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專題:《人生迷途導航書:與自己的生命對話》
第一年結束時,平庸的成績跟強烈的悲慘境遇,讓我知道我是絕不可能在教會獲授圣職的,這件事對我打擊很大。成長于20世紀50年代的人多半服膺權威,我也不例外,于是我離開協(xié)和神學院,往西來到加州柏克萊大學。往后,在60年代大半的時間,我都為社會學博士學位奮斗不懈,學著盡量不要那么容易受權威所左右。 當然,20世紀60年代的柏克萊是個混合著陰暗與光明的驚奇之地。然而與當今的迷思相反,我們之中的許多人較少為陰暗所誘惑,而多是走向光明。當我們離開柏克萊,是帶著一顆堅定的信心,一種為大我而努力的情懷,一股對社會改革的熱情。

念研究所期間,我教了兩年書,雖然我發(fā)現自己熱愛教學而且還做得蠻好的,但我在柏克萊求學的經驗讓我相信,留在大學任教是一種逃避。取而代之的,我開始關心起“都市危機”(urban crisis)的議題。一位朋友老是問我,“為什么你要回歸美國?”所以當我在20世紀60年代末離開柏克萊時,我同時也離開了學術圈。的確,我自以為出污泥而不染(有些人可能會說我趾高氣揚)、滿腔熱血,對學術界的墮落深惡痛絕、義憤填膺,手上還高舉正義之劍,一副打算披荊斬棘的模樣。接下來我就搬到華盛頓特區(qū),不再擔任教職,轉而開始從事社區(qū)組織的工作。 我從那份工作中得到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后來成為我一本書的內容。關于志向我學到一點,那就是一個人的價值觀跟他的內心是可能產生沖突拉鋸的。道德感驅使我從事都市危機方面的工作,不過這么做又跟我心中漸生的、感覺教學才是我的志向相違背。我的心要我繼續(xù)教書,不過理性價值和本我又告訴我,我應該拯救城市。我要怎么調解兩者之間的沖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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