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戰(zhàn)國初期的人,他和魯班也是同一時期的人。魯班是木匠,據(jù)說發(fā)明了刨子、鋸子、直角尺、墨斗。然而魯班遭到了墨子的批評。魯班做了一個木頭的小鳥,里邊裝上永動機,使這個小鳥在空中連續(xù)飛翔三天三夜不停息,自以為自己巧到了極點。墨子就教育魯班說:“你做的這個鳥,不如工人做的軸承。工人在很短的時間之內(nèi)削三寸之木作出個軸承,可以承載六百斤重壓。你制造出來的東西,要有利于人民,才叫巧,無利于人民那就叫拙!知道了嗎,所以你的飛鳥是奇技淫巧,光給富人看著玩的,全然沒有他的車軸有用!他的車軸是幫助勞動人民干活的!”
魯班被說服了,很受教育,從而他放棄了對古代飛機的深入研究,改按勞動人民的需要而創(chuàng)造了,于是創(chuàng)造出了傻大黑粗的石碾子。
————種種跡象表明,墨子出身可能是不怎么高的人,所以他創(chuàng)見了自己“尚賢”的下層人民哲學(xué),意思就是庶人雖然出身不高,不是大家族,但一樣也有賢人,應(yīng)該讓這樣的賢人主宰天下。或者退而求其次,組成聯(lián)合政府,讓賢人參政議政,做到“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大家族的親戚不能老壟斷著政府,要讓出一些肥缺和名額到普通階層出身的人。
墨子的這種思想,一定會得到從前春秋末期陽虎先生的擁護。
事實上,墨子這一思想在隨后的戰(zhàn)國時代確實獲得了偉大兌現(xiàn),布衣們紛紛參政,諸侯任人唯賢,以往任人唯親的大家族壟斷政府被打破。墨家也成為了“顯學(xué)”,時髦專業(yè)。甚至,真的有些國君如魏惠王、秦孝公、燕王噲真要把君位禪讓給“賢人”們。
這種“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賢人可以竄上去當(dāng)政,就等于說是以“尚賢”否定了從前春秋時代的“尚貴”和“親親”。
從前春秋后期的大圣人孔子的學(xué)說中心思想,就是維護既有等級秩序的和諧,這是孔子的“一個中心”。這種等級秩序,本身指的是貴族各階層間的秩序,比如三桓不應(yīng)該欺負上邊的國君。所以,孔子的思想,其前提,還是“尚貴”的,是肯定貴族的天生特殊性之后,才發(fā)的一切議論。

墨子思想和孔子思想,可以說是布衣思想和貴族思想的碰撞。
孔子出身貴族階層,凝結(jié)了貴族價值觀念,是傳統(tǒng)的儒家。墨子是戰(zhàn)國初期的人,而這個時代布衣人士開始逐漸涌入政壇,所以他的思想也很有時代特性。與墨子同一時期,走上政治舞臺的人物如樂羊、吳起,都是布衣出身,立下赫赫功勛,這和從前春秋時代世卿大夫(世襲的卿大夫)永遠領(lǐng)兵出征,真是有霄壤之別。
另外,墨子為了能讓布衣賢人參政和當(dāng)政,不惜偽造了古史,編造出堯舜禪讓的故事,以兜售自己的“尚賢”主義。
墨子的“尚賢”,和孔子的“既有等級秩序恢復(fù)周初的和諧,君主要在上面”這一個中心,可以說是兩個時代,互相不搭界的東西,各自所談問題的重點都根本不一樣??鬃訛榱藢崿F(xiàn)自己的這一個中心,就又強調(diào)兩個基本點:禮和仁,以此來維護一個中心的實現(xiàn),即貴族等級秩序的和諧。由于墨子的核心思想和孔子基本是兩個世界,所以墨子自然也不在乎孔子的“禮”對于維護他那一個中心的意義,所以墨子就毫不猶豫地狠狠地批判了孔子的一個基本點——禮樂。墨子說孔子的禮樂是奢侈而無用,禮的建設(shè)確實要花費大的價錢,比如孔子要求厚葬,守喪三年,期間什么都不能干,這也是禮的一種,喪禮吧,墨子罵這是對社會財富的白白浪費??鬃痈慵漓?,中間的許多作法,墨子說他是教人虛偽。既然這樣抨擊孔子的禮樂,所以墨子也反對禮樂和奢侈,提倡樸素、節(jié)用、實用。
墨子提倡艱苦樸素,杜絕六情五欲,減少手足口鼻耳目娛樂,不許聽音樂。墨子反對聽音樂,反對葬禮,反對種種奢侈,反對藝術(shù)(因為藝術(shù)往往也是奢侈的,比如芭蕾舞、青銅器、玉器、雕刻、煎炙烹調(diào)、高臺華榭,這都是奢侈的奇技淫巧?。佑憛掃@些四舊,他帶頭破四舊,苦行自虐,住茅草房,吃破菜破飯、穿破衣破裳,背著行李光腳走路,拒絕打出租車。
