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克爾白的懸詩：關于“拿槍”的記憶上
作者：克爾白的懸詩 發(fā)布時間：2014-05-15 來源：烏有之鄉(xiāng) 字體：大|中|小
毛澤東、毛澤東主義、中國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火種確如燎原之勢燃遍了世界。
(按語：本文大致完成于今年2月，但正當準備發(fā)出時，發(fā)生了昆明的血腥殺戮事件——最近又有烏魯木齊之事件。其時討伐“暴恐”、“恐怖主義”之聲甚烈，而本文中的一節(jié)對“恐怖主義”這一概念有所質疑，因此躊躇再三，遂暫時擱置了發(fā)表。經過一段時間的再思考，筆者仍然決定堅持原先的觀點，故有關的內容不做一字增減，原樣發(fā)出，其余部分則有所修改和補充。)
關于新疆及世界其他地區(qū)以伊斯蘭為背景的暴力活動，筆者略談一點個人看法。新疆分裂勢力一直存在，但在毛澤東時代卻始終難成氣候。何故?其中一點很多文章都已談到，即毛澤東時代以階級和革命之意識驅逐了種族與宗教之意識。此外，還必須指出一個重要的國際背景，也就是當時的伊斯蘭，普遍地受到了左翼思想和社會主義的影響，左翼思想為伊斯蘭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反帝與國際主義這兩大視野，而這樣的視野提升了伊斯蘭的眼光，為伊斯蘭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其結果，就是在伊斯蘭世界建立起了一系列有著社會主義傾向的世俗政權：阿爾及利亞、埃及、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等等。甚至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雖然建立了一個有著很強宗教性，并且——上述的世俗政權在這一點上也都差不多——對包括毛澤東主義者在內的革命左翼力量嚴厲鎮(zhèn)壓的政權，其反帝的性格仍然得以保留，這也是美國視伊朗為眼中釘的原因之一。傳統(tǒng)宗教與左翼思想在某種程度上的結合，并不是伊斯蘭世界的偶發(fā)現象。差不多在同一時期的拉丁美洲，基督教對馬克思主義的吸收，形成了著名的“解放神學運動”。而在本文中所涉及到紅軍旅、日本赤軍等激進左翼組織，也都曾在那個時期前往阿拉伯，與當地的左翼和伊斯蘭抵抗力量并肩作戰(zhàn)，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勢力。但是進入到1980年代，美國開始了反擊，并且成功地分化了伊斯蘭世界：一方面挑唆伊拉克這樣的世俗政權去和伊朗進行曠日持久的血戰(zhàn);一方面，又扶植和支援阿富汗的極端保守的宗教勢力，去反對左翼民族主義政權。美國的這一謀略應該說取得了成功，傳統(tǒng)宗教思想與左翼思想(甚至是一般意義上的世俗思想)不僅開始疏遠，而且逐漸產生嚴重的對立——在埃及穆巴拉克的統(tǒng)治垮臺之后，我們見證了在右翼宗教勢力和遠非進步的世俗軍人勢力之間極其血腥殘酷的爭斗過程——柏林墻倒塌之后，左翼革命運動在世界范圍內受挫，伊斯蘭世界也是如此。但是伊斯蘭世界的生存環(huán)境并未得到改善，反而有所惡化。海灣戰(zhàn)爭，象征著伊斯蘭世界舊的世俗政權陷入了歷史性的危機。切斷了與左翼思想的聯(lián)系，失去了反帝與國際主義的視野，又面對著一個幾乎絕望的環(huán)境，只有在極端復古的、狹隘的宗教思想中尋取“出路”，這實在是伊斯蘭的大不幸。