商資本，此種思想在東方各國流行，如齊、趙、魏、韓等國均是，可謂自由經(jīng)濟主義者。 法家中的另一派主張遏抑工商業(yè)。如《商君》①一書中所載，則重農而抑制工商。商君認為是農業(yè)生產戰(zhàn)斗化的社會，不應太重視工商業(yè)。 商君思想在西方的秦國實現(xiàn)，可謂重農的統(tǒng)制經(jīng)濟思想。 《管子》書中所載與商鞅所主張者，同是為了國家的富強作出發(fā)點，但實施方式有所不同。 道家的經(jīng)濟思想可謂重農輕商。 老子排斥物質文明，所以主張“見素抱樸”。 莊子輕視財貨，故曰：“擿玉毀珠，小盜不起?！?p> 莊子與老子，可說均偏重于精神生活，厭棄仕途，過其田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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