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我所知道的我舅舅鄭揆一博士
林正德
在我寫了《被歷史遺忘的女畫家——追憶我的舅母唐蘊玉》一文之后，我就想再寫一篇關于我舅舅鄭揆一的文章。我的大舅舅鄭揆一，又名啟圣，字體仁，1905年4月14日出生于福建省永春縣仙夾鄉(xiāng)夾漈村，其父也就是我的外祖父鄭玉書，字崇瑞，是著名菲律賓僑領。當我在網上查資料時，頗有些意外收獲，發(fā)現(xiàn)一是：我外祖父鄭玉書是宋朝著名史學家、目錄學家鄭樵（世稱夾漈先生）的后裔，據(jù)鄭達夫新浪博客《五絕懷夾漈先生》一文道：“鄭樵后裔在福建泉州名山－天柱山下開辟一村莊，名曰夾漈，鐘靈毓秀，人杰地靈，學者、工商巨擘輩出；其中鄭少堅，成立菲律賓首都銀行。居菲律賓最大的民營銀行之位，國內外銀行機構超過四百六十 多家，在國際華商五百大企業(yè)之中，排名第二十七名，菲律賓華商之中排名第一名，成為菲律賓金融界的龍頭；鄭倉滿為東南亞面粉大王……；鄭玉書為著名僑領，蜚聲海內外”；其二是：我外祖父鄭玉書的鄭氏家族與鄭成功家族同一支?！稏|南早報》2009.4.1《鄭成功遠祖叫鄭昭》(記者朱彩云）一文道：“一部來自漳浦六鰲營里鄭振仕收藏的古譜《漳浦營里鄭氏族譜》揭秘，漳、泉兩地鄭氏是親兄弟。這是一本極其珍貴的史料，翔實記載了漳州古縣、漳浦舊鎮(zhèn)港、漳浦埔尾等地鄭氏與南安石井鄭氏系同祖兄弟，且溯源追遠，為破解鄭成功高祖及遠祖之謎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薄皩＜覀兘榻B，從《鄭氏宗族史》及鄭樵后裔鄭玉書的《鄭氏遷居各地諸始祖表》中新發(fā)現(xiàn)的記載，和營里鄭譜的有關淵源出處記載相吻合。/由此，鄭成功的高祖、遠祖之謎得以破譯?！?/p>
本人不是族譜研究專家，對這一些都只是看看聽聽而已。
顏之推《顏氏家訓．教子》中曰：“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后，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近代教育家夸美紐斯也說：“一株樹在最初的幾年中就從自己的樹干中發(fā)出了它以后要有的一切主要的枝芽，而以后他們僅僅是繁茂起來而已。同樣，我們想賦予一個人一生所有的那些東西，也應當在這個最初的學校（母育學校）中賦予他們?！?/p>
據(jù)百度百科“鄭玉書”條目介紹：“少時曾往菲律賓宿務，協(xié)助其父經營振東商行，后回國。17歲以博士員子弟入永春州學，嗣轉廈門讀中學，后在北京攻讀醫(yī)科。/辛亥革命后，隨福建北伐軍駐上海、煙臺，任軍醫(yī)長。民國3年(1914年)起，先后任駐宜昌陸軍十三團醫(yī)務所主任，駐廈門第十混成旅軍醫(yī)官，福建陸軍第一師正軍醫(yī)官和閩浙援粵軍衛(wèi)生部長。民國7年，再赴菲律賓經商?！蔽彝庾娓膏嵱駮切梁ジ锩墓Τ?，又是學醫(yī)的，又在海外經商過，他自然深知少兒教育的重要性，很早就把我大舅舅鄭揆一送到廈門名校桃源小學就讀，當我舅舅小學一畢業(yè)，即讓他東渡日本讀中學、大學，這比現(xiàn)在中國土豪紛紛送子女到海外就讀中學要早多了。
昭和四年（1929年），我舅舅鄭揆一畢業(yè)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在日本留學期間，他結識了我后來的舅母、油畫家唐蘊玉。我舅母唐蘊玉在1987年6月14日《解放日報》刊登《懷念柳亞子先生》一文中道：“先生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尤其喜愛接近青年，在東京井之頭公園樂天廬整日讀書寫作。偶游市區(qū)，常與留日學生多人如李、殷、甘、袁諸君聚談。我與夫君鄭揆一即在此相識?！薄跋壬綍r口吃，但興頭所至演講時，卻氣勢磅礴，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令人感佩之至。”
我舅舅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yè)后，即回國到上海。1930年，我舅舅、舅母同赴法國巴黎留學，我舅舅鄭揆一在他撰寫的《留法女畫家唐蘊玉》一文中道，他們“途徑香港、西貢、新加坡、哥倫布、蘇伊士運河，并經過開羅，乘駱駝觀覽金字塔，再由波特塞港橫渡地中海，在馬賽港登陸。”我舅舅入巴黎大學歷史系留學，專攻太平洋近代史，而我舅母唐蘊玉“到巴黎后她每日往羅浮宮（MusieLouvre）臨畫，午即以面包充饑，晚間去畫苑（Atetier）學速寫，旋即考入國立巴黎美術學院，在萊勃及沙巴物教授的畫室學正統(tǒng)油畫，又去洛特等新派畫家處進修，以增進藝術境界。/1930年，我們在巴黎結婚，由何香凝夫人證婚”。（見鄭揆一同文）
