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講 評論的思維

　　大爺挑了三個西紅柿放到秤盤里，攤主說：“一斤半，三塊七?！贝鬆斦f：“我就做個湯，用不著那么多。”說完去掉了個兒最大的那個西紅柿。攤主迅速又瞧一眼秤：“一斤二兩，三塊。”正當我看不過去想提醒大爺注意攤主秤時，大爺從容地掏出了七毛錢，拿起剛剛去掉的那個大的西紅柿，扭頭走了。這就是逆向思維。

　　網上段子

　　每個學科、專業(yè)和行業(yè)都有各自的思維，以至于他們一旦把自己的思考以語言的方式表達出來時，我們就能從他們的思維表達窺探到他們的行業(yè)密碼。

　　比如，當一個人嘴中不斷冒出成本與代價，言必稱收益的時候，甚至能從狗屎中看到價值的，他應該是一個搞經濟的，因為他流露出一種十足功利的經濟學思維。

　　當一個人不斷地把利益放在嘴里，不斷地說“誰是我的敵人，誰是我的朋友”，強調“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時，我們知道他是一個政客，因為他處處表現出了政客思維。

　　當一個人一直不斷重復著法律的格言，習慣用法律語言和法律條文說話，我們會知道，他是一個法律工作者，他的法言法語和法學思維暴露了他的身份。

　　當一個人看了某個新聞，就喜歡說“要讓每個人知道真相”時，毫無疑問，他是一個記者。

　　網上有個段子說： 小時候,把English讀為“應給利息”的同學當了行長；讀為“陰溝里洗”的成了小菜販子；讀為“因果聯系”的成了哲學家；讀為“硬改歷史”的成了領導；而我不小心讀成了“應該累死”，結果成了程序員! 這個段子，就是拿“行業(yè)思維”編排的。

　　所謂思維，學理上的理解是，高級生物的大腦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和事物之間內在聯系的規(guī)律性做出概括與間接的能動的反映。所謂能動的反映，很多時候就變成了一種潛意識、下意識的習慣性反應，因為長期從事某個行業(yè)，受該行業(yè)的熏陶，固化為一種規(guī)律性的模式，以至于形成了帶著這個行業(yè)濃厚特征的思考習慣：一看到某個事物，就會條件反射般以這個行業(yè)習慣看待事物的方式進行分析和評點。

　　那么，評論從業(yè)者的思維是什么呢？評論思維應該是怎樣一種思維？我想，評論思維可能有許多表現，但最重要的思維，應該是批判思維。

　　一、 評論的批判思維

　　什么是批判思維？就是當面對一件事物時，不是用欣賞、贊美、鼓吹、叫好之類的眼光和角度，而是保持一種懷疑、質詢、審視、揭露和批評的視角。一事當前，即使看起來是好事，也當以質疑為先，而不是忙不迭地去叫好。

　　肯定有人覺得我這樣去界定評論思維，很有些偏激，為什么非要質疑和批判呢？如果是值得贊揚的好事，如果真是一種進步，為什么不能去贊美和叫好一下呢？現實中確有不少朋友這樣地反問過我：你的眼中難道就沒有光明的一面嗎？你的心理難道就不能陽光一些嗎？明明是好事，你還是要質疑。甚至有人嘲諷評論員的這種批判思維，稱：成為時評家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心理要足夠陰暗。

　　對這些批評，我不以為然。時評這種文體，時評家這種職業(yè)，其存在最大的價值就是批評。

　　社會有許多文體，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分工，在諸種文體分工中，太多的文體主動和積極地承擔著“歌德體”的功能：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塑造典型，以贊美和表揚為主，從悲劇中尋找能體現正面形象的元素，尤其以把悲劇變成喜劇，將喪事辦成喜事，將罪惡洗成閃光點為能事。批評和質疑成為一種極為稀缺的品質，于是，時事評論，要責無旁貸地承擔起這種批判的任務，在政客夸夸其談的鼓吹中，在宣傳家的一片粉飾之聲中，在軟乎乎的贊美泛濫成災的時候，做一個不合時宜的批判者，承擔起“啄木鳥”那樣的功能。你的聲音一定會讓人感覺很刺耳，但是，你的聲音又是這個社會進步所最不可或缺的。

　　政府出臺了一個對百姓有利的好政策，體現了一種進步，難道評論家們不應該去贊美和鼓勵嗎？不要怕缺少鼓勵和贊美，在評論家準備動筆進行評論之前，贊美的聲音早就鋪天蓋地了，宣傳干事們早就把政府這個政策的意義進行了充分的闡述，進行了遠超出其現實價值的拔高，一二三四，首先其次再次最后，表現了，體現了，彰顯出，展示出當許多文體早已充當了吹鼓手，時評還能怎么去贊美呢？在眾多溢美之詞的基礎上再添加一些形容詞，再上升到更高的高度？

　　當其他文體都取向贊美之時，這個社會需要有一種文體去扮演質疑和批判的角色，時評無法推卸這種挑刺的責任。為了社會的進步，時評要擔當起那種讓人感覺不舒服的角色。

　　一個再完美的政策，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它也可能有缺陷和漏洞，有政策的設計者沒有想到的地方，有某種思維的死角和理性不及之處，需要目光銳利的時評家毫不留情地指出其缺陷。指出缺陷，既是為了補上漏洞，也是為了提醒決策者對制度可能導致的問題進行先在的防范。

　　一個再客觀的制度，由于決策者的利益立場，也可能隱含著某種利益偏向，隱藏著既得利益者某種自利的安排，這時候，時評家要目光敏銳地發(fā)現這種包裹著利益的規(guī)定，并將其挑出來，吁求更公平的制度。

　　一種再完美的善，它也可能隱含著某種問題，它可能在個案上滿足人們的某種道德感，符合人們的直觀感覺，卻不符合普遍的正義價值。正義優(yōu)先于善，時評家這時要突破那種淺層的道德感和廉價的同情，而選擇追求一種更深層、更普遍的正義。

　　公權力需要懷疑，而且是不憚以最大的惡意去懷疑，這應該是時評家永遠的格言?；诠珯嗔Φ那致孕院蛡π裕€有其巨大的合法傷害權，應該永遠對公權力的所作所為保持質疑的目光，正像政治學常識所告誡我們的，要將其想象成一個隨時會作惡的魔鬼，而不是想象成天使。不用擔心這種懷疑和批判會傷害公權力的積極性，只有以不信任和“最壞可能的想象”為制度起點，才能在制度上保障一個有公信力的、好的結果。

　　人性需要懷疑，因為人性是復雜的，人性是自私和幽暗的。歌頌人性偉大的任務交給那些宣傳家和鼓動家們，時評家應致力于發(fā)現和揭露那些幽暗的一面，并不留情面地去防范和鞭策。只有這樣，才能提升這個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評論家應該就是這個社會的牛虻。

　　那些被贊美的事物需要懷疑，被捧上神壇的東西需要質疑，包裹著道德優(yōu)勢的人值得懷疑，喜歡把正義放在嘴里的人需要質疑，拿弱者和窮人說事的人需要懷疑。不是只批判強者，只批判制度，只批判別人，弱者也需要批判，個人也需要批判，自己骨子里那些劣根性和偏見同樣需要反省和批判，不放過所有的惡，一切成為某種定論的東西都不能逃避質疑。這樣的批判才算徹底，才是真正的批判。

　　常有人拿“缺乏建設性”來指責時評家的批判思維： 你總是在批判，那你有建設嗎？你總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你設計出一個完美的政策出來試試？這種反問是很沒有道理的，社會分工不同，一部分人去從事政策的制定，也要有人充當對政策進行質疑和批判的角色，否則的話，決策者就會陷入封閉之中。我也許設計不出更完美的政策，但我能看出問題所在，于是我就把我的疑問說出來。決策者制定政策，這是一種建設，時評家進行批判，指出可能的問題所在，這也是一種建設，沒有這種批判性的建設，政策不可能完善。

　　還有人喜歡用“善意”和“惡意”來對批評進行區(qū)分，說“善意的批評”我就接受，“惡意的”就不理睬。這也是不對的，你怎么能區(qū)分批評是善是惡呢？作為一個被批評者，只能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了。除了私人恩怨，在公共事務上，沒有人是惡意去批判某個政策的，只有語言上的尖銳與溫和，而沒有動機上的善意和惡意。這個問題上，被批評者面對批評時要有正確的態(tài)度。

　　時評家，是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中很特殊的一部分。知識分子有兩種，一種是鉆在書齋中研究高深學理問題的專業(yè)知識分子，另一種是喜歡在公共事務上運作自己理性的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問題保持著毫不妥協的批判精神。時評家在氣質上與公共知識分子更接近，不過，他們比公共知識分子更貼近這個社會，他們每天關注時事，對這個社會每天發(fā)生的事件保持著密切的注視，于是有著更強的現實關懷。這種與現實的貼近，需要他們保持更為徹底的批判精神，用自己銳利的目光和敏銳的觀察力，指出一個個政策中的缺陷，一個個新聞事件中的惡，一個個社會現象中的問題所在。

　　我之所以強調評論者要有批判思維，還基于這樣一種認知： 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在一個批評不太自由的輿論語境中，當批評成為一種禁忌的時候，時評家更要爭取那種批判的權利，爭取更多的批判話語空間。不能自由地批評，那么，贊美就沒有意義了。

　　三、 不可不重視的求新思維

　　求新思維，在時評界有較大的爭議。我一直堅持認為，一篇評論中應該有某種“新”的東西： 評論者在就某個議題寫作時，一定要有“求新”的意識，有一個新的角度，有一個新的觀點，或有一個新的發(fā)現、新的信息、新的表述等?？傊?，一篇評論中，總得有一個“新”的東西，這樣你的評論才會有價值。新聞，只有“新”才能吸引受眾注意和體現新聞價值；而評論，也只有觀點“新”，觀點和觀察獨到，才能讓你提起的議程被關注，讓你的觀點吸引到公眾的眼球，從而推動事件的發(fā)展。

　　簡單重復一般常識和進行道德表態(tài)的評論有沒有價值？關于這個問題幾位評論編輯在博客上有過一次討論。討論源于對湖北漢川“小糊涂仙”事件的反思（政府為支持本地企業(yè)發(fā)展，發(fā)紅頭文件下達喝酒指標），評論作者的來稿都缺乏新意，都只是簡單地批判這種行為不對。

　　《瀟湘晨報》評論主編楊耕身先生隨即在自己博客中對此表示了認同，他認為這些文章“所表達的無非是眾所周知的觀點，所說的亦無非是正確無錯的廢話”。他認為，針對小糊涂仙事件的批評，這些作者來稿中所強調的觀點，新聞報道本身就已經包含了，評論再重復新聞已前置的觀點并沒有什么價值。

　　《新京報》評論主編王愛軍先生看到我們的博客討論后，在博客中表達了不同觀點，他提出了幾條反對意見：第一，時評是新聞的一種。新聞是要重復的，有人三年前討薪跳樓，現在還有，不能因為曾經報道過，就不報道。第二，時評不是供人當花瓶欣賞的，那是副刊的某些特性，時評必須為時而作，干預生活。有什么樣的社會事件，就可能有什么樣的評論。第三，一些荒唐事繼續(xù)荒唐著，時評沒有完成任務。對“顯而易見”的荒唐閉口不談，正是作惡者所期待的。第四，其實，世界上沒有什么道理是新的，重復是必然的。啟蒙時代的中國，或許更需要天天講，年年講。第五，時評有兩個功能，一是闡述理念，更新觀念，所謂挖掘別人沒有挖到的寶。還有一個，就是推動事件的合理發(fā)展。事件最后在輿論的推動下合理結束，即使是沒有深刻的含義和高深的道理，也功莫大焉。第六，時評的最大的特點是公民化，千萬不要搞成孤芳自賞、圈子里的東西，這是要警惕的，離開了市野街巷，時評行之不遠。

　　王愛軍說得有一定的道理，不過我認為，從傳播效率上看，新的觀點能起到更高的傳播效率。時評確實是一種公民表達，但時評既然刊登在報章上，就不僅只有傳者，眼里更要有受眾，不是光表達出來就行了，還要講究一種傳播價值和傳播效率。

　　這方面，《中國青年報》“青年話題”內部曾與領導有過一次博弈。報社出臺版面考評體系，把評論的“獨家”放到了一個很高的評價位置，也就是說，只有文章獨家，這個版面的評分才高，編輯才能多拿獎金。后來我們幾個編輯認為，不能用新聞版的評價體系來要求一個評論版：首先，相比那些每天都出評論版的市場媒體，我們每周只有三個版，用稿速度根本趕不上市場媒體，要求獨家是很難的；最重要的是，評論跟新聞不同，新聞在于報道事件真相，真相只有一個，所以獨家對新聞很重要，而評論不一樣，對同一新聞事件有很多思考角度，觀點是一個競爭的市場，所以，評論最大的價值在于獨到，獨到的評論才能體現一個評論版的品質。

