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從前只讀過陳忠實的《白鹿原》，最近陸陸續(xù)續(xù)讀完了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陳忠實精選集》，這個選集包括短篇小說《信任》、《土地詩篇》、《毛茸茸的酸杏兒》、《到老白楊樹背后去》、《轱轆子客》、《兩個朋友》、《日子》、《關于沙娜》、《貓與鼠，也纏綿》、《臘月的故事》、《作家和他的弟弟》、《地窖》12篇；中篇小說《康家小院》、《梆子老太》和《藍袍先生》3篇。讀后感觸不少，但由于間隔時間長，已經(jīng)理不出頭緒，也懶的去歸納，現(xiàn)在僅按選集順序敘述一下每篇小說的故事梗概，當然，在敘述中已經(jīng)加入了我的觀點。
《信任》寫于1979年，獲當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小說的主人公是羅坤，剛剛平反重新任村支部書記，兒子卻與文革中受利用批斗過他的貧協(xié)主任羅夢田的兒子打了架，在處理這一打架事件中，羅坤從大義出發(fā)，把自己的兒子送公安機關嚴辦，親自到醫(yī)院照料傷者，羅坤贏得了村民和羅夢田的理解和信任。聯(lián)系七九的社會現(xiàn)實，小說很有現(xiàn)實意義。
《土地詩篇》寫于1981年，寫公社黨委書記“梁大膽”梁志華給犟牛隊長道歉，因為他在“農(nóng)業(yè)學大寨”運動中不切實際地鏟除了胡家溝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葦子溝，而想讓葦子溝生產(chǎn)糧食。作品是作者對文革中極左路線的反思，但在作品中處處都有人性的閃光點，不管是極左路線的執(zhí)行者和反對者。
《毛茸茸的酸杏兒》寫于1985年，主人公是下鄉(xiāng)知青姜莉，她喜歡上了一位喜歡研究國際關系，“到處搜集資料，把世界各國的政治、歷史、地理以及民族風俗都研究了”的被母親稱為“神經(jīng)病”的農(nóng)村青年，父母反對，為她選了一位當醫(yī)生的丈夫?！罢赀^去了，姜莉一想到那一次吃過的酸杏兒，嘴里就會有酸水泌出來。”“姜莉每天必看不輟的是新聞聯(lián)播”，因為新聞聯(lián)播里可能會出現(xiàn)已經(jīng)成為外交官的那枚“酸杏兒”。
《到老白楊樹背后去》寫于1986年，寫作者辛程與薇薇童年時在老家白楊溝玩“過門”游戲，老白楊樹背后就是他們的洞房，幾十年后再次相遇，薇薇已經(jīng)淡忘了童年的一切，二十年前她選擇的丈夫是在青藏高原上開汽車的“英雄”，眼下她關心的是他寫“一個字多少錢？”住多少平米的房子，而辛程卻把“老白楊樹背后”的薇薇如病態(tài)般留在了他的記憶深處。
《轱轆子客》寫于1988年，被人稱作“轱轆子客”的是龜渡王村嗜賭成性的王甲六。王甲六在年輕時候曾是王支書重點培養(yǎng)的革命接班人，但與王支書貌合神離的大隊長劉耀明先是設風流陷阱使王甲六身敗名裂，后又為“二十八歲還沒見任何媒婆媒漢為他提親作媒”的王甲六說媒娶了一個與他一樣有著風流故事的女人，王甲六對劉耀明是愛恨交加，“憎恨得咬牙切齒又令他折服得五體投地”。王六甲與劉耀明的故事并沒有結束，多年后，承包磚廠的劉耀明又勾引了王六甲的老婆，偶然發(fā)現(xiàn)后的王六甲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在劉耀明與自己老婆茍合的窗外蹂躪劉耀明的妻子，他覺得“他侮辱了劉耀明比劉耀明欺侮了他更使他覺得劃算得多”，但隨后與劉耀明“各行其事和忘卻前嫌”的王甲六成了人見人厭的轱轆子客，而劉耀明還是龜渡王村的村長，還要主持王甲六因賭博被抓后要向村民坦白檢討保證的村民大會。
《兩個朋友》寫于1989年，主人公是王育才，他的朋友是王益民，兩人“一個是一個的影子，一個是一個的寄托”，“自幼交好”。在王益民舉薦下，說話就臉紅的羞怯的王育才當了民辦教師，有了自己的初戀，女方叫呂紅，受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呂紅痛苦地離開。文革后，有了錢的王育才設圈套讓呂紅離婚走到自己身邊再拋棄她。王育才做出這樣的事情就連最好的朋友王益民也有點不認識了，但報復過后的王育才也陷入了痛苦之中，想“要找一個能使我恢復羞怯的地方去”。