我舅舅、舅母在法國留學期間，認識了一些中國留法學生，這些人后來都成了社會名流，其中有畫家常玉。據(jù)百度百科“常玉”條目簡介：“常玉，本名常有書，1900年10月14日生于四川順慶（南充市）的富商庭，1910年即與趙熙習畫，長于書法的他，1917年入上海美術學校就讀，1919年常玉與徐悲鴻、林鳳眠以留法勤工儉學的方式前往巴黎,并于1919年赴日時在東京展出其書法作品，而獲當?shù)仉s志刊載推薦。常玉自20歲(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到巴黎，1921年與徐悲鴻、張道藩等留法學生組織‘天狗會’。至67歲辭世，大致都住在巴黎。此后，他的作品經常在沙龍及各大畫廊展出。1938年他曾短期回中國，接著轉往紐約，在該地生活了兩年。并于1948年在紐約現(xiàn)代美術館展出作品。該館同時印行‘瓶花’的彩色明信片。1948年返回法國，直至1966年逝世于巴黎。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收藏常玉40幾幅油畫巨作，曾于1978起定期舉辦他的回顧展及學術研究，藉此宣揚他有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成就?！?/p>
還有畫家張弦，據(jù)署名Mezzanine網文《在或曾在法國》介紹：“張弦（1897？1893？—1936）：1924年自費到法國留學，考入巴黎美術學院，學習西畫。學習之余，以出賣油畫、素描維持生活。在巴黎學習時間與當時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周恩來有交往。由于他刻苦學習，學業(yè)大進，曾參加世界油畫素描比賽獲獎，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后經當時駐法大使顧維鈞敦促，受劉海粟聘請，1929年回國到上海美術專門學校（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前身）任油畫教授，藝苑研究所指導。1929年，由劉海粟資助，再度赴法進修西洋畫，就學羅辛門下。1931年學成歸國后，曾受蔡元培之聘先后任教于國立杭州藝術?？茖W校（中國美術學院前身）和中央大學（南京）藝術系教授。1936年在暑假時間返回家鄉(xiāng)，兒子出事，精神受驚，肝病復發(fā)，在溫州白累德醫(yī)院治療無效，不治身亡，時年39歲。”
在《中國油畫研究系列·唐蘊玉》（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中刊有一張我舅舅、舅母與常玉、張弦的合影，足見他們之間有深厚的友誼。此外，該書中還有兩張我舅舅、舅母與張弦的合影，這兩張照片都是1930年他們一起到野外郊游時拍的，顯然他們之間走得很近，可惜張弦1931年就回國了，1936年英年早逝。
我在網上搜索時，意外發(fā)現(xiàn)北京華夏珍藏國際拍賣一份焦菊隱文革交待材料《關于鄭揆一》，參考價是2000.00-5000.00。據(jù)360百科介紹：“焦菊隱（1905年12月11日—1975年2月28日），原名焦承志，筆名居穎、居尹、亮儔，藝名菊影，后自改為菊隱。生于天津，1928年畢業(yè)于燕京大學。后曾任北平第二中學校長，北平中華戲劇曲藝學校校長，1937年獲巴黎大學文科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廣西大學、廣西教育研究所、國立戲劇?？茖W校、重慶社會教育學院、西北師范學院、北平師范大學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總導演。全國第二、三、四屆政協(xié)委員。1934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1975年2月28日，焦菊隱受四人幫迫害致死?！薄敖咕针[的祖父焦佑瀛，是清咸豐年間的軍機大臣、咸豐皇帝的托孤重臣、中國近代史上祺祥政變中被罷官的贊襄八大臣之一。”
