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我和王朔，就像是兩條平行線，可以無限延長，但是永遠不會相交。
——金庸
一
金庸與王朔，【一】都用漢字漢語寫小說，【二】是當世最具幽默感的兩位小說家。
此外，二人再無相似處。
更多情況下是截然相反、天然敵對的。
金庸視王朔《我看金庸》為“對自己小說的第一篇猛烈攻擊”，明顯表露出幾分困惑迷茫：自己與王朔既無“個人恩怨”，還曾對王朔做出過正面評價。王朔這廝為何欺上門來，偏要跟自己過不去？
金、王之爭，自然與“個人恩怨”無關。然而，他金庸所珍重珍視的一切，正是人王朔反感反對的。
王朔在祖父一代，還生活在遼寧，滿族。金庸家族幾百年生活在浙江海寧，漢族。東北與江南不協(xié)調，滿、漢現(xiàn)在“全席”，當年也不是沒有對立。
50-80年代，王朔長養(yǎng)于北京城軍隊大院中，金庸則食息于香港渣甸山自己的豪華別墅。把軍隊大院與大資本家的別墅聯(lián)想到一起，是否已足以給人以緊張感？
金庸的父親查樞卿，既是擁有幾千畝耕地的大地主，又是（盡管金庸認為他對人太厚道做生意不精明）資本家，在王朔的大院父輩們眼中，正是雙料的反動，查樞卿土改殞命，正為此故。
遙想燕京當年，分明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參謀本部和策源地。香港呢？純然是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和前哨站；
北京曾經是“計劃經濟”的總規(guī)劃地，香港則是經濟完全自由放任的大都會，十幾年來被國際社會公認為經濟自由度最高的城市。
王朔自稱“無論是出身還是現(xiàn)實收入水平他都自認為是屬于中產階級的”，“是優(yōu)秀人種配的：我爸是南京高級工程學校第一期第一名，我媽是第三軍醫(yī)大學的?；ǎ谝幻?，只不知：他的祖父一代呢？王朔父母參加的，那可是咱們窮人的隊伍?。?/p>
王朔爹媽考第一名，這樣“優(yōu)秀人種配的”王朔本人諒必成績優(yōu)異，謙虛不說罷了。1983年，金庸在臺灣參加一次訪談，說：“我從小看武俠小說成績還是很好，初中高中大學甚至畢業(yè)都是考第一名?！保ㄖ袊颜x出版社《金庸茶館》第五冊29頁）太不謙虛了！
在一堆小知識分子中，王朔的父母，也算鶴立雞群了。然而，他們的人文素養(yǎng)，怕是不能與真正文化世家的子弟相比罷。
海寧查氏，即被康熙稱作“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shù)人家”，一時竟有“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金庸1924年生于海寧查氏老宅，觸手皆是文化，張目即見傳統(tǒng)。他的祖父文清公光緒丙戌年進士，曾任丹陽知縣，加同知銜，編過一部《海寧查氏詩鈔》，竟有數(shù)百卷之多，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這些雕版放了兩間屋子，后來竟成為金庸和堂兄弟們的玩具。童年的記憶太深刻，直到1966年，金庸在滿世界“破四舊”的喧嘩與騷動中，創(chuàng)辦《明報月刊》，還是希望“構筑一堵墻壁，保藏這些中國文化中值得寶愛的東西”。
王朔1958年出生，到1966年，是8歲，進入“懂事年齡”。到1976年，那場亂子結束，王朔正好18歲，成年了。這一年，王朔高中畢業(yè)，從此再沒踏入校門。這十年間，王朔滿目所見，皆是“反傳統(tǒng)”“反文化”。10年間，無數(shù)古籍、古畫、古墓、古寺、古錢、古玉、古陶瓷、古城墻、古建筑……被一一毀滅，“知識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喧囂陰霾了整個華夏的天空。
今日臺灣當局在文化上大搞“去中國化”，居然把中學語文課本文言文比例由原來的60%降到50%。記得我在上中學時，文言比例大約25%吧？在王朔的時代，這個比例只有更低，王朔對傳統(tǒng)文化接觸既少，而在“破四舊”的時代氛圍下，對傳統(tǒng)缺乏最起碼的敬意與溫情。