　　評論要避免成為新聞的配角和附庸，必須要有超越新聞的獨立價值，這就是觀點和觀察的獨到，要有某種“新”東西。避免重復那些眾所周知的大道理，避免寫那些每個人看新聞第一眼就能想到的觀點。簡單的道德批判是思想懶惰的表現。在一般人能想到的地方再作進一步的思考，你就會有新的發(fā)現。

第八講 評論的邏輯

　　網上有個笑話，將“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惡搞成“不想當廚子的裁縫，不是好司機”，搞笑之處就在于違反了邏輯同一律。評論中經常有這樣的概念偷換。

　　作者

　　評論是一種講理的藝術，在我看來，這種“理”，起碼包含三個層次，其一是理性，其二是邏輯，其三是倫理。理性是知識論上的，邏輯是方法論上的，而倫理則是道德層面對這個職業(yè)的規(guī)范。三種“理”中，最基本的“理”應該是方法論層面上的“邏輯”。

　　看評論，一般人都注重看評論的結論，看評論者對一個事件或人物的判斷。這是外行人閱讀評論的習慣。而在內行人眼中，作為判斷的結論當然重要，但他們更注意的是方法論，即作者是通過什么“方法”得出這個結論的，論據能不能支撐結果，論證和推理合不合規(guī)則，引用的事實是不是真的，等等。如果“方法”不對，結論再怎么符合公眾的期待，都不是一篇成功的評論。

　　這種將論據和結論聯系起來的論證過程和方法，就是邏輯。

　　一、 一個典型的邏輯謬誤案例

　　為了使大家對評論的邏輯有一個基本的認知，先引用一篇文章： 法學家和他們的長期郁悶

　　11月27日上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主編、中國法學會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陳桂明先生，因病醫(y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終年50歲。這是繼54歲的蔡定劍教授之后，又一位中年法學家因為癌癥英年早逝，在微博等網絡論壇里引發(fā)了眾多網友的嘆息與惋惜。有網友感慨：做法學的，難免長期抑郁悲憤，積勞成疾，繼之以英年早逝。悲乎！

　　法學家易郁悶成疾甚至致癌？這種判斷顯然純屬臆斷，沒有科學依據。輕易下這樣的結論，更多是一種感慨，算不得科學結論。至于這種感慨本身該怎樣認識，還是值得琢磨一下的。

　　應該看到，隨著社會對于法治的重視，法學也日益成為一門顯學，很多法學家成為這個社會的香餑餑： 從政、掛職、搞法制講座、接受媒體采訪、各種司法考試輔導班 可謂熱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但另一方面，很多知名法學家的確有郁悶的一面，因為他們對于法治水平的期待更高，對法治困境認識得更透徹，所以憂慮也就要更多一些。筆者就曾在不同場合分別聽到過陳桂明先生對于法院獨立性不強、人為因素干預民事訴訟的憂慮；聽到過清華大學王保樹先生對一些“負一定責任的官員”對于法治態(tài)度的漠視表示感慨

　　筆者感覺對法治狀況感覺“憂慮”的學者們都有一個相似的來源，那就是權力對于法治的擠壓。比如為了政法系統(tǒng)政績大搞“公審公判”，比如政府悍然給法院發(fā)公函指導法院某某案子應該怎么判，再比如有的地方官員拿“維穩(wěn)”這個幌子大搞“穩(wěn)定壓倒法治”的非法截訪這使得如江平先生這樣的老法學家也感慨，雖然“總的對中國的法治的前景，還是抱樂觀態(tài)度的，但是不能夠排除在一段時間之內，在一定的政策引導下，法律出現倒退的情況”。

　　這些現狀確實值得我們反思： 光是立法條文數量的大大增加，以及依法治國的口號喊得很響，還不足以構成我們對于法治的信心。面對遠遠談不上完美的法律水平，該持何態(tài)度？不排除有些法學家欣然接受現狀，甚至如魚得水自得其樂；但也有大批法學家像江平先生說的那樣，“對于一些倒退現象指出來并一再地吶喊”，因為“一個搞法律的人如果允許法治倒退是很悲哀的事”。這樣的選擇，或許也就注定了“郁悶”的如影相隨。

　　回過頭來再看“法學家容易郁悶”這個命題，你會覺得它百分之百是個偽命題嗎？它就一點意義也沒有嗎？誠然，蔡定劍、陳桂明兩位先生的疾患可能各有具體原因，但梳理這個時代的法學家們的郁悶可以發(fā)現，根源還是在于權力的泛濫與不受約束，在于各種形態(tài)的“權大于法”，而這些，已經不只是“加強法治建設”就能完全解決的，有很多需要繼續(xù)發(fā)展民主政治才能約束。這樣再次證明，“民主與法治”是一體雙翼，缺了哪個都不可行。案例分析

　　這是一篇很典型的不講邏輯的文章。我明白這篇文章作者的意思，是想借“法學家英年早逝”這個新聞由頭，發(fā)一番對中國當下民主法治環(huán)境不盡如人意的感慨，可是，你這篇評論的新聞由頭是“法學家英年早逝”，跟“法學家的郁悶”有什么關系呢？恐怕沒有邏輯關聯。法學家英年早逝，只是個案，作者只看到了近來的兩起，一兩個人的早逝不能推斷出這個群體總體的特征。這個群體的英年早逝，從數理統(tǒng)計上看，并沒有其他群體明顯。法學家的郁悶，也是一個想當然的偽命題，法律涉及每一個人的利益，法治不健全，不僅法學家郁悶，每個生活在這種法律環(huán)境下的人都可能郁悶和壓抑，法學家不會比普通大眾更郁悶。

　　文章顯然貫穿著這樣一條邏輯鏈條： 因為中國法治不健全，所以從事法學研究的法學家們很郁悶；因為他們很郁悶，所以更容易英年早逝。雖然作者在文章中一再回避這樣的推斷，可他將這幾個問題聯系在一起說，以“英年早逝”說“法學家的郁悶”，暗示和引導著讀者朝這樣的邏輯去思考。不然的話，無法解釋為什么將這幾個命題放在一起說。邏輯的問題，有時候無須明言，它隱含在命題的選擇和聯系中，將哪幾個命題放在一起說，那幾個命題之間的聯系，就表明了作者的邏輯和判斷。

　　作者一再強調“這種判斷顯然純屬臆斷，沒有科學依據。輕易下這樣的結論，更多是一種感慨”，說明作者也是知道這樣的判斷是很不合邏輯的，但他還是將這種不合邏輯的感慨表達了出來。這是很多初學評論者寫作時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即如何將一個很模糊的想法在理順邏輯之后表達出來。你可能會靈光乍現，隱約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其間可能存在某種聯系，但又覺得自己無法將這種邏輯理順，覺得兩者的關系比較牽強，僅僅是一種很模糊的聯系。這時候，你一定不要輕易就下筆，不能自己腦袋一團糨糊時就開始下筆寫作，并企圖用情感和道德去將含糊掩蓋起來，訴諸情緒或者修辭遮掩邏輯上的問題，那是掩飾和遮蓋不了的。你只能正視邏輯，謹慎地推理和論證，理順邏輯后再下筆，用清晰的邏輯和流暢的論證為讀者講道理。

　　邏輯，是人的一種抽象思維，是人通過概念、判斷、推理、論證來理解事物的思維過程。從這個定義來審視，《法學家和他們長期的郁悶》一文中充滿著邏輯上的謬誤。比如概念，形式邏輯要求概念須具有同一性，要么是指稱個體，要么是指稱全體，作者新聞由頭中的法學家都是指兩位具體的法律學者，而到了后面，都是指稱一個群體了；還有作者所談的“郁悶”，先是說“（法學家）對法治困境認識得更透徹，所以憂慮也就要更多一些”，然后在論證中將這種普通的“憂慮”偷換為“郁悶”，最后又偷換為病理性的“壓抑”，暗示是這種壓抑造成法學家的英年早逝。比如判斷，邏輯要求每作出一個判斷都要給出依據，作者作出了好幾個判斷，都沒有給出論據，比如“法學家英年早逝”這個判斷上，就沒有數據支持這個判斷。推理和論證就更不合邏輯了，因為你無法在他所提出的這幾個命題間尋找到聯系。

　　作者寫作時是腦子中一團糨糊，讀者也看得云山霧罩不知所云。其實，法學家的郁悶這個話題，完全可以換個新聞由頭來談，就“一兩位法律學者英年早逝”這個由頭談很不合適，因為其間并沒有聯系。時事評論，往往是闡釋那些你由某個新聞由頭激發(fā)的思考，這樣的聯系要求由頭與評論間有某種邏輯關聯。

　　評論是一種致力于說服人的文體，如何才能讓人信服和接受你的觀點呢？你必須講理，這個理是什么？就是邏輯！邏輯是一種交叉的共識，或者說是一套實現交流和達成共識的規(guī)則。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政見，但為了可交流，須接受一套共通的關于講道理的規(guī)則，那套規(guī)則就是邏輯。價值觀不同沒問題，但不同價值觀的人是可以坐下來一起交流問題的，因為大家都信守邏輯。

　　邏輯無涉價值，它是一套比價值更優(yōu)先的元規(guī)則。

　　邏輯學是一門比較復雜和繁瑣的學問，聽聽這些概念你的頭就會大了，什么復合命題、聯言推理、相容和不相容的選言命題、假言推理、模態(tài)命題，等等。不過，評論是一種公民表達的文體，它對邏輯的使用牽涉不到這么復雜的概念，論證時常用的邏輯也就集中在幾種基本的推理上：演繹、歸納和類比。

　　五、 評論中常見的邏輯謬誤

　　在這一章的內容中，我會舉一些網上好玩的段子和評論中常見的錯誤，來讓讀者對邏輯謬誤有更形象和直觀的理解。

　　網上的那些段子之所以可笑，玩的其實都是邏輯謬誤，可樂之處正在于“邏輯謬誤”。符合邏輯的事物是不會成為讓人捧腹大笑的笑話的，因為盡在人的意料之中，符合人們的思維習慣，就沒什么好笑的了。而當某種推理超出常態(tài)的邏輯，得出某個很明顯不合邏輯的荒謬結論時，當這種荒謬以荒誕滑稽的形式表現出來時，就讓人忍俊不禁了?！斑壿嬛囌`”就是笑點。

　　1 以偏概全

　　網上有個段子說： 公園里有一對戀人正在甜蜜幽會，女孩撒嬌說：“老公，我牙痛?！蹦泻⑽橇伺⒄f：“還痛嗎？”女孩說：“不痛了?！币粫⒂秩鰦烧f：“我脖子痛?！庇谑悄泻⒂治橇伺⒌牟弊诱f：“還痛嗎？”女孩高興地說：“不痛了。”旁邊有一老太太看見了，忍不住說：“小伙子，你真神啦，能治痔瘡不？”

　　還有個段子說，有個人吹牛說： 上大學我逃過課、掛過科、甩過人、被甩過、打過架、記過過 哎，能干的我都干過了。有人立刻回復說： 你死過嗎？

　　這兩個段子的可笑之處，都在于“以偏概全”： 根據很有限的例證得出一個普遍的結論。老太太僅僅根據表象上的“吻了嘴嘴就不痛”、“吻了脖子脖子就不痛”得出這個小伙子“吻能治病”的普遍結論，非?？尚?。那個吹牛的人也是，舉了幾個例子，就說“能干的我都干過了”，一句“你死過嗎”就把他噎回去了。

　　評論中經常會出現“以偏概全”的謬誤。僅僅看到一兩個富二代酒后開車撞人了，就談論“富二代群體不道德”的社會問題；看到幾個老師不好好上課、到處走穴，就說老師群體已經陷入拜金主義崇拜之中，失去了教師應守的師道。還有人喜歡動不動就說“官員群體”、“農民工群體”、“大學生群體”如何如何，動輒上升到對一個群體的批判，習慣使用“全稱判斷”，這犯的就是以偏概全的錯誤。

　　2 推不出

　　顧名思義，就是從給出的論據推不出他想要證明的結論。比如，媒體報道說廣州地鐵員工家屬乘坐地鐵都免費，批評這是壟斷企業(yè)不正當的福利。而地鐵的老總解釋說：讓家屬免費坐地鐵是為了反恐。