雖然極端宗教思想也的確起到了馬克思所說的一種“鴉片”的作用，但是，持有這種自我封閉的思想，很容易被他人玩弄于鼓掌之上?！?.11”后，美國打出“反恐戰(zhàn)爭”的招牌，卻首先去入侵了一個世俗國家伊拉克。其主要目的當然不只是控制石油，而是要攪亂中東，將“禍水”引向伊斯蘭世界。雖然在伊拉克、阿富汗陷入戰(zhàn)爭泥潭，但上述的戰(zhàn)略目標仍得以完成，明證之一就是聲稱受到最大“恐怖威脅”的美國，“9.11”之后——“9.11”真相為何，暫不在此討論——事實上沒有受到過任何值得一提的攻擊，而伊斯蘭世界卻亂作了一鍋粥。至于在殘存的世俗政權利比亞、敘利亞的亂局中，很清楚的一點是，美國基本上利用了持有極端宗教思想的武裝分子充當炮灰，并且再次賦予其“自由戰(zhàn)士”甚或是“革命者”(?!)的身份。
伊斯蘭世界如果想要獲得真正的獨立和解放，必須重新回顧過去的歷史，恢復失落了的反帝與國際主義的視野——當然，這本身也需要世界革命運動的再興。對于中國而言，也應當用這樣的大眼光來認識和解決問題。新疆事小，世界事大。如果整個伊斯蘭的抱負提升了，那中國穆斯林的眼界及抱負也必定大提升，就不會再有斤斤于在新疆建立一個宗教國家之類的淺陋之見了。美國式的“反恐”，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中國也沒有將“禍水”轉嫁別地的能力——即使有也不應當這么做——中國也必須而且是更緊迫的需要重新回顧過去的歷史，恢復失落了的反帝與國際主義的視野。不然反對分裂勢力，很容易被引向反對伊斯蘭——這些無區(qū)別的暴力襲擊與具體的宗教無關，或者說任何一種與天堂地獄有關的宗教都能為此提供“動力”——或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仄路中去。
序曲
資產階級諸君!
......
你等有隨意屠殺越南人民的權利，
我等有隨意殺掉你等的權利;
你等有殺害黑豹黨、讓猶太坦克橫沖直撞的權利，
我等就有殺掉尼克松、佐藤、基辛格、戴高樂，
用炸彈破壞五角大樓、防衛(wèi)廳、警視廳和你們家
的權利。
——《世界革命戰(zhàn)爭宣言》(作詞：共產主義者同盟赤軍派 日本委員會 上野勝輝)
開展城市游擊戰(zhàn)意味著反帝斗爭采取了攻勢。
——《城市游擊戰(zhàn)思想》(紅軍旅 聯(lián)邦德國 1971)
1991年11月的北京，正處于人生中最意氣風發(fā)時期的中國學者何新，與剛離開監(jiān)獄不久，原日本“赤軍的頭頭”Y先生⑴進行了一次對談，其中談到了文化大革命和共產主義等問題：
Y：總的說，我基本上支持中國現在的路線，就是搞現代化與加強思想教育，繼續(xù)進行國際革命，把主人翁的精神調動起來。......支持毛澤東思想，不一定主張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見解也是有的。我的意思是說，文革不是完全對，但文革的理想有一部分是對的......
何：剛才聽了Y先生的一些想法。但有一點，我想坦率地說一下。似乎Y先生認為中國政府的路線接近于文革的路線，我以為這是很大的一種誤解。中國絕對不會回到文革的時代和文革的路線。毛澤東主席是一位理想主義者，有的時候甚至過于注重理想而忽視現實......但現在的中國領導人是務實、強調實踐和實效的現實主義者。就我個人來說，我本人也崇尚現實主義。
Y：理想主義也是需要的，應該追求世界的革命化和共產主義。
何：我個人認為，走向共產主義還是一條非常遙遠的道路。
Y：那你難道不是共產主義者嗎?
