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國集團(G20)多倫多峰會已經(jīng)結束,美國也通過了金融改革法案,按理說,全球經(jīng)濟復蘇應該是十拿九穩(wěn)了。但現(xiàn)實卻恰好相反。就像二戰(zhàn)中那架虛構的飛機一樣,全球經(jīng)濟正掙扎著前行,只有靠祈禱來渡過難關,尤其是由于全球各債務國和債權國無法就擺脫當前困境的辦法達成共識。與此同時,金融體系仍脆弱得不堪一擊。 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fā),加之歐洲銀行再次出現(xiàn)融資困難,讓危機進入了一個富有挑戰(zhàn)性的新階段。換個比方說,目前政策制定者的彈藥庫里已經(jīng)沒有多少武器了。正如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發(fā)布的年度報告所指出的,希臘突顯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在未來的新危機中,那些債臺高筑的政府可能沒辦法扮演救助銀行的最后買家。BIS補充道,如果政府債務本身都賣不出去,未來對銀行業(yè)體系的一切紓困就都只能依賴外部援助。但從哪里獲得援助呢? 當然不會是德國。在批準了對南歐7500億歐元(合9140億美元)的“震懾與威嚇”救助方案之后,德國納稅人已耐心全無。無論安格拉8226;默克爾(Angela Merkel)麻煩纏身的聯(lián)合政府變成什么樣,可以肯定的是,德國的政策制定者都不會有什么出臺進一步財政刺激措施的愿望。由于這些決策者似乎認為德國能通過出口來擺脫困境,同時還要求其貿(mào)易伙伴實行財政緊縮,歐元區(qū)的預后似乎不容樂觀。上世紀30年代的正統(tǒng)金融理論帶著洶洶氣勢卷土重來。 BIS描繪的銀行體系前景同樣令人不安。盡管銀行已恢復盈利,資本充足率也有所提高,但注入銀行的新資本并沒有完全彌補危機期間披露的損失。銀行利潤過度依賴來自固定收益和外匯交易的低質收入,而在歐洲,人們?nèi)圆荒芸隙ǎc危機相關的損失是否全部清點完畢。此外,主權債務的違約風險也并非希臘獨有。 即使沒有日漸迫近的巴塞爾協(xié)議III (Basel III)體系提高資本監(jiān)管要求的前景,歐洲銀行體系也需要更多資本。然而,從主權財富基金到傳統(tǒng)機構,有太多投資者將新資本預支給會甘愿為這些不可靠前景籌措更多資金的銀行而吃到了苦頭。財政吃緊的政府也不愿將更多的錢投入這個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瘟疫區(qū)。 不幸的事實是,全球經(jīng)濟仍任由銀行家擺布。目前,美國和歐洲正在推行種種有價值的改革,并非所有的改革都與危機的起因有關,也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進行過嘗試和檢驗。此外,決策者顯然未能估量真正重要的問題:在一個因強制聯(lián)姻和紓困而變得更加集中的市場中過于重要而不能倒的銀行。新的監(jiān)管框架很可能會過分依賴更嚴格的資本充足率來解決這一問題,但對于比率的嚴格程度以及實行更嚴格比率的期限,仍要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銀行將繼續(xù)展開游說,以弱化加強監(jiān)管的整個議程。 那么我們現(xiàn)況如何?簡言之,我們正處于一個前所未有且令人不安的全球試驗之中。那些世界上最大的經(jīng)常賬戶盈余國不愿轉向消費型經(jīng)濟,意味著赤字國無法在不影響全球需求的情況下,讓自己的資產(chǎn)負債表恢復健康。在20國集團內(nèi)部,美國與其它國家在財政管理方面的分歧,意味著美國可能會繼續(xù)為全球經(jīng)濟帶來一定的刺激,但代價是持續(xù)的全球失衡和潛在的匯率動蕩。

美元作為全球首要儲備貨幣的角色無可爭議。但弗朗西斯8226;沃諾克(Francis Warnock)在為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準備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美國目前面臨著比利時經(jīng)濟學家羅伯特8226;特里芬(Robert Triffin) 1961年首次提出的“特里芬難題”。*要為全球提供無風險資產(chǎn),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國家就不得不出現(xiàn)經(jīng)常賬戶赤字。在此過程中,這個國家對他國的負債會越來越重,直到無風險資產(chǎn)不再沒有風險。 特里芬悖論的最終結果是全球范圍內(nèi)大規(guī)模拋售美國國債。臨界時刻何時到來根本無法預測。正如我兩周前在本專欄中所言,鑒于目前沒有其它貨幣可以替代美元,這一刻的到來可能還有一段時間。盡管如此,考慮到這一全球性試驗高風險的本質,投資者總體風險偏好仍相當堅挺的事實令人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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