　　這犯的就是典型的“推不出”謬誤，因為從“反恐”推不出“必須讓地鐵員工家屬免費”。員工家屬在反恐上并沒有特別超人的能力，反恐也跟免費沒有什么關系。地鐵為了反恐，可以有許多措施，比如進行安檢、限制流量、限制帶刀具，但推不出“讓家屬免費坐地鐵”。

　　正因為犯了推不出的謬誤，這位老總的這段解釋引來如潮的批評。

　　本講開頭提到的那篇文章，犯的也是“推不出”的邏輯謬誤。由一兩個法學家的逝世推不出“法學家英年早逝”這個命題，由“中國的法治缺陷”也推不出“法學家比一般人更郁悶”這個命題。

　　3 假性因果

　　假性因果，假性相關，也叫“后此謬誤”（后此，故因此），即兩者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是虛假的，只不過是時間上先后發(fā)生，不是因為發(fā)生在前面，就是原因，不是因為發(fā)生在后面就是結果。

　　歷史研究上經常犯這樣的邏輯謬誤，因為某個歷史事件發(fā)生在前面，就把這個事件當作另外一個事件發(fā)生的原因，并冠以“直接原因”、“間接原因”、“導火索”、“推動了進程”之類因果標簽。強迫癥的一大表現，就是在毫無聯系的兩個事件間扯上因果關聯。比如某天出門時抬的是左腳，那天受到老板夸獎了，于是就將“老板夸獎”歸因于“出門抬的是左腳”，以至于每天出門時都強迫自己必須抬左腳，哪天忘記了抬的是哪只腳，非要打車回家重抬一下左腳。

　　網上有個笑話說： 2010年5月18日，溫總理一出訪德國，5月31日，德國總統(tǒng)克勒就辭職了；5月11日，溫總理一出訪日本，6月2日，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就辭職了。這其間好像有某種因果關系，其實是假性因果。德國總統(tǒng)克勒辭職，是由于其“不當言論”；而鳩山由紀夫辭職，則是由于民意支持率很低，黨派壓力迫使其辭職。兩者跟溫總理的訪問都沒有任何因果關系，這完全是時間上的巧合而已。這是典型的假性因果。

　　守株待兔寓言中那個人，其實犯的也是“假性因果”的邏輯謬誤，在樹邊碰巧有一天兔子撞死了，以為守在樹邊就可以天天碰到被撞死的兔子。將兩者聯系在一起時，一定要找到兩者間的因果是怎樣發(fā)生的，而不能僅憑時間先后關系就判斷。

　　有一個成語叫多難興邦，也是假性因果。多難，并不會必然導致“興邦”，只有在災難中總結教訓，反思錯誤，積累經驗，才會為興邦創(chuàng)造條件，否則，多難只能給國家?guī)須缧缘暮蠊Ｘ毟F是成功的催化劑，苦難是成功的墊腳石，等等，只是用來勵志的，實際上也是假性因果，并不是貧窮導致了成功，相反，富裕比貧窮有更好的成功條件，如果貧窮而不更加努力奮斗的話，貧窮只能意味著失敗。

　　評論寫作中常會犯這種邏輯謬誤，尤其是在對殺人案的歸因中。比如，福建南平校園慘案后，許多人對殺人者的動機進行歸因，認為是房價過高和工作壓力導致他殺人，然后將殺人歸咎于體制，這就是假性因果后來醫(yī)學鑒定表明，此人精神很不正常。江蘇某地發(fā)生一起兇殺案，媒體用的標題是： 大學生因為高房價，錘殺丈母娘。這也是假性因果，高房價與殺人并沒有因果關系，殺人是極端的人所干出的極端的事。

　　評論者在歸因時如果帶著先入為主的偏見，就很容易陷入這種假性因果的謬誤中。這種假性因果的邏輯有著較嚴重的社會危害，在殺人案中這樣歸罪，無異于是為殺人者尋找正當的借口。

　　還有一種假性因果，屬于認知偏差的問題，將一個很復雜的結果歸結于某一個原因，或過于強調某一個原因。比如有人根據受大學教育與沒有受大學教育的人的收入存在差別，就將這種差別歸因于是否接受了高等教育。其實正如有專家所指出的：實際上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一個選擇機制，那些很有創(chuàng)意、很有頭腦或者智商很高的學生，通過選拔被選到了大學里。即使他們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這兩群人的收入差異照樣存在。這里就有一個統(tǒng)計選擇偏差的問題。（《讀書》2010年10月《追問大學學什么》）小案例

　　“你喜歡坐在教室的哪個位置？”這是劍橋大學的著名實驗。教授要求一群學生，進入一個寬敞的大禮堂，并自由找座位坐下。他們發(fā)現不同的學生喜歡坐不同的位置。八年后調查顯示：愛坐第一排的學生，遠比其他學生更成功。態(tài)度決定高度。那些學生的能力相當，但“愛坐第一排”的進取心，決定了誰是千里馬。

　　對這個研究，我的評論是： 扯淡的實驗。這個實驗在邏輯上的謬誤是： 假性因果。有網友嘲笑說： 想起一個實驗，把蜘蛛放在桌子上，大喊一聲，蜘蛛跑了，然后把蜘蛛的腿都切掉，再放在桌子上，大喊一聲，蜘蛛不跑了，由此證明蜘蛛的耳朵是長在腿上的！

　　4 滑坡謬誤

　　這個從名字也能看出謬誤的意思： 聲稱某事之后將會發(fā)生一連串通常是可怕的后果，但卻并無充分證據支撐該推論。這樣的推論斷定，如果再往前一步踏上“滑坡”，就必定會一路滑跌到溝底，亦即假定我們不可能中途停住。

　　其實，我們常用的“蝴蝶效應”就是一個滑坡謬誤： 一只南美洲亞馬孫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以在兩周以后引起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其原因就是蝴蝶扇動翅膀的運動，導致其身邊的空氣系統(tǒng)發(fā)生變化，并產生微弱的氣流，而微弱的氣流的產生又會引起四周空氣或其他系統(tǒng)產生相應的變化，由此引起一個連鎖反應，最終導致其他系統(tǒng)的極大變化。

　　其實，蝴蝶扇動一個翅膀所產生的微弱氣流，是否能引起四周空氣或其他系統(tǒng)產生相應的變化，接下來會不會產生其他連鎖反應，是很不確定的，得依賴一定的氣候、氣象和地理條件，不符合這個條件的話，連鎖反應就不會發(fā)生。你不能僅僅因為初始條件下可能存在某種情況，就像滑坡一樣無限地推下去。

　　管理學在強調“細節(jié)決定成敗”時都會跟學生們講“一個馬釘亡掉一個帝國”的歐洲民謠： 丟失一個釘子，壞了一只蹄鐵；壞了一只蹄鐵，折了一匹戰(zhàn)馬；折了一匹戰(zhàn)馬，傷了一位騎士；傷了一位騎士，輸了一場戰(zhàn)斗；輸了一場戰(zhàn)斗，亡了一個帝國。這個民謠講的是，在一次生死存亡的戰(zhàn)爭中，一位將軍因為不耐煩要等待馬夫釘上最后一個馬釘，而匆匆率領軍隊上了戰(zhàn)場，結果一連串的失誤導致了全軍潰敗。一個看似微乎其微的事情，卻帶來了慘重的損失。馬蹄鐵上一個釘子是否會丟失，本是初始條件十分微小的變化，但其“長期”效應卻關系到一個帝國的存與亡。

　　這個故事用來強調“細節(jié)”的重要性是可以的，但如果用于實際的論證中，就是一個滑坡謬誤。評論中常見的滑坡謬誤就是這樣的，過于強調某個細節(jié)的重要性，無限地推演其可能發(fā)生的后果，一步步地推演，最后推出一個可怕的結論。其實，現實并不會按照這種推演的邏輯去發(fā)生，每一步的發(fā)生其實都需要條件，每一步的推演都忽略了應具備的條件，最后的結果當然非?？膳?。

　　避免滑坡謬誤的最好方法就是，每一步的論證都拿出充分的論據，而不能忽略條件、含糊其辭地連鎖推理。或然不能推出必然，滑坡之滑在于，用一連串弱關系、微相關的“或然”，在連環(huán)的推理中，推出一個嚇人的結論。小案例

　　時值情人節(jié)，有一位名人在微博上開玩笑說：“情人 陪伴，微博 陪伴，so，微博情人?！?/p>

　　我跟她開玩笑說：“多幾個 ，世界就大同了，哈哈。俺不解風情地亂彈一下，邏輯學上，這可能叫滑坡謬誤： 不合理地使用連串的因果關系，將 可能性 轉化為 必然性 ，以達到某種意欲之結論。”

　　5 概念偷換

　　這是實際中見得最多的邏輯謬誤。因為概念非常容易被偷換。先舉兩個偷換概念的網絡段子： 有一只老虎感冒了，想要吃掉熊貓，熊貓哭了：“你感冒了，干嗎要吃掉我呢？”老虎說：“廣告上都說了，感冒就要吃白加黑！”（熊貓身上黑白相間，被偷換成了“白加黑”。）熊貓遇到從超市里怒氣沖沖出來的袋鼠，問道：“怎么了，氣成這樣?”袋鼠喘著氣說：“不許我進，非讓我先存包!”（袋鼠肚子上的袋子被偷換成了“包”。）正像我在前面的“三段論”中所講，邏輯推理需要保持概念的同一性，不能前后概念不一，前面的“人民”是一個集合概念，后面的“人民”變成了非集合概念，概念不統(tǒng)一，隨意變換某一概念的含義，邏輯上肯定就會產生謬誤。

　　與偷換概念類似的是轉移論題。網上有個經典的段子： 你跟他講法律，他跟你談政治；你跟他談政治，他跟你講民意；你跟他講民意，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講法律。評論寫作中，經常會出現這種邏輯謬誤，尤其是在觀點的爭鳴中，論者會故意轉移論題，尋找有利于自己的角度，這樣的轉移論題常使得交鋒不是針鋒相對，而是各說各話。

　　6 訴諸非邏輯

　　使用非邏輯的方式代替論證。這些非邏輯手段包括權威、民意、情感、無知、道德、沉默、比喻等。

　　（1）訴諸權威。

　　許多評論作者特別喜歡在文章中引用名人名言，尤其是政治家和領袖人物的名言。這些名言，可以作為豐富文章內容的材料，但不能作為論證某一觀點的論據，因為名人名言并不一定就是真理，它本應受到邏輯的拷問，而不能直接拿來支撐某個論點。比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這話細細琢磨其實也可以說是沒道理的，為什么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呢？我雖然沒有調查過，但我從邏輯上發(fā)現了問題，為什么就不能指出來呢？

　?。?）訴諸民意。

　　民意也常用作論證的論據。比如評論家就經常這樣引用數據： 調查中，多大比例的民意支持某個政策，民意傾向于支持出臺某個規(guī)定。這樣的民意數據，也是不能作為論據的。因為民意并不就意味著正當、合法和正確，多數人支持的某件事，并不一定就是正確的，可能出現多數人暴力，也可能出現多數人眼睛被蒙蔽的時候。在現實的價值次序中，有太多的比民意更優(yōu)先的價值，比如法治、邏輯，等等。

　?。?）訴諸情感。

　　也就是常說的以情動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用煽情代替邏輯推理。比如，我的朋友張?zhí)煳翟浽凇白擦税鬃病边@個法律條款上跟另一個朋友爭辯，他是支持“撞了白撞”的，而另一個朋友反對。開始還好，大家都在講理，后來那個朋友文章中開始出現“難道你能忍心看到被撞者那血肉模糊的悲慘場景？你還會支持撞了白撞？”，他就知道這個交鋒沒法進行下去了，因為對方不是講理和邏輯，而是訴諸情感，訴諸憐憫和悲情，那就無法在對等的層面上進行交流了。

　　（4）訴諸無知。

　　這種謬誤常見的表述句式是： 沒有證據證明某種東西存在或者不存在，所以，它不存在或者存在，以訴諸無知作為某些證據。例如： 我們沒有證據說神不存在，所以神一定存在。又例如： 由于我們沒有關于外星人的知識，這表示外星人并不存在。時事評論的推論中也常可以見到這種謬誤： 因為不知道官員的財產狀況，所以可以推定他們有問題。官員有問題要拿出證據去證明，而不能先入為主地推定，以“無知”作為論據。

　?。?）訴諸道德。

　　在邏輯上無法站住腳時，就訴諸道德，站在某種道德優(yōu)勢上進行道德批判。比如，無法論證名人拿外國綠卡有什么不正當，就以“一邊爭著拿外國綠卡，一邊賺中國人的錢”這個道德命題進行批判，在“愛不愛國”的問題上站到道德高地上。推不出“名人接受采訪索要采訪費”有什么不正當，就掄起道德大棒砸名人。在一個有著厚重儒家道德傳統(tǒng)的社會中，這種訴諸道德的方法是很管用的，許多不講邏輯卻戴著道德面具的謬誤招搖過市大行其道。

