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國勢與權(quán)謀：重評1592—1598年三國戰(zhàn)爭史中的沈惟敬
靳 大成（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提要：
四百二十年前，日本豐臣秀吉政權(quán)發(fā)動了侵略朝鮮的戰(zhàn)爭，史稱壬辰倭亂，致使明王朝也被迫卷入，三國兩方，歷時八年，上演了一場國際舞臺上的“三國演義”。是封、貢，議和，還是以武力驅(qū)逐倭寇、還復河山？八年中三國兩方的交涉關(guān)系非常復雜。戰(zhàn)場之外，談判桌上與敵方的攻防交涉，不僅是軍事力量的對比，還涉及各方不同的利益關(guān)系與歷史認知。在近代以前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之內(nèi)，國際政治、軍事斗爭是否還存在著個人權(quán)謀與政治交往的空間與不同的歷史可能性？在政治斗爭中不同勢力集團的利益差異在起什么作用？歷史的合力最終如何制約了復雜歷史過程中個人的作用？道義（國勢）與權(quán)謀是否處于同一歷史的天平？這一系列的問題，直接關(guān)系到對沈惟敬這個非常奇特的人物的認識與評價。本文試圖通過分析歷史文書中的不同人物、立場、利益需求和政治意愿，來重新分析他們對沈惟敬的不同評價，盡可能客觀地解釋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中出現(xiàn)沈惟敬現(xiàn)象的歷史根由。
忠州是古代朝鮮王國的中原地區(qū)，屏衛(wèi)京師漢城，有鳥嶺天險，是朝鮮王京南方的戰(zhàn)略要地。在“壬辰倭亂”發(fā)生四百二十年之際，來到這里和朋友們相會，紀念這個四百二十年前影響中、韓、日三國歷史關(guān)系的重大的歷史事件，心中充滿感慨。在這個具有歷史紀念意義的時候，我想從一個特殊的人物談起，重溫那段驚濤駭浪般的歷史。深入?yún)⑴c了這個歷史事件的幾個明朝重要人物，事后都沒有得到客觀地記述和真正的理解。象宋應昌，這位當時最為重要的政略家，戰(zhàn)爭第二年遭到批評而回國，以后退出官場，默默耕讀于鄉(xiāng)，死后甚至沒有進入明史列傳。而沈惟敬，這個重現(xiàn)了兩千年前戰(zhàn)國時期處士橫議風氣的平民外交家，為恢復朝鮮失地做出了重要貢獻，卻生前不得各方認可，落了個被污告而入罪的結(jié)局，死后也沒有人再說他一句好話。這種情況，何以出現(xiàn)？
一
根據(jù)明史，明實錄“萬歷實錄”，李朝實錄“宣祖實錄”以及相關(guān)的文集，包括后來晚出的清史稿，清人文集，沈惟敬，這個人物，幾乎是一個歷史反面人物，奸詐小人，史上直接用所謂“江淅無賴”稱之。不僅朝鮮李氏王朝的重臣們視之為惡人，將國家覆亡割讓土地的罪責推諉給他，指他通敵，而且日軍加藤清正集團也對他極不信任，進行了離間、挑撥的陰謀，明朝的武將和文臣，從經(jīng)略宋應昌到總兵李如松，對之都取一個貶低、損挹、懷疑、利用的態(tài)度。明朝兵部尚書石星雖然假之以所謂“游擊將軍”的名號，但在明軍中從上到下沒有人真正看得起他，只是非常實用主義地利用他，最后，他的結(jié)局非常悲慘，死于明王朝的罪罰中。不僅如此，就連當代的文史學者，也往往非批判地沿續(xù)著這種看法，比如，2012年1月中國大陸最新出版的歷史演義小說《帝國最后的榮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一書，仍然沿用這些流行的評價，把沈惟敬說成一個闖江湖賣假藥的騙子，一個大言炎炎的無賴之人。