何：對。我不是空想性的共產主義者。以現實性的角度，不如說我是社會主義者，我支持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
Y：......但我認為，中國現在不應該全部回到資本主義，而是一面搞社會主義，一面也試驗一些資本主義的作法。結合在一起，目的還是實現社會主義。
何：......中國的作法就是在實踐中試驗和創(chuàng)造......這種政策，與毛澤東在1958、1966年的作法有明顯的區(qū)別，我認為這種現實主義的政策是對的......總之，中國現在的對外路線與文革路線已經根本不同。不會去組織世界革命。
雖然受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體思想”影響的Y，此后逐漸傾向左翼民族主義，而何新的“新國家主義”在當時或許也沒有完全成型，但從這次對談中仍可以深刻地感受到60年代精神與80年代精神之間十分明顯的鴻溝⑵。
1960年代末，由于各種原因，Y所在的赤軍派最終選擇了“拿槍”的武裝斗爭方式;同時期的世界，很多激進的左翼組織也都最終選擇了“拿槍”。
是七尺男兒生能舍己
做千秋雄鬼死不還家
這是小說《紅巖》中革命者龍光華犧牲之后，一幅挽聯(lián)上的辭句。
1987年的日本，一位原先的著名左翼活動家，這時卻已成為日蓮宗僧侶的人士在“聯(lián)合赤軍事件”死難者的法事上，引用此聯(lián)來表達他的哀悼之情。只是，聯(lián)合赤軍的犧牲者并不是倒在了“國民黨”的槍口下，而是死于自己同志之手。
本文就是關于“拿槍”的時代——一個偉大而殘酷的時代，一個神話的時代;她見證了二十世紀革命運動中，那些在希望與絕望的兩極之間撞擊著的最激烈的時刻。
1.宣示
2013年的11月28日，日本激進左翼組織“革勞協(xié)”(解放派)的秘密武裝部隊“革命軍”向在東京的駐日美軍橫田基地發(fā)射2枚自制火箭彈，這是從2000年起，幾乎每年都會使用自制火箭彈或定時起火裝置襲擊美軍基地、防衛(wèi)廳(現防衛(wèi)省)、自衛(wèi)隊駐地的“革命軍”最新一次的“革命的迫擊彈戰(zhàn)斗”。
“革命軍”的名字一下子喚醒了我的記憶。2001年的時候，在收音機里偶然聽到了臭名昭彰的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本部遭到定時起火裝置攻擊的事，而實行者正是這個“革命軍”。我頓時就生出了二個感想：第一，日本還有這樣的組織嗎?第二，干得好啊!
顯然，“革命軍”的每次襲擊單從軍事角度來說，并沒有多大的效果——甚至遠趕不上“革勞協(xié)”內部武斗的激烈程度——但堅持這樣看似無效的行動一定有其目的;我想，這個目的是一種政治宣示：宣示日本的新左翼仍然活著，仍然在戰(zhàn)斗，1960年代反叛者的精神和肉體都沒有死亡。就如意大利紅色旅的創(chuàng)立者之一阿爾貝托·弗朗切斯奇尼在出獄后所說的：“我們從沒宣布過解散，因為我們從未舉行過葬禮?！?br>
2.恐怖有沒有“主義”?
紅軍旅、紅色旅、日本赤軍、東亞反日武裝戰(zhàn)線、前線、11月17日革命組織、第一次十月反法西斯抵抗組織、地下氣象員、黑色自由軍、共生解放軍、直接行動......關于過去的或現在的激進左翼組織，我們可以開列一個長長的名單，但不論這個名單有多長，在所謂的“歷史終結”之后，一個“恐怖主義”或是“極左恐怖主義”的括號就把所有這些組織包裹在內。而自所謂“9.11”事件以降，“恐怖主義”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最大的話語禁忌之一——2014年4月，“民主”國家西班牙的高等法院判處左翼說唱歌手帕布羅·哈塞爾2年有期徒刑，定罪的理由是哈塞爾的歌曲“美化恐怖主義”，因此不屬于“言論自由”保護的范圍。
然而，恐怖是一種主義嗎?