　　（6）訴諸沉默。

　　先講一個段子： 一老頭退休后閑得無聊，于是便天天教鸚鵡說話，每早必教它說：“早上好！”可是幾個月過后，鸚鵡仍不開口。老頭為此十分氣餒，這天早上便沒有再繼續(xù)教了。這時，只聽鸚鵡對著老頭大喊道：“老頭！今天牛了啊，見我也不問好了！”

　　這個老頭就犯了訴諸沉默的謬誤，鸚鵡保持沉默，老頭就以為它不會說話了。許多國家司法中都引入了“沉默權”，沉默并不意味著認罪，嫌疑人有權保持沉默。而中國司法在過去很長時間都遵循這樣的原則：保持沉默，就默認了指控。

　?。?）訴諸比喻。

　　也就是以喻代證，用作為修辭的比喻替代邏輯推理。梅花香自苦寒來，寶劍鋒從磨礪出，不經歷風雨怎么見彩虹，這些都是經常出現在評論中的話，可這些其實都是比喻，梅花是梅花，寶劍是寶劍，彩虹是彩虹，這僅僅是比喻而已，梅花香自苦寒來，那是梅花的生長習性使然，并不意味著窮人也像梅花那樣。比喻在論證中都是蹩腳的，以比喻作為論證手段，其實都是在偷換概念。

　　有個段子。夫妻離婚爭孩子，老婆理直氣壯地說：“孩子從我肚子里出來的，當然歸我！”老公說：“笑話，簡直是胡說八道！取款機里取出來的錢能歸取款機嗎？還不是誰插卡歸誰！”這種比喻在論證中是很不恰當的。小案例

　　反對在中國實行民主的微博博主竇含章說：“民主的霸道： 許多人認為生物多樣化、文化多元化是好的，可一談政治制度，就變成民主至上的一元論。這樣的態(tài)度其實和十字軍、納粹在本質上沒什么不同，都是霸道?，F在這些人都在為中東革命歡呼，可我覺得，西方民主一統(tǒng)天下只能是災難既然破壞生態(tài)平衡會導致毀滅性后果，破壞政治平衡為什么就不會？”

　　一位叫滬上韓老大的網友用比喻反駁他說：“竇含章發(fā)現每天吃飯也是 一元化 ，從此改為吃屎?！?/p>

　　我的跟評是：“爭論多源于評論者喜歡濫用比喻，而不習慣就事論事地談。比喻雖然形象和直觀，卻偷換了論題。這位滬上韓老大一個關于吃屎的比喻，就把竇含章的比喻滅了。比喻和修辭是爭論之源?！?/p>

　?。?）訴諸信心。

　　時評文章中經常會出現這樣的語句： 我相信中國的公民社會會如何如何，我相信在某某的調查下會真相大白。這種相信，僅僅是一種個人的“信心”，不存在邏輯上的推理效果，不能作為論據，只是強化表達的效果，而無法起到論證作用。

　　7 反問謬誤

　　評論中經常會出現反問： 如果是你，你會怎樣？假如你是受害者，你會有什么反應？以這樣的反問進行反駁。

　　我在評論寫作中就經常遭遇這樣的反問。比如在遼寧本溪張劍刺死拆遷者一案和湖北巴東的鄧玉嬌案中，我認為張劍殺人和鄧玉嬌殺人已屬于防衛(wèi)過當，這種判斷遭到了許多網民的攻擊，他們就使用了反問的句式：如果當你或你的家人遭遇那樣肆無忌憚的暴力拆遷時，你能夠理性地計算怎樣才是“不超過防衛(wèi)的限度”嗎？你能不憤而反抗以捍衛(wèi)自己的家人和房屋嗎？如果鄧玉嬌是你的妻子或女兒，當她面臨一個淫官亢奮的性侵犯，當她憤而反抗刺死淫官時，你會冷靜地說這是防衛(wèi)過當嗎？這種把人推向具體情境、逼人設身處地考慮的道德綁架聽起來很有誘惑力，其實是一種謬誤。設身處地是不錯，可是，即使我也作出同樣的反應，也并不能證明我的反應是正確的。評判一種行為正當與否，衡量的標準是法律，而不是訴諸“同情”。

　　用這種反問的邏輯我同樣可以反問，如果你是那個被張劍和鄧玉嬌刺殺者的家人，如果你是刀下之鬼，你還會贊成這是正當防衛(wèi)嗎？換一種利益立場，換一個身份，觀點立刻會完全不同，這樣的設想其實是沒有原則的。法律判斷不能為某一個人設身處地，而要為每個當事人設身處地。

　　典型的反問謬誤是： 杰斐遜反對奴隸制，可是他自己也有奴隸！所以奴隸制是正確的！你說抽煙有害，可是你自己也抽煙，說明抽煙并沒有危害。

　　看看網上一個段子： 某天考生物，其中有一題是看鳥的腿猜出鳥的名字。某生實在不懂，生氣地把卷子一撕準備離開考場。監(jiān)考老師很生氣，于是問他：“你是哪班的？叫什么名字？”某生把褲腿一掀，說：“你猜啊你猜啊?！笨瓷先ズ孟袷恰耙宰又プ又堋?，其實也是反問謬誤。

　　馬少華先生也曾在博客中分析過“以 言行不一 反駁別人為什么是一種謬誤”，他引用了《批判的思考》中的例子： 有時一個人的主張看起來自相矛盾，但不是和他先前的言論相矛盾，而是和他的實際行動相矛盾。如，約翰遜也許要我們大方點，但我們都知道他本人卻吝嗇得無以復加。嗯，約翰遜很可能是個偽君子。但如果我們以約翰遜的吝嗇和偽善為由，認為他說的話不正確，那我們就犯下了自相矛盾型以人為據的謬誤。

　　“言行不一”是一種倫理問題，而跟邏輯無關。你可以以“言行不一”來批評一個人的道德，而無法以此質問一個人的邏輯。只要其在邏輯上是自洽的，行為并不能否定其邏輯。

　　8 稻草人謬誤

　　也就是“假想敵”，這樣的謬誤常常出現在觀點交鋒中：設立一個根本不存在的耙子進行批判。對手的觀點明明是A，可為了自己批評的方便，將對手的觀點推向某個極端或貼上某個標簽，說成是B，然后對著B觀點大加批評。

　　比如我在評論中就經常遭遇這樣的稻草人謬誤。我寫過一篇文章叫《“網友曝”是一種很惡劣的新聞文風》，批評一些紙媒記者，不經嚴謹的調查和細致的核實，就以“網友曝”的敘述方式將網帖內容直接當作新聞報道出來，這是一種違反新聞專業(yè)要求、很不負責任的行為，降低了紙媒的品質。這篇文章遭到了一位叫胡安東的作者的批評，他撰文認為“扼殺網友曝光是另一種越界追捕”，稱我的文章有扼殺網友曝之嫌，會致使剛剛起步的網絡輿論監(jiān)督出現重大倒退。

　　這其實就是一種稻草人謬誤。通讀我那篇文章，我只是就事論事批評紙媒記者的不負責任，不經核實就把“網友曝”拿到報紙上，絲毫沒有否定網絡輿論監(jiān)督，甚至沒有否定“網友曝”本身而是強調這是網友的監(jiān)督和表達權的體現。我說得非常清楚： 網友當然是可以曝的，但當記者將這樣署著自己名字的新聞寫到紙媒上時，就不能跟著“網友曝”走了，而應該用記者自己的調查和核實去寫新聞。可這個“反對紙媒直搬網友曝 ”的觀點，被偷換成了“反對 網友曝 ”，“反對網友曝”成了一個作者批評的假想敵。

　　這樣的謬誤在爭鳴中非常多，這體現了觀點交鋒的浮躁，不準確地解讀對手的觀點，而是戴帽子、貼標簽或歸類到某種主義，將對手的觀點歸類為某個公眾痛恨的理念，那樣就很方便自己批評了。

　　因為這種謬誤在評論中經常可以看出，這個問題上我多說幾句，再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童大煥先生某天發(fā)表在《新京報》的文章《禁止群租是在保護承租戶嗎？》，是針對“禁止群租”的新聞發(fā)表的評論。新聞由頭是：近日，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出臺了《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在新規(guī)中，對于分割出租行為有明確規(guī)定： 出租住房應當以原設計的房間為最小出租單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積不得低于當地人民政府規(guī)定的最低標準。如果出租人違反了上述規(guī)定，由當地主管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處以5000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

　　作者在第二段中提出了自己的論點： 這實際上是禁止群租。同時還規(guī)定地下儲藏室不允許出租 這樣做的目的，應該是為了讓承租人保持基本的體面和尊嚴，不居住在過于窄小的空間里。但它的實際效果，可能會使房屋供應更為緊張，加劇供不應求的市場局面，從而助推房租的上漲。然后下面就圍繞這個論點進行了論證。

　　這其實就是一個典型的“稻草人謬誤”，謬誤發(fā)生在哪里呢？作者用了一句： 這樣做的目的，應該是為了讓承租人保持基本的體面和尊嚴，不居住在過于窄小的空間里。但住建部的文件中根本沒有提及這個目的，作者純粹是猜想，然后將所有的批判都指向這個“猜想”，這種猜想，就是作者設立的一個“稻草人”。

　　住建部出臺這個規(guī)定，目的肯定有許多，絕不僅僅是作者所猜想的“應該是為了讓承租人保持基本的體面和尊嚴”，比如，也是為了保障承租人的安全問題（有地方發(fā)生了群居導致的火災），也是為了鄰家的安靜權（群租會給鄰居造成很大的騷擾），等等。臆想出一個原因，并將所有的批評都指向這個臆想出的靶子，這樣的謬誤在評論寫作中經常可以看到。

　　9 虛假兩難

　　先看看幾個可樂的網絡段子： “如果你老婆和你情人同時掉進水里，請問你是再找一個豐滿型的還是嬌小型的？”“還找不會游泳的?！闭f吧，你是想死呢還是不想活了？樓主：李宇春和芙蓉姐姐同時掉水里，你手里有一塊磚，你砸誰？

　　暴強回復： 誰救砸誰。這些都屬于虛假兩難謬誤。營造一個虛假的兩難困境，其實根本不存在兩難，而可以有多元的選擇?！澳闶窍胨滥剡€是不想活了”，甚至不是兩難，而是“只有唯一一個選擇”，只能選擇“不想活了”。

　　孩子小的時候，媽媽經常會問這樣的問題： 以后媽媽和媳婦同時掉到水里，你會先救誰??？爸爸和媽媽，寶寶更喜歡誰啊？這是虛假兩難。官員反問記者，你是為黨說話，還是為老百姓說話？這也是典型的虛假兩難。

　　復雜問題謬誤

　　在一個向別人提出的問題中悄悄地置入自己的傾向和結論，就是復雜問題謬誤。

　　比如人民大學的馬少華先生就曾撰文指出過一個復雜問題謬誤。河南版的“佘祥林”趙作海的冤情被洗清后，坐了10多年冤獄的趙作海被法庭宣布無罪釋放，當時就有記者問趙作海：“你要感謝誰？”趙作海喃喃自語：“我感謝誰？我不感謝誰?！?/p>

　　記者問趙作海“你要感謝誰”，這就是一個復雜問題謬誤，因為這個問題中已經悄悄地置入了記者的結論：趙作海一定要感謝誰，非要找出一個人來感謝一下。其實，趙作海的冤屈雖然被洗清了，可是，他坐了10多年冤獄，受了很多苦，如今只是一種遲到的糾錯，這是本屬于他的正義，他根本無須感謝誰。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就被記者的問題搞暈。

　　記者的采訪經常會犯復雜問題謬誤的毛病。劉翔打破世界紀錄獲得冠軍，記者會在第一時間將話筒伸到劉翔面前問：你這時候最想感謝誰？其實人家劉翔最想做的是休息一下，喘口氣?？杀挥浾叩膯栴}綁架了，劉翔只能迎合記者的問題說幾句“感謝國家、感謝教練、感謝家人”之類的套話。

　　還有，記者采訪時會問明星： 你究竟喜歡《紅樓夢》哪一點？這樣的問題預設了一個結論： 你是喜歡《紅樓夢》的，可是，人家并沒有說喜歡《紅樓夢》啊。誘導采訪中，記者經常使用“復雜問題謬誤”去綁架被采訪者。