我特意將網上焦菊隱文革交待材料影印件放大查看，他交待說：“3.我在法國時（1935-1938）沒有認識鄭揆一這個人。或者，如果我見過，那一定是偶然遇到，隨即忘記了?！?/p>
當時，我舅舅鄭揆一在巴黎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而焦菊隱在巴黎大學文學院讀研究生，我以為他們認識的概率極大，只是并無深交。人是健忘的動物，貴人多健忘，我認識多年前的某人，后來又見到他的面，向他提起并提醒某些細節(jié)，但其人還是說從不認識我，一點都不記得，這是常有的事，我經歷過多次。此外，我還有點好奇，為什么要焦菊隱交待同我舅舅鄭揆一的關系呢？而不是其他張三李四呢？那交待材料上戳的是“北京話劇團革命委員會”的公章。
在法國時，每年暑假我舅舅、舅母都要到比利時、荷蘭、英國、德國、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等處的美術館觀摩各派的杰作，當然，也游覽各國的名勝古跡，我舅母也到處寫生。有一次，我舅舅到比利時布魯日近郊的圣安德魯修道院拜訪大名鼎鼎的陸征祥修士。
這個陸征祥是中華民國首任外交總長、曾任過內閣總理,其夫人是當時比利時駐俄公使的一個親戚——培德·比夫小姐。1914年8月14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1915年1月18日，日本以取消中國“交戰(zhàn)區(qū)”相要挾，拋出蓄謀已久的“二十一條”要求，陸征祥受命于危難之際，接手同日方的艱難談判。起初，中方采取“拖延戰(zhàn)術”，在談判時間上拖，在條款上逐條慢慢磨，這樣，一拖就是數(shù)月，最后，日本下了最后通牒——“五七通牒”，不簽約即開戰(zhàn)，迫不得已，陸征祥代表袁世凱政府在條約上簽了字。簽字后，舉國嘩然，國人皆罵他為賣國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中國作為協(xié)約國的一員，是戰(zhàn)勝國，被邀請出席巴黎和會，中國政府任命外交總長陸征祥為代表團團長。由于山東問題爆發(fā)，日本堅持繼承戰(zhàn)敗的德國之權益，中國發(fā)生五四運動，戰(zhàn)勝列強不顧中國反對，接受日本要求，在中國國內巨大抗議聲浪與政府訓令下，中國代表團最終拒簽“對德和約”。1933年，陸征祥夫人培德在巴黎患上重病，彌留之際，給陸征祥留下遺囑說：“子欣，我的病大概沒有希望了。親愛的，你平生一切都對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認為最不光彩（即簽訂《二十一條》）。你這件事不僅對不起我，也對不起你的國家，并且對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趕快到比利時從前我讀書的學院的教堂里去服務，也許能得到上帝的赦免，還可望到天國去。永別了，子欣！你的培德?！标懻飨榭赐赀@篇遺囑后，痛哭流涕，悲痛欲絕，絕食三天之后，便赴比利時圣安德魯修道院作教士一心修行。
這座圣安德魯修道院始建于1902年，它并不是一座單一建筑的教堂，而是由7座建筑風格各異的教堂組合在一起的“教堂群”，所以荷蘭語稱之為“Zevenkerken（7座教堂）”，它屬于天主教本篤會。這里綠樹蔥蘢，環(huán)境優(yōu)靜，是個修心養(yǎng)性的好地方。我舅舅鄭揆一拜訪陸征祥時，他剛出家沒多久，全身穿黑色道服，頭上有兩條受戒線，他戴著一副金絲眼鏡，鬢發(fā)略顯斑白。
他們交談的內容就是關于“二十一條約”談判的真實內幕，事后，我舅舅鄭揆一為此專訪撰寫一文刊于某報，我以前曾有該文復印件，可如今卻找不到了，只好憑記憶及網上資料說個大概?，F(xiàn)在360百科“陸征祥”條目至今還在說什么：“在日本的脅迫下，也因袁世凱急著當皇帝，需要取得日本的支持，便同意了‘二十一條’，由陸征祥執(zhí)行簽字。”“互動百科”也說，“日本以支持袁世凱稱帝引誘于前，以武力威脅于后，企圖使袁世凱政府全盤接受?！笨傊?，就是說袁世凱為了龍袍加身而不得不同意簽約。