如果恐怖是一種主義，那就意味著世間存在一種為恐怖而恐怖的“主義”;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恐怖是為了達成某個事業(yè)或實踐某種信仰而采用的手段，那些事業(yè)或信仰或許千差萬別，但的確很少與純粹的恐怖——埃得加·愛倫·坡所謂的“想只為作惡而作惡的欲望”——有關。比如，綁架是一種恐怖，但謀財的綁匪并不會被稱為“恐怖主義”，可是1978年綁架莫羅的紅色旅，卻被看作“恐怖主義”;殺人是一種恐怖，由于私人恩怨殺人不是“恐怖主義”，然而殺死中央情報局駐希臘負責人的“11月17日革命組織”被視作“恐怖主義”。顯然，“恐怖主義”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相關，與一般的物欲和私恨無關。因此我們可以說，“恐怖主義”是精神性的，盡管在精神性發(fā)生墮落的時候，她成了用來掩蓋實際的物質貪欲的工具——有趣的是，在好萊塢電影《虎膽龍威》(Die Hard 1988)里，向我們活生生地展示了這樣一個墮落的典型，失去了信仰的“恐怖分子”甚至遭到了男主角的輕蔑——正因為深知“恐怖主義”是精神性的，所以其巨大的對手——國家或國際統(tǒng)治階級的霸權——無論如何都要抹殺這一精神性，倒因為果地將“恐怖”作為惟一的內容，阻斷“恐怖”之后的意義與思考。
從何時開始，“恐怖主義”成為了“國際社會”“共同的敵人”?關于這一點，大概可以追溯到舊冷戰(zhàn)時期的最后幾年。當時蘇聯(lián)克格勃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蘭德公司的穿針引線之下，進行了密切的接觸，一個名為“尋找共同平臺”的“社會團體”隨之而成立?！奥?lián)合起來的東西僅有一樣，那就是擁有共同的敵人，而這樣的敵人被他們找到了......這個敵人被含含糊糊地稱做‘國際恐怖主義’。”既然已經有了蘇聯(lián)最高領導人所謂的“全人類共同利益”，那出現“全人類共同敵人”也就不足為怪。只是兩個不共戴天的對手突然宣布有了“共同的敵人”，這只能說明一點，即至少有一方已經放棄將另一方作為他的主要敵人。美國從來沒有放棄過毀滅蘇聯(lián)和共產主義的計劃，那很顯然，是蘇聯(lián)一方放棄了，而“放棄”只不過是一種委婉的說法，直接地說就是繳械投降——蘇聯(lián)方面很快發(fā)現，美國所定義的“國際恐怖主義”與他們所認為的完全不一樣?！?.11”事件后，美國開始發(fā)動所謂“反恐”的圣戰(zhàn)，全世界都借機吹起討伐“恐怖主義”的號角。在一超獨大的現實格局下，大家只能接過美國提供的“大義名分”，但是“一個‘恐怖主義’，各自表述”，于是，襲擊自己或自己的“朋友”，就是“不可饒恕的血腥殺戮”;襲擊自己不待見的人，就是“自由戰(zhàn)士”的“絕望吶喊”，這根本不是什么“雙重標準”，而恰恰證明了“恐怖主義”這一概念的虛偽與虛構⑶，而“全世界共同反對恐怖主義”的命題只不過是空中樓閣⑷。與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不同，反對“恐怖主義”是反對被界定為“恐怖”的一切暴力行為，而這種被界定為“恐怖”的暴力行為在東西方至少存在了幾千年，而反對其的主要方法卻仍然是使用暴力，但這卻不算作“恐怖”?事實上，針對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反恐戰(zhàn)爭”，建立起了更高程度的恐怖，結果反對“恐怖主義”，就是反噬自身，這正是“恐怖主義”荒謬的悖論。不加質疑地反對“恐怖主義”的最終結果，很可能走向完全的是非不分，因為：安重根的暗殺與山口二矢的暗殺，以“恐怖主義”的標準是沒有區(qū)別的;尹奉吉的炸彈與俄克拉荷馬極右分子的炸彈，以“恐怖主義”的標準是沒有區(qū)別的;中國抗日者的暴力與侵華日軍的暴力，以“恐怖主義”的標準也是沒有區(qū)別的。“恐怖主義”毫無疑問是權力一方的語言：在思想上，起著阻斷深入思考的功能;在現實中，起著阻斷國際法和基本人權介入的功能——“恐怖分子”作為超法規(guī)處置的對象，歷史悠久。