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
在古代琴棋書畫“四藝”中，“書”專指書法。自倉頡造字以來，即使是刻在甲骨、青銅器、竹簡上的早期文字，也有風格各異的線條，展示著質(zhì)樸而引人的造型。當然，惟有毛筆的出現(xiàn)，真正令書法大行其道。由于筆毫性軟且呈棰形，可以“八面出鋒”，當揮灑于極善潤墨的宣紙之上，那縱橫穿插、黑白濃淡、交融滲化的氣韻，將文字書寫發(fā)展到全新的審美階段，更使國人與書法結(jié)下了獨特的緣分。
作為漢字文化圈中獨有的藝術形態(tài)，書法是中國古代文人必修之技。不僅如此，許多人學書成癮、習書成癡，似乎就是為書法而生。三國時期，被稱作楷書鼻祖的鐘繇勤于練字，夜晚做夢手指當筆，經(jīng)年累月，將被子都劃出了裂痕。有廢寢，自有忘食。東晉王羲之一動毛筆，常忘了吃飯，書童只能將食物送到案頭。他有次心無旁騖，錯把墨汁作蒜泥，吃得滿嘴烏黑卻津津有味。說到對書法的癡迷，不可漏了兩則“退筆成?！钡牡涔剩魅斯智∏啥际谴蠛蜕?。隋唐智永和尚整天將自己關在閣樓上寫字，損壞的毛筆居然裝了滿滿四大筐。智永還將這些壞筆埋在后院，成了一個小丘。唐懷素和尚少時家貧，只能取芭蕉葉練字，不知不覺竟將一萬多株芭蕉摘個精光。他還做了一個涂漆木盤，每天用于習書，日復一日，筆毫居然將木盤磨穿。懷素寫禿的筆可能比智永還多，埋成一座墳后取名“筆?！?。經(jīng)過潛心苦練，兩位和尚均成大家，可謂佛門書壇的“雙字星座”。但書藝的長進，需“勤”還需“悟”，尤其注重外師造化。張旭的草書與李白詩歌、裴文劍舞在唐代并稱“三絕”。他總將耳聞目睹的感受熔冶于書法之中，因見公主與擔夫爭道而得筆法之意，曾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草書之神。北宋黃庭堅則在船上“觀長年蕩槳，群丁拔棹”，從中豁然開朗、頓悟筆法。
有書緣者一般愛書成癖，若遇喜愛的作品，甚至看得比命根子還要緊。唐太宗李世民便廣遍收天下名書，且對“書圣”王羲之尤為推崇。聽說“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傳至王氏七世孫智永手里，而智永已亡故，估計為其徒弟辯才和尚所藏。但三次詔見，辯才均矢口否認。太宗仍不死心，專遣監(jiān)察御史蕭翼喬裝商人，前往永欣寺投宿。蕭翼高談闊論、學識廣博，辯才不久引為知己。見時機成熟，蕭翼便帶來幾幅王羲之真跡，故意在辯才面前炫耀，引得和尚心里“發(fā)癢”，情不自禁將先師家傳的《蘭亭序》拿出比拚。蕭翼見魚兒上鉤，又怎肯放手，趁辯才有事外出，順手牽羊偷出墨寶，呈獻予太宗。李世民自此對《蘭亭序》愛不釋手，還遺詔死后頭枕之，故有被入土隨葬的說法。陸游也因此發(fā)“繭紙藏昭陵，千載不復見”之嘆。好在當年太宗曾令諸臣名家臨摹，其中以馮承素“神龍摹本”最體現(xiàn)原貌，虞世南所臨則近意韻，褚遂良所臨則顯魂魄，因而收藏《蘭亭序》上佳摹本也成了風潮。南宋趙孟堅從朋友處得《蘭亭序》“定武刻本”，過河時風起船翻。只見他一手擎住船板，一手高舉寶貼呼救，待脫險后見刻本無恙，欣喜地在《蘭亭序》卷面上寫下八字小楷：“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北宋米芾也是愛書如命之人。據(jù)《玉林燕語》記載，他在船上見蔡攸所藏王羲之《王略帖》，便求以物相換。見未應允，米芾竟卷軸入懷，赴船舷狂呼：“若不見從，某即投江死也！”蔡攸忙問其故，答道：“平生所著，未嘗有此，故寧死耳。”蔡攸實在磨不過他，只好依從。