而陸征祥則如是說：日駐華公使置益民四年一月十八日晉見袁世凱總統(tǒng)，突然將一文書放在袁氏桌上，日使匆匆告辭后，袁氏翻開文書一看，乃是駭人聽聞的二十一條要求，為之大驚失色。袁氏即打電話召我入公府，說有要事面談。我入府后，剛一坐下，愁眉深鎖的袁氏隨手取出那份文書，教我先讀一遍，他一面說道：“你今晚便召集孫寶琦（外交總長）、曹汝霖（外交次長）、梁士詒（交通總長）舉行一次密議，商討對策吧！”我告辭回寓所后，馬上打電話給孫、曹、梁三位，請他們晚飯后趕來迎賓館有要事面談。開會時，大家議論良久，都認為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立刻接受；另一是開會與日方舉行談判作討價還價，至于拒絕接受那條路卻是走不通的。陸、梁主張談判，兩個主張不談判。次日，孫寶琦進總統(tǒng)府向袁氏報告昨日會議結果。袁氏聆罷卻向孫道：“很好，讓我再考慮一下，再作最后決定?！睂O氏辭出不久，袁氏即召我入府面議，袁氏對我道：“剛才孫總長來過，我經過慎重考慮，也主張和日方談判，并且希望你能出任主席，主持這一談判才行。”我答道：“這件事太為難，我的精力又不足，總統(tǒng)最好另行選擇適當人選?！痹系溃骸熬Σ蛔?，無關重要，你盡可在會議席上睡覺，我可以告訴曹次長，如在開會時遇你睡覺，須告知日使不必見怪，因陸先生精力素弱，不休息不行，其余由我本人幫你的忙，你放心去談判好了?！蔽乙娫先绱送普\相托，只得應允。孫寶琦是日再往見袁氏請示時，袁即表示自己亦主張與日方談判。當夜孫寶琦即上辭呈，并向袁氏推我繼任外交總長。當時袁氏接到日使這份要求文書后，曾苦心研究，逐條親批討論的辦法，他曾推心置腹地對我說，租借土地，日后還可以想方設法討回，而文化教育權無論如何不能落到日本手里，如果讓日本對我國人進行奴化教育，那整個中國就無藥可救了！我國雖弱，茍侵及我主權，束理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
二月二日下午三時，在外交部開第一次談判會議，按日本當時給日置益的訓令。重在從速討論，每日開會，逐號（二十一條共分五號）商議；我則主張逐條討論，一星期只開會兩次。中方希望遷延時日，在會外尋求轉機，首次會議雙方即爭持不下。這樣，雙方雖不斷會談，仍無結果。不料到了五月七日，日置益向外交部遞送了最后通牒，聲稱：“期望中國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時為止，為滿足之答復，如到期不受到滿足之答復，則帝國政府將執(zhí)行認為必要之手段”。翌日，袁世凱總統(tǒng)召集會議，他沉痛地說：“今日只有忍受奇恥，接受日本要求，誓與國人群策群力，不做亡國之民。”事已至此，外交部乃連夜準備覆文，并由我面報袁氏，乃定議。該項覆文接受二十一條中一至四號的要求，對于最重要的第五項各條如“軍器一律限用日本制造，警察中日各半，顧問遍設全國，并要扶助日本佛教傳信”等內容，覆文提出“日后另行協(xié)商”。當覆文送交日本公使時已是五月九日午后一點了。我在參議院報告后之次日，又往見袁總統(tǒng)，袁氏說道：“陸先生你累了?？墒沁@事結果很好?！蔽掖鸬溃骸熬竦惯€支持得了，不過我簽字既是簽了我的死案?！痹系溃骸安粫摹！蔽矣终f道：“三四年后，一輩青年不明白如今的苦衷，只說我陸征祥簽了喪權辱國的條約，我們要吃他的肉?！痹洗藭r也只有報以苦笑，并問我道：“這事在外交上有何補救辦法？”我答道：“只有參戰(zhàn)，到和會上再提出，請各國修改，不過日本能否阻擋，現(xiàn)在尚不可知！”袁氏說“這句話如今還不可說??！”
圣茨伯里說：“歷史家可以說謊，但是歷史不行?！蔽揖司税菰L陸征祥的文章及家人轉述此事，還有網上資料，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對袁世凱和陸征祥有了新的認識，說他們是“賣國賊”顯然是不實之辭，他們實際上也是悲劇中的人物，正如陸征祥所感慨“回顧前朝舊事，總歸一句話——弱國無外交”，他還在為當年的“二十一條”深深負疚。
1937年，我舅舅鄭揆一撰寫的以揭露當時日本侵華野心為主旨的博士論文在巴黎出版，為他作序的是顧維鈞博士，當時顧是中國駐法大使，他因近年拍攝的影片《我的1919》而聞名，事實上作為當年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征祥對拒簽巴黎和約所起的作用不下于顧維鈞，1919年6月28日，當簽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fā)現(xiàn)：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的兩個座位上一直空無一人，中國用這種方式表達憤怒。在簽約儀式的同時，顧維鈞乘坐著汽車經過巴黎街頭。他在回憶錄中說：“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于中國歷史上。同時，我暗自想象著和會閉幕典禮的盛況，想象著當出席和會的代表們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著的兩把座椅上一直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地驚異、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將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p>
