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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一夜之間名滿天下
一走了之？
1966年的事情真是多。我被派到懷柔去搞農(nóng)村的社教運動，還沒有走人，因為生了病，在家里養(yǎng)病。也許是命運的捉弄，我成了轟動一時的大字報的領銜簽名者。
這年的3、4月，曹軼歐以中央理論小組的名義，帶著從北大哲學系剛剛調出去的張恩慈等幾個人，到北京大學來了。當時，我并不明白曹軼歐到北大來的意圖?，F(xiàn)在看起來，這是康生插手北大的險惡手段，他知道北大前一階段的社教運動起伏很大，暴露出學校存在的嚴重矛盾，就像蒼蠅一樣，他要叮北大這個“有縫的雞蛋”了。
曹軼歐等人住在北大的專家招待所，什么時候來的，準確時間不知道，但是，曹軼歐到北大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張恩慈是剛剛從北大哲學系調出去的，回到學校，他難免要看望同事，說明情況。此后，有一天，曹軼歐找我談話。她動員我不要下鄉(xiāng)去，要我留在學校里，繼續(xù)與陸平他們斗爭，她說，你們就這樣算完了？讓人家整了一通，放下去搞“四清”，說走就走，學校的事情不管了？
我呢，經(jīng)過前一陣的事情，有些心灰意冷，張磐石他們進學校，也找我做過動員工作，動員我對學校和陸平的工作提意見以改進學校的工作。他們說得都很好聽，都很誠懇，為了改進北大的工作，不論有什么意見都可以提，本著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揭露校黨委的矛盾。我滿腔熱情地向他們，向黨中央派來的工作組，向中宣部副部長這樣的大人物談了我對學校黨委和陸平工作上的看法，以為他們是上級領導，會協(xié)調好有關方面的矛盾，幫助陸平改進工作，結果卻是發(fā)動了一場社教運動，矛盾激化，學校內部形成很尖銳的對立性的意見，我無端地惹了這么多的是非，受到這么大的挫折。這是我參加革命工作30年來，第一次卷入黨內的斗爭，就吃這么大的苦頭，遭這么大的罪。我還能打得起精神來嗎？中央書記處、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在北大表演過了，我是指陸定一指示張磐石在北大搞社教運動，整陸平(毛主席曾經(jīng)說過，“北大社教運動是姓陸的整姓陸的”。)鄧小平對北大社教運動做了三條指示，要把社教運動繼續(xù)搞下去。彭真卻要煞住社教運動的車，調轉了方向，頂住了中央和宣傳部，決定召開國際飯店會議，整社教運動的積極分子。這么多大人物都關注著北大，你康生再插手，未必就有多大的能耐。說起來，康生不過是中央書記處的書記而已，比起鄧小平、彭真、陸定一來，職務都要低。我自己呢，在北大眼看著是難以呆下去了，陸平要把我發(fā)落到鄉(xiāng)下，我又想著通過中組部部長安子文給我調動工作，離開北大這塊是非之地，一走了之。因此，我也不想多講什么。我對曹軼歐說，北大的事情，誰也搞不了，上邊的人發(fā)指示，翻過來翻過去，還不是我們這些小干部們倒霉？我也不想再說什么了。北大的事情太復雜，這不是一時半會兒能夠解決的。學校安排我下鄉(xiāng)搞四清，我過幾天就要到懷柔去了。我這樣消極的態(tài)度，曹軼歐對我也沒有辦法。
晴天霹靂般的“5.16通知”
我已經(jīng)到下放懷柔搞四清的地方去看了一趟，接上了關系。因為回來后感冒了，在家里休息幾天。我決定要到農(nóng)村去參加四清，正準備到懷柔去，中共中央關于正式開展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發(fā)表了。學校黨委進行傳達，我是北大校黨委委員，先一步聽到了有關的中央文件。
為了說明我當時的思想狀況，讓因為年代久遠而逐漸忘卻當時的社會氛圍的人們，和后來的不熟悉那一段歷史的年輕人們，理解我的心靈歷程，我這里要較多地介紹和引用《5.16通知》的內容。
中共中央發(fā)出的這個《通知》批判矛頭所針對的，首先是當時在黨中央排在鄧小平的位置之后的彭真。彭真當時在黨內的地位非常重要，除了毛劉周朱陳林鄧七個政治局常委，就要數(shù)彭真了。他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排名于鄧小平之后的書記，受命協(xié)助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他一身而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北京市市長，還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的副委員長，是負責指導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真可以說是身負重任，以至在一段時間里，大家都認為彭真現(xiàn)在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16通知”就是批判彭真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起草的一份關于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匯報提綱的?！