　　11 詞語歧義

　　先看幾個段子： 班上來了一個插班女生，她自我介紹：“我未必會是最聰明的，我未必會是最美麗的，我未必會是最優(yōu)秀的，我未必會是最幽默的” 正當班上同學都稱贊她的謙虛時，她突然說：“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魏碧慧?！?/p>

　　兩頭牛在一起吃草，青牛問黑牛：“喂！你的草是什么味道？”黑牛道：“草莓味！”青牛靠過來吃了一口，憤怒地喊道：“你騙我！”黑牛輕蔑地瞟青牛一眼，回道：“笨蛋，我說草沒味?！?/p>

　　一人到某汽車銷售中心，只見他掏出2000元人民幣往桌子上一拍：“給我來輛桑塔納?！睜I業(yè)員大驚：“你的錢不夠??！”那人不解：“外面不是寫著桑塔納2000嗎？”營業(yè)員：“哦 那您出門往右拐，那家公司的奔馳才600！”孔子不能解決的問題，老子幫你解決。遼寧臺一記者做街頭采訪，問一過路大爺：“大爺，您怎么看春節(jié)大家燃放煙花爆竹？”大爺一愣，認真地說：“我趴著窗戶往外看！”詞語歧義的謬誤很好理解，就是因詞語歧義而產生的謬誤，這種謬誤其實是一種特殊的“偷換概念”。這種謬誤在紙媒的評論寫作中較少見到，因為寫在紙上的文字，是很容易發(fā)現詞語歧義的，紙上線性的閱讀對邏輯有較高的要求。而廣播電視評論中，就容易利用這種謬誤故意偷換概念了，電視評論一播而過，沒幾個人會細細品味一句話一個詞是什么含義，有什么歧義，是不是同音詞，這種謬誤輕易就能騙過讀者的耳朵和眼睛。

　　12 小眾統(tǒng)計

　　就是僅僅根據個案作出推論。比如，說吸煙會致癌，但我的父親吸了一輩子煙，他并沒有得癌癥。網上都說某種車型問題多，可我的這種車從來沒有發(fā)生過問題。

　　評論寫作以個人體驗、個人身邊事、個人觀察為依據時，特別容易陷入這種謬誤。以個人體驗為據，可以增加評論的附加值，但一定要意識到“個人體驗”的局限性，認識到這種直接經驗可能存在的邊界，不能將一種小眾統(tǒng)計和特殊個案作為普遍性的材料。

　　13 實體化謬誤

　　這是指把抽象的信念或假設的構想，當作是實在的事物所產生的謬誤。比如有個人說： 不是實行男女平等了嗎，憑什么哥就不能上女廁所？男女平等僅是一種抽象的觀念，并不能適用到“男人可以平等地上女廁所”這個實在的事物上。

　　評論作者一般都喜歡用他們所學到的那些抽象的理念、理論去分析時事熱點，特別要注意這種實體化謬誤，當將抽象的理論用到實在的事物上時，要考慮到理論中包含的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假設。當理論與現實發(fā)生沖突、現實不符合邏輯的推演和理論的推理時，不要首先去懷疑現實，更不能篡改現實以使其符合理論，而要檢視一下理論本身的問題。理論是灰色的，而實踐之樹常青。

　　用專業(yè)術語來說就是，邏輯真的命題，不一定事實就為真。凡不合邏輯要求的命題，事實上一定為假；凡是真實的命題，它必合乎邏輯學關于命題的理論。

　　14 感覺謬誤

　　就是憑表象和感覺想當然地作出的判斷和推理，符合人的直覺，但經不起邏輯的推敲。

　　比如，媒體特別青睞一些關于食品安全方面的負面報道，比如砷中毒、汞中毒、添加劑可能致癌等?？蓪嶋H上，許多危險是微乎其微的，僅僅是沒有科學依據的擔憂，或者說是根本沒有必要擔憂。如果完全尊重科學的話，轉基因食品對人類可能造成的危險遠遠低于人類在戶外跑步時可能猝死的危險，但媒體只會報道轉基因食品是多么危險，而不會報道“戶外跑步時猝死的危險有多么大”。這就是一種感覺謬誤。

　　伊斯特布魯克說過，美國人被殺人狂謀殺的可能性，比被雷電擊中的可能性還要低，可媒體上充斥的都是殺人狂的壞消息，而對雷電擊人關注甚少，營造出一種“殺人狂謀殺比雷電擊人多多了”的感覺謬誤。

　　評論寫作特別要注意這一點，要糾正大眾的感覺謬誤，而不能跟著大眾的感覺謬誤走。關于礦難的壞消息越來越多，其實并不是如今礦難比以前多了，而是礦難報道和處理越來越透明，讓人感覺好像礦難增多了；貪官腐敗的報道越來越多，并不意味著社會越來越腐敗了，而是民眾的監(jiān)督意識越來越強，腐敗曝光的概率越來越大，從而造成了腐敗頻發(fā)的感覺，其實可能過去的腐敗不比今天差，只不過過去報道不多而已。

　　15 煙幕謬誤

　　就是制造煙幕，用復雜的前綴和形容詞將謬誤掩蓋起來，從而混淆視線。看一個網絡段子：

　　上初中時候，兩個同學（同桌）不知怎么對罵起來了，一個人罵另一個人說：“我同桌是個SB!”另一個人直接急了，回罵道：“你同桌才是個SB!”旁邊的一群同學愣了幾秒后爆笑不止。直接罵人，人都能聽懂，可如果繞個彎子罵人，不一定每個人都能聽出來，經常容易被繞暈。小案例

　　黃健翔在微博上發(fā)表觀點：“有人批評微博里有不良情緒和虛假信息。我同意。問題是，一個健康健全的社會結構必然要有排污渠道，可是當初規(guī)劃時以為公民不需要，自己拉自己吃就循環(huán)了，現在大伙兒不肯這樣過了，自然要找自發(fā)出口。至于假信息，如果以造假數量、規(guī)模、頻次排名來關閉傳媒機構的話，微博要排到傳統(tǒng)媒體后頭很多?！庇芯W友問我對這一觀點的看法，我的點評是：“黃犯了時評中常見的三個邏輯謬誤。第一，以喻代證，將微博比成了排污渠道，就省去了論證。第二，稻草人謬誤，關閉傳媒 是自設的一個稻草人，也叫 假想敵 。我沒聽過誰說 因為微博有錯就關閉它 。第三，轉移論題，你跟他說微博有錯，它跟你說紙媒錯更多。因為紙媒有錯，微博仿佛錯得正當了。鑒定完畢。”

　　附錄： 數數看，這篇評論中出現了多少個邏輯謬誤

　　看今日航天英雄想當年的好城管

　　蘇文洋翟志剛、劉伯明、景海鵬三位航天英雄甫一亮相，他們的生活經歷、成長過程、興趣愛好以及個人性格特點，立即成為媒體密集報道的新聞材料，也成為公眾的熱議話題。

　　三位英雄的共同特點是都來自農村，小時候家里都很貧窮。三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經歷過改革開放以前生活的中國人，大都對那個時代的貧窮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就是今天，我國農村的很多地方，農民也只是剛剛溫飽，還在奔小康呢，談不上富裕。

　　我猜翟志剛很可能是新中國太空行走的第一人。三人之中，第一個出艙的人，他的概率最大。我猜測的依據是，他是三人中的指令長，大小也是個領導，危險時干部總是沖在前面是我們的傳統(tǒng)。另外，在提到三位英雄的名字時，翟志剛一直排在第一。排名是很有講究的一門學問，里面可以透露出許多的信息。

　　翟志剛小時候和父母、五個兄姐一起，在齊齊哈爾市龍江縣邊緣的十道街過著清苦的生活。長他十歲的三姐翟鳳蘭說：“小剛小時候挺苦的，我媽那時候歲數也大了，沒有奶水給他，家里也沒錢買奶粉，他是喝棒子面粥長大的。”天下的事情真說不清，喝棒子面粥的孩子也能身體棒棒的，還走向太空。放在今天，萬一家里有點錢，給他買了三鹿奶粉喝，又萬一腎結石了，還能不能成為太空人，倒要留一個大大的問號。

　　閑話少說，回到正題。為什么看英雄，想城管呢？因為我發(fā)現，英雄成長中離不開有人性的城管幫助。翟志剛的母親為了供家里幾個孩子讀書，在龍江縣劇院門口賣瓜子掙錢。一茶缸瓜子才賣一毛錢，翟母起早貪黑，風里來雨里去，帶回家一沓沓皺巴巴的毛票，給翟志剛和兄姐們交學費。翟志剛從小就會各種農活，鏟草鋤地都是一把好手，而且還很會炒瓜子?！安缓?，很香。”他大哥志強夸老弟好手藝。我看到這里，情不自禁地贊嘆當時當地的城管，沒有把翟母趕走，瓜子沒收(或自己吃)。倘若遇上惡城管，翟母賣不成瓜子，興許翟志剛就上不了學，也就一輩子當農民了。城管或許無意中的積德行善，竟也對中國航天事業(yè)有一份功勞。

　　景海鵬家鄉(xiāng)的城管也有功勞。景家住在山西省運城市楊家卓村。景海鵬的父親為供孩子讀書，每年秋天高粱成熟后，拉著平板車走一天一夜遠走他鄉(xiāng)收點高粱穗，回家坐在小西屋貓著腰扎笤帚?！耙粋€笤帚成本不到一毛吧，但拉到市里能賣三四毛。”老景說自己每天能扎十幾個，湊夠了一百個便拉到城里走街串巷叫賣?！案赣H的腰完全是累彎的。”說起小時候的事情，景海鵬的弟弟海龍泣不成聲。看來，天下城管好人多。運城市的城管也放了景老漢一馬，給了他一個賣笤帚為孩子交學費的機會。

　　今天，齊齊哈爾市和運城市一定會為航天英雄從自己的城市和鄉(xiāng)村里走向太空而驕傲。他們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值得高興，其中一個理由就是這里的城管挺人性，非常善良，沒有把進城賣貨的農民商販趕盡殺絕，從而讓翟志剛、景海鵬的父母親能夠賺取一點微薄的學費，供孩子上學讀書，成為國家和民族的英雄。我這里替兩位英雄的父母親代筆，謝謝你們，人民的好城管。

第九講 評論的理性

　　最應該警惕的就是符合你愿望的謊言，符合你想象的假消息。當一種傳言非常符合你的愿望，或某個消息非常符合你的想象時，你要警惕了，有人在利用你的弱點。作為以理性為分析工具的評論人，一定要有“一事當前，先問真假”的理性，不能讓自己偏愛消費沖突的弱點輕易被別人操縱和利用。

　　作者

　　一、 理性成為自我閹割術

　　關于時評要不要堅守理性，評論業(yè)界曾有過激烈的爭論。曾有一家媒體在刊頭打出“理性、建設性”的辦報主張，還有幾家媒體在聯合舉辦的新聞評論最佳作品的評選啟事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理性、建設性”的要求，啟事是這樣要求的：好的新聞評論能為變革加油，更能推動社會點滴進步。在新聞評論的導向上，我們提倡文章的“理性和建設性”，追求“主流、建設性、影響力”的觀點，為民生代言，為時局建言。對于只有“挖苦嘲諷”，而無“建設性”，只有“攻擊和審判”而無“說理反思”的文章，我們持拒絕態(tài)度。這則啟事激怒了著名雜文家鄢烈山，他在《“建設性”是嘛玩意》一文中對這樣的“評論理性”進行了尖銳和激烈的批評。他引用了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里的話表達了自己的態(tài)度：“愛國者的尖銳就是一種神圣的勤勉，他們的熱情就是一種熾烈的愛，他們的傲慢就是一種自我犧牲的忠誠；這種忠誠是無限的，因而不可能是溫和的?！彼f這樣的“理性、建設性”是媒體人自制的一頂隱含緊箍咒的花帽，并把這樣的理性譏為一種“魏忠賢、李蓮英們?yōu)榱顺鋈祟^地而凈身的選擇”（也即“自我閹割”）。

　　鄢烈山這篇聲討理性和建設性的文章贏得了很多人的認同，我也贊同他的批判。理性在濫用中確實已經被異化了，在對媒體管制的被動接受和主動迎合中附加了越來越多無理的約束，成為綁架言論自由和限制表達的軟性枷鎖。比如，將理性與“建設性”掛鉤，要求評論必須有建設性，必須得提出解決方案，這顯然是一種無理要求，“破”難道不也是一種“立”嗎？

　　比如，將理性與“批判性”對立起來，認為理性就是不批評，就是站在政府一邊替政府說好話。這種媒體人的自我閹割中，甚至出現將理性解讀為一種“不給政府添麻煩”的荒唐認知。比如2010年1月1日，廣東《清遠日報》總編輯在該報寫的署名新年獻詞中，就引以為榮地寫著：“本報總編輯說：不惹麻煩的報紙才是最好的報紙?！?/p>