再說我舅舅鄭揆一榮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他是福建省永春縣第一位學者獲此殊榮。說來真巧，1939年，他一回到菲律賓馬尼拉時，應邀演講時事，在結束他的演講時胸有成竹地告訴他的聽眾們，姑息主義絕對行不通，歐戰(zhàn)非爆發(fā)不可，說不定明早你打開收音機時，聽到的是歐戰(zhàn)爆發(fā)的消息，這幾句話使他成了成功的預言家，因為第二天早上，收音機真的傳來了歐戰(zhàn)爆發(fā)的消息。
1938年底，我舅舅、舅母一家人先回到香港，1940年才回到上海。1987年12月10日香港《文匯報》刊出一文《記鄭揆一·當年是：國民參政員候補立法委員現(xiàn)在是：近代史研究者僑務活動家》，作者吳德鐸時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筆名沈舒，該文道：“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目前住在上海的鄭揆一博士。鄭博士現(xiàn)在七十四歲。早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鄭博士只才三四十歲時，他已經是當時的國民參政會駐會參政員（相當于現(xiàn)在的“常委”），同時他還是立法院候補立法委員。那時與他一道工作的，有黃炎培、許德珩等，和這些老前輩比起來，他當然是小弟弟，不過，歲月無情，當年的小弟弟，現(xiàn)也已年逾古稀矣?！?/p>
在《華僑志》里記載：“民國29年（1940年）/永春華僑鄭玉書、尤揚祖等發(fā)起集資在福建創(chuàng)辦華僑興業(yè)公司，由鄭玉書任董事長，鄭揆一任總經理?！编嵱駮俏彝庾娓?，而尤揚祖百度百科其詞條介紹：“尤揚祖（1892—1982），名逢春，字揚祖，永春縣達埔鎮(zhèn)延清人。著名愛國僑領，曾任印尼望加錫中華總商會主席、全國僑聯(lián)副主席、福建省副省長、福建省政協(xié)副主席等職。是第二、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痹谌菸氖焚Y料全文庫“鄭揆一”詞條中說：“抗日戰(zhàn)爭期間，其父邀胡文虎、許志笙等海外巨商，在南平創(chuàng)辦華僑興業(yè)股份有限公司，鄭揆一任總經理。該公司先在當?shù)赝跖_山墾植大型林場，栽種40萬株杉木；又經營閩浙贛汽車運輸，搞省際貿易?？箲?zhàn)勝利后，總公司移設福州，并在上海、廈門、香港、臺灣設分公司，成為集農、商、外貿為一體的大型企業(yè)。/商事之余，鄭揆一奔走于閩、滬、寧間，與柳亞子、邵力子、何香凝、江庸、陳儀等政要名家結為忘年交，頗得教益。”在我以前福州倉山老家“清廬”曾保存著兩張乒乓球桌和一張康樂球臺都是以前這家興業(yè)公司關閉后留存下來的東西，如今老房子拆遷都被毀了。
在該詞條中還介紹說：“民國期間，鄭揆一曾任廈門大學教授、青年軍少將教官、國民參政會駐會參政員、全國僑務委員會委員?！蔽乙郧拔丛犝f我舅舅是青年軍少將教官一事，這幾天在網上搜索時發(fā)現(xiàn)一文《黃維蓮荷練兵紀事·——紀念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zhàn)七十周年》，作者為守望黃埔，該文道：“抗日戰(zhàn)爭進行到1944年下半年，中國駐印軍和遠征軍缺員很多。為彌補兵源不足狀況，改善兵源質量，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即席演講稱：‘國家在此緊急戰(zhàn)時關頭，要先其所急，使知識青年效命于戰(zhàn)場，因為知識青年有知識，有自動判斷能力，隊伍中增加一個知識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個普通士兵?！栒偃珖R青年積極從軍。