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從1998年開始，中國的房地產行業(yè)進入一個高速發(fā)展的時期，黃怒波經常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你把用在旅游開發(fā)上的精力都用在拿地上，那該能賺多少錢？”
撰文：沈威風
2010年5月5日，到達海拔5200米的營地已經快一個月了，黃怒波還在珠峰大本營里呆著。他在等待登珠峰的時機。
幾天前，萬科董事長王石在他的博客中寫道，“今天汪建、W(指王石自己)、洪海、鐘霖和中坤怒波的登山隊員一起午餐，很有意思是這次如果隊員全部登頂成功就有三個記錄誕生，原來國內登頂珠峰最大年紀的記錄是W保持的52歲，這次成功就是怒波54歲、汪建56歲及W60歲?！?黃怒波愛上登山的時間并不太長，據說起源于2005年。當時他在國家登山隊隊長王勇峰的帶領下，與老登山愛好者—今典投資的王秋楊等一起，登上了非洲的乞力馬扎羅山。那一次登山非常順利，讓黃怒波產生了“登山不過如此”的心態(tài)，回來之后，他很快便嘗試去新疆登山—可是，這一次他沒有能夠登頂。
輕視導致了這一次失敗。從那時候開始，他一周會花三個下午在俱樂部進行強化訓練，每個周末在延慶的基地進行魔鬼式訓練，直至今天，他終于有能力去挑戰(zhàn)地球的最高峰。
黃怒波說，登山是對一個人意志、勇氣和體力的極限挑戰(zhàn)，它能夠讓人重新思考生命。
5月5日下午3點，北京經過前日的一場大雨和刮了一天的大風，整個城市洗練一新，湛藍的天上白云舒卷。中坤集團總裁焦青在進門前的一分鐘剛剛結束他和黃怒波的通話，通話的內容是關于北京門頭溝爨底下村項目的一些想法。而這是這一天他們兩人之間的第十七次通話，遠在珠峰大本營的黃怒波一有什么想法，立刻通過衛(wèi)星電話打給焦青，焦青則把每一個想法都忠實地記錄在小紙條上，擺滿了一桌子。 對于黃怒波登山這件事，焦青的理解是，“董事長去世界各地登山，一方面是在為我們的旅游地產打前站，另一方面也是在激勵我們。珠峰上多么艱難的生存條件，登頂要受多大的苦啊，他都能夠承受，我們在做企業(yè)的過程中遇到的那一點點困難，又算得了什么呢？” 2010年5月17日下午1點,黃怒波由尼泊爾境內南坡成功登頂珠穆朗瑪峰，成為由南坡登頂的首位中國企業(yè)家。
一
黃怒波是個富豪，2009年《福布斯》富豪榜統(tǒng)計其財富為67億元。他創(chuàng)建的中坤集團主營業(yè)務是地產開發(fā)，包括住宅、商業(yè)地產和旅游地產。和中國現在大部分的“富一代”一樣，黃怒波有著異常曲折的人生經歷，吃苦耐勞對于他們來說，不是人生意外的磨難，而是與生俱來的體驗。
他1956年出生在西北蘭州，1960年父親被打成反革命并于同年自殺。在那個荒唐的年代，這樣出身的孩子，勢必會經受常人所難以想象的偏見和折磨。黃怒波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伴隨著兩個詞，饑餓和憤怒。他吃不飽飯，而在社會歧視的目光中，又忍不住一次次地爆發(fā)，試圖用拳頭來尋找自己的尊嚴。
這一段的經歷，或許可以稱之為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磨礪，因為到了1977年，命運突然拐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把黃怒波的生活帶上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那一年，一個從天上掉下來的機會，把黃怒波送進了北京大學的校門，畢業(yè)之后他留在北京，在中宣部任職，29歲成了一個正處級干部，前途一片光明。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黃怒波在中國市長協會下面的城市出版社當負責人，出版社經營不太順利，建設部(中國市長協會是建設部的部管社團)允許黃怒波成立一個咨詢公司，中坤公司由此成立。本來是個清湯寡水的部門，竟被黃怒波經營得風生水起，到1997年，中坤公司的狀況已經相當不錯，開始涉足房地產業(yè)和賓館酒店業(yè)務。
1997年9月，黃怒波在北京接待了一群遠道而來的朋友—來自安徽黟縣的縣長和陪同他到北京招商引資的幾個地方官員。說是朋友，其實他們之前并沒有見過面，他們只是有一個共同的熟人。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黃怒波還在中宣部的時候，曾經作為中宣部講師團的一名成員，在安徽黃山地區(qū)當過一年的老師。當地的歙縣出產歙硯，文化人黃怒波在歙硯廠買硯臺的時候，認識了一個名叫楊震的人。正是他，在十幾年之后，介紹黟縣新上任的縣長到北京去找中坤公司的黃怒波。