1997年，王朔到美國的博物館參觀，方始見識到中國古代雕塑的杰出，“還不錯，和希臘的東西擺在一起比也不算太寒磣”。在這之前，王朔直道：“我過去一直認為中國古代沒什么文化，沒什么文明?！?/p>
王朔是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偽現(xiàn)代。金庸是傳統(tǒng)、古典、冬烘；
王朔是新鮮人，金庸是老古董；
王朔的確身染“痞子氣”，金庸則難免臭“貴族氣”。
二
王朔與金庸之爭，表面看，是王朔處于下風，畢竟幫金庸辯護者眾，而為王朔助拳者寡。論到二人的單打獨斗，處于劣勢的反是金庸。王朔放出一把“小王飛刀”后，好整以暇，靜觀金庸的反應。當金庸一開口回應王朔的搦戰(zhàn)（張五常的說法是“金庸顯然六根未凈，忍不住出了手”），就已經輸了。談什么“八風不動”？做得到？做不到的事，說來何益？最佳的應對之道不外：晾著王朔，根本不答復不辯解不搭理，有記者問，答以“今天天氣哈哈哈”即可。即此，同時體現(xiàn)了自己的大度和對小王的蔑視，王朔就難免由主動陷于被動，他會四處趕著人強調“我就是那誰誰誰的敵人”！
周作人晚年持“不辯解主義”，是因為“記不起有一篇辯解文，能夠達到息事寧人的目的”，在知堂看來，就算能說得清的事，辯解起來，“總難說得好看”。
畢竟經濟學家更精于計算，張五常就認為：“查先生的兩篇回應寫得好——我是寫不出來的——但我還是同意朋友的觀點，認為查先生不應該回應?！被蛟S，老張也是心知肚明：金庸實際處于下風，這才出面幫老友找回場子。金庸也很承他的情，張五常后來對記者談到金庸的反應：“七年多前王朔發(fā)表《我看金庸》，痛罵‘老金’，我寫《我也看金庸》回應。老查當時在歐洲，傳來的消息是很高興。后來在杭州遇上，他要求轉載我那篇文章在他的一本結集中?！?/p>
然則，以金庸的老滑頭，為何偏要上趕著去理會小王的罵戰(zhàn)呢？他那句“我曾對王朔的小說給予過好評王朔與我不會有個人恩怨”實在沒勁透了！文學評價又不是做交易，說李白、拜倫的詩篇好的人多了去了，總不成李、拜就應該回饋他們不錯的評語？
我只感覺：當王朔的板斧掄過來的那一刻，金庸確實有些發(fā)懵。他要真的不在意，也不會讓自己去想“第一個反應是佛家的教導，必須八風不動”了。何以致此？因為金庸對自己的文學成就與未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已經很在意了，卻無十足的信心、把握。面對“純文學作家”——即便是王朔這樣不咋“純”的“純文學作家”，仍有自卑感。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金庸親見環(huán)珠樓主武俠寫得那么好，在文壇與社會上卻長期得不到應有的評價，金庸當然希望己作走向經典化，又將信將疑、患得患失……
張五常認為“查老在文壇上的地位，比我這個‘大教授’高一輩……如果《水滸》是好文學，那么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學了”，我對金庸的認識則是“唐宋以來世家子，雪芹而后第一人”，所以都不認為金庸有必要對王朔作回應。
三
20世紀中期，神州故國出現(xiàn)了巨大的文化斷層。
金庸與王朔，一個站在斷裂帶的此岸，一個在彼岸。
王朔近于新文化運動中的激進派，他自許為“五四”的精神傳人，而“我的‘五四’就是和所有傳統(tǒng)文化決裂”（《無知者無畏》43頁）。魯迅“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的論調，他自己做不到，王朔卻做到了。
《我看金庸》被王朔收入《無知者無畏》一書，王朔當然并不“無知”，他對中國現(xiàn)狀的認識，甚至堪稱“深刻”。在文學本行，王朔對西方現(xiàn)代文學與中國“五四”以來的小說作品，其閱讀量與鑒賞力都足以驚人，唯獨對于古典文化真正接近“無知”，——也許，他壓根兒也不想“有知”。
好歹王朔也讀過一些舊小說，此外的諸子百家、詩經楚辭、漢賦駢文、魏晉文章、唐詩宋詞、昆曲京戲……等等，王朔既沒有興趣，也就缺乏講求。