　　理性沉淪至此，甚至淪為一種沾沾自喜的自我閹割術，以“我理性，故我不添麻煩”搖頭擺尾地獻媚和邀寵，當然讓人反感和生厭。

　　二、 評論為何要尊崇理性

　　不過，雖然理性已被污名，但我仍認為評論應堅守理性，將理性視為評論最重要的文體屬性。理性這個詞被污名，我們所做的應該是為理性正名，而不是拋棄它任其被濫用。不能因為理性被歪曲、被利用、被當成宣傳部門規(guī)訓媒體的工具，評論者就放棄對理性的堅守了。

　　評論為什么要將理性擺在文體價值次序的首要位置？因為評論不是寫給自己看的，不僅僅是喃喃自語的私人表達，而是寫出來與別人溝通和交流。不像日記，日記是純粹個人的事，而評論是一種帶著濃厚公共性的文體。在大眾傳媒上發(fā)表評論，就公共話題面向大眾發(fā)言，是為了尋求共識和贏得理解，為了與別人分享自己對某個事件和現象的理解，為了普及某種理念和傳播某種思想，為了在某件事上說服別人接受你的理解。

　　既然評論是公共性的，是為了交流和說服，為了分享和傳播，那一個人靠什么與另一個人進行交流，拿什么去說服別人認同你，憑什么讓你的觀點可以與別人進行分享？那就需要介質，這個人與人之間理解的介質就是“理性”。古希臘哲人說，人是萬物的尺度。那么，人與人之間的尺度是什么呢？是理性，因為你有理性，別人也有理性，理性是人類能實現交流最基本的介質，你的文章只有講理，只有堅守理性，才能使你的表達為人所理解，并實現分享、傳播、說服和影響的功能。

　　大家都知道“對牛彈琴”這個成語，對牛彈琴，牛是無辜的，問題出在對牛彈琴者身上。牛是不懂琴的，對其彈琴根本無法實現溝通和分享，兩者缺乏溝通的介質。評論所以要堅守理性，將理性置于最高位置，就是為了避免對牛彈琴和不可通約。別人之所以要接受你的觀點，跟你這個人沒有關系，不同利益立場、不同階層、不同族群、不同國家、不同身份的人之所以能實現交流，之所以能和諧共存，靠的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東西理性。社會存 在的基礎就是每個人的理性，作為一種以說服和分享為目的的公共表達，評論也必須尊崇理性。

　　所以無論你的評論是破是立，是訴諸情感還是訴諸說服，是建設還是批判，是談國家大事還是談家長里短，都必須理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與你外在的世界的最大公約數是理性，讓一個遠在千里之外、與你毫不相識、同你毫無共同經歷的人理解和接受你的觀點，唯有靠他和你大腦中那些共同認同的東西作為交流介質，這就是理性。

　　正如研究評論的學者馬少華所言： 正是因為需要在公共領域相互交流理性的意見，才需要理性的表達形式，新聞評論就是這樣的形式。

　　八、 在網絡民憤前保持獨立判斷

　　有人說： 一般情況下，時事評論和網絡民意在基本指向及價值判斷上是大致吻合的，新聞評論是網絡民意的集納和提煉；在有些時候，新聞評論和網絡民意也會產生明顯的分歧，甚至形成嚴重的對立。我不能認同這個判斷，所謂“大致吻合”只是一種假象，這種吻合不是原則上的吻合，而只是偶然在立場上的重合和共鳴。

　　我認為新聞評論與網絡民意發(fā)生沖突是必然的，這種沖突源于其出發(fā)點的不同，這種沖突也是由其表達的性質所注定的，是不可調和的。

　　新聞評論的判斷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原則。我認為，一個負責任的評論作者，應該有一套自己所尊崇的原則，一套恒定的價值觀，把自己的判斷建立在那些經過深思熟慮所接受的原則的基礎上。什么是原則呢？就是一套抽象的規(guī)則。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反對暴力”、“反對以暴制暴”就是原則。反對暴力就是反對暴力，這是一種原則，不管暴力實施者是何種身份，也不管他實施這種暴力有著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都要反對其實施暴力這種行為，都要強調這最簡單的是非，這就是原則。

　　新聞評論就是要把捍衛(wèi)這些原則放在判斷的首位，因為這些原則對維護一個社會的自由與秩序至關重要，也是一個社會正義的基礎。不可想象，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原則和規(guī)則的話，哪里還會有什么基本的正義。評論作者們，就應該強調這些原則，捍衛(wèi)這些原則，不要被身份所迷惑，不要被那些看似正義、實則有悖原則、自欺欺人、包裹著道德辭令的理論所迷惑，整天左右搖擺，被情緒所主宰，把原則踩在腳下。今天在這個事件中的判斷基于這個，明天在另外一個事件中又持相反的原則，自己打自己耳光，毫無原則，這樣的評論怎能有公信力和說服力？

　　評論基于原則而判斷，而網絡民意就不一樣了，很多時候是基于立場和情緒，是站隊，是簡單的表態(tài)，是憑著一種簡單、原始的道德義憤和情緒，這就必然會產生沖突了。比如在“反對暴力”問題上，評論基于原則反對所有的暴力，而網絡民意基于立場，反對的只是強者的暴力，而弱者的暴力他們是不會反對的，而會為那種反抗強者的暴力所歡呼，歌頌暴力，把施暴者塑造為英雄，為暴力尋找許多看似正義的借口。眼中毫無原則，而只有所謂的階級立場和階層身份，以施暴者的身份來決定自己是否反對暴力，這必然會與評論所追求的原則產生不可調和的沖突。

　　這種沖突的案例，根本不需要我找典型，相信每一位把自己的判斷建基于原則之上的評論同仁，都與網絡民意發(fā)生過這樣的沖突。

　　網絡民意的匿名性、隨意性、草根性、民粹性、低門檻表達的特性，決定了網絡這種表達方式通常是基于簡單、輕率的立場。而新聞評論的寫作是實名的、個人化的，紙媒的公信力、寫作者的知識水平，決定了其必然尊崇原則，保持一種恒定的、理性的價值觀。沖突不可避免。

　　新聞評論與網絡民意的共鳴，很多時候只是原則與立場碰巧重合，比如在反抗權力的時候，比如在曝光腐敗的時候，比如在一致把矛頭對準霸道的強者的時候。但這時候的共鳴，也只是貌合神離，評論是基于原則而反對權力濫用，反對強者破壞規(guī)則，而網絡仍是基于那種身份立場。當涉及一些底層之惡、弱者之惡或強者之善、強者的權利要不要保護的時候，這種分歧和矛盾就會尖銳地暴露出來，評論就會與網絡分道揚鑣。

　　怎么消解這種沖突呢？妥協和迎合是不行的，評論者所要做的，應該就是堅守自己的原則，不像某些評論作者那樣迎合網絡所需，不被網絡牽著鼻子走，而是盡可能地用自己理性的判斷去影響和引導網絡，即使很多時候被網絡批得體無完膚。當然了，評論作者也不能自閉，有時也要反省自己所堅持的原則，不能讓原則成為一種僵死教條，更不能陷入那種為顯示比網絡高明而故作不同的精英自負中。

第十講 評論倫理、評論版與評論員

　　李普曼告訴他的同行們： 在自己正確的時候，要克服那種不必要的激情。為什么呢？因為過多地陷入那種激情中，會影響自己的判斷。激情容易感染別人，但不妙的是，激情在感染別人之前，首先容易使自己深深地被感染和欺騙，陷于某種自以為是、自以為掌握著真理的激情，使一個人的思想變得封閉，將一種觀點推向極端。

　　作者

　　每個行業(yè)都有每個行業(yè)的職業(yè)精神。馬克斯?韋伯在他那篇題為《以政治為業(yè)》的著名演講中，闡述過對政治這個職業(yè)的理解，堪稱對政治這種職業(yè)精神的最經典的理解?！盁o論至于何處，遇男或女，貴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幸福?！敝摹跋２死资难浴?，成為每個醫(yī)生尊崇的職業(yè)精神。

　　北大法學院已經形成了一個傳統(tǒng)，每年新生入學的時候，院長致歡迎辭時都會就法律共同體的精神追求進行一番貼近時局和現實的闡釋，這種價值闡釋，會向新生們傳遞作為一個法律人應該養(yǎng)成的職業(yè)精神。

　　西方著名的新聞通訊社和大牌媒體，都會制定自己的《采訪和報道的職業(yè)手冊》，比如路透社的“新聞手冊”為記者規(guī)定了“標準和價值觀”。每個媒體都有自己的標準，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這會成為記者這個職業(yè)群體認同的職業(yè)規(guī)范和倫理。

　　那么，以評論為業(yè)，評論人應有怎樣的職業(yè)精神和倫理規(guī)范呢？

　　一、 中國人普遍缺乏職業(yè)精神

　　先說說彌漫于中國社會的職業(yè)精神缺乏： 社會總體上流行著一種浮躁和功利，干什么不像什么，缺乏對本行業(yè)職業(yè)倫理和行業(yè)規(guī)范的尊重。

　　2010年11月央視記者芮成鋼在領導人峰會上的表現，讓輿論就記者的職業(yè)精神進行了一場討論。在這場峰會上，當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讓韓國記者提問題時，央視記者芮成鋼爭搶話筒，使自己成為全球媒體的焦點。人們都把目光聚集到搶話筒這件事上，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到底問了奧巴馬什么問題，兩者間的交流也因此不歡而散。

　　這樣的表現遭到了許多同行和公眾的批評。記者的角色，在“記者”這個名字中已經作了非常好的定位：記錄事實和真相的人 你是一個忠實的記錄者，而不是表演者，不是評論者，不是代表者，不是演說者。

　　也許是受到那些“出位者”成名的刺激，如今不少記者都愛在新聞事件中爭搶出位，以成為新聞主角、比新聞本身更熱為榮。這實際上是記者的失職，記者只是新聞事件冷靜的旁觀者和忠實的記錄者，職責是記錄你看到的真相，并引起公眾對事實的關注，從而以報道推動社會的進步。公眾沒關注你的報道，而把眼光集中到你個人身上，你報道的事件未成為新聞，而你借此成了“名記”，這其實是記者的失敗。新聞報道人，變成新聞當事人，這不是記者可炫耀的談資，而是職業(yè)上的敗筆。令人憂慮的是，新聞界浮躁之風盛行，以非報道的方式成為“名記”的人越來越多。

　　每個職業(yè)都有該職業(yè)的核心倫理，對一個從業(yè)者的評價應基于在這種核心倫理上的表現。比如，我對新聞發(fā)言人的理解是，評價一個新聞發(fā)言人職業(yè)貢獻的唯一標準就是，你發(fā)布過多少有價值的新聞信息，在滿足公眾知情權上有過怎樣的表現。對新聞發(fā)言人最有力的批評莫過于：你在任期間，并沒有發(fā)表過多少有價值的言論，并沒有在溝通政府與民眾中有什么作為，并沒有發(fā)布過什么大新聞。你成為名人，是你個人的大成功，卻是你職業(yè)上的大失敗。你最大的失敗在于，作為一個新聞發(fā)言人，一次次卻成為新聞當事人。

　　記得某年央視再次邀請奧運冠軍劉翔上春晚獻歌時，一再收到唱歌邀請的劉翔看來真生氣了，他說了一句很硬的話：我已決定不再當眾唱歌，因為我想告訴大家，我是一名運動員，不想做一名歌手。他和教練都表示，作為嘉賓在春節(jié)聯歡晚會上露面是沒問題的，但如果一定要唱歌，那么他們將放棄這次機會，至于演小品就更不可能了，劉翔只想以一名運動員的身份讓大家記住他。

　　這種職業(yè)精神是很值得尊重的，我們已經看到過太多不務正業(yè)的運動員，作為一個運動員，整天跟商業(yè)圈混在一起，又跟娛樂圈糾纏不清，反串許多角色。劉翔說“我是一個運動員”是讓人尊敬的，可惜的是，他在“當不當政協委員”這個問題上，沒有勇氣向“逼”他當政協委員的人宣示這種職業(yè)精神，于是每年缺席政協會議都會成為眾矢之的。

　　許多官員沒有作為一個公務員“服務公益”的職業(yè)精神，而是把官員當作經商那樣干：為當官投入了多少資本，就要成百倍地撈回來。他們的職業(yè)信條不是為公眾做了多少事，而是為自己和子女撈了多少錢。