對于這個頗具爭議的人物，雖然見仁見智，評價各有不同，但如果我們仔細翻檢當時的史料，重新回顧當時的戰(zhàn)爭形勢與歷史條件，會發(fā)現(xiàn)沈惟敬的出場，不但發(fā)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而且歷史上有關(guān)他的記述，留下了諸多疑點和誤解。重新分析有關(guān)沈惟敬這個人物的史料，歷史會給我們呈現(xiàn)出另外一道風景。
沈惟敬的出場，是在朝鮮三都盡失，二王子被執(zhí)，王室已退居義州，而明朝援軍先鋒祖承訓部失利的非常嚴重的時刻。事實上，在日軍先鋒小西行長接近并最后占領(lǐng)平壤城以后，曾先后三次與朝鮮國王通信要求談判，并在大同江上與朝鮮重臣李德馨有過不止一次正式的接觸。而此時明朝兵部雖然已經(jīng)開始在全國范圍內(nèi)調(diào)撥、集結(jié)軍隊，準備出援朝鮮，但各部路途遙遠，連主帥李如松還遠在寧廈作戰(zhàn)，根本不可能馬上大規(guī)模地成軍。因此，從兵部的戰(zhàn)略安排來看，非常需要一個戰(zhàn)略緩沖的階段，以阻止日軍前進的勢頭；同時最好能穩(wěn)定住朝鮮國王李昖，打消他企圖內(nèi)附的意圖。因為任何稍有政治、軍事判斷力的人都明白，此時此刻，如果朝鮮國王李昖真的內(nèi)附，大明王朝如果真的接納了他，哪怕他不住在北京，只是在鳳凰城安居，這個決定對仍在朝鮮各地自發(fā)抵抗的義軍、僧兵，甚至包括李舜臣所部的水軍，對朝鮮人民，在政治上的打擊實在太大了，會非常嚴重地影響朝鮮國內(nèi)軍民反抗的士氣和決心。那將是災難性的歷史結(jié)果。從客觀情勢和政略安排各方面的需要來看，如果能有一個戰(zhàn)略緩沖時間，對于明朝出兵援朝，朝鮮恢復元氣、組織抵抗，緩解三京俱墮、八道瓦解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精神沖擊，會有實際的助益。
這就是兵部尚書石星之所以臨時授予這個起身于民間的布衣老翁（沈惟敬此時已六十歲了）以所謂神機營游擊將軍的虛銜命其入朝的真正原因。不論沈惟敬以什么渠道爭得了石星的信任，在面對這樣一個突發(fā)事件而毫無準備之時，遍觀國內(nèi)，無人真正了解日本這個敵國，廷議紛紛，徒逞口舌，滿朝文武舉棋不定之時，有人以一介平民的身份自告奮勇，主動出來承擔與敵方溝通、偵訊、折沖的重任，甘愿冒此風險，以性命相托來完成使臣之命，石星沒有理由拒絕，更沒有理由不允許其一試。
有關(guān)沈氏的出身和早年經(jīng)歷，史上留下的材料并不多。我們且不論他在進入朝鮮之前的經(jīng)歷如何，僅從他進入朝鮮開始與朝鮮王室接觸，與日軍小西行長接觸，最后以副使身份前往日本與豐臣秀吉會面談判的的歷史后果來做分析和判斷，才是客觀的，合情理的。這方面，明實錄，李朝實錄，柳成龍的《懲毖錄》中的記載是最基本的史料。對這些基本的史料，我們應該采取批判的態(tài)度給予歷史主義的客觀分析。
李朝實錄中記錄的有關(guān)李朝君臣的對話，充分展示了對沈惟敬的不信任。勿庸諱言，就李氏王朝的利益出發(fā)，最好是希望“天朝”即大明王朝出兵，以武力盡快把倭寇趕出朝鮮半島，恢復原來完整的疆域，為最大利益。李氏王朝統(tǒng)治階層的腐敗無能，不到兩月喪失大半國土，僅組織了幾次無效抵抗就土崩瓦解，內(nèi)不能動員人民組織有效反抗，外不能對日本侵略軍給予頑強的反擊，一心只顧自己身家性命，急于“內(nèi)附”，同時在對明的外交申援活動中，也不能有效說明敵情，解釋事件來由，說明真實情況，提出具體建議。除了效楚囚哭秦庭的辦法之外，再無別的作為。
李朝王室與重臣對沈惟敬的懷疑，不滿，憎恨，均來源于與敵和談這一行動。他們不懂得軍事與政治斗爭中，“和談”與軍事打擊一樣，也是與敵作戰(zhàn)的一個重要方式。