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隨后，國民黨中央決定廣泛發(fā)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征集知識青年十萬人，編組知識青年遠征軍，簡稱青年軍。”干部訓練團“團部機關就設在江西省橫峰縣蓮荷村。蔣介石指定由副總監(jiān)黃維中將坐鎮(zhèn)蓮荷，主持訓練。/黃維還讓程兆熊通過關系或私交，先后邀請了宦鄉(xiāng)（新聞學）、孫冶方（經濟學）、王冶秋（文學）、孫曉村（法學）、鄭揆一（世界史）、楊惟義（昆蟲學）、陳鶴琴（心理學）、程懋筠（音樂）等一批名流學者來蓮荷講演。每次聽學者演講，學員們都生怕遲到，總是搶先坐到前邊聽。凡聽過他們演講的人，至今記憶猶新，還能繪聲繪色地講述當年聽講時的生動情景。/黃維為鼓舞士氣豐富康樂，還親自審定了一首歌曲，歌詞是‘山青青，水洋洋，蓮荷山水長。中華兒女來四方，操戈執(zhí)戟聚一堂。聚一堂，練刀槍，遠征三島來還鄉(xiāng)。來還鄉(xiāng)，永不忘，蓮荷山水青，蓮荷山水長?！彩菂⒓舆^蓮荷訓練的人個個都會唱。連當?shù)匦W校也都教唱這首歌。/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戰(zhàn)勝利。蓮荷的干訓團東南分團和青年軍東南分監(jiān)部奉令結束，完成了它的神圣歷史使命?！?/p>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全民族抗戰(zhàn)爆發(fā)七十七周年儀式上的講話說：“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為了達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國的罪惡野心，悍然炮轟宛平城，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薄霸诖嗣褡逦ｋy之際，中國共產黨秉持民族大義，擔負起民族救亡的歷史重任，呼吁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以抵抗日寇侵略、驅逐日寇出中國。面對日本侵略者的野蠻侵略，全國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各社會團體、各界愛國人士、港澳臺同胞和海外僑胞團結一心，義無反顧投身到這場關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偉大斗爭中。/從那時起，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全體中華兒女冒著敵人的炮火共赴國難，無論是正面戰(zhàn)場，還是敵后戰(zhàn)場，千千萬萬愛國將士浴血奮戰(zhàn)、視死如歸，各界民眾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奏響了一曲氣壯山河的抗擊日本侵略的英雄凱歌，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一首感天動地的反抗外來侵略的壯麗史詩?！?/p>
我以為我舅舅鄭揆一為知識青年遠征軍的知青們演講世界史，也是對抗日戰(zhàn)爭的一份貢獻，是不應該被否定的。
我舅舅鄭揆一有個共產黨的老朋友梁靈光，這我很早以前就聽說過，梁靈光也是福建永春人，與我舅舅是同鄉(xiāng)，他1916年生于一個儒商之家，由于父親英年早逝，家中經濟一蹶不振，就在這時，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哥哥梁披云把他帶到上海名校立達學園繼續(xù)升學。他在求學期間，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后因身份暴露被學校開除，他不得不回到廈門。后來，為了爭取升上大學，梁靈光又回到上海，寄宿在暨南大學校外學生宿舍，1935年北平爆發(fā)“一二·九”運動，上海青年學生熱烈響應，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和集會，他也投入于這股洪流之中，并重新與黨組織取得聯(lián)系，加入了抗日青年團。1936年，他經組織認可，到馬來亞找哥哥梁披云，他進入尊孔中學任教。