　　許多商人沒有作為一個商人“謀財但起碼不能害命”的職業(yè)精神，他們以害命的方式去謀財，把經商當作殺人那么干：為了多賺錢，不惜往寶寶奶粉里加三聚氰胺，往火腿上加敵敵畏，用工業(yè)酒精造假酒，給孩子打過期疫苗。

　　許多大學校長不把校長身份當作教育家，而是當作領導，身上毫無教育家的氣質和育人者的儒雅，而是充滿官僚的傲慢和商人的市儈。還有，醫(yī)生沒有了醫(yī)生樣，而成了高價藥品推銷者；專家失去了知識分子的尊嚴，像演員那樣以出位的言論贏得掌聲；教授不好好教書育人，到處走穴賺出場費；官員到高校當兼職教授，公務員到煤礦入股當商人

　　社會秩序依賴于社會分工的有序，而社會分工又依賴于每個行業(yè)的人按照這個行業(yè)的職業(yè)規(guī)范去扮演自己的角色，有序地各司其職。當下這個社會最大的問題，正在于職業(yè)精神的失落。

　　評論人，以守衛(wèi)一個社會的價值底線和捍衛(wèi)常識為己任，以在時事中傳播、傳承價值來推動社會的進步，不僅要致力于提起社會人對各自職業(yè)精神的尊重，本身更要尊崇評論共同體的職業(yè)精神，這樣才能使評論忠實地履行其社會功能，并以這種職業(yè)精神為其他行業(yè)的人樹立典范。

　　四、 應警惕的一些時評病

　　每個行業(yè)、每種文體都會在發(fā)展中積累一些屬于一個行業(yè)的集體性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會表現在每一個作者身上，有的表現在思維和思想上，有的表現在價值取向上，有的表現在話語模式上。我把沉淀在評論中的問題稱為“時評病”。這些病，當局者在寫作時未必能夠意識到，因為這些問題已經融入寫作習慣中而成為潛意識的東西。以評論為業(yè)，以批評作為工作的人，應比其他行業(yè)的人更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評的精神，警惕這些可能融入自己寫作血液中的“時評病”。

　　1 警惕拔高和過度闡釋

　　首先，時評人要警惕那種喜歡拔高的“升華癖”。一事當前，總想著要對這件事賦予一些意義和光環(huán)，一二三四，體現了，彰顯出，意味著，象征著將事件的價值進行升華，仿佛升華得越高越能顯示出事情的重要，顯示出自己的水平。升華得符合事實和貼近本原還好，拔得過高，升華得過火，離事物本真、樸素、原始的含義越來越遠，將不屬于事物本身而純粹屬于個人立場的觀念生硬地套到事件上，就容易鬧笑話了，也會讓人厭煩。

　　比如2010年11月15日上海膠州路火災之后，死傷無數，“頭七”那一天，許多上海市民趕到火災現場為死者獻花。我的朋友五岳散人在微博里對這種獻花行為大為贊賞，認為這屬于一種“反政治的政治”，是上海市民對火災調查和處理表達不滿的一種方式。他說：都說廣州人實際，但他們有番禺的散步；都說上海人是小市民，但他們有膠州路獻花。最市民、最不關心政治的地方，卻有著很多關心政治的城市所沒有的行動與精神，大概真正的市民才是未來真正的公民吧。

　　我認為散人兄的這個判斷是一種拔高，我在其微博后留言說： 對于散步和獻花，其實都無須貼上過多的標簽。散步，是在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時而選擇的一種反抗方式；獻花，這是人之常情，是普遍的人性。就像地震后人們的哀悼一樣，那不是社會主義才有的東西，也不是資本主義才有的東西，是普遍的人性。市民和公民，不要發(fā)展成一個道德概念。對于人之常情的東西，我們不妨就在人之常情的層次去闡釋，而無須去附會某個意識形態(tài)理念或某個立場。出于人性而去獻花，作為一個公民去獻花，前者不如后者更有高度，但前者一樣讓人感動。

　　許多博友都跟帖贊同了我的看法，大家的共識是： 有時善舉不過是出于最樸實的一點心思，被再三再四的升華后卻讓人想吐了。很多評論者認為，只有將某件事進行拔高，進行充分的升華，賦予其許多宏大的意義和高尚的光環(huán)，才會體現其價值并感動人心。其實并非如此。人們更喜歡真實和原汁原味的東西，貼近事物本原的理解比那種無限拔高的意義更有一種觸及人心的力量。拔高的意義，遠在高高的云端，人們觸及不到。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平實理解，反而因共通的情感而抵達每個人心中最柔軟的地方。

　　與無限拔高和升華類似的習慣是無限地上綱上線，過度地闡釋。上綱上線，尤其在批判的時候會充分地體現出來，給對方的錯誤扣一個大帽子，把對方歸于某個標簽之下進行批評。過度闡釋，則通常表現為對某一個個案進行遠離其事實的想象和闡釋。比如，一輛車撞了一個打工者，有些人就會過度闡釋成“富二代”群體的囂張，闡釋成富人與窮人的社會沖突。一個官員與平民發(fā)生沖突，就會闡釋成官與民的對立。過度闡釋者，能從一個非常細微的行為中，生發(fā)出某種宏大的意義和全稱的判斷，將某種意識形態(tài)立場和宏大的價值觀嵌進事件的分析，而不會就事論事就理說理。

　　評論圈流行著一種對評論行業(yè)的誤解，認為寫評論比拼的就是闡釋能力，誰能作出更新的、更高的、更宏大的、別人沒有想到的闡釋，誰的評論就更勝一籌，“就事論事”好像是淺薄、平庸的表現。其實，貼近事實本原的“就事論事”已成為一種稀缺的品質。

　　2 警惕大詞、俗詞和套話

　　就評論的用詞，我曾在微博上發(fā)過一段話：“我負責任地說，如果評論投稿的標題中再出現 神馬 、 浮云 、 給力 類似字眼，我就不看內容直接過了。不是說 給力 都上《人民日報》頭條了嗎，怎么那么不待見那些詞？對，我就是固執(zhí)。第一次用是牛逼，第二次仍牛逼，第一萬次用，就是蠢瓜了。都泛濫成災了，你還以為說個給力 、 浮云 之類的就很潮嗎？”

　　時評作者常會追逐最流行的網絡用語，并將這些詞用到標題上和文章中。我并不反對評論引用流行語，這樣可以活潑評論語言，并讓評論充滿時代的語感，貼近現實。但如果用多了、用濫了、用得不貼切，看大家都用也跟著用，就讓人生厭了。特別是當網絡和現實中到處充斥著“神馬”、“浮云”之類的新語言時，這種語言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種俗詞。

　　評論語言應該是活潑并開放的，將民間新鮮的、有意味的語言吸納到寫作中，但也要警惕那種語言的輕浮和庸俗，拒絕陷入一種被浮躁的網言網語所裹挾的流俗之中。評論是一種對“講理”很苛求的文體，語言并不能過于隨意和輕薄，嚴密的邏輯論證和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推理中，還是應該使用嚴肅、純正、不會引起歧義和讓人感覺是正經講理的語言。俗詞過多過濫，會讓人覺得文風很輕浮。

　　大詞，也是一些評論人喜歡用的語言，尤其是剛開始寫評論的人，喜歡用一些從學術文章中學到的概念和術語去寫時事評論。比如“指涉”、“主體性”、“對象化”、“本體”、“能指”之類的詞，還有一些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最新的理論。

　　這些學術名詞、概念和理論如果用得貼近，時事評論對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和理論范式保持開放，通過時評這種報章文體向大眾傳播這些新理論中的理念，可以提升公眾的認知水平。但評論人引介這些理論時，因為寫作對象是一般大眾，就不能直接套用那些比較晦澀的理論和艱深的概念，而應該在自己理解之后，用公眾能夠看得懂、喜歡看的、平白的報章語言將高深的理論表達出來。不能用報章語言表達出來，說明評論人自己還沒有真正弄懂理論，無法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不得不仍借助和復制那些晦澀的概念。

　　評論人，也要警惕自己的語言形成某種套路，警惕自己的語言僵化成某種套話。一個作者評論寫久了后，語言很容易僵化和套路化。語言用慣了，也為了節(jié)省寫作的時間，提高表達效率，常會使用一些自己最熟悉、最常用、模式化的語言去表達。如果這套語言是清新靈活的，人們就會贊其為帶有個人風格的評論語言；可如果這套語言是生硬僵化的，人們就會貶其為帶著八股腔的套話。不少人都批評過時評的八股化，八股化中最顯眼的就是語言的八股化。

　　作為編輯，我常會為這種現象感到惋惜： 一些新作者，他們的文章常讓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可時間長了，這些作者文章寫多后，我能明顯地從他們的文章中讀到許多套路化的語言。比如有套路化的詞語搭配，什么“權力流氓化”、“權力下的怪胎”、“權力狀態(tài)”、“權力傲慢”、“權力美學”等。文章中會有許多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套話，這些套話如果刪掉，一點兒也不影響文章的意思表達，僅僅是為了湊字數而套進來的，而且，這些套話似乎可以套到任何一篇類似題材的文章中去。

　　有時評人曾在論壇中開玩笑說“時評界有個×隱喻”，嘲笑某位朱姓作者什么評論文章都能跟“隱喻”掛上鉤。還有什么“×權力”、“×誤讀”，這些標簽，都是時評語言和思維套路化的表現。

　　3 警惕自我設限

　　部門來了個實習生，第一天到辦公室的時候，他就問了我一個問題： 自己以前沒有寫過評論，知道評論在話題和分寸上有禁忌，但不知道這些禁忌的底線在哪里，害怕自己的文章會觸碰到底線。許多寫評論的新人都問過我同樣的問題。

　　我跟這個實習生說： 不要擔心會觸碰底線，初學評論者，最好不要有底線的意識。你想怎么寫，就怎么寫，覺得事實和真理應該是怎樣的，就怎樣寫，你就把你所想的都自由地表達出來。至于會不會觸碰底線和禁忌，經驗豐富的編輯會替你把關。評論寫多了，經驗豐富了，你自然會形成自己對底線和禁忌的意識，形成自己的寫作分寸感，什么話該說，什么不該說，話說到什么程度，寫多了自然就有感覺了。只能靠自己在寫作中去體會，這不是誰能教會你的。

　　其實，我特別不喜歡別人問這個問題，不希望別人自我設限，給自己的思想套上許多枷鎖，然后套著枷鎖跳舞。

　　確實，在長期的寫作中，我頭腦中形成了許多禁忌，為自己設置了許多限制，這個線不能碰，那個線不能碰，但我知道，這種禁忌對自己的思想自由和表達產生了許多消極影響，于是就在思考和寫作中盡量避免這種“自我審查”。

　　過多的自我設限，會讓評論作者的思想窒息，無法伸展開來寫評論。我經常跟學生講： 表達應該是自由的，不要有過強的發(fā)表欲，寫評論，是作者的自由，能不能發(fā)出來，那就不是作者的事情了，是編輯和老總們的事，不能用過多的條條框框約束住自己的思維。

　　不錯，一些話題是比較敏感，但如果你不說，這個敏感的話題會繼續(xù)敏感下去。而你嘗試大膽地去說了，并且發(fā)表出來了，這個話題由此可以公開地討論了，于是就脫敏了。評論人要有這樣的勇氣和智慧，使一些敏感的話題不斷被脫敏。

　　我寫過一篇叫《“天上人間”被查何以成大新聞》的評論。作為頂級豪華色情場所象征、有“京城第一選美場”之稱的北京“天上人間”夜總會因涉黃被停業(yè)整頓半年，引發(fā)輿論很大的關注。我撰文分析：掃黃天天在掃，查了一個夜總會，何以引發(fā)這么大的關注？

　　一個新聞學教授看到我的這篇評論，他說沒有從我的評論中讀到什么新的信息。我說，我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并非為了說出什么新信息，而是為了讓“天上人間”這個話題脫敏。關于“天上人間”的傳言很多，有的說里面的小姐很多身家上千萬，有的說這家夜總會有著很強的后臺，各種版本流傳，但都是民間傳言，媒體都未曾公開報道過，“天上人間”的話題在媒體上似乎是一個敏感話題。我的這篇文章，就是為了讓這個話題脫敏，讓“天上人間”成為一個可以公開討論的話題。我開了頭，把那些傳言都搬到公開評論中來了。話題脫敏了，接下來，其他的評論和報道就可以對這個話題進行追蹤和討論了，公眾的疑問就可能一個個地揭開。

　　評論人寫作，思考不應有限制，也不應為自己設置過多的條條框框。我欣賞一位媒體人所言： 沒有不能說的話，沒有不可以評論的話題，只是看你怎么說。言說的方式，言說的時機，這都是技巧。