八^‘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fā)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于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這個《通知》，把“匯報提綱”的問題說成“實際上只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制造出來的。”然后，《通知》以針鋒相對的方式，對“匯報提綱”中的提法做了嚴厲批駁，給“匯報提綱”足足列了10條罪狀，并且總結說，“總之，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chǎn)階級左派，包庇資產(chǎn)階級右派，為資產(chǎn)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同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斗爭，絕對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關系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將來的面貌，也是關系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br />
如此嚴厲地而公開地揭露和批判彭真，足以讓全黨全國人民震驚。盡管說，在此之前，我已經(jīng)從鄧覺先那里，得知中央政治局開會批判彭真，但是，“通知”的這種嚴厲口吻，我仍然沒有想到。但是，事情并沒有到彭真為止。“通知”的意義，是通過彭真的事例，說明黨內斗爭的嚴峻和危險性，說明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省市、自治區(qū)黨政軍各部門都混進了許多“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要向各級黨委和各部門領導進行斗爭，要去揪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通知》號召說，“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chǎn)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chǎn)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xiàn)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薄盎爝M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chǎn)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chǎn)階級專政變?yōu)橘Y產(chǎn)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yǎng)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xiàn)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br />
這最后兩段文字，是毛澤東親自增寫的，其分量之重，可想而知。盡管說，在傳達這份《通知》的時候，我還不知道它是出自毛澤東之手，但是，這個文件的矛頭所向，一是批判彭真和彭真主持起草的“匯報提綱”，并且把彭真斥責為是混進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二是指明類似于彭真的人物在黨內大量地存在，必須對他們進行堅決的揭露和清洗，這卻是毫無疑義的。
震驚與激動
“5.16通知”，如晴天霹靂，一下子把我給聽懵了。真是沒有想到，建國以后這么多年，我們黨內的政治狀況竟然是如此地充滿危機，還有人膽敢違抗毛主席的指示，膽敢打著紅旗反紅旗；而且，還組成了反黨集團，有文有武，妄圖發(fā)動反革命政變，推翻紅色政權！
而且，進行這些反黨反毛主席的活動的首領，竟然是近年來在政壇上深受重用而非?；钴S的彭真！更加嚴重的是，各省、市、黨政軍各部門內都有一批這樣的人物！