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毅然從南洋回國，被黨派往蘇北組織了江蘇省民眾抗日自衛(wèi)隊獨立第一支隊（簡稱抗戰(zhàn)支隊），1940年，抗戰(zhàn)支隊被編入新四軍，同年入黨，歷任新四軍華中九分區(qū)司令員兼專員、華東野戰(zhàn)軍第十一縱隊三十三旅第一任旅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九軍參謀長等職。解放后，梁靈光任廈門第一任市長，后任福建省工業(yè)廳廳長、副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梁靈光被打成“走資派”、“葉飛死黨”而被趕出了省委大院。1967年6月，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打范（福建省委第二書記范式人）倒魏（福建省省長魏金水）的浪潮，指控他們是大叛徒，我當時是福建師院附中“×××”紅衛(wèi)兵，我不想被人牽著鼻子走，人云亦云，對范、魏二人是保還是打？關鍵是弄清他們到底是不是叛徒。我們決定先搞魏的外調，于是，我和另外兩個同組織的同學要搬到省委去住。當時位于烏山路的省委大院里頭至少有大小樓房好幾十幢，可是，幾乎都被五花八門的紅衛(wèi)兵組織所占滿，要找個住的地方可真不容易，我們查看了好多樓房，也沒找到一個住的地方，最后，我們沒辦法，只好來到了10號樓。10號樓的原主人恰巧就是梁靈光，現(xiàn)在被福州大學我們同派紅衛(wèi)兵的人占據(jù)，他們也是在外頭搞外調，因人手不夠，從我們學校同組織借調了兩位同學去幫忙。我們找到那兩位女同學，跟她倆說清情況，她們就找這里福大負責人商量。而福大的老師很熱情，一口就答應了。我們進去與那福大老師握手致謝，他寒暄幾句就走掉了，留下我校兩位女同學來招呼我們。我在新寫實長篇小說《非常十年》（香港人民出版社出版）里寫道：“這當兒，我開始打量起這房間來，這樓房樓上三室一廳，樓下二室一廚房一衛(wèi)生間，地板都是拼花打蠟的地板，不過，這時日這地板千人踩萬人踏，原來打蠟的地板已失去往日的光澤，也用不著擔心走路會滑倒了。這房間的家具陳設并不豪華，但也不寒酸，該有的也都有，全身鏡衣柜、書桌、書櫥、轎車椅、轉椅……房子的主人×××現(xiàn)在也不知被搬遷到什么地方去，他家的家具陳設也基本上原封不動地擺在那兒。我的眼睛一瞧就往書櫥上瞧，按理說一個堂堂的省委書記應該要有可觀的藏書，可是，在那玻璃書櫥上只擺著毛選和幾本毛主席的小冊子，大部頭的書就只有一本，我是愛看書的，把它抽出來一看，乃是一本精裝的16開本的《世界地理》。我心里想，大概×××把書都轉移走了，不然，一個省委書記怎么會只有這幾本書呀？”
我們在外調搞清魏金水連被捕也沒被捕過何來‘叛徒’之說后，沒幾天，社會上又發(fā)生了一起文革事件，即離開了10號樓，不過，我對誰也沒說起我舅舅認識梁靈光一事，我對他充滿惻隱之心。
梁靈光于1973年冬被解放出來，1975年11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革委會副主任。1977年冬，他依依惜別工作了整整二十八年的故鄉(xiāng)福建，奉調中央任新組建的輕工業(yè)部部長。1979年4月，中央支持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代表省委提出的建議，決定發(fā)揮廣東毗鄰港澳、華僑眾多的優(yōu)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1980年，中央決定調習仲勛、楊尚昆回北京工作，由任仲夷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梁靈光任廣東省委書記兼廣州市委第一書記、廣州市市長，以后又任省長。臨行前，任仲夷和梁靈光驅車來鄧小平住處，鄧小平叮囑他倆說：“特區(qū)不是僅僅指深圳、珠海那幾塊地方，是指廣東、福建兩個省。單搞那一點地方不行，中央講的是兩個省。你們要充分發(fā)揮這個有利條件。對于搞特區(qū)，你們要摸出規(guī)律，搞出個樣子來。”任、梁果然不辱使命，開創(chuàng)了廣東歷史上的最好時期，被稱為“任梁時代”載入史冊。2006年2月25日7時50分，梁靈光在廣州逝世，享年90歲。