我們記得在羅貝托·羅塞里尼《游擊隊》(Paisà 1946)的第六個故事里，依據《日內瓦公約》，盟軍戰(zhàn)俘受到德國人相對客氣的照顧，但被俘的游擊隊員卻像牲口一般被對待;60～70年代的拉美游擊隊員遭到的大批虐殺，也是基于游擊隊不是正規(guī)軍，而是“恐怖分子”、“犯罪團伙”的理論⑸。最后特別要指出的一點是：如果說今天的“恐怖主義”與過去的“恐怖主義”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當年“恐怖主義”的語言：“國際主義、無產階級、人民戰(zhàn)爭、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大多已經被今日“恐怖主義”的“種族、膚色、異教徒、外國佬”所置換。因此，令人悲哀的并非是“恐怖主義”的存在，而是支持著暴力反抗的上層建筑的保守化和反動化——隨之也就伴隨著手段的極端化。
當德國紅軍旅和日本赤軍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先后宣布解散時——一向不怎么看報的筆者偏巧都是從報紙上讀到了解散的消息——似乎“極左恐怖主義”從此被掃進了現代歷史的荒蕪一角，但從2003年意大利著名導演馬爾科·貝洛契奧關于紅色旅的電影《早安，夜》開始，尤其是2008年之后，一系列相關影片的登場：《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烏里·埃德爾 2008)、《實錄·聯(lián)合赤軍：通往淺間山莊之路》(若松孝二 2007)、《卡洛斯》(奧里維耶·阿薩亞 2010)、《假如不是我們，會是誰?》(安得列斯·維耶爾 2011)以及紀錄片《革命的孩子》(夏恩·奧蘇里文 2009)等等，這些試圖再構、重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激進左翼組織歷史的電影，雖然敘事方法、立場選擇各不相同，但卻在在提醒著“歷史終結”的未終結。尤其當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發(fā)生之后，瀏覽對以上所舉影片的一些評論，同情理解的心情確實不在少數。當然，對于再構、重構——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區(qū)別。簡單說，再構是在較忠實于現存的歷史材料基礎上的藝術創(chuàng)作;重構則是在現存歷史材料的基礎上，更多地融入了以個人感悟為中心的藝術虛構——行為的看法存在著分歧，分歧主要來自這種再構或重構是“美化”了真實的歷史，還是“丑化”了真實的歷史。一些觀點認為，在上述的幾部電影中，“恐怖分子”被過度美化，而委內瑞拉共產黨則在一篇文章中駁斥了電影《卡洛斯》，認為影片中塑造的卡洛斯(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形象是對國際主義戰(zhàn)士的歪曲。
自由主義歷史學家所謂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是因為一切歷史都是階級史，是不同階級為爭奪歷史解釋權而殊死搏斗的歷史：壓迫者的信史一定是被壓迫者的偽史——真正意義上的普遍的歷史只有在國家、階級徹底消亡之后才能獲得，也就是共產主義的完成時刻;而在此以前，超階級的“真實、客觀”的歷史永遠不會存在。比如，當秘魯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對秘魯內戰(zhàn)時期的戰(zhàn)爭罪行進行調查并發(fā)布各種結論時，一定會把主要的責任加在“光輝道路”身上。所以，盡管“光輝道路”存在諸般問題，但今天卻必須挺身為“光輝道路”辯護。為“光輝道路”辯護不是為某些具體的極端行為辯護，而是基于“造反有理”、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整體正義性的辯護。