從“通知”的精神看，最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是，它通過批判彭真和“匯報提綱”，明確指出，不僅是北京市，而是中央和中央機關，各省、市、自治區(qū)，都有這樣一批資產(chǎn)階級代表人物，并且已經(jīng)混進了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界、新聞界、教育界等等，“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chǎn)階級專政變?yōu)橘Y產(chǎn)階級專政”，這說明黨當時正處于多么危險的狀態(tài)，黨內的敵人猖狂到了何等的地步！
我是既震驚，又激動。我參加革命近30年了，雖然說，在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中，接受過黨內斗爭的洗禮，但是，當年在延安，一來是我始終處于運動的邊緣，二來年齡又小，對那一場斗爭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教訓。對于黨內斗爭，我是談不上什么經(jīng)驗的。我投身革命以后的絕大部分時間，經(jīng)受過戰(zhàn)火硝煙的考驗，但是，在黨內，我都是堅決執(zhí)行上級指示，兢兢業(yè)業(yè)地為革命工作的。無論如何我都沒有想到，黨內會出這樣大的事情！
中央文件的精神，要揪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藝戰(zhàn)線、教育戰(zhàn)線、新聞出版部門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號召和發(fā)動每一個黨員起來保衛(wèi)黨中央，保衛(wèi)毛主席，保衛(wèi)無產(chǎn)階級專政，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黑線開火，這又是非常激動人心的！在戰(zhàn)爭年代，我雖然年紀小，但是革命意志很堅決，跟著黨，跟著毛主席，無論條件多么艱苦，情況多么危險，都毫不動搖，現(xiàn)在，黨中央毛主席又發(fā)出了戰(zhàn)斗號令，我同樣不能落后！毛主席親自發(fā)動和領導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要堅決緊跟，積極參加，把黨內的敵人統(tǒng)統(tǒng)揪出來，統(tǒng)統(tǒng)打倒，以便讓我們出生入死地打下的紅色江山永遠不改變顏色！
我想，中央文件所講的，要批判和清洗“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chǎn)階級代表人物”，這不是和前些時候北大搞社教的目標相一致，矛頭是對準陸平這樣的負責干部嗎？而且，“5.16通知”是毛主席黨中央的聲音，比北京市委當然要站得高看得遠了。何況，彭真在這次會議上是受批判的，是這次會議揪出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第一號人物，那他對北大的態(tài)度，他所支持的陸平，肯定也是錯誤的了?！锻ㄖ放信碚妗按驌魺o產(chǎn)階級左派，包庇資產(chǎn)階級右派”，他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包庇了鄧拓、吳晗，在此前的社教運動中就是包庇陸平，這是順理成章的，合乎邏輯的。至于北大，在傳達中央的這一系列重要文件以后，并沒有再作出什么具體而深入的行動去批判彭真、批判“三家村”，這又可以成為他們作為彭真等人的緊密追隨者的確鑿證明。
我以為，黨中央毛主席發(fā)出“5.16通知”，就是號召我們每一個共產(chǎn)黨員和革命者起來保衛(wèi)黨，保衛(wèi)無產(chǎn)階級專政。
我到北大工作以來，一直是非常注意黨中央的文件精神和毛主席的指示的。在哈爾濱，因為受到家庭中與吳宏毅的關系不好的影響，我的工作沒有做好，心中存有愧疚。到北大工作，沒有家庭問題拖累，我應該努力地跟著黨中央毛主席，把工作做好。這也是我唯一的精神安慰。因此，聽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有關文件，我有好幾個晚上都沒有睡好，翻來覆去地思考北大的情況，思考北大與北京市委、與彭真的關系問題，思考我在北大的親身感受與黨內斗爭的關系。
我想，我要聽黨中央的話，跟黨中央走，要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彭真的垮臺，讓我看到了把北大的問題澄清的希望，看到了把國際飯店會議上給校黨委和陸平提意見的積極分子挨整所受到的冤屈澄清的希望。我非常希望，能夠在發(fā)動群眾揭發(fā)批判后，有一個討論和分清是非、改進工作的階段。我那時候就想，北大前一段的問題太復雜，上面插手的人太多，是要中央最高領導人出面才能解決了的。我想，那就再給毛主席劉主席寫個報告，匯報一下北大的情況吧。這是符合當前的文件精神的嘛。我當時對于什么是走資派，什么是修正主義，并沒有搞清楚說實在的，不要說我，全黨全國，誰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就是毛主席黨中央也沒有對什么是“走資派”、什么是修正主義下幾條定義就是憑著一些感覺，以為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以及照陸平這樣發(fā)展下去要變修，就會走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變成走資派，全黨全國就會變色。現(xiàn)在，中央下了決心，要進行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要反修防修，并且是由毛主席親自發(fā)動和領導，我當然要積極響應了。