王朔的小說語言，采自北京方言、日常口語，文字幾乎無懈可擊，只有當他的雜文中冒出幾個文言詞匯或是先哲名言時，“硬傷”就很多了。隨便以《無知者無畏》所收第一篇文章《我看大眾文化港臺文化及其他》為例，王朔說：“都是叫那幫正人君子害的，天天說錢是萬惡之源，君子曉于義，小人曉于利?！薄墩撜Z·里仁》說的是：“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王朔不像是成心要給孔夫子改作文啊。
金庸的理路則與陳寅恪先生為近，不反對吸收西洋文明，但更要保存、繼承傳統(tǒng)文化。用陳先生的話說來，就是“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
否定金庸的文學成就，王朔決不是第一個。但指稱金庸的文字“說是白話文，其實等同于文言文。沒有顯示出過人的語言天賦……對漢語言文字毫無貢獻”，王朔才是第一人。
當年胡適先生首倡“白話文學”，確為功德無量的偉業(yè)。然而，白話的表現(xiàn)力畢竟有限，知堂老人乃為適之先生繼作補充修正：
“狹義的民眾的言語我覺得決不夠用了，決不能適切地表現(xiàn)現(xiàn)代人的情思：我們所要的是一種國語，以白話（即口語）為基本，加入古文（詞與成語，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來語，組織適宜，具有論理之精密與藝術之美?！?/p>
此后，從梁實秋到余光中，無不自覺地“援文言入白話”，到了金庸手上，功德圓滿。
王朔只讀了《天龍八部》第一冊，如果他看到第二部中阿碧與阿朱那段清瀝爽脆的吳儂軟語的對話，或許能明白：金庸對于地方方言以及口語的捕捉能力決不在他王朔以下。
半文半白，是古代題材小說的客觀需要，也是金庸的自覺追求，絕非王朔想當然的“無論是浙江話還是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金庸回應道：
“至于王先生說我的文字太老式，不夠新潮前衛(wèi)，不夠洋化歐化，這一項我絕對不改，那是我所堅持的，是經過大量刻苦鍛煉而長期用功操練出來的風格?！?/p>
還是要拉張五常的大旗來做成俺的虎皮：“古今并用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中外皆然。我認為查先生的中語文字，當世無出其右！”
四
金庸對古典中國向來充滿溫情，他晚年自言：“中國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著的血，永遠分不開的”。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全都踏倒他！”
魯迅這種對傳統(tǒng)文化徹底決裂的姿態(tài)，事實上為王朔所繼承。至于說有那么一段時間，這些東西真的全被“踏倒”，打碎了太多的壇壇罐罐，似乎連“溫飽”也沒解決完滿，何談“發(fā)展”？就差沒被開除“球籍”了，對民族“生存”無益有損。這個，也許王朔暫時還沒想。
金庸（尤其晚年），很有幾分民族主義情緒，而王朔在那個大肥皂泡破滅后，感到一種更徹底的民族虛無主義。
王朔非常有悟性，其實也不缺乏對國家命運的思考與擔當。他從80年代開始，對自己曾接受的社會教育同樣有著深入的反思，說王朔僅是“痞子作家”，這點我不認同。在王朔的成長歷程中，大陸的時代氛圍一是反西方，二是反傳統(tǒng)?！胺次鞣健钡恼撜{，王朔經過反思，徹底放棄，他既不反西方，更不反美，王朔終于沒有成長為一代“憤青”。
至于“反傳統(tǒng)”，王朔不僅沒有放棄，且有變本加厲之勢。
畢竟時代不同了，“反西方”比當年的義和拳大師兄的“滅洋”，難度大出許多。在“器物”層面，拋棄所有西方的科技發(fā)明，我們今天的生活還剩有什么？
至于“破四舊”，暫時來看對我們的現(xiàn)實生存關系不大，甚至拆了北京老城墻，可以多蓋幾處豬圈，來年還能多分得幾片肥豬肉。毀了宋版元版古籍，化作紙漿，可以印更多的寶書。
更重要的是：當國門被重新打開，我們發(fā)現(xiàn)那個“一天天壞下去”的西方世界，并沒有讓我們罵倒，反而老神在在，精神矍鑠。王朔只得承認：“中國文化要更新，要蓬勃，有生氣，還是要向西方學?！保ā稛o知者無畏》）