今天被拋棄的“農民革命史觀”正是建立在這一整體正義性之上的史觀。歷代的農民起義都以失敗告終，而二十四史則是新老勝利者的歷史。失敗者被剝奪了歷史的解釋權，于是在勝利者的歷史中只是“寇”、“匪”、“賊”，他們的領袖人物都是青面獠牙、蜂目豺聲的非人。直到共產主義運動興起，才有了為被壓迫者奪回歷史解釋權的強大力量。但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受挫，把被壓迫者的起義稱為“寇”、“匪”、“賊”，把他們的領袖或代表人物描繪成歇斯底里的瘋子，這樣的勢力又重新占據了上風。紅軍旅、紅色旅、日本赤軍、東亞反日武裝戰(zhàn)線、地下氣象員、“光輝道路”、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庫爾德工人黨、菲律賓人民軍、印度毛澤東主義人民戰(zhàn)爭......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種族主義，反對剝削壓迫——而不是反對“恐怖主義”——的各種形式的斗爭天然正義，不容抹殺。
爭奪歷史解釋權的慘烈斗爭不會停止。
3.中國的火種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激進左翼組織，大都出自于“1968”這個母體;然而“1968”卻又大都出自“1966”(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母體。我們可以說，甚至早在“1966”之前，即蘇聯(lián)式社會主義及第三國際四十年的權威失墜之后，中國就為全人類的解放事業(yè)提供了新的景象。
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戰(zhàn)士讀著毛澤東關于游擊戰(zhàn)理論的書籍(而他們的敵人法國軍隊也在做著同樣的事);在剛果，皮埃爾·穆萊萊模仿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他領導的起義部隊設立了八大指示，其中的第一條體現了充分的革命人道主義：尊重所有人，甚至是壞人;在巴勒斯坦，受到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的啟發(fā)，亞西爾·阿拉法特親赴農村尋找進行武裝起義的根據地;在日本，東京大學的校門前貼出了一付“對聯(lián)”：“上聯(lián)”是“造反有理”，“下聯(lián)”是“帝大解體”，“橫批”則是一幀毛主席的標準像;在南非，被關押在羅本島監(jiān)獄中的納爾遜·曼德拉和他的同志們?yōu)橹腥A人民共和國的生日而慶祝;在美國，黑豹黨的領袖在五一節(jié)集會上高舉《毛主席語錄》，激動地說道：“這是紅寶書!毛主席的紅寶書!”;在法國，讓-呂克·戈達爾與讓-皮埃爾·戈蘭及其他毛派電影人創(chuàng)立了“吉加·維爾托夫小組”，用電影實踐“毛澤東思想”;在荷蘭，咬著指頭，一臉頑皮的米歇爾·?？乱妹珴蓶|關于人性論的觀點，向諾姆·喬姆斯基問難;在英國，柯內里亞斯·卡丟舍棄了實驗音樂，開始投身于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的政治宣傳工作......甚至，在與中國已極端對立的蘇聯(lián)，有蘇共的黨員和共青團員仍秘密貼出了這樣的傳單——“毛澤東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毛澤東、毛澤東主義、中國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火種確如燎原之勢燃遍了世界。
4.“城市游擊戰(zhàn)”誕生
