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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斯蒂芬·杰·古爾德
譯者/田洺
定價/28.00元
1959年，美國著名遺傳學家H.J.穆勒（H. J. Muller）抱怨道：“這一百年沒有達爾文也一樣?！边@一特別黯然的評價使當時參加紀念《物種起源》( Originof Species )問世一百周年的許多聽眾都感到震驚，但是沒有人能否認這一失望中所表達的真理。
為什么那么難以理解達爾文？不到10年，他就使思想界不再懷疑進化的發(fā)生，但他一生都沒有使人們普遍接受他自己的自然選擇理論。直到20世紀40年代，自然選擇理論才被廣泛接受。然而即使在今天，雖然自然選擇理論已經(jīng)成了我們進化論的核心，但依然存在對于自然選擇理論的錯誤理解、錯誤引述和錯誤使用。問題并不在于這個理論邏輯結(jié)構上的復雜性，因為自然選擇的基礎本身很簡單──兩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和一個必然得出的結(jié)論：
1.生物是可變的，而且生物的變異可以（至少是部分）遺傳給后代
2.生物產(chǎn)生的后代數(shù)量多于可能生存下來的后代數(shù)量
3.一般說來，生物的后代向著環(huán)境對其更有利的方向變異，就會生存并繁衍下去。
這三段陳述基本上說明了自然選擇的作用，但僅僅這樣說還不是達爾文所認定的自然選擇的根本作用。達爾文理論的本質(zhì)就在于認為自然選擇是進化的創(chuàng)造性力量──不僅是不適應生物的剔除者，自然選擇還必然會產(chǎn)生適應生物。自然選擇通過一代又一代地保留隨機變異中的有利部分，必然會產(chǎn)生適應生物。倘若自然選擇是創(chuàng)造性的，我們關于變異的第一條陳述就必須增加兩個限制來詳細說明。
第一，變異必定是隨機的，或者至少不會是向著適應的。因為假如變異已經(jīng)預定向著正確方向的話，那么選擇就不會起到創(chuàng)造性的作用，只不過是剔除那些變異途徑不妥的不幸生物個體而已。拉馬克主義就是這樣的看法，該理論堅持認為動物創(chuàng)造性地回應它們的需要，并且將獲得的性狀遺傳給后代，這是一種非達爾文主義的理論一我們對遺傳變異的理解表明，達爾文正確地堅持了變異的有利方向并非預先就決定了、進化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混合—在變異水平呈偶然性，在選擇的作用方面呈必然性
第二，變異必定與新物種形成中進化變化的程度關系不大。因為假如新物種是即刻產(chǎn)生的，那么自然選擇便起不到創(chuàng)造性作用，只不過為改善的生物騰出位置而已。再者，我們對于遺傳學的理解又支持了達爾文的關于小變異是進化變化原材料的觀點。
所以，達爾文的理論表面上簡單，但具有精致的復雜性及另外的要求。盡管如此，我還是相信阻礙接受達爾文理論的并不只是由于科學上的困難，，而是由于達爾文理論中所含的基本哲學內(nèi)容是對于西方人心態(tài)的一種挑戰(zhàn)，這種心態(tài)至今仍然難以拋棄。首先，達爾文提出進化沒有目的。生物個體為了增加它們的基因在后代中的代表而進行著斗爭，這就是進化。如果說自然界中呈現(xiàn)出和諧和秩序，那也是因為生物個體盡顯其優(yōu)勢所附帶的結(jié)果而已，即自然界中的亞當·斯密（AdamSmith）J經(jīng)濟學其次．達爾文堅持認為進化沒有方向，進化并不必然導致更高事物的出現(xiàn)生物只不過更加適應它們所生活的環(huán)境，這就是進化寄生蟲的“退化”與瞪羚的矯捷步態(tài)都是完美的再者，達爾文在解釋自然中貫徹了唯物論的哲學存在的只是物質(zhì)，心靈、精神、上帝不過是表達神經(jīng)復雜性奇妙結(jié)果的語詞。托馬斯·哈代（ThomasHard戶2在談到自然時，對于拋棄目的性、方向性和精神的觀點感到憂傷：