縣長向黃怒波介紹了當地的旅游資源，說當地有一個叫“宏村”的村子，是保存相對完好的古村落，很多建筑學專家學者去過之后，都認為是非常好的資源?？h長還說，宏村附近有一個類似的村子叫“西遞”，村民早些年自己動腦子開發(fā)旅游，在香煙殼的背面印上字畫，當門票賣，兩毛錢一張，也能賺不少錢。宏村的村民也試著自己做，現在門票賣到了兩塊錢一張，一年光門票收入就有17萬，但還是感覺做得不好，他希望黃怒波能去宏村看看。
縣長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黃怒波能支持一下這個故地的建設。
黃怒波帶著他的團隊去了，結果他對宏村一見傾心，而他的團隊從上到下包括焦青在內，卻是看得內心一片冰涼。焦青還很清楚地記得他對宏村的第一印象，他沒有提到宏村的美，只記得那個村子很破敗，交通非常不便，“黟縣的黟字，很多人不會念，就說是黑多。可是我們去那里看的時候，真的是黑多呀，晚上七八點鐘，天黑了，公路上沒有路燈，汽車站里沒有燈光，村子里也沒幾盞燈亮著，我們就傻眼了，在這樣的地方投資幾百萬？”
縣長對黃怒波說，投資能有二百萬就足夠了。這個數字現在看起來不多，對于地產商來說更是小數目，但對于1997年的旅游公司來說，卻是個大數字，即便是離黟縣咫尺之遙的黃山旅游[20.14 -2.56%]，如今的上市公司，當時也不見得能拿出這筆錢來。當時中坤的實力也并不雄厚。1995年，中坤和北京印刷三廠合作改造了一個辦公樓，掙得第一桶金。隨后，用僅有的幾十萬元家底，在宜昌開發(fā)住宅小區(qū)。這個項目沒有賺到什么錢，卻形成穩(wěn)定的現金流，隨后中坤在山西開發(fā)了兩三家三星級賓館，并掘到第二桶金—300萬。這也就是中坤當時的家底了。
但是黃怒波想做的事情，沒有人能阻止他，甚至他不需要去說服那些反對的人們。他固執(zhí)地要投資，而焦青他們對這個項目極度不看好，于是在談判的過程中拼命壓價。最終他們與縣政府達成協議，不論經營效果如何，中坤每年都會保底付給宏村17萬元(當時宏村一年的門票收入)，另外將總收入的5%交給縣政府和村委會進行分配。
這在當時是一個雙方都還算滿意的結果，只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17萬的保底數字已經變得無足輕重，而中坤每年分給縣政府和村委會的分成比例已經逐漸提高到了33%。時至今日，當宏村的門票收入已經達到一年6千萬左右的時候，當時的老縣長終于向焦青承認，當年他壯著膽子報了一個大數，在1997年宏村的門票收入根本沒有達到17萬，滿打滿算，最多只有10萬元。
二
黟縣四面環(huán)山，從黃山市到黟縣，一路多是丘陵。穿過一個幾十米的“桃源洞”，豁然開朗，一面是裸露著黑色巖石、桃花漫山遍野的山嶺，一面是流水激湍、落英繽紛的小溪。被山嶺所環(huán)繞的，是一個平原，平原上雞鳴犬吠，炊煙四起—這情形，和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并無二致。有趣的是，黟縣真的有一個村子叫“陶村”，村里人都姓陶，拿出族譜來一看，正是陶淵明的后代。
無論真假，這里也的確稱得上是一個世外桃源。這里原屬徽州地區(qū)，在農業(yè)社會，這樣遠離戰(zhàn)亂、農田豐美的地方，最是盛產文人富戶。明清兩代，徽州地區(qū)極為富庶，這里不僅出富商、文人，還出大官。在朝為官的官員們告老還鄉(xiāng)、在外經商的徽商們衣錦還鄉(xiāng)之時，總要在家鄉(xiāng)修繕一座大屋，供養(yǎng)父母，體恤妻兒。因此這一帶，明清古建筑極其豐富。
更重要的是，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這個交通閉塞、相對保守的地區(qū)沒有趕上工業(yè)化、城市化的浪潮，因而變得落后—因為貧困，居民沒有錢建新房，明清兩代的古建筑得以保存。
宏村的建筑是典型的徽派建筑，白墻黑瓦，還有高高矗立的馬頭墻。與眾不同的是，宋紹興年間，古宏村人為防火灌田，獨運匠心開仿生學之先河，建造出堪稱“中國一絕”的牛狀人工水系：穿村而過的九曲十彎的水圳是“牛腸”，傍泉挖掘的“月沼”是“牛胃”，“南湖”是“牛肚”，“牛腸”兩旁民居為“牛身”。
全村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居一百四十余幢，每一座宅院，都還能看到精美的木雕、磚雕和石雕。村中的大宅院“承志堂”更是富麗堂皇。這一切，如今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代表和瑰寶，但在1997年黃怒波接手的時候，宏村的建筑有些已經因為年久失修而倒塌，有些在村民日復一日的生活中被豬圈給侵蝕了，還有些木雕磚雕，則被撬下來低價賣掉了。