墨子作為戰(zhàn)國初期的人,這時的社會問題已經(jīng)不是春秋后期的國君卿族等級倒置,貴族秩序不復(fù)和諧,而是各國互相攻殺,民間也是大戶欺小戶,有本事的欺負沒本事的,所以,因當(dāng)時的社會主要問題不是貴族等級倒置,墨子也就對孔子以禮來試圖恢復(fù)等級秩序和諧,沒有什么切身感受了,于是覺得禮樂就是無用,只是白耗費官僚們的時間經(jīng)歷和給民眾增加稅斂上的負擔(dān),所以他就大肆批評孔子的禮。
不過,對于孔子的另一個基本點——仁,墨子倒是不反對的,不過,他提倡的仁,目的不是像孔子那樣為了追求貴族內(nèi)部的等級秩序和諧(即卿大夫要有仁心,從而不要犯上侵害國君,從而維護君卿大夫的等級和諧,這是孔子強調(diào)仁以服務(wù)于自己的“維護等級和諧”這一個中心的用意所在),而是為了改變戰(zhàn)國時國君民眾相侵相害,相奪相斗,所以墨子對仁的理解,就是更廣義的愛了,就是國君要少搞奢侈,少弄宮室車馬衣服,從而減輕民眾負擔(dān),施惠于民,民也要互相愛對方,這樣社會就不再互相侵殺欺奪了。所以,墨子所強調(diào)的“兼愛、非攻”就出來了,就是沒有戰(zhàn)爭,沒有侵害,人人相愛的社會。每個人都把別人的家當(dāng)成自己的家,別人的身體當(dāng)成自己的身體??傊?,這就類似“共產(chǎn)主義”了。這是墨子對仁的概念的擴展。因此墨子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希望節(jié)儉、互相愛,不要攻戰(zhàn),不要為禮樂而虛耗財富,從而改善了民生,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美化了社會關(guān)系。墨子要魯班做車軸,因為這個能幫到別人,是有利于別人的,就是一例。
最后,墨子把他的崇尚艱苦樸素、兼愛、非攻這一系列社會理念,付諸實踐,就組織了一個在野的武士團體,在團體內(nèi)實行他主義所描述的這一切原則,就是愛別人,幫別人,于是,成員們刻苦自礪,吃藜藿之羹(是當(dāng)時流行的蔬菜,大約是蒿子桿),不吃肉,食求無飽,吃飯用最難看的陶碗,穿短褐之衣,粗衣草鞋,不穿絲綢,住三尺高的黑乎乎的茅草房,日夜勞作不休,總之,向丐幫的“污衣派”看齊就是了。同時,團體內(nèi)的人都特服氣墨子的學(xué)說,感服墨子所唱的兼愛非攻等大義,于是都肯墨子赴湯蹈火,死不旋踵。這個墨家團體的老大叫“鉅子”,墨子就是第一任鉅子。鉅子下達命令,分散全國的追隨者都會不折不扣地執(zhí)行。于是這個組織開始行動,要通過自己的組織帶動全社會都實現(xiàn)兼愛非攻,于是這幫人“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意思就是幫人做好事,排解糾紛,他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把墨子思想發(fā)揚光大。
于是,這些被稱為“熱腹”的團體成員們開始闖蕩江湖,去列國找各種社會問題去解決它,積極宣導(dǎo)墨子主義,身體力行,參與時事。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墨子的死去,這個團體離墨子的思想漸漸遠了,而變成了古代的游俠團體。游俠在當(dāng)時的定義就是愛別人,幫別人,包括幫別人消解仇恨和糾紛,使對方不要互相仇殺,與別人分享財物,自己則保持貧儉啥也沒有,幫助了別人后還不矜夸自己的功勞。在這一點上,游俠觀念和墨子的兼愛、非攻乃至自己保持貧儉,頗是有著聯(lián)系。
這種游俠團體和游俠作風(fēng),風(fēng)行戰(zhàn)國一時,所謂游俠作風(fēng),或是“為任俠”,就是幫人排解糾紛,“損己而益所為”(不惜損失自己的財富生命去做他認為對的事,比如幫助處于困厄中的別人,這就是任俠了),還要言出必行,不畏生死,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如赴湯蹈刃,死不旋踵。
