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年前,通過攝影理論家李媚寄給我的幾期《現(xiàn)代攝影》,我就“認識”了張海兒,但沒想到20年后才與他第一次謀面,實屬幸事。今年6月,筆者在成都的建川博物館采訪,偶遇張海兒也在那里為《新周刊》拍片,步入知天命的他已是滿頭白發(fā),與之前留給筆者根深蒂固的形象相去甚遠。

張海兒起初吸引我并令我憤懣的是,那時的他將超廣角鏡頭武裝到了牙齒,似乎離開廣角就不會拍片了。與傳統(tǒng)的紀實攝影相比,這種“自由主義”僅僅是在玩攝影,而不是在記錄?;蛟S這也正是筆者當年既羨慕他的勇氣,又固執(zhí)恪守傳統(tǒng)攝影語言的痛苦所在。幾年后,張海兒的攝影語言再一次發(fā)生巨變,“自由”得更加變本加厲,他在拍攝時以慢門加閃光再加搖動,來宣告攝影者自身的存在。這已經(jīng)遠遠不是技巧的問題,它成為攝影者真正感受和解讀世界的一種宣言。
張海兒的攝影語言,從最初的技術技巧留有克萊因、紐頓等大師的影子,到最后的全然無意識,為我們詮釋出一種張氏紀實風格的語言,在此不用溢美之詞不足以表達筆者對他的敬意。佛學告訴我們,釋迦牟尼無力拯救眾生,人要靠自我明性自度。譬如張海兒曾為某雜志拍攝的那組著名的“壞女人”,他實在是在告訴我們這觀念中的“壞女人”,實際上卻是我們畢生追尋的“好女人”。事實上。任何一種攝影語言面對現(xiàn)實都無能為力,攝影者只是去點燃這股力量,讓人觀照之后自我覺悟。
刻意回避名利場的張海兒,從不參加任何攝影比賽。目前他既是《新周刊》的首席攝影,又是法國幾家視覺媒體的“雇傭工”,一年中的半數(shù)時間游歷在國外。“有些城市是潮濕的,有些城市是溫暖的,有些城市讓人憤怒,但我覺得憤怒很好……它其實已經(jīng)給你回饋了力量,一個與其爭斗的力量。”忘了問張海兒是否是佛教徒,他這段富含禪機的話語讓人立地成佛。
切.格瓦拉,離我們太遠,但張海兒就在我們身邊。不過他太低調(diào),不參加任何攝影論壇和攝影比賽。以至于在中國攝影圈,張海兒跟天邊的云沒什么區(qū)別。在我的想象中,張海兒有兩頂貝雷帽,一頂戴上面一頂戴下面[鏡頭]。他的照片,彌漫著太重的暴力與性--當然不一定通過器官,但總給你這種暗示。所有題材都是:時裝,紀實,生活,同性戀弱勢人群。還有評論家給他的定調(diào):突發(fā)、暴力與性。如肖全所說,張海兒是一面不可逾越的墻。
張海兒太認真太細致,一張照片的后期可以折騰好幾天。你能拿這個憤怒得不愿再憤怒、抵死搞笑又嚴肅認真的光頭佬怎么樣?而生活中的他非常情趣幽默奔放。我曾經(jīng)特地勾起他以前的生活與家庭,他居然和盤托出--從戀愛到下鄉(xiāng)到生孩子的觀念。
試圖與張海兒討論的人每每感到呼吸困難--不管談什么。張海兒從不同情別人,即使是街邊的乞丐。不過對我們這種有追求的,他會給予足夠的鼓勵。我們一些有技術缺陷的照片,在張海兒眼里可能是好照片。2004年,“紫禁城國際攝影大展”,一法國攝影者自選一張主體模糊的照片參展,CCTV白巖松問:“你為什么選一張我們認為是廢片的參展?”......如果你要追根“慢速同步”的中國發(fā)展史,從張海兒的作品進入吧,又或者是WilliamKlein。他的“時裝攝影”以及“上流社會”與張海兒的有很多相似之處。當時,“慢速同步”影響了一大批人。照片主體仿如穿梭在時空隧道里又或者融化在歲月里,形散神聚。
同情別人的同時,說明需要同情的是你。革命不需要同情,自由要你自己爭取。切.格瓦拉[]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點燃你,而不是施舍。張海兒也是。他用照片用滾動的苛爾蒙點燃自己。
愛華網(wǎ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