《日子》寫于2001年，2007年獲“蒲松齡短篇小說獎”，是我很喜歡的一篇，小說沒有什么起伏的情節(jié)和高潮，作者把平淡的故事卻寫出了深意，很見功力。小說寫一對在滋水河邊依靠淘沙子、撈石頭過日子鄉(xiāng)村夫婦，男主人是個高考落榜生，女主人有過“好腰”，他們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收獲著希望和歡樂，但女兒分班考試考砸進不了重點班進而可能考不上大學的消息卻讓男主人在炕上躺了三天，最后那句“大不了給女子在這沙灘上再撐一架羅網(wǎng)喀”是對日子、也是對人生絕望的呼喊！
《關于沙娜》寫于2003年，姓秦的女作家掛職縣委副書記體驗生活，一個叫沙娜的漂亮女子找到秦副書記毛遂自薦要當鄉(xiāng)長，作家了解到她為三岔溝鄉(xiāng)修了三任鄉(xiāng)長都搞不定的發(fā)電站工程后，找書記和主管副縣長推薦遭拒，但小說的結尾又寫沙娜意外地當上了鄉(xiāng)長。我沒有看明白，不明白沙娜是如何當上鄉(xiāng)長的，也不明白作者要表達的是什么意思。
《貓與鼠，也纏綿》寫于2002年，警察李猛抓住了在他辦公室里偷盜的小偷，審問時小偷竟提出要見局長，原來“他偷過局長十二次，累計偷得六位數(shù)的贓款，第一次偷局長還是辦公室副主任……無論偷多少次，局長都沒報過案”。這篇小說應該是作者根據(jù)新聞報導而寫成，有反腐的重要意義，但從小說的角度來看不成功，我不喜歡。
《臘月的故事》也寫于2002年，也是一部關于賊的小說?？爝^年時秤砣家的牛被盜，他雖然心疼，還是殺了家里的羊過年，還是和往年一樣為在縣城里生活的兩個初中時交下的朋友鐵蛋、小衛(wèi)是兒送去了最好的羊肉。后來身為警察的鐵蛋來告訴秤砣案子破了，盜賊竟然是小衛(wèi)，小衛(wèi)因廠子效益不好，在城里的日子過不下去。這是現(xiàn)實社會在小說里有反映，小說現(xiàn)實意義很強，但文學性我不敢推崇。
《作家和他的弟弟》寫于2001年，網(wǎng)上查了一下都寫作《我和我的親弟弟》，初看以為不是小說，但又把它放在小說卷里，不得不把它當成小說來看?！白骷矣幸粋€被作家本人稱為‘這個貨’的親弟弟”，“這個貨”拿著作家寫的字條去長縣長，并借走了縣里給縣長配發(fā)的新自行車，而還回來時“車鈴摘掉了。車頭把手換了一副生銹的。前輪后輪都都被換掉了。后輪外胎上還扎綁著一節(jié)皮繩。只剩下三角架還是原裝貨?！卑ā蛾P于沙娜》、包括《貓與鼠，也纏綿》、包括《臘月的故事》，還有這篇《作家和他的弟弟》，這四篇先于2000年后反映時代生活的小說我感覺藝術水平不高，還不如作家早期的作品，也許是是作家善于寫解放前后、土改、文革時期的生活，寫當代生活不是作家擅長的。
《地窖》寫于1987年，河西人民公社社長關志雄為逃避造反的追蹤與迫害，躲到了造反派頭目唐生法家的地窖里，并與唐生法的老婆玉芹產(chǎn)生了情義，有了肉體關系。十天后，斗爭的風向轉(zhuǎn)變，關志雄離開，并在文革結束后主持“說清楚”學習班，唐生法是“說清楚”的主要角色，在收到了唐生法的信后，關志雄感慨萬分，許多事就像自己的“地窖”經(jīng)歷一樣說不清楚??！
三部中篇之一是《康家小院》，寫于1982年，獲上海首屆《小說界》文學獎。康田生30歲喪妻，他只好把兩歲的兒子勤娃寄養(yǎng)在老丈人家，十幾年后終于靠自己的勤勞和仁義為兒子娶來了一個理想媳婦玉賢，兒子本分勤勞，媳婦賢惠和順，康家小院也由“康家村里最陰冷荒涼的死角”變成“沐浴在和煦溫暖的早春的陽光下”的地方，充滿了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康田生滿意這樣的生活，滿意這個兒媳，兩個月后，他就把康家小院的“金庫”——放錢的梳妝匣兒交給玉賢保管。
然而，康家小院的好日子很快被打破，玉賢參加了村里辦冬學掃盲班，面對寫字瀟灑、說話中聽、中國和外國的事情知道得那么多的小白臉楊老師時，她有了“迷迷離離的感覺”，又面對小白臉多次的調(diào)情，她終于沒有勇氣掙脫被摟住的胳膊。
東窗事發(fā)，玉賢遭到丈夫、公公、父親和母親的責罵和鞭打，她默默承受，沒有妥協(xié)，卻做出了驚人的離婚決定，她夢想把假戲唱真。當玉賢突破一切阻力，見到楊老師說出自己想法，小白臉回答“不過是玩玩”，“你卻當真了”的時候，她才如夢初醒，“一口帶著咬破嘴唇的血水，噴吐到那張小白臉上”。