當我凝望黎明，池塘，
田野，牛羊，還有孤樹，
所有這一切在我看來
像靜坐在學校受罰的孩子；
它們發(fā)出的聲響只是
（一度像是清楚的呼叫，
但此刻卻完全是懾懦）─—
“我們驚奇，真的驚奇，為什么我們在這里！”
的確，自達爾文以來，世界已經(jīng)不一樣了，但是依然叫人激動，給人啟迪，令人崇敬。因為即使我們不能在自然中發(fā)現(xiàn)目的性，我們卻能為了我們本身的需要而去確立目的。達爾文并不是對道德漠然的人，但他并不關心清除西方思想中有關自然的深度偏見。實際上，我認為可以用達爾文主義的精神來拯救我們瘡痍的世界，因為這種精神否定了西方人所偏愛的一種觀念，即我們要去控制、支配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因為我們是一種預定過程的最終產(chǎn)物。
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贊同達爾文。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理解他的信念和這些信念中的含義。這本書中的所有文章都是探討“這種生命觀”的─—這是達爾文自己在講述他的新的進化世界觀時說的話。
這些文章，寫于1974年至1977年，最初發(fā)表在《自然史》雜志我所開設的專欄上，這個專欄的名字就是“這種生命觀”。這些文章涉及范圍廣泛，從行星史、地質(zhì)史到社會經(jīng)濟史，通過進化論，即通過達爾文的觀點，這些問題被串聯(lián)了起來（至少我打算這樣做）我不是博學之士，倒像個商人，我所知道的行星和政治知識都與生物的進化有關。
我并不忽略記者的套話：昨天的文章只能用來包今天的垃圾。我也并不打算糟蹋我們的森林去發(fā)表冗長而散亂的文集，像索伊斯博士( Dr.Seuss）的《羅拉克斯》（Lorax），我想我還是對樹術留情的。不是出于虛夸，我唯一想解釋的是，收集的這些文章都是根據(jù)許多人喜歡（同樣許多人蔑視）的觀察，這些觀察同屬于一個共同的主題，即達爾文從進化角度探討的主題，這也是與我們自大的宇宙觀背道而馳的一個主題。
第一部分探討了達爾文理論本身，尤其是引發(fā)H.J.穆勒抱怨的基本哲學部分：進化無目的性，不是進步的，是物質(zhì)性的。我通過一些有趣的奧秘來把握這個重要的信息：如誰是“貝格爾”號上的博物學家（不是達爾文），為什么達爾文不使用“進化”這個詞，以及為什么他等了20年才發(fā)表他的理論。
利用達爾文主義探討人類的進化構成了第二部分。我試圖強調(diào)我們既有獨特性又有與其他動物相關的統(tǒng)一性。我們的獨特性是由于基本進化過程的作用，而不是由于任何通向高等生命的預先設定。
在第三部分，我通過利用一些復雜的進化論問題說明特殊的生物，從而探討了這些問題在一定水平上，這些文章是關于具有巨角的鹿，從體內(nèi)食其母親的飛蟲，利用邊膜進化成一種引誘魚的蚌，以及120年才開一次花的竹子。在另一個水平上，這些文章涉及了適應、完美性和一些表面上好像沒有意義的問題
第四部分是用進化論來探討生命史的圖景。我們找不到穩(wěn)定進步的跡象，這個世界在長期平靜中間或有大規(guī)模滅絕和迅速生成的時期。我著重在兩個重大的間斷上，6億年前產(chǎn)生出絕大多數(shù)復雜動物生命的寒武紀“爆發(fā)”和2.5億年前一半海洋無脊椎動物滅亡的二疊紀滅絕。
從生命的歷史，我轉(zhuǎn)向生命生居的地方─—地球的歷史（第五部分）。我既論述了過去的英雄（萊爾，Lyell），也論述了現(xiàn)代的異端者（維利柯夫斯基，Velikovsky），他們?yōu)樽罨镜膯栴}而奮斗─—地質(zhì)史是否有方向性？地質(zhì)變化是緩慢穩(wěn)定的，還是迅速劇烈的？用生命的歷史如何標定地質(zhì)的歷史？我在板塊構造學和大陸漂移的“新地質(zhì)學”中找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潛在辦法。