友誼賓館里的面談
這樣，我找了哲學系的黨總支副書記趙正義，讓他找了哲學系的老師宋一秀、楊克明、夏劍豸，還有高云鵬，討論寫報告的事。
自從國際飯店會議以后，給陸平提過意見的人，都鬧得元氣大傷，一些人要調走，我都是不加阻攔，給他們開綠燈。何止他們，我自己都想調走，想讓安子文給我換一個單位。楊克明動作快，這時已經(jīng)調動工作到中國科學院去了，不過還住在北大的22樓。張恩慈也是鬧著調走了，到了中央理論小組，現(xiàn)在又跟著曹軼歐殺回北大了。
我找了趙正義和楊克明商量，本來是要找他們也寫一份報告給毛主席劉主席，反映北大的情況。寫信的人多了，反映情況的人多了，毛主席他們總該聽一聽吧。楊克明說，寫什么報告，就寫一張大字報吧。我也表示贊成。因為在這以前，我在國際飯店受批判時，我已經(jīng)給毛主席劉主席寫過報告，反映北大的情況，還是請?zhí)锛矣⑼居H自轉交的，結果是沒有任何回音。我給北京市委和彭真寫的信，也如石沉大海。寫大字報，不僅是能讓廣大群眾知道，也準能反映到上級領導那里去，這可能比給黨中央毛主席劉主席寫信還要管用。
我們要寫大字報，因為是黨員，又是給自己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寫大字報，我們就想到要請示有關領導。該請示誰呢？請示北大黨委，陸平就是黨委書記，我們絕對不能去找他，找他他也不會同意。請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經(jīng)倒臺了，李雪峰是新的市委書記，可他還是華北局第一書記，他的辦公地點在哪里，在華北局還是在北京市委，我也搞不清楚，到哪里去找他呢。楊克明說，那就找一下張恩慈，通過他問問曹軼歐吧他們是黨中央重新設立的文化革命小組派來北大蹲點的。你給張恩慈打個電話不就可以了嗎？
然后，我給張恩慈打了電話，說明我們想給陸平寫張大字報，不知道行不行，想請示一下曹軼歐。這樣，張恩慈對曹軼歐講了，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曹軼歐就通過張恩慈通知說，接見我和楊克明，就在現(xiàn)在四通橋西北角，原先的友誼商場的二樓。當時那是友誼賓館的客房。為什么選在這個地方？當時要準備成立一個馬列主義研究院(后來，可能因為進行“文革”運動，沒有搞起來)，張恩慈從北大調出，也是到那個研究院去。曹軼歐大概是參加馬列主義研究院的籌備工作，那時候就在這座樓上辦公。她到北大搞調查研究，這里離北大也近一些。她在北大的專家招待所和友誼賓館兩處都有辦公的地方。
我和楊克明按時到達友誼賓館，曹軼歐把我們叫到正好是一個拐角的房間去，這是一個會客的地方。參加的人有曹軼歐的秘書和張恩慈。曹軼歐問我們找她有什么事情。我們就匯報說，聽了“5.16通知”，領會“通知”的精神，我們對北大校黨委和陸平的工作有一些意見，我們想給陸平寫一張大字報，貼在北大校園里面。因為陸平是北大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這樣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請示一下領導。曹軼歐說行，貼一張大字報，怎么不行呢？她并沒有問大字報的內容，因為她在北大蹲點已經(jīng)有些日子(前面講過，她在該年春天就到北大來搞調查，只是在“5.16通知”發(fā)表以后，又改換成中央文革派來搞調查的名目了)，北大的情況，以及給陸平提意見的情況，她已經(jīng)掌握了，還有調查小組里的張恩慈，本來就是北大哲學系的人，自然會向她提供基本情況。所以，曹軼歐也沒有問我們要寫什么內容，就說，“5.16通知”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就是要發(fā)動群眾，大字報可以寫。我們是從組織原則問題請示她，可以不可以寫大字報，不涉及具體的內容。大字報寫什么，事先沒有想好，也沒有對曹軼歐講要寫什么內容，反正是對著校黨委和陸平工作問題的，具體內容呢，是在得到批準以后，我們幾個人再回來討論的。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問世