“和談”與“打仗”，是斗爭的兩個方式。遍觀世界軍事史，談和打，相互交替，都是為了完成總的戰(zhàn)略目的。打了談，談了打，甚至邊談邊打，都是根據(jù)實際斗爭的需要而展開的，并沒有哪一種形式高下之分。首先，由于沈惟敬的出場，戰(zhàn)線穩(wěn)定在平壤一線，雙方約定五十天內(nèi)，日軍不得越城西十里一步，朝鮮軍也不靠近平壤城襲擾，雙方保持一個暫時的停戰(zhàn)狀態(tài)，等待進一步的政治、外交斡旋。從歷史后果來看，這有利于明朝與李朝下一步的軍事行動計劃，贏得了將近兩個月的戰(zhàn)略緩沖期。不僅明朝的軍事動員得以完成，而且為李朝站穩(wěn)腳跟，恢復和組織有效的對峙與反擊，爭取了時間。沈惟敬與小西行長的談判與個人交往，構(gòu)成了某種“信任”關(guān)系。這在李氏王朝來看，感覺是不愉快的，不可信的，厭惡的，有通敵之嫌；這是因為他們的政治與戰(zhàn)略短視，狹隘的自身利益，使他們既不能從戰(zhàn)爭的慘痛中總結(jié)教訓，改進社會組織與軍事準備，動員民眾，更不能稍微超脫歷史當事者慘痛的經(jīng)驗和意識形態(tài)，只從空洞的“道義”而不能從實際情況來冷靜、客觀地分析看待沈惟敬的和談活動的實際效果。
對于明王朝來說，這場突然爆發(fā)的遠在國外的戰(zhàn)爭，威脅到了自身的戰(zhàn)略安全，破壞了幾百年的東部的戰(zhàn)略秩序。朝鮮王朝在明王朝的外交體系中，居各國之首。相互往來最密切，外交禮遇也最高。濱下武志所分析的這個朝貢冊封體系，維系了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進而東邊的日本、琉球等國，相互之間的安全與貿(mào)易、交通的完整體系?，F(xiàn)在，由于日本豐臣秀吉政權(quán)的侵略野心，這一秩序被打破，進而威脅到京師和東部沿海的安全形勢。幾十年前東南沿海一帶遭受倭寇的侵擾，烽火硝煙數(shù)十年，言猶在耳。由于那時的倭寇是地方性的，具有海盜性的集團，尚且給中國大陸東南沿海一帶造成了很長時期的困擾，現(xiàn)在，面對著日本有組織的國家軍事行為，屬國慘遭厄運的危機面前，明朝中央政府在經(jīng)過了反復爭論之后，終于意識到必須出兵援朝，幫助朝鮮王國恢復原來的版圖，這將是雙方共同的戰(zhàn)備利益所在。
明朝的戰(zhàn)略目的在于，恢復朝鮮王國原有的地位，保持原有的朝貢體系不變。而由于幾十年前倭寇侵擾東南沿海的經(jīng)歷，如果能夠通過外交談判達到退敵的目的，避免在軍事行動中蒙受國力的損失，是最理想的。所謂的“許封不許貢”，其真正的戰(zhàn)略意圖即在于此，也就是說，恢復原來的朝鮮半島的形勢，日本勢力從半島退出，許“封”意謂著還原舊有的和平的國際秩序；“不許貢”，意味著日本國所處的地位，仍先原先一樣，低于朝鮮王國，并且并不和中國發(fā)生實際貿(mào)易往來。因為，幾十年前倭寇擾亂東南沿海的經(jīng)驗證明，這不是一個可以和朝鮮同樣對待的“貿(mào)易伙伴”。
日本戰(zhàn)前的有組織動員，針國朝鮮王國的八道分別經(jīng)營，事先的使節(jié)往還，一路所向披靡。但日軍內(nèi)部，小西行長一派，與加藤清正一派，雙方之間存在相當嚴重的矛盾。這是日本地方大名之間的權(quán)力斗爭，也是豐臣集團內(nèi)部斗爭的表現(xiàn)。事實上，豐臣秀吉戰(zhàn)前在給朝鮮國王的信中所謂“一超直入大明”，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戰(zhàn)略訛詐，希望給對方施加壓力，達到雙方結(jié)合為戰(zhàn)略同盟的目的。