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政聲人去后
讀黃許桂主修之《平和縣志·職官志》感慨良多，其中之—是官員政聲好壞與任職時間長不成正比。
從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平和建縣至黃許桂主修第五部《平和縣志》的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凡315載，期間平和縣共有104位知縣到任。其中明代45名，清代59位[道光十三年到宣統(tǒng)三年(1911年)還有55位，不計在以上的104名之內(nèi)]。在這—百名出頭的知縣中，明代任職最長的為六年，共有4位，他們是王祿(嘉靖五年到十年)，謝明德(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孫汝達(萬歷七年至十二年)，黃應(yīng)明(萬歷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清代任職六年以上的有7位，他們是呂調(diào)化(順治十一年至十六年)，王道光(康熙元年至七年)，巫元東(康熙三十二年至三十七年)，郭廷彩(康熙四十六年是五十五年)，彭適(雍正七年至十三年)，陸犉宗(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九年)，劉連魁(嘉慶八年至十三年)。兩代以郭廷彩任職時間最長，達十年。其次為王道光和彭適，各為七年。
兩個朝代在平和任知縣最短的時間只有幾個月，共4位。他們是羅干(明正德十四年到任，不逾月就病死于任上)，陳中立(明嘉靖二十二年任職，只當了五個月便因病告休)；伍有庸(清嘉慶三年到任不久，就因丁擾而去)；蔡世鈸(清道光九年赴任，旋由盧紳接任)。而任職一年16位。明代有9位，他們是方彭(正德十六年)，鄧筠(萬歷二十七年)，邱惟峻(萬歷三十年)，鄒人昌(天啟二年)，楊士點(天啟七年)，朱鼎萬(崇禎元年)，朱統(tǒng)鈨(崇禎九年)，劉晉康(崇禎十六年)，王諱(崇禎十七年)；清代有7位，他們是原博(康熙二十二年)，張應(yīng)龍(康熙二十三年)，張慎德(康熙二十四年)，張珂(雍正六年)，譚嵩鶶(乾隆十六年)，朱景英(乾隆二十九年)，朱潛發(fā)(乾隆四十八年)，孔傳曾(嘉慶十四年)。
在以上這些任期不超過—年的知縣中，又以羅干任期最短，只不到—個月。羅干是平和縣的首任縣令。平和縣建縣的第一年即正德十三年，朝廷來不及派遣知縣，由南靖縣令施洋兼任。羅干于明正德十四年才到任。上任不久，就因感染上虐疾病逝了。在上列的任職僅能以月計的知縣中，以羅干類似情況的人還有，如明萬歷二十七年赴任的鄧筠，天啟七年到任的楊士點，都在到任幾個月后就病逝了。
筆者所以不厭其煩地羅列了以上這些，其實只是為了鋪墊，真正的意圖在于說說在平和知縣中，任職時間的長短，與受民眾愛戴并不成正比。政聲人去后，口碑閑談中。我們今天固然無法從古人的閑談中得到人們對那個時代的知縣大人的評價，但好在先人還是留下了不少史料，為讓我們提供了—個評判平和知縣群體的窗口。我想這些史料，其實也屬于“人去后”的政聲。
從一般意義上說，在—個地方為“父母官”時間長，有利于凝聚政聲。畢竟，許多大的工程，無論民生工程抑或是民心工程，都不可以一蹴而就，時間因素是其成功與否的關(guān)鍵。從這個角度看在平和擔(dān)任較長時間的縣令者，確實不乏成功人土。比如任最長的郭廷彩，其官運確實不佳，調(diào)到平和之前就在湖南華容縣，福建連城縣當過縣令多年，清康熙四十六年來平后又在知縣的位子上干了十年。但他不因是老江湖而無為，在平和縣令任上，他創(chuàng)辦“義學(xué)”即以后的九和書院(遺址在今九峰鎮(zhèn)東街)，建學(xué)舍四十四間。始建于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吉日，到五十五年九月才落成，耗時整四載。象這樣的工程，任職時間短得就辦不到。創(chuàng)辦起“義學(xué)”，蓋起書院后，維持經(jīng)費怎么解決？“義學(xué)義學(xué)”，相當于今天的義務(wù)教育，入“義學(xué)”不能收費，朝廷有限的經(jīng)費撥支不夠，郭廷彩就 自己想辦法，但他不搞攤派不亂罰款，走的是出租義學(xué)旁到房子收租金的路子。史載郭廷彩用來出租的房子有十二間，大的年租金六百錢，小的四百錢，就用它來補貼辦“義學(xué)”的費用。郭廷彩為民眾辦了好事，群眾就讓他百世流芳。
但且莫以為只有任職長的知縣才有機會獲得民眾的認可，留下政聲。綜觀黃氏版的《平和縣志·政績志》，可以發(fā)現(xiàn)不少只當了一年甚至只當了一個月縣令的人，也政聲斐然。比如羅干，在任以月計算，按說難有政聲流傳，但只因他任職于“建縣之始，百度為飭，干悉經(jīng)理，胸中具有成畫，蓋將加意于斯民者”(平和縣志語)，病逝于任上后，“民咸哀之”。用白話文說就是：羅干來平和當知縣時正是建縣開始時，—切都是空白，急需辦的事很多很多。羅干對這一切，都有計劃，顯得胸有成竹。并且這些計劃，考慮的最多的是民心民意。所以，盡管羅干很快病死了，但老百姓對他的離去，依然普遍感到哀傷。
任職短而政聲卓著的典型如鄒人昌和朱統(tǒng)鈨。倆人都只當了一年平和縣令，但都獲得歷史的肯定，在縣志中都享有專條介紹。對鄒人昌，縣志說他是“蓋和自百年來，邑宰獨以科甲先(科甲先意為重視文化，可引申于量才用人，注重科技)，亦獨以卓異最(意為政績最好)”。以致其榮升刑部主政時，縣民都十分舍不得他走。舍不得到什么程度？在鄒人昌要赴任新職時，“民皆攀臥，遮留不得”。就是老百姓拉住他的手或衣裳，有的干脆臥倒擋在他要出行的路上，以這些特殊方式來挽留這名“父母官”。鄒人昌為什么這么得民心？原來他“坦易宅心(心地善良，秉性坦承)，廉潔持操。聽斷據(jù)理直剖，吏書無敢稟一言，士夫無敢通—刺……白役絕下鄉(xiāng)之擾，業(yè)人息告洗之風(fēng)……審丁公正，里甲—菜無遺。”簡單說就是鄒知縣治平和，秉公辦案，廉而生威，沒人敢說情；還十分注意約束衙役，不得趁下鄉(xiāng)時擾民。在他治理之下，平和風(fēng)氣好，治安好。好到連—棵菜也沒人偷。
至于朱統(tǒng)鈨兼署平和縣—年的政績與政聲，我在《平和人的感恩之心》—文中已有介紹，不重復(fù)，只說一下黃道周對朱統(tǒng)鈨的評價。黃道周是被乾隆皇帝評價為“今古完人”的人，又是—名多才多藝之人，能得到他的良好評價，足見朱統(tǒng)鈨的卓越。黃道周曾專門作了—篇《漳別駕朱公署平和德政祠碑記》，內(nèi)里有“……興利除害，百廢俱修，縷縷德政不勝書也”和“真霞郡之福星也”之句，評價不可謂不高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