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這樣的觀點由于把東方和西方這種粗暴的身份定義當成了工具，竟然可以大行其道。不僅那些拒絕民主的國家和地區(qū)可以振振有辭地阻撓民主，就連美國人試圖向全世界傳播民主理念也被他人界定為“民主強權”，界定為西方人對東方人生活與文化的一種破壞。

　　問題在于，作為一種制度現(xiàn)象或者文化現(xiàn)象，民主真的僅僅是西方人的民主嗎？

　　博學如森這樣的大學者，當然不認同這樣的身份預定。他為我們找到了一串了不起的非西方民主史料見證。誠然，雅典是西方世界最早實行民主的古老國度，但森發(fā)現(xiàn)，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古希臘的選舉治理經(jīng)驗對現(xiàn)在的意大利、法國甚至還包括大不列顛英國產(chǎn)生過影響。相反，與雅典同時代的亞洲城邦，比如伊朗、印度，卻或多或少吸收了雅典的民主經(jīng)驗。所以，森列出了一串東方國家與民主有關的歷史掌故。

　　——與雅典差不多同時代的伊朗西南部的蘇薩，在長達12個世紀的時間內(nèi)，擁有一個選舉出來的委員會，一個人民大會以及由委員會提名、人民大會選舉產(chǎn)生的地方官；

　　—— 而在早期的印度，阿育王時代，這個有見識的國王曾經(jīng)在公元前3世紀主持了一次聲勢浩大的佛教徒會議，他試圖編纂和推行印度最早的公共討論規(guī)則，歷史學家認為，這個規(guī)則后來成為19世紀著名的“羅伯特議事規(guī)則”的早期版本；

　　—— 7世紀早期的日本曾經(jīng)頒布了《十七條憲法》，堅持“重要的決策不能單獨一個人做出，必須與眾人商議”，這比13世紀英國人簽訂的《大憲章》早了600多年，日本人當時還特別解釋了多數(shù)人討論的重要性，“當他人與我們的觀點不同的時候不要憎恨，因為人皆有心，人各有向，他是而我非，我是而他非”，后來的評論家認為，這才是日本人“逐步邁向民主的第一步”；

　　——曾經(jīng)雄霸四方的亞歷山大大帝也領教過民主批評的滋味。公元前3 2 5年，亞歷山大在印度馳騁，他問一群印度智者，為什么印度人對偉大的征服者置若罔聞，結果亞歷山大聽到了一種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批評之聲：“亞歷山大陛下，每個人都只能占有我們腳下站立的這么一塊土地，你和我們一樣都是人，只是你總是忙于無益之事，棄家遠征，累己害人，你不久就會死去，那時你擁有的不過是一堆僅夠埋你的泥土”。

　　—— 偉大的曼德拉對民主的追求，并非來自任何西方人的強加。曼德拉的民主夢想毫無疑問來自他的非洲家鄉(xiāng)，來自他作為一個非洲人對民主的渴求，因為在南非的西方人多年以來一直拒絕民主，而黑皮膚的曼德拉卻是南非民主的夢想家，所以曼德拉在他的自傳中這樣寫道：“每個想要發(fā)言的人都發(fā)了言，這是最純正的民主形式，發(fā)言者的身份也許存在某種等級，但是無論是酋長還是平民，武士還是醫(yī)生，店主還是農(nóng)夫，地主還是勞工，每個人的話都被認真的聆聽”；

　　所以森推崇托克維爾的結論：盡管美國的民主看上去是一種新鮮事物，但卻是歷史中最為連續(xù)的、古老的和永恒的趨向。也就是說，在托克維爾的世界里，民主是所有人的夢想，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它將存留在每個人的生命之中，不會有任何人因為身份的不同，而與民主素不相識。

　　亞洲人真的不重視人權嗎？

　　森注意到，在當代世界各種身份陷阱中，有一種醒目的觀點需要辨析，這就是被諸多東方人尤其是亞洲人稱道的“亞洲價值觀”。這種觀點是典型的依據(jù)人的身份屬性來界定價值觀的代表。他們認為，歐洲是自由和個人權利的故土，而亞洲則是紀律和秩序的集大成者。由此他們向西方人宣稱，西方人可以繼續(xù)保持個人自由和權利，但是亞洲人則更適合堅持秩序化的行動和紀律化的行為。

　　作為一個亞洲人，我當然對這樣的宣言爛熟于心。李光耀是這么說的，“當我說東亞，意思是指韓國、日本、中國、越南，他們與東南亞明顯不同，東南亞是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的混合體，雖然印度文化也強調(diào)自身的價值觀”，這樣的表述具有典型的身份歸屬，所以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家身份，強調(diào)要將亞洲價值觀同抵抗西方霸權的要求聯(lián)系起來，要全力抵制美國人的控制，強調(diào)新加坡“并不是美國人的一個附屬國”。

　　應該說，正是這種基于亞洲人身份的言辭，最終形成了一部分東方國家的外交政策傾向。1993年，在維也納人權會議上，相當一部分亞洲國家的代表強調(diào)亞洲和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與價值觀差異，新加坡的外交部長甚至警告說，如果用普遍性來掩飾或者否認多樣性的事實，那么，對人權理想的普遍共識將會帶來有害的結果。而中國外交部長干脆直接指出，“在亞洲人所做的優(yōu)先選擇中，個人必須將國家權力置于個人權利之上”。