玉賢感到受了天大的侮辱，往回走的路上，想跳井一死了之，卻在客棧外發(fā)現(xiàn)了喝的爛醉的勤娃，于是她“扯起了衣襟，擦了勤娃的臉，抓住一只胳膊，架在她的脖子上，另一只手緊緊摟住勤娃的腰，幾乎把那沉重的身軀背在身上，拽著拖著，離開丁家棧子，走上了官路……”我們是否應該期待他們一家三口再次幸福地生活在康家小院里呢？如果不能，破壞康家小院幸福生活的恰恰是代表現(xiàn)代文明的小白臉楊老師。
第二個中篇是《梆子老太》，寫于1984年，是深受作者自己喜歡的中篇小說。小說寫的是一個忌妒成癖的鄉(xiāng)村老太——黃桂英，她從小由于家里沒有男孩，要到田間勞動，練得一身耕作的本領，男的能干她都能干，也因此反倒不會女工。她長得難看，臉長得像梆子，就被稱作梆子老太，這并無大妨，是諷刺，也是親切，但成親后不能生育的缺陷，令她在梆子井村抬不起頭來。
在中國傳統(tǒng)觀念很重的農(nóng)村，這一生理缺陷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使她產(chǎn)生一種近乎變態(tài)的心理，就是希望能在村里發(fā)現(xiàn)另外也不能生育的婦女，于是看新媳婦的肚子有沒有變大成了她最大的嗜好，但是等來的卻是村子里新媳婦趕著趟兒生出來的娃娃。失望之后的梆子老太更加孤立、苦悶，漸漸地養(yǎng)成了窺視別人隱私、嫉妒他人幸福的心理，又由于喜歡多嘴多舌，最終獲得了“盼人窮”的雅號。
梆子老太的命運因為那段極“左”政治運動的到來而發(fā)生了改變，她“睡覺也睜著一只眼”的窺視行為被工作組認定是警惕性高的表現(xiàn)，梆子老太成了村里的“積極分子”，進而當上了梆子井村“貧協(xié)主席”，走上了政治舞臺，于是窺視有了名正言順的借口，嫉妒有了堂而皇之的發(fā)泄途徑，梆子老太借助于政治的力量在梆子井村開始了揚眉吐氣的日子，壓抑已久的心靈開始了畸形的釋放。
然而當人性的弱點和荒謬的時代結合在一起，梆子老太不僅成了悲劇時代的悲劇人物，而且和這個悲劇時代一起制造著更多的悲劇人生。她“不經(jīng)意間”所說的話斷送了許多人的前程，也葬送了許多人還算美好的生活，她的揚眉吐氣是梆子井村人的噩夢。不過我們又能怨恨什么？梆子老太完全是在根據(jù)上級指示在一絲不茍地工作，她自己也不理解鄉(xiāng)人為何都不理解她，甚至后來連養(yǎng)子養(yǎng)女也敢當面責問。她的政治生涯隨著“活學活用”達到高峰，也“文革”的結束而結束，原來下臺的人又重新復位了，貧協(xié)也取消了，梆子老太還是“百思不得其解，怪她的什么呢？她錯在哪里呢？”
隨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包產(chǎn)到戶的到來，梆子老太走完了她的一生，被她“陷害”過的梆子井村人竟無人來給她抬靈送葬，而這種事梆子井村只在幾十年前有過一次，是一個土匪被打死后無人抬靈，他的三個兒子跪在街心十字向鄉(xiāng)黨村民贖罪贖過才得以入土。雖然這次村民在最后沒有在梆子老太的丈夫跪請下就來抬靈埋葬了她，但在回來的路上“既不談梆子老太的好處，也絕口不提她的過失，什么都不說。只是感嘆今年麥子長得好……”
這本書的最后是1985年創(chuàng)作的中篇《藍袍先生》，小說主人公徐慎行出身“讀耕傳家”的知識分子家庭，有著典型的儒家正人君子人格，年紀輕輕就開始坐館教書。1949年解放后他被分配到師范學校進修，在學校他脫下自己一身象征腐朽封建束縛的“藍袍”，換上象征精神解放的“列寧裝”，他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感受著自由的美好，而且還在學習過程中與同學田芳建立了深深的戀情。然而徐慎行沒有意識到，新社會的民主自由里也在“藍袍”，在一九五七年但“大鳴大放”時，他批評了過去的同學現(xiàn)在的領導劉建國“好大喜功”，不久就被定為右派，徐慎行企圖自殺，父親兩個耳光打醒了他，從此他退守到了傳統(tǒng)的獨善其身的人生姿態(tài)中，又穿上了“藍袍”，只不過這個藍袍是無形的，是隱藏在他內(nèi)心深處的。
小說里有兩個字反復出現(xiàn)，那就是“慎獨”。徐慎行去師范學校進修進時，他的父親把“慎獨”送給了他，徐慎行戀愛中頭腦沖動時燒掉了父親送給他的“慎獨”，徐慎行“大鳴大放”時完全忘卻了“慎獨”，徐慎行被打成右派企圖自殺挨了父親的巴掌后，他又為自己寫下了“慎獨”，而這個過程也正是他脫下藍袍到穿上藍袍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