　　4 警惕自己的期待

　　期待，似乎是一個好詞，有期待才會有向上的動力和發(fā)展的方向，為什么要警惕“期待”呢？因為，一個評論人如果有了過多的期待，而又不對這種期待保持警惕，判斷時就很難保持客觀，就會誤把“自己所期待看到的事實”當成“客觀的事實”，從而造成判斷上的失敗。

　　謠言有一種傳播機制： 當一個人過于迫切期待看到某個結果時，久而久之，就可能將這種強烈的期待當成某種既成的事實 許多謠言正是迎合公眾的這種期待而編造出來的，因為是那么符合人們的期待，符合人們所希望看到的結果，于是就當成真的了。

　　所以要警惕自己的期待，正像官員要警惕自己的愛好一樣 官員的愛好很容易被人所利用，成為腐敗的突破口。我們的“期待”也一樣，很容易成為虛假消息的突破口。有句話說得好，最應該警惕的就是那種符合我們期待的傳言。有了對事實先入為主的期待，就容易輕信，容易被人牽著鼻子走。

　　不僅要警惕自己的期待，也要警惕別人的期待。如果一個評論人對別人的期待過于注重，寫作時就會有所迎合，為了取悅讀者而扭曲自己的觀點迎合大眾的期待，就無法保持獨立的判斷和客觀的評論。寫評論時，就不會寫自己的真實所想，而是“給讀者他們想看的”。

　　評論人要保持獨立和客觀，就必須警惕自己和別人的期待。

　　5 警惕道德優(yōu)越感

　　每個人都有道德情操，但在日常的比較中，世人容易產生一種道德優(yōu)越感。評論人要警惕這種道德優(yōu)越感，克制那種站在道德高地上對人進行居高臨下批判的習慣。

　　道德優(yōu)越感不是壞事，但評論不是讓人展現道德優(yōu)越感的文體，而是展現人的邏輯、思想、智慧、理性和判斷力的文體，應盡可能地用邏輯力量說服人，用理性征服人，用智慧去感召人，用思想去啟蒙人，而不是用道德優(yōu)勢壓人，用道德大棒去打人，用道德語言去訓導人。評論家不應該搶道學家的飯碗。

　　不錯，評論人擔負著捍衛(wèi)社會的道德底線的責任，要抨擊不道德行為，要倡導道德觀念，傳播對道德的尊重。但是，評論人應當站在眾人之中用一種平視的角度去倡導道德，而不是像一個道德導師那樣站在高高的道德神壇上去布道，那種道德優(yōu)越性只會讓人產生逆反心理。

　　以批評為業(yè)，做道德文章，需要一種去道德化的態(tài)度。為什么呢？因為道德優(yōu)越感會讓人放棄“說理”的努力：既然我擁有道德優(yōu)越感，我比你更道德，你不道德，那就沒什么好說了。我就是道德的，你就是不道德的，就是錯誤的，就應該遭到唾棄。一旦貼上了道德和不道德的標簽，“道理上的論證”似乎就成了一種多余的東西。

　　而且，評論人一旦有了某種道德優(yōu)越感，堅信自己是站在道德的一方，就會傾向于在道德上貶低對方，語言就容易帶有攻擊性，不屑一顧的態(tài)度、謾罵性的語言就會不知不覺地說出來。于是就不再有理性的討論態(tài)度和交流氛圍，極易演變成一種互相的謾罵和喋喋不休的爭吵。你看，網上那些污言穢語的口水戰(zhàn)，哪一方不是自以為是地擁有某種道德優(yōu)越感。

　　6 警惕修辭與比喻

　　比喻、抒情、鋪陳、聯想之類的修辭手法能讓文章更形象也更有感染力，但往往會制造一些邏輯謬誤，以辭害意，以喻代證，以情感代替理性，影響到評論的說理。作為評論員，還是應該克制自己在評論中過多使用修辭的愛好。

　　有一個朋友跟我說過： 人們只會選擇他們能夠理解、愿意相信、喜歡相信的東西，而不會選擇雖然更好、更正確但他們不能理解、不喜歡的東西。所以，很多時候真理敵不過謠言和花言巧語，修辭勝邏輯。這是庸眾的一種病，評論作者不能迎合這種大眾對淺薄和修辭的偏好，被大眾的趣味所引導，而應該堅持評論的邏輯與理性，以理服人，而不是用煽情的論調和詭辯的修辭去感人和動人。

　　眾多比喻中，尤其要警惕一個叫“美女被強奸”的比喻。許多人特別喜歡在爭鳴中用“美女被強奸”作比喻，這種比喻設置一個強勢的施害者和弱勢的受害者，很容易站到道德高地上，很容易引起人的同情，很容易誤導人的情緒，其實邏輯上是謬以千里，概念被偷換得面目全非。我把這個比喻稱作“煽動性比喻”，有句話說得好：荷爾蒙總是煽動的最好武器 “美女被強奸”的比喻其實就是在利用荷爾蒙煽動情緒。

　　比如，我在微博里批評一些滿口臟話、動輒進行人身攻擊的網友： 有些人自以為掌握著正義，自詡為“受害者”和“反抗者”，就可以在微博上污言穢語，臟話連篇，侮辱謾罵，進行人身攻擊，殊不知，正是這些人的齷齪言行，為管制者染指微博制造著堂皇的借口。他們滿口臟話，說是在反抗體制和斥責強權，其實，他們的侮辱所指，傷害的都是和他父母一樣無辜的平民。

　　有朋友針對“正是這些人的齷齪言行，為管制者染指微博制造著堂皇的借口”就使用了這個比喻： 美女被強奸，不能怪她穿了性感的衣服。我知道這位朋友一向是反對對網絡進行管制的，我其實也同樣反對管制，但我同樣反對那些在網上對人進行人身攻擊的網友。美女有穿性感衣服的自由，而網絡上卻沒有人身攻擊的自由，所以這個比喻完全是蹩腳的。實際上，網友對人進行人身攻擊，“被強奸者”是那個被攻擊的人，網友是施害者。至于網絡管制，那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

　　7 警惕野雞數據，學會咀嚼數據

　　薛涌是近年來一位頗有影響的時評作者，旅居美國的他，從美國的視角和信息資源來觀察中國問題，文章常有讓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不過，他的不少文章也受到了業(yè)內專家的批評，比如，陳心想先生就在《追問大學學什么》一文中提到有學者這樣批評薛涌：薛涌是個勤奮著述的作家，卻不是個咀嚼數據的學者。比如，關于農村學生占在校大學生的比例，據沈若愚先生查證，薛涌引用的數據源自十年前對北京高校的一次抽樣調查，既不具有時效性，也不具有代表性。

　　薛涌提到的是這個數據，他在《中國大學的弱智化》一文中提到： 20世紀80年代大學的農村學生比例還在30%以上，現在則下降到了17.7%，盡管農村人口占了總人口的55%以上。也就是說，大部分農村人口被排斥在大學的升學競爭之外。

　　沈若愚先生對薛涌引用的這個數據進行了考證，稱： 薛文的新聞源可能是錯誤的。薛先生行文的依據是寫作當年1月初某媒體的報道：“目前城鄉(xiāng)大學生的比例分別是82.3%和17.7%。而在20世紀80年代，高校中農村生源還占30%以上。”筆者簡單搜索，就發(fā)現這個82.3%和17.7%的城鄉(xiāng)大學生的比例，既不是目前的，也不是全國性的。這個比例的出處是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2004年寫的一篇文章，原文寫道：“1999年底，《中國青年報》披露了一份關于中國公民高等教育的報告。報告對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學生的抽樣調查發(fā)現：這些學生里，28%來自北京，30%來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來自全國各地不出名的城鎮(zhèn)，18%(確切數值是17.7%)來自農村。也就是說，城鄉(xiāng)大學生的比例分別是82 3%和17.7%?！笨梢钥吹?，這是10年前的調查，而且是針對“北京多所高?！钡某闃诱{查，不是全國性的。而當年1月15日《人民日報》的權威數據稱：“教育部學生司本?？铺幐碧庨L茍人民介紹說，教育部的統(tǒng)計數據顯示，從1989年至2008年，我國高校農村新生的比例逐年上升從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與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達到53%?！?/p>

　　“農村考生比例下降”的數據，很符合人們對“城鄉(xiāng)差距”和“貧富差距”下“教育不平等”的認知，所以看到這個數據后，不管有沒有代表性，不管來源是否權威，也不管是怎么統(tǒng)計的，許多人就直接拿來作為論據了。其實，這個統(tǒng)計本就不是一個科學的統(tǒng)計，而是帶著“城鄉(xiāng)差距下農村考生比例不斷下降”這個先入為主的偏見去選擇樣本和進行統(tǒng)計的，得出的結論自然就是這個了。如今許多媒體都設置了調查版，許多機構都在進行類似的民意調查，隨意發(fā)幾份問卷，隨意在網上設幾個問題，然后就敢說“有多少民意反對某個政策”，缺乏對統(tǒng)計方法和規(guī)范的基本尊重，我把這種統(tǒng)計得出的結果稱作“野雞數據”。這種“野雞數據”很符合人們的偏見和情緒，卻不符合事實。

　　時評作者引用數據作為論據時，一定要學會細細咀嚼，考察數據的來源，考察統(tǒng)計是否科學，樣本是否足夠有代表性。不能被野雞數據牽著鼻子走，以野雞數據作論據得出的結論，當然是不成立的。

　　一些統(tǒng)計不僅僅是不科學，而且受到了利益的操縱。比如看這樣一個數據： 中國醫(yī)師協會曾聯合北京慈濟健康體檢連鎖機構公布了北京市“健康透支十大行業(yè)”。社會調查結果顯示，“收入越高，健康越差”：IT精英和企業(yè)高管（含民營企業(yè)主）健康透支問題最突出，亞健康比例分別為91%和86%，已成為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疾病重災區(qū)。其他幾個行業(yè)依次為媒體記者、證券、保險等。這顯然是一個帶著濃厚利益色彩的調查結果，因為慈濟本就是一個富人醫(yī)院，他們的健康體檢也主要面向富人，IT精英、企業(yè)高管等收入者是他們最大的客戶群。他們這個調查明顯是為“忽悠”有錢人趕快到他們的醫(yī)院體檢去。這樣的數據自然是當不得真，不能作為“收入越高，健康越差”這個論點的論據。

　　2009年媒體總結出的十大假新聞之一，就是一個數據?！度嗣裾f報》報道：“我國在社會財富增長加速的同時，出現了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傾向。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于美國。這種大部分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格局，導致了我國消費的不足，甚至產生了畸形的消費。”這個讓人吃驚的“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經報道后被廣為引用來說明中國的貧富差距。

　　經查，這篇文章采用的部分數據系境外反華網站刻意編造。2009年6月，某專家在一次專題討論會上稱，“國外一家研究機構估計，中國0.4%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度嗣裾f報》未經核實，將此虛假數據在6月19日《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不是“殺富濟貧”》報道中刊出，并將“國外一家研究機構”改成“中國權威部門”。6月25日，廣東《時代周報》網絡版刊發(fā)題為《貧富分化急遽擴大的危險》的報道，此文以《人民政協報》等報道中的虛假數據為基礎展開述評?！稌r代周報》的報道刊發(fā)后被浙江《青年時報》及一些網站引用或轉載。

　　咀嚼數字，也需要慎用數字。學者王則柯在《讀書》雜志上舉過一個有趣的例子，“上海的孩子半數達不到平均高度”與“上海的孩子半數超過平均高度”，說的其實是一件事，可是受眾的感覺就是不一樣。王因此而指出：“在論述重大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時候，慎用文字應該是社會責任心的一個標記?！泵鎸δ切┝至挚偪偟慕y(tǒng)計數據，怎么去解讀，怎么去表述，也考驗著時評作者的責任感。

　　8 警惕表達沖動

　　浙江樂清的錢云會事件（村里土地被強征，作為村長的錢云會多次上訪反映問題，后在一場車禍中離奇被撞死，輿論懷疑這是有關部門制造的車禍，但并沒有證據，輿論群情激憤地指向地方政府）出來后，曾有朋友以近乎強迫的口吻讓我在微博上表態(tài)，仿佛我不批判樂清幾句，就喪失了良心、沒資格寫時評了。

　　在這件事上，我一直沒說什么，只批評過一次官方禁令。我不在新聞一線，掌握不了事實，真不知道怎么判斷。關于這件事有許多信息，這些信息很多又是互相矛盾的，有的說有證人證明車禍是當地政府安排的，而很多調查記者則稱既有證據表明這僅是一起普通車禍，網上的聲音多過于情緒化。面對眾說紛紜的信息，不在一線，很難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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