為解決日本內(nèi)部的社會矛盾，為轉(zhuǎn)移各地大名之間的利益沖突，把戰(zhàn)爭引向朝鮮，包括朝鮮背后的大明，這只是一個相當虛幻的，模糊不清的臆想。為了解決眼下的具體矛盾和沖突，不得不把各地大名的實力引向海外，用未來虛幻的美景，轉(zhuǎn)移人們對當下的實際困難的注意力。小西行長顯然與豐臣秀吉不同，他比較了解朝鮮的實際情況，由于和明朝貿(mào)易的前景誘人，加上與他關(guān)系密切的對馬島主宗義智部長期與朝鮮的交往，事實上他更希望和朝鮮王國與大明國建立一種新的貿(mào)易關(guān)系，從中獲取利益。戰(zhàn)爭總是有風險有代價的，如果能夠通過和談來達成這個戰(zhàn)略意圖，日本西部與朝鮮和明王朝的貿(mào)易關(guān)系一旦建立，這里邊會有巨大的實惠。這也就是為什么小西行長部一到漢江、大同江即開始尋求和朝鮮王朝對話談判的原因。與豐臣秀吉面對復雜的國內(nèi)矛盾，聲言占領(lǐng)朝鮮，進而統(tǒng)治中國的夸大其辭相比，軍事上的一時順利得手，并沒有讓他這個比較了解朝鮮情況的人頭腦發(fā)熱，他的目的要具體和實際得多。因此，最先發(fā)出和談要求的，不是李朝，不是明朝，而是小西行長。因為這更加符合他的利益，他在同明、朝鮮的貿(mào)易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機和實惠。
李朝統(tǒng)治階層的偏狹在于，他們不但承平日久，民不習兵，自身的腐敗無能，造成了軍事上的完敗。日本在安土、桃山時代，百年戰(zhàn)國時期，軍事斗爭頻仍，到豐臣秀吉統(tǒng)一日本時，他的軍事斗爭實力遠超朝鮮。朝鮮王室并不關(guān)心身邊鄰國發(fā)生的情況，也不了解豐臣統(tǒng)治集團的軍事實力。在明朝與日本之間，采取的政策并不明確、果決，為了自己的利益，左右搖擺，不斷變化。就連是否向明朝通報日本有通信使來，將要入侵明朝，這么重大的事件，也缺乏政治敏感，未能及時通報。這已在當時與明朝的微妙、緊張的關(guān)系中，棋緩一招，在政治互信上先輸一局。到了申砬兵敗彈琴臺，失去了鳥嶺這個最重要的戰(zhàn)略要地后，王京的破城，平壤的失守，使李朝統(tǒng)治集團失去了信心。他們沒有能力及時組織民眾發(fā)動游擊戰(zhàn)爭作有效抵抗，一心為了自身安全和私利而考慮放棄，內(nèi)附明朝。應該說，在嚴重的危機面前，這是他們所能做出的最壞的政治選擇。如果不是明朝的不同態(tài)度，柳成龍等一批重臣的反對，加上小西行長在平壤準備接觸和談，全國義軍的蜂起，南方李舜臣水軍的勝利，李氏王朝的覆滅幾乎要成為事實。
沈惟敬與小西行長的會談，在第一階段為明軍主力進入朝鮮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同時，也麻痹了日軍的警惕意識。在這個意義上，必須承認，平壤大捷，不僅在于明軍的實力，而且與明軍在軍事動作上的突然性和日軍的疏于防備有關(guān)。任何冷靜的觀察都會承認，這與沈惟敬的活動有直接的關(guān)系。在日軍從王京退出后，第二階段的談判開始，雙方開出的條件與價碼，經(jīng)過反復折沖，日本方面放棄了所謂劃漢江為治，平分朝鮮，以王子為質(zhì)，大明公主下嫁的無理主張，最終回到了歷史的起點：即日本如何進入以明王朝為中心的這個朝貢冊封體系之內(nèi)？不論其討論的具體儀式化過程，禮儀，名目，那些符號化的具體內(nèi)容我們可以暫且略去不提。事實上，關(guān)鍵在于，日本豐臣集團的最高統(tǒng)治者的虛妄野心，和大明王朝依照歷史慣例維護原有國際關(guān)系體系的決心，是相互沖突的。當軍事上的戰(zhàn)斗無法推進時，外交和談，即談判桌上的戰(zhàn)爭必然要開始。