西遞村的情況要好一些。這個村的地理位置比宏村更好，因為它離黃山比較近，只有40公里的距離，從黃山到黟縣，要先經過西遞村。西遞村的規(guī)模比較大，東西長700米，南北寬300米，居民三百余戶，人口一千多。這里保留有數百幢明清古民居，建筑和路面都用大理石鋪砌，兩條清泉穿村而過，99條高墻深巷使游客如置身迷宮。村口矗立的明萬歷年間建造的胡文光刺史牌坊更是成了安徽省的標識性建筑。
據說，當時去西遞旅游的人有13個，其中只有一個會到宏村。兩個相距并不遠的村莊，在旅游收益上相差甚遠，宏村的村民在心態(tài)上，多少有一點著急。
縣政府將宏村旅游的30年經營權轉讓給中坤公司之后，宏村村民有的不理解，有的在觀望，有的人則采取了比較激烈的抵抗態(tài)度。
黃怒波做的第一件事，花的第一筆錢，是找清華大學陳志華教授合作做出宏村古村落的保護規(guī)劃。這一步在事后證明是事關重大的，如果中坤當時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對宏村做出一個開發(fā)規(guī)劃，之后的故事大概就要變樣了。1998年，在專家建議下，縣政府決定將西遞宏村兩個村子合并申報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那一年的競爭非常激烈，其中一個競爭對手就是在當時已經聞名遐邇的周莊。
黟縣很窮，為了申請“非遺”所能投入的資金有限，當時的縣旅游局査局長還記得，寄上去的申請材料都是油墨印刷的小冊子，根本沒有任何包裝，所以在第一輪就被刷了下去。而當時的周莊認為，自己拿到這個“非遺”的牌子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然而陰差陽錯的是，因為在黃山地區(qū)開的一個會議，順便到宏村參觀的專家把本來已經被淘汰的西遞宏村又給撈回了競爭隊伍，而黃怒波在建設部工作時候積累下來的人脈，在那個時候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最后，則是老天幫忙。在南湖倒映下的宏村，最美的時間就是陰雨天。當天上飄起小雨，水面煙霧彌漫，那個時候的宏村美得就像一幅水墨畫。聯合國的專家到來的那一天，正是一個這樣煙雨蒙蒙的天氣。現在擔任中坤地產黃山京黟旅游開發(fā)有限公司總經理的姚勇還記得，日本專家走到村口，一下子站住了，然后就坐在湖邊的石階上，看著對岸發(fā)呆。所有人都不知所措的時候，日本專家的助手笑著說，“恭喜你們。我們的專家已經開始享受眼前的美景了?！?拿到這個稱號，對于當地的旅游來說，意義非凡。然而對于村民來說，世界文化遺產的效益可能沒那么容易看到，他們反而記得，中坤公司剛剛進入時候的一些承諾并沒有兌現—對于中坤而言，對古村落進行旅游開發(fā)，也是一個嶄新的項目，他們并沒有經驗，加上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成功之后，一些事先設計好的開發(fā)性設施，就不能做了。
“剛到宏村的時候，一開始不但沒賺著錢，還虧了一小筆。剛剛修好了一個停車場，因為要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停車場和售票處的建筑風格不匹配，只能立即拆掉。這也給了我們一個教訓，后來做的停車場和服務設施，我們都已經很注意，修得和舊的一模一樣了。但是的確，一開始向村民做的一些承諾，要做的一些事情，我們做不到了。村民們不理解，反對的情緒就比較激烈。有人在村里拉橫幅，要北京人滾出去，還有人潑大糞，甚至過了幾年之后，有人覺得中坤的做法他們也學會了，不如把中坤趕出去，再重新自己做。那段時間真的是很艱難。”姚勇說。
姚勇是歙縣人，曾經是歙縣旅游局副局長，在開發(fā)歙縣牌坊群旅游項目上做出過很大的貢獻，對當地的旅游資源和人文民俗有著很深的了解。黃怒波在接手宏村項目之后，第一時間將他挖到了中坤集團。
這樣的當地人，開始幾年走在宏村的村子里，心情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黃潔是中坤公司在當地招的第一批導游，她說她喜歡旅游，喜歡做導游，她的同事說她就是愛說話，喜歡跟人溝通，性格十分開朗。2001年江澤民在宏村參觀的時候，就是她做的解說。可是在開始的幾年，她也承受著村民們鄙視、敵意的眼光，“在他們的眼里，我們就像叛徒一樣。” 事情的轉機發(fā)生在2003年。“非典”肆虐的時候，旅游業(yè)一片慘淡，宏村沒有一個人來參觀?！暗俏覀冞€在四處去做推薦，去營銷。結果‘非典’一過去，宏村的旅游一下子有了爆炸式的增長。那一次，村民被我們感動了，他們終于知道，我們會做他們不敢做的事、他們不能做的事。”黃潔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