“古典中國”則與此迥異，它已經不存在了，并且我們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中國今日的一切不如意的屎盆子全扣到“傳統(tǒng)”頭上，“中國落到這個地步，百年積弱，傳統(tǒng)文化功莫大焉”（《無知者無畏》）。
在中西體用之辨上，我更認同王朔。感覺那些個“十博士”“廿教授”搞的種種“文化宣言”好玩極了，也無聊極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既不足以救中國，拿它來拯救世界，更屬夢囈。
時至今日，王朔那樣徹底反傳統(tǒng)的做法，同樣無益有損：
【一】在科技器物、公民意識以及體制建設上，自然要學習西方，至于藝文之事，保持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是必需的。
【二】在傳統(tǒng)文化勢力太過強大的時代，如“五四”時期，矯枉過正，徹底反傳統(tǒng)還有其合理性，而今天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久已花果飄零，僅剩一息殘喘。連、宋來訪，我們第一流學人的表現(xiàn)已盡夠我們自豪了，清華校長不識字，廈大校長不識不知“黌宮”就是古代的學校，給讀成“皇宮”，清華文科教授中冒出一個“當代倉頡”，靠嘴皮子就發(fā)明了一種新書體，叫作“小隸”！
這樣的傳統(tǒng)背景下，再去反傳統(tǒng)，怎么看都像“打死老虎”，既不足以言勇，反而跡近無聊。
【三】古典中國當然不是“新儒”所夸稱的“用美德筑成的黃金世界”，但儒家的忠恕教化、佛道的來生信仰，也確實使古人具有一種“人情之美”，不排除其中夾雜有虛假的成分，而實具安定社會撫慰人心的巨大力量?，F(xiàn)在那么多危及國人生命的假貨，我們的祖先缺乏必要的技術條件他們造不出來。有了技術，他們也未必會做，因為他們太“迷信”，做這等缺德事，會有報應的。
美利堅是最前衛(wèi)的國家，同時也是最保守的國家。90%以上的人對宗教仍然比較虔誠。抽掉了美國人的基督信仰，山姆大叔的垮掉，是可以預期的。
余英時先生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不可能在制度安排方面為現(xiàn)代經濟、政治的轉型和發(fā)展提供資源與動力，但是在維系人們的日常人倫方面仍然可以發(fā)揮作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不會妨礙現(xiàn)代經濟、政治的轉型和發(fā)展。
今日世界各國，無不以“現(xiàn)代化”為號召，時至今日，真正實現(xiàn)了經濟現(xiàn)代化、政治民主化的，除了歐洲國家、歐洲人后裔建立的國家以及米蘭·昆德拉所說“歐洲體外的心臟”以色列之外，只見“儒家文化圈”的東亞數(shù)個國家、地區(qū)，足證：中國傳統(tǒng)文化比其他非歐洲民族的固有文化，更不妨礙現(xiàn)代經濟、政治的轉型和發(fā)展。
受幼年社會影響，也與王朔本人的個性、閱歷相關，他對于傳統(tǒng)帶有一種過敏式的反感與排斥：“傳統(tǒng)文化一出來，立刻就有一個自覺的警惕：……一定要站在它的對面?！?/p>
具有濃厚傳統(tǒng)特色的金庸小說從80年代進入大陸，影響力驚人。
1999年11月，王朔出列。
站到了金庸的對面。
五
馮其庸讀金庸，王蒙說王朔，兩相對照，比較好玩。
馮其庸《讀金庸》：
“筆下的一些英雄人物，具有一種豪氣干云、一往無前的氣概，給人以激勵，給人以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一種要竭盡全力去為正義事業(yè)奮斗的崇高精神！并且他筆下的人物，也使人感到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愛國思想?！?/p>
人們可以懷疑其真贗，有一點還是確定無疑的：金庸在他的作品中表達、摹寫了這個民族一些“崇高”的品質與氣象。
王蒙評論王朔的文章就叫做《躲避崇高》：