我們知道，在那個時代，與今天的國際條約體系不同，雙方在談判桌上所能動用的資源，除了國家實力外，主要還有繼承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天下觀，朝貢冊封體系等等。在這個沒有戰(zhàn)火硝煙的戰(zhàn)場上，雙方使用何種手段來達到目的，都是合理的。天道，道義，是說給對方的。如何讓對方接受自己的條件，施展何種手段來達到目的，屬于權(quán)謀。權(quán)謀中無真正道義可言，雖然它也必須打著道義的旗號。
二
由于歷史事件中行動的人，歷史事件的當事者，具有的不同歷史認識，造成了在不同利益沖突中，不能真正全面客觀地理解對方立場和意圖的障礙。
讓人感覺到疑惑的是，李氏王朝的統(tǒng)治者之昏庸無能，喪權(quán)辱國而不知自察，卻一味只知依靠他人之力代為解困，同時對沈惟敬的出場和活動、努力所取得的果實，概然不見。統(tǒng)治階層的短視與偏狹自不待言，明朝的歷史當事人，包括事后的記錄者，似乎也對沈惟敬絕無一句好話，完全不能客觀地分析與評價。這里面存在什么原因？
在攻克平壤之前，對于明軍來說，只有祖承訓三千人脆敗于平壤城的經(jīng)歷，再無別的經(jīng)驗可循。他們需要重新集結(jié)部隊，等待主力大軍的到來。李氏王室則躲在義州，并無力于中原和全羅左道水軍的戰(zhàn)事。而日軍則分駐漢城，開城，平壤，加藤清正還遠在咸鏡北道，與女真“蠻族”相望。此時，保持戰(zhàn)線穩(wěn)定，爭取新的軍事機遇，這個重要的歷史關(guān)節(jié)點，恰恰由于沈惟敬的出現(xiàn)而得以完成。在歷史上，也存在著能使歷史發(fā)生變化的政治杠桿原理，由于歷史力量的巨臂恰巧支在了一個合適的支點上，就會以非常小的力量來撬動巨大的重量，改變歷史活動的方向。
在一五九二年末的平壤，沈惟敬與小西行長，宗義智，宗義調(diào)，和尚玄蘇，宗逸等人的外交會談，時逢其會，恰恰是各種歷史合力的一個支點，改變了整個朝鮮戰(zhàn)爭的形勢走向，為后來明軍的南下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我們從各方史料的記載來看，有些人認為沈氏是一個只會說大話嚇唬人的人，對日本，李朝，明朝各方，都說了許多的大話，特別是夸張明軍實力和戰(zhàn)略意圖的大話。但這些負面的評論，看似客觀，其實是完全不懂外交權(quán)謀機變的膚淺之論。自孫子以來，所謂兵不厭詐就成為流傳千古的兵學基本原理，會用兵，知兵，就必須得會用詐。沈氏的大話首先威壓住了當時軍事上順風順水的日軍前鋒，為其后的外交談判討價還價，確立了實力的和歷史道義的后盾。軍事上起到了先聲奪人的效果，也給了朝鮮官員和軍民以心理安慰的效果，增加了他們戰(zhàn)斗的信心。宣祖實錄中李朝王室諸臣對沈惟敬一片猜疑不信之辭，然而，仔細分析他對李朝重臣和國王說過的話，并無欺瞞之意。反倒起到了安撫人心，舒緩緊張情緒的作用。我以為，柳成龍《懲毖錄》中對他的描述，特別是最后專門對其所的評論，并附錄有沈惟敬致金命元的書信，可以說是在當時，特別是當時李朝諸臣中，最為客觀，最符合實際情況的一個評論，這里有必要稍加分析。