這樣，我就和趙正義、楊克明、宋一秀、高云鵬等人說明，已經(jīng)請示了領導(曹軼歐)，同意我們給陸平寫大字報。他們聽了傳達精神，大家都很高興，從組織原則上說，大家都放心了。這樣，我們開始在楊克明家里討論起草大字報。為什么選在楊克明家里呢？因為楊克明已經(jīng)調離北大了，在楊克明這里做什么，北大黨委管不著。這期間，在下面參加“四清”工作組的夏劍豸回來了，也參加了大字報的寫作，但沒有多談什么。大字報的第一稿是宋一秀寫的，然后幾個人一起討論，宋一秀改了第二稿。這已經(jīng)是5月24日晚上，幾個人一看，還是不行，楊克明就說，“還是我來執(zhí)筆吧。這天晚上就不再討論了。我開個夜車，明天早上，我上班時把修改稿留在家里，你們來取底稿就行了?！睏羁嗣骱苡邪盐?，成竹在胸，我們就同意了。第二天，5月25日，宋一秀從楊克明家取了大字報的底稿，和高云鵬一起，在24樓教師宿舍，開始用毛筆抄寫，我去看了一下，前半部分可以，后邊加了一段話，加了三個口號，就這樣定了稿。宋一秀抄寫大字報的時候，我又到了就住在24樓同一座樓下的李醒塵那里，對他講了大字報的內容，問他愿意不愿意參加在大字報上簽名。李醒塵很高興，到樓上看了大字報的內容，一口答應了，當即簽了名。
抄完了大字報，我就帶頭簽了名。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云鵬、李醒塵等人都簽了名。楊克明是別人代簽的，是宋一秀還是高云鵬代的，我記不清了。這是吃中午飯以前的事情。在午休以后，我們就把大字報貼出去，貼在大飯廳的東山墻上。正好學生睡午覺起來到教室到圖書館去，都從那里經(jīng)過，一下子就在全校引起了軒然大波。
“是戰(zhàn)斗的時候了！”
我們七人大字報的全文如下：
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現(xiàn)在全國人民正在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wèi)黨中央，保衛(wèi)毛主席而斗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制下來，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這里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事情發(fā)生在五月八日發(fā)表了高炬的文章，全國掀起了聲討“三家村”的斗爭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陸平(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急急忙忙的傳達了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xiàn)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薄叭罕娖饋砹艘龑У秸_的道路上去”，“這場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斗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方法上怎樣便于駁倒就怎樣做，要領導好學習文件，開小組討論會，寫小字報，寫批判文章，總之，這場嚴肅的斗爭，要做的很細致，很深入，徹底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所能解決的?！薄叭绻罕娂嵰箝_大會，不要壓制，要引導開小組會，學習文件，寫小字報?！?br />
陸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學部干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完全用同一腔調布置北大的運動，他們說：“我校文化革命形勢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寫了一百多篇文章，運動是健康的...運動深入了要積極引導?！薄艾F(xiàn)在急切需要領導，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fā)展”，“積極加強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fā)展”，“北大不宜貼大字報”，“大字報不去引導，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等等。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這是一場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要做的細致”。這是什么意思？難道這是理論問題嗎？僅僅是什么言論嗎？你們要把我們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還要“引導”到哪里去呢？鄧拓和他的指使者對抗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手法，不就是把嚴重的政治斗爭引導到“純學術”討論上去嗎？你們?yōu)槭裁吹浆F(xiàn)在還這么干？