1953年，一位名叫卡洛斯·馬里蓋拉的巴西共產黨領導人訪問了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由于手邊缺乏足夠的資料，筆者不太能確定“1953”這個年份與日后拉丁美洲革命運動之間的聯(lián)系，但從目前一些零星的材料中可以發(fā)現，不少拉美革命家都是在這一年訪問了新中國，這段經歷或許也是此后拉丁美洲革命運動中的革命左派或毛澤東主義派的起源之一;而1970年代末，則是這些聯(lián)系開始斷絕的時期。據一名當事人⑹回憶，1979年再訪中國時，與胡耀邦會面。會談期間，胡“含蓄地攻擊毛”的行為以及對拉美政治情況的漠然，使他確信中國已經“復辟了資本主義”，這也是他對中國的最后一次訪問——在中國期間，馬里蓋拉學習了很多關于中國革命的歷史和斗爭經驗，但他后來的斗爭策略卻有所不同。1964年，若昂·古拉特的左翼民族主義政府被軍事政變推翻，革命者紛紛轉入地下或流亡海外。馬里蓋拉留在了國內，并在隨后開始實踐他的城市游擊戰(zhàn)理論;而這一理論在實踐中最著名的“成果”，是1969年9月綁架美國駐巴西大使的行動——巴西政治電影《九月中的四天》(布魯諾·巴雷托 1997)再現了此事件——他的著作《城市游擊戰(zhàn)指南》(Minimanual do Guerrilheiro Urbano)及其城市游擊戰(zhàn)理論，很快成為了拉丁美洲革命運動中與“格瓦拉主義”齊名的二大流派。
單從形式上來看，“城市游擊戰(zhàn)”似乎并不是一種新的事物。自19世紀中期以降，政治性的暗殺、綁架、炸彈襲擊成為席卷世界的風潮。立志于“排滿革命”的革命黨人吳樾發(fā)表過《暗殺時代》一文，鼓吹“暗殺主義”，謂“今日為我同志諸君之暗殺時代，他年則為我漢族之革命時代”;而點燃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導火索的也是一場暗殺。
在拉丁美洲，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塞維里諾·迪·喬萬尼在很多方面可以被看作是“城市游擊戰(zhàn)”的“先驅”之一 。這名意大利裔的阿根廷人在20世紀的20年代曾名震一時，實施了對美國大使館、美資銀行、喬治·華盛頓塑像、法西斯分子秘密據點等一系列目標的爆炸襲擊;1928年，他還試圖暗殺美國總統(tǒng)候選人赫伯特·胡佛;31年他被阿根廷政府處死。喬萬尼與他死后40年出現的“城市游擊戰(zhàn)”有什么不同之處呢?只就行為而言，很難在1920年代的喬萬尼和1970年代的“東亞反日武裝戰(zhàn)線”身上發(fā)現本質性的差異，但區(qū)別仍舊存在：1960年代興起的“城市游擊戰(zhàn)”因隨著技術的進步，變得更為多樣化和機動化，同時也更為體系化和網絡化，也就是說在“實踐”(“城市游擊戰(zhàn)”)與“理論”(革命的理論、目標)之間建立起了邏輯性更強的聯(lián)系;此外，1960年代的“城市游擊戰(zhàn)”處在一個革命浪潮空前高漲和一個——對進行“城市游擊戰(zhàn)”的人來說——可預見的革命前景之中，那種支援與被支援的感覺是最終甚至被無政府主義團體所孤立的喬萬尼的時代所無法相比的。
卡洛斯·馬里蓋拉，這位“城市游擊戰(zhàn)之父”雖然在綁架行動的2個月后死于伏擊，但城市游擊戰(zhàn)的世界性怒潮卻已洶涌而至。
* * * 發(fā)生于拉丁美洲的著名城市游擊戰(zhàn)一例 * * *
1970年，烏拉圭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國際舞臺上左右逢源的烏拉圭現任總統(tǒng)何塞“佩佩”穆希卡，就是一名民解的“老游擊隊員”——綁架了美國派往該國的高級顧問丹尼爾·米特廖內。在烏拉圭政府得到美國支持，拒絕以150名政治犯交換米特廖內后，“民族解放運動”將其處決。美國政府隨后高度贊揚米特廖內為“和平進步事業(yè)”做出的貢獻，并嚴厲譴責對“手無寸鐵”者的“冷血犯罪”;傳奇歌手弗蘭克·辛納屈等人為其舉行了隆重的致敬音樂會。不過，1972年希臘裔導演科斯塔-加夫拉斯的電影《戒嚴》卻揭開了這個“美國隊長”的真面目，令美國政府異常的尷尬和惱怒。