“王朔拼命躲避莊嚴、神圣、偉大……，與文學的崇高性實在不搭界，……理想主義受到了沖擊，教育功能被濫用從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首先是生活褻瀆了神圣……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地與多么神圣的東西開了玩笑……王朔自然也是應運而生……他撕破了一些偽崇高的假面……他開了一些大話空話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寫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個團支部書記或者處長）?！?/p>
對于從小就接觸、被灌輸?shù)哪切俺绺摺钡淖盅?，王朔具有條件反射式的敏感與反感。金庸的作品他沒有胃口細看，本能地認定金庸筆下的俠客與他打小從書籍、電影看到的英雄人物是一路貨色。
某些“崇高”背后有著偉大的力量保駕護航，對這樣的“崇高”，王朔不能反抗，只能“躲避”。這個大家很能理解。王朔可“只知道（金庸）是一個住在香港寫武俠的浙江人”，像自己一樣的一介文人而已，何須躲避，怕他何來？直是鳴鼓而攻之可也！此時的王朔，大智大勇，轉為凌厲無前的攻擊：
“（金庸筆下的人物）為私人恩怨互相仇殺倒也罷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給他們暴行戴上愛國主義大帽子……以你筆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兒，不扯千秋大義家國之恨他們也打得起來……扯蛋就是扯蛋，非要把蛋扯出個大原則，最惡心?！?/p>
王朔《我看金庸》令人最惡心的地方，不是對金庸的攻擊，而是他為了貶低“四大俗”而正面提出的“四大支柱”：新時期文學、搖滾、北京電影學院的幾代師生和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十年創(chuàng)作。前三項沒什么問題，至于“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十年創(chuàng)作”就讓人搞不懂了。這根支柱，用的是什么名貴木料？《渴望》？《海馬歌舞廳》？《愛你沒商量》？都什么玩藝兒？！當年的王朔也知道也說過室內劇就是“肥皂劇”，沒有價值的?！侗本┤嗽诩~約》獲獎，主演姜文沒去參加以此為主題的電視節(jié)目，與王朔對談的“老俠”先生表揚道：“拍個煽情的電視劇，本身就是跌份兒的事，再去領什么獎就更讓明眼人瞧不起了”（老俠、王朔《美人贈我蒙汗藥》），也沒見王朔挺身而出捍衛(wèi)他自己的以及這個國家的文化支柱。
一個龐大的國家，居然寒磣到只能把電視劇作為支撐文化屋檐的四根頂梁柱之一，實不知王朔此文是要貶低港臺文化還是有著惡搞大陸文化的更加隱蔽也就更加險惡的用心。
弘揚大陸“四大支柱”，抵制港臺“四大俗”，可你拿960萬跟3.7萬平方公里、拿13億跟3000萬人口比量，就算大獲全勝，又有什么值得自豪的？這不擺明了以大欺小嗎？不嫌跌份兒嗎？
公道點說，王朔實無意以大欺小，無奈放眼現(xiàn)實世界，在文化上，大不能欺小，小的反而咄咄逼人，對大陸展開文化反攻。
我想，這才是王朔所切齒于金庸與整體港臺文化的真正原因。
2007、2
補記：
王朔攻擊金庸，是為了炒作自己？只是有可能，決不是全部。
王朔說：“以你（金庸）筆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兒，不扯千秋大義家國之恨他們也打得起來……扯蛋就是扯蛋，非要把蛋扯出個大原則，最惡心?！?/p>
那么，蒼茫人世間，到底有無值得扯上“千秋大義家國之恨”的不“惡心”不“扯蛋”的爭斗呢？
就不要四處瞧了！典型不遠，便是眼下、當前、此公。
“大家把金庸捧得這么高，只能說大家是‘睜眼瞎’，別人糊涂，我可不傻?！?/p>
王朔對金庸的批評，無論對錯，確是在捍衛(wèi)某些他心中以為神圣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