　　森顯然認為這些基于身份歸屬的文化診斷站不住腳?，F(xiàn)實情況是，對自由、公共討論以及所謂人權的支持，這些年來亞洲人一點不比西方人少。我們應該認識到，不僅對“亞洲價值觀”的判斷本身具有爭議，也不僅僅是這種觀點嚴重低估了亞洲知識遺產(chǎn)的范圍和領域，更為重要的是，人們發(fā)現(xiàn)，亞洲價值觀的興起，事實上是一批迷戀專制的官員對西方人價值觀的一種人為的抵制性反應。森認為，這是一種后殖民時代亞洲人的思想延續(xù)，當諸多亞洲人熱衷于談論西方價值觀的時候，亞洲的政治家需要站出來說明，我們亞洲人自有亞洲人的優(yōu)點。

　　毫無疑問，無論是新加坡人的陳述，還是中國人多年以來反復強調(diào)的中國特色，事實上都是基于一種單一的身份認同，他們需要把豐富的亞洲人、新加坡人、中國人鎖定在簡單的地理場域、國別場域，同時有意識屏蔽掉人們其他的身份認知。但事實是，無論是新加坡人，還是中國人，無論是歐美人，還是亞洲人，沒有一個人愿意指著自己的鼻子說，我不要權利，我不要自由。但事實是，當站在高處的政治家們呼喚人民將自己的權利讓位于國家和民族，一方面這些權利很有可能已經(jīng)被少數(shù)特權階層俘獲，人民成了一連串口號后面的道具，政府以國家和正義的名義，大肆行傷害民眾權利之事。

　　我們的身份真的具有多樣性嗎？

　　作為一名印度學者，森經(jīng)常用自己的身份來解說學術問題。他說有一次在倫敦機場，當他出示印度護照，他遇到了檢察官的懷疑，盡管他的入境單上的家庭地址是劍橋三一學院院長公寓。在口岸檢察官看來，這名皮膚顏色很深的印度人，不應該與文件上的三一學院院長有關系，他認為三一學院的院長僅僅是森的朋友。事實上森正是院長本身，但這樣的身份疑問讓森很傷腦筋，他猶豫了片刻，不知道怎樣向檢察官解釋，而這個猶豫的過程又被檢察官發(fā)現(xiàn)，他開始懷疑森的身份，而當森最后確認了自己的三一學院院長身份之后，這名認真的檢察官甚至再次提問，為什么要猶豫，為什么不直接告訴他，本人就是院長？

　　我當然知道森的猶豫，他應該是陷入了一種對身份的思索之中。我們的身份真的具有多樣性嗎？當人們把他人的身份單一化之后，將會帶來什么后果？這個時候，森將身份與暴力聯(lián)系起來思考。是的，當森看到那么多種族沖突，那么多宗教之間的仇殺，當森看到塔利班憤怒的撞垮了雙子大廈，當他看到在中國，一張簡單的戶口薄把農(nóng)民和城市人口劃分成兩個等級，他知道，這種單一的身份幻想事實上隱含著極為深厚的仇恨，這正是這個世界越來越糟糕的源頭。到處都是阻撓，到處都是隔離，人和人之間越來越陌生，笑容正從人們的臉上死去，而這一切的理由，竟然就是因為人和人之間的身份不同。我們的身份真的那么單一嗎？我們的身份真的具有多樣性嗎？一個農(nóng)民在某些人眼里，難道就只是一個農(nóng)民嗎？難道他就不會是一名父親嗎？難道他就不會是一名流行歌曲的熱愛者嗎？一名日本人難道他永遠只是一名侵略者嗎？難道他就不能是一名古典音樂的愛好者嗎？難道他就不能是一名音樂家嗎？一名殺人犯難道僅僅是一名殺人犯，難道他就不會是一名母親的孝子么？一名用汽油將自己點燃的釘子戶，難道她僅僅是一名暴力抗法的釘子戶，難道她就不能是一名孩子的母親么，難道她就不能是勤勞的企業(yè)家么？一名穿著迷彩服、開著推土機的城管隊員，難道他僅僅是一件拆遷的機器，難道他就不能是一名孩子的父親么，難道他就不能是一名女人的兒子么？

　　一個人的身份本來如此豐富！當你看到孩子們溺水，你本應該想起你的孩子，這個時候你就不僅僅是一名理性的經(jīng)濟人；當你貪污受賄，將公共財產(chǎn)據(jù)為己有，你本應該想起你是個公民，你需要廉潔，你不能只想到你是一名大權在握無人監(jiān)督的官僚?？墒呛芷婀郑嗟臅r候，人們似乎更愿意將自己的身份單一化。這是為什么呢？為什么在一個存在多重身份的世界里，在單一性身份顯得極為幼稚的情況下，這種對單一性身份的強調(diào)仍然大行其道。森認為，這其中一直隱含著某些權力擁有者的精心指揮。比如，一群城管隊員被他們的領導們不斷強化成單一的打手，以至于他們只要一上街就可以對任何在他們看來不符合規(guī)范的人大打出手；比如一群青年人被他們的管理者不斷強化成單一的愛國青年，以至于他們在街頭可以向美國大使館扔石頭，或者砸壞正在行使的日本車玻璃門，愛國終于成了一群流氓和無賴的遮羞布。

　　這正是單一身份與野蠻暴力的陷阱。多年以來，總是有人在這個領域大興土木，他們遮蔽掉每個人身份的多樣性，以一種咄咄逼人的方式重新界定每個人的單一身份，并且命名為我們惟一的身份。正是在這里，卑鄙、暴力以一種看上去正確的力量趁虛而入，這個本來美麗的世界，本來寬容、豐富的生活，終于被他們弄得慘不忍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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