你們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耙龑н\動向正確的方向發(fā)展”。“要積極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fā)展”。什么是“正確的道路”？什么是“正確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發(fā)展”？你們把偉大的政治上的階級斗爭“引導”到“純理論”“純學術”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們不是親自“指導”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書，一千四百萬字的資料來研究一個海瑞“平冤獄”的問題，并大肆推廣是什么“方向正確，方法對頭”，要大家學習“好經(jīng)驗”嗎？實際上這是你們和鄧拓一伙黑幫一手制造的“好經(jīng)驗”，這也就是你們所謂“運動的發(fā)展是健康的”實質。黨中央毛主席早已給我們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確道路、正確方向，你們閉口不談，另搞一套所謂“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向”，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
“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要引導開小組會，寫小字報”。你們?yōu)槭裁催@樣害怕大字報？害怕開聲討大會？反擊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fā)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戰(zhàn)斗形式。你們“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制造種種清規(guī)戒律，這不是壓制群眾革命，不準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嗎？我們絕對不答應！
你們大喊，要“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就暴露了你們的馬腳。在革命群眾轟轟烈烈起來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時候，你們大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你們堅守的是什么“崗位”，為誰堅守“崗位”，你們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嗎？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革命。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做夢！
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zhàn)斗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保衛(wèi)黨中央！
保衛(wèi)毛澤東思想！
保衛(wèi)無產(chǎn)階級專政！
哲學系 聶元梓 宋一秀 夏劍豸 楊克明
趙正義 高云鵬 李醒塵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關于大字報的辯白
我再強調一下，這張大字報的內容，就是我們幾個參加寫作和簽名的人知道，我們事先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曹軼歐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我們向曹軼歐請示，只是從組織原則出發(fā)，請示大字報能不能寫，能不能在校園里貼，沒有講具體內容。寫什么，怎么寫，我們都是一邊起草一邊商量的，而不是帶著寫好的底稿去見曹軼歐，更不是受到曹軼歐的指使和授意才寫這張大字報的在近些年的報刊上，這種不負責任的捏造太多了，但是，因為我的處境問題，我卻無法為自己進行公開的辯護，任由別人把一盆盆的污水都往我身上潑，把各種捕風捉影或是以訛傳訛的說法、捏造出來的謊言和罪名強加在我的身上。
我們的大字報的精神是什么呢？只要是尊重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就可以斷定，我們的大字報所遵循的，完全是中共中央“5.16通知”的基本精神，是對于中央文件的一次“活學活用”：
“5.16通知”批判彭真阻礙對于吳晗和“三家村”的清算，我們的大字報批判的是宋碩、陸平、彭佩云在北大校內阻礙對于“三家村”的真正揭露和批判；