雖然墨子的兼愛、非攻、節(jié)儉的社會思想,沒有在戰(zhàn)國時代得到廣泛的認同和實現(xiàn),但是這種損己利人的游俠作風(fēng),卻也頗是有一定的影響力,乃至一直影響到秦漢時期。張良、袁術(shù)年少時都好為任俠。不一定會武功才叫任俠,損失自己的財富去幫助有難的別人,愛別人,幫別人,就是任俠,或者游俠。
但是,到了漢朝的時候,國家統(tǒng)一了,他們這種損己利人地干預(yù)各家族或者他人事務(wù)和糾紛,相當(dāng)于替政府行政和裁決,越俎代庖,剝奪了政府應(yīng)有的統(tǒng)治力,而且,有些游俠,憑借自己的名聲和影響力,也掛羊頭賣狗肉地干些無恥圖私的事情,于是,墨家流變出的這種游俠團體或任俠個人,不斷遭到政府打擊,最終慢銷湮于歷史。
總得來講,墨子的思想,是一種平民思想,與貴族政治下的孔子思想互相沒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是在春秋與戰(zhàn)國兩種不同的社會狀態(tài)與社會問題中各自產(chǎn)生的,墨子的兼愛、非攻、尚樸素,只靠著民間力量帶頭推行,確實也是難事,終于在后代慢慢銷湮,后代皇權(quán)政治的皇帝,本身對民眾是奪利和不愛的,因此也不可能真的幫著推行它,把它作為社會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所以墨家一度在戰(zhàn)國成為顯學(xué)后,也就慢慢被人遺忘了。而貴族政治下的孔子思想,則容易被皇權(quán)政治下的社會所改造和繼用。孔子的維護貴族階層內(nèi)的等級秩序和諧,比較易于改造為維護皇權(quán)君臣體制的等級秩序,但是由于皇帝及臣僚的侵奪國民權(quán)益的本性,也就無法仁,孔子的兩個基本點的仁和禮,也就被改造成了忠和禮。而孔子其實是很少講忠的,他講到的忠也只是忠于職事和朋友利益罷了。所以,孔子的以仁和禮維持貴族秩序和諧,被變成了維系皇權(quán)官僚政治秩序,以忠和禮來實現(xiàn),這就是后代的儒家了。
就這樣,墨家的學(xué)說和他的游俠幫派,歸于沉寂了,而孔子的仁禮貴族等級和諧,也被修正,孔子自己的真正思想,也隨著他那個時代的特征,而翻做了歷史的曾經(jīng)而已。
墨子的思想中,本身還存在著很大的矛盾,比如他強調(diào)“尚賢”,這符合戰(zhàn)國開始后的社會情形,但是“尚賢”往往就等于“上功”,所謂賢人,就一定是立功,能幫助國家,具體來講,在當(dāng)時列國競爭的環(huán)境下,賢人的“賢”之處,就在于能出去打仗。實際上,這些布衣,為了能夠出人頭地,無不希望國君出去打仗和擴張,乃至慫恿國君這么干,這樣,自己方才能夠立功,從而當(dāng)上大官和得到富貴。最后的表現(xiàn)就是,國家也“尚”了“賢”了。譬如吳起,一見到魏文侯,就唆使他出去打仗,后面又鼓舞魏國領(lǐng)導(dǎo)人去向西滅了秦國??梢哉f,戰(zhàn)國時代,之所以戰(zhàn)爭的殘酷性開始加強,跟布衣的崛起有關(guān)。這些布衣的“賢”,為了能被“尚”,能上去當(dāng)官,無不是挑撥君主的貪婪和擴張野心,從而使得列國的混戰(zhàn)升級。從前春秋時代,君主也是貪婪的,也想出去占地盤,但是還沒有布衣為了自身階層利益的最大化,為之推波助瀾,其戰(zhàn)爭還未到“爭城以戰(zhàn),殺人盈城,爭地以戰(zhàn),殺人盈野”的地步,春秋的戰(zhàn)斗,多數(shù)還是華夏和南楚的種族戰(zhàn)斗,以及討伐不仁的國君或者篡亂的弒君犯之類的維和行動,多少還有“義”的色彩,戰(zhàn)國則更談不上“義”戰(zhàn)了。
所以,墨子的“尚賢”,必然導(dǎo)致的是列國間的戰(zhàn)斗升級,可是墨子同時又嚷嚷“兼愛、非攻”,這就是他矛盾的地方。要想“兼愛、非攻”,那就不要尚賢,也不要尚智,還是春秋時代那樣世卿大夫世代為官,也許社會還和平一些。尚賢、尚英雄,也就等于尚了戰(zhàn)爭。這種思想體系本身的矛盾,大約也是隨后的墨家走向末路,最后流于游俠,從而不知該往哪里走,最后使得墨子的學(xué)說,成為歷史的遺痕,最后把尚賢以及非攻的思想,在后代的儒家中,有所借鑒體現(xiàn)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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