在沈舒的《記鄭揆一》一文道：“抗戰(zhàn)勝利后，鄭博士做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一次，他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去臺灣檢查工作，無意中遇到他的老同學、當時臺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先生（也是福建人），他鄉(xiāng)遇故知，要談的自然相當多——從劉先生的工作談到日月潭，從日月潭談到故鄉(xiāng)的溪流也很多，水利資源豐富，也可以用來發(fā)電。鄭博士要求老同學劉先生以電力公司總經理的身份，大力支持故鄉(xiāng)的水利建設。劉先生滿口答應。/在鄭揆一的奔走努力下，成立了包括臺灣、福建地方當局，和鄭揆一經營的華僑興業(yè)公司在內的古田溪水電站籌備處（鄭揆一是副主任），準備將一臺擱置在臺東的一萬瓩的發(fā)電機，運到距離福州市約一百公里的古田溪，在那里造一座水力發(fā)電站?？墒窃谀俏飪r飛漲、民不聊生的年頭，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只不過修了一條通向工地的公路，和搞一臺兩百瓩的發(fā)電機供工地自用。/古田溪水電站的籌備委員中，有陳紹寬、丁超五等老前輩，福建解放后，他們建議人民政府，古田溪水電站不但要搞，并且要大大的擴充、發(fā)展。人民政府采納了這一建議，古田溪水電站，被列為當時華東四大重點建設項目之一。古田溪水電站于一九五四年開始發(fā)電。”
古田溪水電站是新中國建設的第一座梯級水電站，應該承認我舅舅鄭揆一是古田溪水電站的開發(fā)先驅，最近，我在網上查到《古田溪水力發(fā)電廠大事記》，它只記載了1949年之后之事，這不能不是件遺憾之事。
在泉州文史資料全文庫“鄭揆一”詞條中介紹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全國僑聯(lián)一、二屆委員，上海市僑聯(lián)一、二屆常委，上海市長寧區(qū)政協(xié)常委，長寧區(qū)民革籌委主任?！痹谏蚴娴摹队涏嵽褚弧芬晃挠值溃骸叭珖夥藕螅嵅┦吭谏虾Ｘ撠熣樟纤甯膏嵆玷迪壬娜A昌漂染織布廠，公私合營后，這家廠經過改造，成了出名的耀華玻璃廠分廠。鄭博士早已超過了退休的年齡，廠里的事他現(xiàn)在不大過問，他現(xiàn)在一方面忙于僑務活動（他是全國僑聯(lián)委員、上海僑聯(lián)常委），但他本人更感興趣的是收集華僑的資料，打算以歷史學家的身份，對我國華僑全面的探討和研究。有計劃、有步驟、有組織地研究源遠流長的中國華僑史，是鄭博士學術上的多年夙愿。”
有句俗語說：“外甥像舅舅?！蔽乙郧斑€不太感覺，現(xiàn)在人老了，我自覺得自己在體型上同我舅舅似有幾分相似。我舅舅鄭揆一很喜歡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才幾歲大，那時我們家住在福州市倉山區(qū)倉山精舍，我舅舅從上海來福州我們家探望我們，有一天早上，他把我整個人腳底朝天地顛倒過來，就這樣緊抱著我拍了一張照片。這幾天我為撰寫此文，想找到這張照片，遺憾的是卻找不到了！1962年，我舅舅又來福州，下榻于省交際處的一幢小洋樓里，這是當時福州最高檔的賓館。在我父母帶領下，我們全家人都到位于西湖畔的省交際處他下榻的小洋樓里同他見面，他宴請我們在交際處里吃了一頓。
上世紀三十年初期，鄭揆一、唐蘊玉夫婦與長女、長子在法國巴黎
上世紀三十年代，鄭揆一（后中）、唐蘊玉（后左）夫婦與留法畫家常玉（后右）、張弦（前排）在法國合影
上世紀三十年代，鄭揆一（中）、唐蘊玉（右）夫婦與留法畫家張弦（左）在法國合影
上世紀三十年代，鄭揆一、唐蘊玉夫婦在法國合影
比利時布魯日近郊的圣安德魯修道院
鄭揆一文革交待材料網上拍賣預展
唐蘊玉文革交待材料網上拍賣預展
上世紀七十年代鄭揆一（中）、唐蘊玉（右二）夫婦與家人攝于北京岳陵
1979年我舅舅鄭揆一贈予作者詞典題字
鄭揆一、唐蘊玉夫婦在上海市永嘉路600號舊居
上世紀八十年代鄭揆一、唐蘊玉夫婦在美國家中合影
鄭揆一捐贈《古今圖書集成》入駐福建省永春縣檔案局
鄭揆一捐贈《四部備要》入駐福建省永春縣檔案局
1991年我舅舅、舅母給我們家寄印有唐蘊玉油畫的賀年卡正背面拼圖
1989年我舅舅、舅母給我們家寄印有唐蘊玉油畫的賀年卡正背面拼圖
1993年8月16日，“唐蘊玉遺作展”在美國洛杉磯中國文化中心揭幕，左四為鄭揆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