“5.16通知”列舉了彭真關于進行文化批判的種種言論，指責彭真混淆了文化革命的性質，縮小了這場斗爭的意義和規(guī)模，我們的大字報批判了宋碩、陸平、彭佩云關于進行文化批判的有關指示，同樣是指責他們把文化革命運動引導到他們指定的軌道上去；
這不是推卸責任，不是生拉硬拽，而是不爭的事實。從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開始，黨內高層就在進行著激烈的斗爭，為了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而激烈交鋒。因為這場斗爭，是從北京市的有關領導發(fā)端的受到批判的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鄧拓是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三家村”的另一位成員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站在第一線力圖引導和控制這場大批判風暴的彭真，既是中央書記處列于鄧小平總書記之后的書記，是成立不久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組長，時又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前面說過，“5.16通知”對彭真的批判和清算令人震驚，“5.16通知”批判的就是彭真所要求的“純理論”“純學術”批判和“堅持講道理”、“加強領導”等防止大批判運動失控的提法和做法；而且，“通知”對于當前運動的定性，完全是以毛澤東的口徑為依據(jù)，就是要發(fā)動群眾，搞大民主大字報大批判，向所謂的大大小小的走資派開火，進行一次史無前例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的大字報，完全是在毛澤東所主持制定的“5.16通知”的精神范圍之內，并沒有什么自己的發(fā)明。大字報所使用的語言，也是當年在報紙電臺和中央文件中所習慣地使用的一些用語和概念，是特定時代的火藥味十足的、殺氣騰騰的語言。屬于我們自己的內容，就是結合了北大的實際，把陸平、彭佩云和他們的上級宋碩關于如何領導運動、控制局面的言論進行了揭露和批駁。今天回想起來，這張大字報完全是錯誤的，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發(fā)展起了很壞的作用的，尤其是給陸平、彭佩云和宋碩造成了很大的傷害，我愿意表達我的深刻反省和歉意。但是，這張大字報的方向問題，不能完全由我們幾個人來承擔，它是遵照黨中央“5.16通知”的精神而寫出來的。
這張大字報，也不是針對彭真的。盡管說，彭真對于北大的社教運動做過指示，扭轉了局面，使我們受到壓制和批判，但是，我們對彭真并沒有個人的恩怨?！?.16通知”對于彭真問題的闡述，觸目驚心，但是，我們領會中央文件，是要掀起文化革命的群眾運動，而不是繼續(xù)清算彭真。彭真已經(jīng)是“死老虎”了。要向彭真和北京市委發(fā)難，我們何必要從宋碩入手？宋碩當時的職務，是北京市委大學部的副部長，并不是市委的要害人物，更不是攻擊彭真的關鍵所在。我們完全是就事論事，就北大的文化革命運動形勢，而牽涉到宋碩的有關言論。對于陸平，是這張大字報的鋒芒所向，我認為，他對于文化革命的壓制，和他對于社教運動的壓制之間，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要想把他的問題揭示出來，當然是從當下的學校情況入手比較方便，而且，我們還有“5.16通知”這樣的中央文件作為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jù)，所以，就很有“理直氣壯”之感了。
其實，關于這張大字報，它問世不久以后就產(chǎn)生出種種流言和對我的非難了。當大字報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以后，有人就指責我發(fā)起寫這張大字報是“進行政治投機”。這真是無稽之談。我提議寫它的時候，許多事情都是無法預料的，誰能料想得到，它會直接送到毛主席那里，得到毛主席那么高的評價，會把它提拔到那樣的政治高度？“投機”說，是事后諸葛亮的伎倆，要是不“投機”，在當時那樣的政治環(huán)境下，應該怎么做？前面所講的，關于我對陸平看法的改變，和我在北大的經(jīng)歷，使得我出面批判陸平等人，是合乎邏輯的，是順理成章的。盡管說，這件事是大錯特錯，造成那樣惡劣的后果，我對此非常痛悔，但是，它卻與“投機”無緣我犯的是政治錯誤，是在當時從黨中央主席到普通民眾中彌漫的極左思潮的驅使下，做出了損害黨和民族利益的錯事。所謂“投機”，則是涉及到對我政治品德和人格的評價。
一石激起千層浪
