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系列專題：《重新定義我們的生活：低碳之路》
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新興發(fā)展中大國，則是他們最方便的兩個靶子和借口，尤其是中國，因為發(fā)展速度最快、增長勢頭最猛、排放總量最大、在經濟危機中腳跟最穩(wěn)，更成了發(fā)達國家的頭號目標。不得不承認，這種指責至少有一半是我們無法回避的。盡管中國發(fā)展水平還相當?shù)停撬裏o與倫比的規(guī)模決定性的改變了整個局面。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像今天的中國這樣被尷尬的夾在了歷史的“三明治”中間：我們本身是別人歷史上污染的受害者，今天卻同時被別人當成了新興的污染加害者；我們還在苦苦爭取今天的發(fā)展權，卻同時又要為明天人類的生存權承擔起責任，只因為我們塊頭太大。 這也許是一個和平崛起的大國必須承受的代價。在兩種壓力的夾擊之下，我們除了小心翼翼的維持一個動態(tài)平衡之外，更重要的是轉換觀念和思路，主動出擊，把困難和壓力轉化為新的發(fā)展機遇。因為發(fā)展與減排之間的動態(tài)平衡，其實是所有國家都繞不開的一個關口，如果我們能夠早日打通這個關口，也就找到了未來制勝的鑰匙，同時也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 因此，在氣候談判中，我們仍將寸土必爭，堅持要求發(fā)達國家兌現(xiàn)承諾，切實履行其量化減排義務，同時加大在資金、技術轉移和能力建設方面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支持，這不是一種單向的施舍，而是雙方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前提。這不但關乎應對氣候變化的實際成效，也關乎責任承擔的公平和公正。這也可以為我國的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爭取到更大一些回旋余地。 但對內部，我們必須強化應對氣候變化和結構調整的緊迫感，企業(yè)尤其應當?shù)歉咄h，盡快行動起來，抓住政府在國際談判中爭取到的這段難得的緩沖期，把它變成自己實現(xiàn)轉型的戰(zhàn)略機遇期。 要完成這個觀念的轉換，首先必須完成我們自身的邏輯切換。我們切不可再沉迷于弱者的邏輯，自陷于委屈和對抗的焦躁狀態(tài)而無法自拔。我們應該意識到，無論對地方還是企業(yè)而言，過去的那種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和低附加值的發(fā)展模式根本已經難以持續(xù)，最大的受害者其實正是我們自己：不但所得有限，因為污染留在當?shù)胤词芷鋫@種環(huán)境損毀往往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無法修復，由此導致的健康損害更可能會禍及幾代人；而我們寶貴的自然資源，也早已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里坐吃山空；由于沒有超額利潤形成的財富積累，我們勞碌幾十年仍然貧困，而已經因為資源消耗、環(huán)境破壞和健康受損處于弱勢的后代，將因此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節(jié)能減排應該被當成我們國家的核心國家利益之一，因為氣候變化已經對中國的糧食安全、供水安全、減貧努力和減災行動等構成了重大挑戰(zhàn)。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的研究表明，2001—2006年，中國每年因災損失的糧食從50年代的每年380萬噸猛增到3400萬噸，而損失量占總產量的比重也由50年代的2?1%上升為7?4%。如果全球氣溫升高2℃~3℃，中國2050年的糧食產量將會下降20%，北方地區(qū)和部分河流年徑流量會減少2%~10%。青藏高原凍土融化和冰川雪線上升，已經開始讓三江源這個“中華水塔”受到嚴重威脅。而全球變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將對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huán)渤海地區(qū)這中國經濟的三大精華地帶構成直接威脅，損失將很難估量。 在中國內部的不同地區(qū)，氣候變化帶來的馬太效應式損害也已經顯現(xiàn)出來。綠色和平組織與樂施會對甘肅永靖、四川馬邊和廣東陽山3個典型貧困縣的調查表明，氣候變化已成為我國貧困地區(qū)致貧甚至返貧的重要原因。95%的中國絕對貧困人口生活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極度脆弱的地區(qū)，已經成為氣候變化的最大受害者，他們無法分享到經濟發(fā)展的成果，反而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種種跡象表明，我國已經開始成為氣候變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不能再對此無動于衷。 圖3-2中國生態(tài)脆弱區(qū)與貧困縣位置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