柳成龍與其他王室成員和重臣的看法不同，他能夠比較客觀地看待沈惟敬發(fā)揮的重要作用。用他的話講，“沈惟敬自平壤出入賊中，不無勞苦。然以講和為名，故不為我國所喜”（《懲毖錄–錄后難記》）。這個話真正點到了問題的要害處，他既客觀評價了沈氏的“勞苦”，又指出李氏王朝諸人不喜歡他的原因。這就是議和為名。李朝君臣無一日不指望依靠明軍盡早驅(qū)趕日軍下海，全不明了戰(zhàn)爭的具體形勢，實力變化，雙方力量對比。明軍因種種困難進軍速度稍有遲緩，就不滿意，背后一片責備。其實，政治家，軍事家，全局在胸，進與退，攻與守，談與打，無不是手段，是策略，是服務于總體戰(zhàn)略目標的戰(zhàn)術(shù)。那些目光短淺的人，根本理解不了和談也是必要的手段和工具，而且在某一階段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沈惟敬在平壤階段和后來的漢城階段、釜山階段，與日方的談判，依靠明軍主力的聲威，在相當程度上對日軍主將起到了震懾和威壓的作用，促成了日方從漢城撤軍的決定。不論是明軍總兵李如松還是經(jīng)略宋應昌，都沒有把攻克平壤，收回王京，歸還二王子等事，與沈惟敬所起的作用聯(lián)系起來，只是自己表功請賞。這是相當不公平的。我們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很明顯，這里有自身利益的因素。柳成龍在《懲毖錄》的最后，附錄了沈惟敬致金命元的一封書信。這個附錄，有深意在，恐怕不是一個偶然的行為。從我們前邊的分析來看，柳成龍是李朝諸臣中最為清醒的一個，他對沈惟敬所發(fā)揮的作用，有自己比較客觀的評價，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他也是能夠以同情之理解的態(tài)度，來看待沈惟敬。面對明朝、李朝一片攻擊沈惟敬的聲音，“世人皆曰可殺”，無一人替其做客觀的辯護，柳成龍能夠在自己的文集中保存這封重要的書信，足見其用心良苦。
沈惟敬的這封信，為自己做了申辯。他不但沒有答應過日方提出的以漢江為界，分四道給日本的無理要求，而且具體指出，事實上，在漢城未復之前，是李德馨找到他哭求，甚至說過“茍得一京，實出望外，漢江以南，小邦君臣自能尺寸，支撐不難也?！笨梢?，不是由與日軍談判的沈氏提出了出賣朝鮮利益的談判條件，反而是李德馨非常不恰當不得體地說過這樣的話，被沈氏制止了。他還在信中提及，“俄而老朽舟次漢江，王子臨海君等自清正營遣人奔語老朽，云倘得歸國，漢江以南不拘何地，任意與之。老朽不從。”這段話說明，朝鮮王子臨海君在未脫離日軍加藤清正的牢籠時，曾來向沈惟敬求救，為了脫身甚至答應可以讓出漢江以南任何一地。朝鮮王朝統(tǒng)治階層不會有人在事后承認這一點。沈氏對李德馨的評價，始信其言，以為是李朝諸臣中“大有力量，大有識見偉然一柱石也”。然而，對照其言行，和實際行為，“似覺其文章、功業(yè)不相符合”。他在批評了李氏王朝諸臣舉措不當，無力支應的時候，還是相當給朝鮮諸臣留有余地，留足面子。同時指出他曾四會國王，雙方談得非常通透，直出胸臆，合于時宜，毫無假借，毫無虛謬。“國王之心，老朽之心，彼此洞鑒”。對于還自加藤清正營中的松云和尚，聽信清正的挑撥離間，上報明庭，致沈氏于危地，他也做了有理有據(jù)的反駁。細讀此信，對照史料，可以明白沈惟敬所說的基本上符合事實，諸人加于他頭上的種種不實之詞，包括日方清正的造謠，實在是冤案。他不是朝鮮的罪人，實是朝鮮和明朝的功臣。
柳成龍?zhí)幱诜浅Ｎ⒚畹奈恢?，在他的不利處境下，面對眾聲喧嘩，他盡可能做了客觀的評價。他認為：沈惟敬這封申辯信所談的內(nèi)容，“觀此書，王京以前，則鑿鑿可征矣。釜山以后，未免支辭隱語，然功罪自不相掩。后之論惟敬者，當以此為斷案”。又補充說：“沈惟敬游說士也。平壤戰(zhàn)后，再入賊中，此人之所難。卒能以口舌代甲兵，驅(qū)出眾賊，復地數(shù)千里，末梢一事參差，不免大禍，哀哉”。我們從字里行間，從中可以品味出，事實上，他在重重壓力和顧慮下，也只能婉轉(zhuǎn)含蓄地為沈惟敬說這么多了。沈惟敬信中為自己的申辯，其中所涉及的王子，重臣，種種情事，只有親歷者，歷史的當事人，才會明白其中真假。事實上，明眼人一眼即知沈惟敬的冤屈。他不是死在日方加藤清正的挑撥與反間計，而是死于自己陣營中那些庸昏、自私的權(quán)力者手中。