第六部分試圖管中窺豹。我談到一個簡單的原則，物體的大小影響物體的形狀。并且認為這個原則可以應用到極其廣泛的發(fā)展現(xiàn)象中，包括行星表面的進化，脊椎動物的腦，以及中世紀小教堂與大教堂之間的形狀差別。
第七部分由于順序的不連貫會使一些讀者驚異。我費力地將一般原理與特定的應用聯(lián)系起來，再將這些原理與生命和地球的主要圖景聯(lián)系起來。這里我討論了進化思想的歷史，尤其是社會、政治觀念對所謂“客觀”科學的影響。但是我認為這樣的“客觀”科學不僅是一種科學自大的表現(xiàn)，而且?guī)в姓我鈭D：科學通過收集客觀信息，通過摧毀古老的迷信而成立，但這并不意味科學必然通向真理。科學家像普通人一樣，在他們的理論中無意中反映了他們時代的社會和政治局限。他們作為社會的特權成員，通常要捍衛(wèi)現(xiàn)存的社會等級，并將這種等級關系看作生物學上預定的。我論述了其中的一般情況，通過討論18世紀有關胚胎學的一個不太明晰的爭論，通過討論恩格斯（Engels）關于人類進化的觀點，通過討論隆布羅索（Lombroso）關于固有罪犯，以及通過討論來自科學種族主義根源的曲折故事。
最后一部分探討了同樣的主題，只不過將這個主題聯(lián)系到當代關于“人性”的討論中，這是錯誤使用進化論影響社會政策的一個主要例子。第一小部分批評了作為政治偏見的生物學決定論，有人根據(jù)這種理論提出我們的祖先是殘忍的猿，人類的攻擊性和侵占性是固有的，女性的被動是自然的表現(xiàn)，智商具有種族差別等，這些觀點最近又泛濫了。我認為沒有證據(jù)支持這些觀點，而且這些觀點所代表的是西方歷史上長期悲涼的故事在最近的具體反映──指責犧牲者并給他們標上生物學上劣等的標記，或像孔多塞（Condorcet）所為，用“生物學作為同謀”.我既欣喜又不悅地討論了最近新生的‘社會生物學”研究及其新的預示，即對人性的達爾文主義的解釋。我認為社會生物學的許多特定觀點都是基于決定論模式的缺乏支持的猜想，然而我卻在社會生物學對利他主義的達爾文主義解釋中發(fā)現(xiàn)了很大的價值，作為對我不同的傾向性的支持，我傾向于認為，遺傳給了我們易變性，自然選擇并不決定嚴格的社會結(jié)構。
這些文章最初發(fā)表在《自然史》雜志（NaturalHistory）專欄中，現(xiàn)在的改動不大，訂正了一些錯誤，刪掉了狹隘之見，并且使用了最新的信息。我攻擊過論文令人厭惡的東西─—冗長，但是當我的編輯裁刀面對任何單篇文章的內(nèi)在連貫時，我又退縮了。至少我絕沒有兩次使用同一引文。最后，對主編艾倫·特倫斯(Alan Ternes）及他的改稿編輯弗洛倫斯·艾德爾斯坦（Florence Edelstein）和喬丹·貝克霍恩（GordonBeckhorn)致以謝忱和感激。他們接二連三的充滿熱情的書信支持了我，并且用留情的編輯之手最恰當?shù)乇磉_了他們的寬容和謹慎。我為所有真正動人的題目而感謝布雷姆·艾倫（BlameAlan），特別是第15篇文章的S形曲線的騙局.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像其他人一樣出色地表達了進化對人類生活和思想的深刻影響，他寫道：
在過去的時間里，科學之手對于人類樸實的自戀有過兩次重大的打擊。第一次是認識到我們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大得難以想象的宇宙體系中的塵埃……第二次是生物學的研究剝奪了為人類特創(chuàng)的特殊優(yōu)越性，將人類廢黜為動物的后裔。
我認為這種廢黜的知識也是我們在一個分崩離析的世界上對連續(xù)性的最大希望。或許“這種生命觀”在它第二個百年還能綻開鮮花，并幫助我們?nèi)胬斫饪茖W知識的限度和教益，而我們則像哈代詩中的田野和樹木一樣，繼續(xù)驚奇為什么我們在這里。（斯蒂芬·杰·古爾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