我們的大字報貼出去，引起很大的反響，一石激起千層浪。事情非常巧合，當年反右派運動的前期，大鳴大放的時候，譚天榮(1957年因為參加“鳴放”發(fā)表個人言論被打成右派的北大學生)的大字報也是貼在這里的。歷史的巧合，讓人產(chǎn)生聯(lián)想，看著我們的大字報，有人說，譚天榮又出現(xiàn)了；有人說，這是反革命大字報，是反黨；當然也有贊成我們的大字報而反對這些意見的，自然地形成了辯論的場面。學生們本來是下午要去上課的，這樣一來，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飯廳外面，三個一群，五個一伙地，爭論得熱火朝天，而且像滾雪球一樣地，越滾越大，人越來越多。高云鵬還受到了他人的圍攻和推打。
在貼這張大字報以前，我在哲學系的一部分教師、干部和學生當中也講了，根據(jù)中央的“5.16通知”精神，可以對校、系工作和陸平校長等領導寫大字報。當時系里也有不少人寫了大字報，和我們這張大字報幾乎是同時露面，都貼在大飯廳外面的墻上，幾面墻都貼滿了，非常有聲勢。這些大字報，都是給校黨委提意見，講工作上的問題的，沒有什么惡言惡語，沒有人身攻擊。
一個下午，大字報前面都是人聲鼎沸，群情振奮。晚飯以后，我們哲學系召集全體師生開大會，就是號召大家給校黨委提意見，同時，對我們的大字報有什么看法，也可以提出來。這時候，有對我們的大字報持反對意見的人，到哲學系的會場上來，要找我辯論，哲學系的人則反對他們干擾我們開會，為此引起爭執(zhí)。那時候爭得很激烈，可是沒有多少個人的因素，全是從對于中央精神的理解和對于學校黨委的評價角度相持不下的。
晚上，楊克明回到學校，看到了大字報貼出后的情況，他又害怕又著急，他的態(tài)度改變了。他責問我們，是誰把他的名字簽在大字報上了？我們說，你走以前不是交代了，要我們替你簽名嗎？楊克明是看到全校師生圍繞著我們的大字報辯論得很激烈，群眾的情緒都沸騰起來了，有些害怕。他指責說，“光是同意我們寫大字報，她知道不知道這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他是想指責曹軼歐，又不敢明說。他要我立刻把張恩慈找來。楊克明的話，并非沒有道理，上一次社教工作隊在北大，就是動員我們這些普通干部和教師給陸平、給校黨委提意見，把人都發(fā)動起來了，結果呢，工作隊說撤就撤，留下我們這些積極響應工作隊號召的人挨整。
為了安定人心，我就說，那我們先找張恩慈問一下情況吧，讓他問問中央文革，看他們有什么說法。當時我的心里比較鎮(zhèn)靜，因為大字報內容是根據(jù)黨中央“5.16通知”精神寫的，我仔細考慮，內容沒有違背“通知”的精神，相反地，它是積極地響應“5.16通知”的精神，是遵照“5.16通知”寫出來的。眼下只是對黨中央關于我們大字報的具體意見不清楚。我就打電話給張恩慈，說我們的大字報貼出來了，學校里亂了，群眾對大字報有爭論，對這個局面應當怎么對待？中央文革小組會有什么態(tài)度，中央會有什么態(tài)度，請他幫助我們請示請示。張恩慈在電話上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他說不要著急，請示以后再說。大約一個小時以后，張恩慈來到北大22樓楊克明家里，我們都在這里守候。張恩慈見到我們后沒有多講什么，他只說領導要我們把大字報抄一份給他，送給中央文革和黨中央看看。張恩慈來了以后，楊克明又對他發(fā)火了，他說，你們現(xiàn)在怎么都不吭聲？你們知道不知道這樣做的后果會怎么樣？張恩慈說，我把大字報帶回去，先給中央文革的領導看一看。你們等著我的電話吧。當天晚上，我們等了很久，張恩慈的電話一直沒有來。說實在的，我心里也是沒有什么底。但使我鎮(zhèn)靜的是，第一，大字報內容是根據(jù)中央精神寫的，是響應黨的號召的；第二，從組織原則上說，我們請示了上級領導。我仔細思考，我是出于保衛(wèi)黨中央、保衛(wèi)毛澤東思想、保衛(wèi)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不使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公心，所以我很鎮(zhèn)靜。其他參加寫大字報的幾位同志也是如此，我們不懷疑自己的大字報出錯，主要是對大字報引發(fā)的這種混亂局面覺得不應該，需要及時解決。越是沒有回音，大家就越是緊張。
我們的大字報貼出來以后，在北大引起了軒然大波。圍繞對于學校工作和陸平等人的評價問題，很快就形成了反對陸平和擁護陸平的兩種意見。當時對大字報的爭論，主要還是認為給黨委領導領導人貼大字報就是反黨，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這種觀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很普遍的?！?.16通知”的精神，還沒有在群眾當中普遍傳達，只是在一部分黨員干部和教師中傳達了；而且，即使是聽到中央最新文件的人，領會“5.16通知”也有個接受和思考的過程。因此，對大字報的爭論，雙方都是理直氣壯，互不相讓。陸平他們也不敢怠慢，連夜召開會議，商量對策。我們的大字報是5月25日中午貼出來的，當天晚上，陸平就召開黨委常委會討論怎么辦。并組織了反擊的大字報，同樣貼在校園內和大飯廳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