以江淅一帶的白衣平民參與大國高層政治斗爭，并玩弄雙方權(quán)勢者于股掌之上，有時甚至起到比幾萬軍隊流血奮戰(zhàn)還要大的作用，這恐怕是誰也不愿意看到的場面。布衣身份更使他絕對不在權(quán)臣、高官和世襲將軍的眼里。而編輯整理明史的，是在清代，既無關(guān)自身的痛癢，又沒有歷史現(xiàn)場感，更談不上為一介平民的遭遇去重新檢閱史料，仔細辯析了。加上中國自秦漢以后，對先秦舌辯之士的壓抑和貶損，沈氏的行為當然不入治史者的法眼了?？墒?，重審這段歷史，會發(fā)現(xiàn)一個六十多歲的江湖老者，在那個時代竟發(fā)揮了那么大的歷史作用，幾乎可以說是重現(xiàn)了蘇秦、張儀之流的風采，這個現(xiàn)象，值得研究。而歷史上的反對縱橫家的正統(tǒng)派們，似乎從來不考慮，孔子死后，儒分為八。其中，子貢一派，早于蘇秦、張儀，游說各國，玩各國君主于掌下，難道不是縱橫家的先河？對此我們必須重新分析和思考，是一種什么樣的歷史觀與價值觀，特別是意識形態(tài)，讓我們從來不曾面對這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
附件是柳成龍后代在家鄉(xiāng)保存的關(guān)柳成龍評價沈惟敬的手頁:
圖1
沈惟敬
沈惟敬中原人或云浙民壬辰倭寇我國
進至平壤連遣使告急天朝時兵部尚書
石星愿求知倭事者探倭情以惟敬居浙
近倭慣海□事白遣之銜為游擊
將軍以其軍九月渡鴨綠江□順安時明
將祖承訓以五千兵攻平壤新敗倭賊聲言
朝日將西下義州惟敬遣家丁入平壤遺
書賊將平行長云大明游擊將軍沈年奉
圣旨朝鮮有何虧負于日本日本緣何擅
興師旅以伐責問行長行長復書請與
相見惟敬率五六人往會于平壤城中
里外降福山下倭迎甚恭言日本
欲通貢于中原□（吾）朝鮮故□（但）是以興
兵惟敬因與定約五十日當歸報奏呈
上表報其間兩軍慎勿交戰(zhàn)遂于城
外西北十里立標為界曰倭兵勿出標外
樵采朝鮮人亦勿出十里標內(nèi)與
圖2
倭□既去五十日間倭果不動既而期
遇不至倭疑之屢言將動兵人甚懼
每以惟敬將至中路荷馬□未速行各
言絕倭令勿動十二月天朝大發(fā)兵以□
背李如松為大將□月初進圍平壤倭
出□意不能支遂逃走天兵遂收復
平壤自平壤以南治□列屯詣撤
是月天兵至開城討賊收兵還入棄城
□固守計李如松進屯彼何獨以□
騎遇賊碧蹄驛奉各倭□敗遂退（近）開
城府又退平壤不敢進兵既而如松聞
倭有亡粗意更遣沈惟敬往說之
四月二十日倭遂棄都城南去是日提
督率大軍入京城猶畏賊不即追賊
退屯于釜山海邊求封更惟敬往來
約誓六月倭□還王子臨海君順和
君及長□君黃廷□護軍黃赫等
圖3
獨谷與騎牛李先生相好一日往訪不遇書
于門扉曰德彝不見太平年八十逢春更（頁）
謝天桃李滿城香雨過謫仙何處酒家眠
又于少時趙侍中邀座主開宴獨谷即
于席上作賀詩曰得士方知座主賢侍中
獻壽侍中前天教好雨留佳客風送飛
花落舞筵左右皆嘆服昌寧府院君聞
而責之曰士之忌才甚于妒婦汝何不讓
敢先賦之其不思保身之術(shù)乎當時叔季
人多忌才相害故其言及此
圖4
惟敬自倭營挾倭使小西飛入中原于
是我國□（憤）天兵不□剿賊而議和以此
咎惟敬石尚書亦以西夏用兵□罷又始
東后不可再舉欲假此而退兵于是中朝
言事者亦爭咎石星章奏曰上星不得主張
但許封而不許貢及楊方亨等還自日本
惟敬猶言倭但責禮于朝鮮言（無）他意行
且退兵我國不信之遂遣書金命元其書曰
本文發(fā)表在韓國第二十四回中原文化國際學術(shù)大會論文集《壬辰倭亂和韓中日國際關(guān)系考察》，2012年，6月，蘂城文化研究會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