酷刑專家丹尼爾·安東尼·米特廖內，前里士滿市警長、聯(lián)邦調查局探員、中情局拉美顧問。此人是電刑方面的高手，曾綁架4名流浪漢用做他的電刑“實驗”，導致4人全部死亡，有著一整套關于拷問的理論。被綁架前他正在烏拉圭傳授他的“經驗”，并親身示范。
改革的年代，同時也是翻案的年代。今天有不少“聰明人”宣稱：像《紅巖》里所描寫的“中美合作所”是極左文藝的夸大乃至編造。事實是，類似“中美合作所”的機構在二戰(zhàn)后的亞洲和拉美地區(qū)廣泛存在，這一點無可爭辯。1970年被“恐怖主義組織”“民族解放運動”處決的酷刑專家丹尼爾·米特廖內就是這些機構中眾多的培訓教官之一;而在這些培訓教官中，不僅有美國專家，還有藏匿中的前納粹分子，如臭名昭彰的克勞斯·巴比。
⑴盡管通過對談記錄中提供的線索，基本可以確定“Y先生”即原“共產主義者同盟赤軍派”議長鹽見孝也，但在引文中仍決定以Y相稱。
⑵這一鴻溝在今天甚至已變得面目全非。何新的思想實際上日趨保守化，盡管我們從他與“Y”的對談中已經可以發(fā)現這種變化的軌跡。20世紀的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前期，是何一生中最得意時，左翼學者祝東力許之“以一人之力”對抗整個“主流知識界”，也未必是過譽。然1992年后，高層度過了之前的政治危機，而逐漸鐘情于“新自由主義”模式，何設想之李斯特式的國家主義經濟模式未被理睬，其后作為曾經的“高層智囊”更是逐漸被越來越向右轉的中國政經主流所邊緣化。另，90年代中后期的知識界，開始形成“自由主義”與“新左派”這兩大陣營，何于這兩大陣營皆格格不入，且多流露出不屑之態(tài)——其實何對這兩派都不甚了了。如他誤以為“自由派”只否定中國革命，而不否定法國大革命;所謂“孔慶東罵人事件”時，何在短評中竟謂不知孔慶東是誰——但知識界的格局畢竟已經改變，在新的格局下，何仍然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但不再處于舞臺的中心，這一點也是很顯見的現實。進入到21世紀時，何似乎已不再有往昔之風發(fā)意氣，這時提出所謂“新國家主義”，亦正印證其心境。此后，如同中國歷史上很多失意于政治的“名士”那樣，晚年佞佛，做“看破”狀，然內心仍以“國士”自詡，指點天下，臧否人物，且頻以“預言家”身份出現——而何之“預言”若十中二三，往往自衿于二三中者——最近除著力批判西方中心主義之外，則專注于共濟會研究。此研究不可謂不重要，但何之研究有一傾向，即將“共濟會”當作萬能鑰匙，似乎世界上所有的“門”都可以用這把“鑰匙”來開，并且又明言共濟會乃是一不可降伏之物，現在惟一能做的只是“研究”而已。這正說明何已完全陷入了“精英史觀”之中，相應的就是他對“人民史觀”和“60年代精神”之拋棄的徹底性——而在這一點上，張承志恰好處在與他對極的位置上。
⑶有人會質疑：難道“東突”之流不是“恐怖主義”嗎?筆者認為，“東突”及其他類似組織，準確的定義應該是“以極端、無區(qū)別暴力為主要手段的民族分裂主義及種族主義勢力”。而且我對以美式的“反恐”方法來清除這些勢力的有效性表示懷疑。我們應該從反思改革開放后的相關民族政策及自治區(qū)的經濟、政治、文化政策入手，思考一下為什么在毛澤東時代這些勢力難成氣候，而現在卻成了威脅性的力量。必須正本清源地解決分裂主義的問題，恢復“現代中華國家”的穩(wěn)定。
⑷以美國為例，一方面將古巴列為世界上四大“‘恐怖分子’庇護國”(根據美國國務院2014年4月30日發(fā)布的年度報告，另三國為伊朗、敘利亞、蘇丹，委內瑞拉等國也榜上有名)，一方面卻長期包庇對包括古巴平民在內的目標實施恐怖襲擊的以波薩達為代表的極右翼兇手。
⑸最近烏克蘭的右翼武裝勢力上演的21世紀版的“奧德薩階梯”，也宣稱是為了反對占據工會之家大樓的“恐怖分子”(大多為共產主義者和左翼人士)。
⑹奧托·巴爾加斯，毛澤東主義者，目前擔任阿根廷革命共產黨(PCR)總書記。該黨為拉丁美洲最為著名的毛派政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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