人與書有緣，也去因書結(jié)緣。首先，家人更添親緣。并稱“二王”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便留下不少筆墨故事。王獻之少時即顯書法天賦，因而頗為自得。一次他將一大堆寫好的字交給父親，希望聽到贊賞之語。誰知王羲之在一個“大”字下隨手添了一點，便悉數(shù)退還字稿。王獻之心中不服，又讓母親看習字。母親認真觀閱后，說了句“吾兒磨盡三缸水，惟有一點似羲之”，所指恰是父親在“大”字下加的那一點。王獻之大為觸動，從此鍥而不舍苦練，據(jù)說用盡家里18缸水，終成一流大師。其次，君臣兼有友緣。齊太祖蕭道成篤愛書法，某天一時興起，召書法大師王僧虔入朝比試高下。君臣二人濡墨揮毫后，太祖發(fā)問：“朕與公卿書法，誰是第一？”王僧虔回答：“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太祖追問為何有兩“第一”，只聽答道：“我的書法在所有大臣中數(shù)第一，陛下書法在歷代帝王中數(shù)第一。”太祖對王僧虔的機變頗為嘉許，兩人自此交往也超越了一般的君臣關系。再次，士人倍增情緣。王羲之揮毫《蘭亭序》，便緣與謝安、孫綽等友人在“會稽山陰之蘭亭”聚會。試想他們潑墨賦詩、飲酒暢懷，可謂以書會友、以詩會意的絕妙場景。正如序中所言：“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可以說，書法自古以來就是文人雅士增進交流與情誼的極佳載體。
探究人書之緣，可知頗有幾分出自天然。漢字本是像形方塊，書法一點一畫，仿佛就是一個人體生命。蘇東坡曾以人體構(gòu)成五要素作比喻，稱“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鼻逋蹁f：“作字如人然”，“筋、骨、血、肉、精、神、氣、脈，八者備而后可為人。”當然，字更是書者自己。由于每個人的性情、內(nèi)涵、氣質(zhì)不同，其作品風格千差萬別，或雄渾，或飄逸，或俊秀，或老辣，或文靜……正所謂字如其人，書法幾乎就是一個人的真實寫照。但它并非僅是人的靜態(tài)反映，更是心性、情感、思想的動態(tài)傳遞。毛筆書寫呈粗細、輕重、方圓、濃淡、枯濕等變化，具有內(nèi)在的韻律感和節(jié)奏感，便于書者直抒胸意、貫通氣韻。加上漢文一字多體，楷書莊重，篆書古樸，隸書厚重，行書活潑，草書奔放，在書法表現(xiàn)上盡可擇其所需。如果說《蘭亭序》是在愉悅心情下的即興揮灑，“天下第二行書”——顏真卿的《祭侄稿帖》則是悲憤激昂之作。當是時，書者之侄顏季明慘遭安祿山等叛匪所害，顏真卿聲淚俱下一氣呵成稿帖，所以其線條的抑揚頓挫恰如書者的澎湃心潮。毫無疑問，真正的千古之作皆非人們刻意創(chuàng)作，恰恰是真情流露而渾然天成。這正如緣的降臨，通常不是苦心等待得來，卻是冥冥中的神來之筆一揮而就。
從本質(zhì)上講，書法的原理與做人的道理相通。書法用筆以“中和”為美。一幅好作品，通過筆法、墨法、字法、章法的藝術處理，可以在意態(tài)揮灑、情馳神縱、參差錯落中，實現(xiàn)白與黑、動與靜、剛與柔、虛與實等的對立統(tǒng)一，從而展現(xiàn)中華文化天人合一、貴和尚中的精髓。這不正是人與自然、社會所追求的境界？書法也講內(nèi)外兼修，即不單求筆畫精致、結(jié)構(gòu)優(yōu)美、章法合理等“字內(nèi)功”，還得“品高”、“學富”，切實錘煉“字外功”，以使作品更有力感、氣韻、神采與意境。這好比一個人，光五官端正、身材勻稱還不夠，更需在道德、學識上的修養(yǎng)，所以學書與做人皆講立德，“作書先做人，人正則字正”。同時，書法筆端的處理有藏鋒、露鋒之別，藏鋒內(nèi)斂、含蓄，但藏鋒太多，易失靈動和生氣；露鋒直率、爽快，但露鋒太多，易失穩(wěn)重和內(nèi)涵，而做人也如此。可見，從書的法度中，隱含著做人的許多真諦。
總之，書法就像一面鏡子，它既展現(xiàn)時代的風貌，如“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態(tài)”；更體現(xiàn)個人的風采，因為每一筆都是人的心靈表達，每一畫都是人的自我展示，每字每行都是根塵和合的緣來物。進一步說，書法還提升人的心性，尤其是對真正的大家而言，書是寫字，又已超越寫字，在一定層面回歸了生命的本源。每一幅作品所對應的，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獨一無二的自己，一種與我同在的精神。如此說來，人與書又怎能不有緣？又怎是一般的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