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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生在100年前的辛亥武昌起義，一舉推翻帝制，開創(chuàng)共和，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歷史豐碑。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和共進會聯(lián)合組成的統(tǒng)一機構領導下發(fā)動的，其主力是湖北新軍，因而在實質上是一次革命化的士兵起義。其中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和共進會的熊秉坤先生，就是新軍中黨人的杰出代表，他倆為著反清革命的同一目標，聚首武漢，置身卒伍，從運動軍隊入手，實行“抬營主義”，做瓦解清王朝的兵運工作，并從眾多革命者中脫穎而出，成為辛亥首義中叱咤風云，對大局產(chǎn)生過影響的人物，不僅以首倡義舉的顯赫功績見重于當時，也為爾后的治史者所一致推崇肯定，這是一大特點，也是他們相交的動因所在。
二公雖然在籍貫上有湘、鄂之分，于所屬組織有文、共之別，但作為武漢黨人中堅（一個是武昌起義總司令，一個是工程營發(fā)難的組織者與領導者），在革命進程中彼此勢必有所接觸，有所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是與湖北革命形勢緊密地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反映了兩團體為發(fā)動起義，而建立聯(lián)盟的趨勢及其進展，尤其是在關鍵時刻，二公輒能發(fā)揮其獨特的重大作用，堪稱為雙方合作的典范，誠如一則聯(lián)語所云：
文學社、共進會，聯(lián)袂組團，光輝業(yè)績摧帝制；
蔣翊武、熊秉坤，揭竽起義，革命風云照汗青。
（見《武昌首義詩詞楹聯(lián)大觀》P.466）
這是武昌首義之由來的真實寫照。正是這些因素，有力地推動了革命的進程，促成了起義的勃發(fā)與成功。其事績與偉大的辛亥革命聯(lián)系在一起，早被載入史冊，列入詞典，亦為教科書中必讀之內容，而諸書在論述武昌起義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時，對二公的英名也都會相繼提到，足以說明其在起義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據(jù)考證，無論是公務或私誼，二公交往均非泛泛可比，且其時間跨度長，從湖北革命的醞釀階段，直到武昌起義，在陽夏戰(zhàn)爭和武昌保衛(wèi)戰(zhàn)中，在反黎、袁的斗爭和投身二次革命等過程中，其直接或間接有關的事實，都足值一述，他們的合作共事是時代的標志，歷史的見證，具有典型意義。追溯這兩位革命活動家光輝的戰(zhàn)斗歷程，考察他們之間存在的內在聯(lián)系，以窺見當年革命運動發(fā)展的一段脈絡，有俾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深入與拓展，實不失為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唯對此重要環(huán)節(jié)，至今還不曾為人注意及之，研究工作，尚付闕如，為了弘揚先輩革命精神，筆者不揣淺陋，茲就個人涉獵所得，拾遺補缺，試對這個領域做一番探索。
本文資料來源，多采自原始文獻及當事者本人記述，是值得征信的“三親史料”，在研究方法上，試從縱的延伸和橫的會通上入手，全面考察兩者之間存在的內在聯(lián)系及其異同，作對比分析，不囿于成說，不就事論事，把個別事件力求放在總的范圍內加以說明。為弄清事件的來龍去脈及其實質，可征引若干背景材料，為讀者提供更多歷史信息，在事件的鋪陳上，以當事人的經(jīng)歷為線索，涉及兩團體是非曲直，秉筆直書，不諱避史實。
一、從橫向上看蔣、熊之交
首先，我們試對二公生平事功略作一些考察和對比，便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身上有著頗多共同點或近似之處，這些特點使他們得以志同道合，成為深交：
——他們是同齡人，均出生于清光緒十年甲申(公元1884年)。同一年齡段的人在志趣愛好乃至對生活的體驗和對事物的認知上大致都有切近之處，特別是受到當時流行的進步社會思潮的影響，一種濃烈的愛國熱忱和歷史責任感往往縈繞在他們的惱際，凡是有關救亡圖存、興漢滅滿的話題都能引起他們的共鳴，因而相互之間有較多共同語言。
——他們出身貧寒，都有過苦難的童年。蔣家世代務農，至父輩始進城定居，以熬制腐竹為生，蔣就讀于澧州高等小學時是學校唯一的窮學生和苦讀生；熊秉坤名炳昆，后改今名，字載乾是武昌本地人，其父早故，家道中落，曾當過學徒打過短工，飽受輟學與失業(yè)之苦。我們在考察二公言行時，當然不能不估計到個人出身、家庭條件對他們思想傾向的影響，并根據(jù)其整個社會實踐，以判斷和界定他們的階級屬性。
——在儕輩中二公思想覺醒較早，還在少年時便具有愛國情愫和歷史使命感。蔣在1900年義和國運動失敗后即主張革命，提出“中國欲圖自強，首當傾覆清廷，建設新政府”，聞者駭走。1903年就讀湖南西路師范時，“倡言反清”，公開“推崇洪、楊，攘斥曾、左”而震驚學界；熊因其祖父蔭棠公早年曾參加過太平軍。故取乳名為“長伢”，頗具反清色彩，他對庚子之役的死難者異常欽佩，常至洪山憑吊。1904年便棄商投軍，有機會看到陳天華的著作以及《民報》一類書刊，開始接受革命思想，立志武裝推翻清朝。
——他們很早就投身于湖北革命，并且都是日知會員。蔣翊武雖然藉居湖南，但于鄂事可謂無役不與：1904年7月湖北科學補習所為配合華興會起義，派文書宋教仁到常德聯(lián)絡湘西會黨，蔣與聞其事；1906年春夏間，蔣在長沙參與部署萍瀏醴起義，旋于武漢旅次與劉復基加入日知會，并同掛靠于日知會開展活動的余誠有所接觸，（《辛亥革命回憶錄》（二）P.48），故曹亞伯有“彼亦日知會員而結文學社者”之說（見《武昌革命真史》正編上P.85）,而胡繩也有“從日知會到文學社”的說法，說明二者具有歷史淵源；1909年秋9月，蔣、劉再次來鄂策劃革命，頗著成效。熊公亦為資深革命黨人，早年由朱子龍介紹加入日知會（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P.92），即成為一名民主主義革命的戰(zhàn)士。日知會因響應萍瀏醴起義案發(fā)，社員星散，工程營革命活動亦由沉寂而陷于停頓，雖然如此，但熊仍然關注形勢發(fā)展，私下與人交換看法，他在追述“湖北革命之演進”中，就特別提到當時蔣伯夔（翊武）在軍中組織革命機關，并在群治、振武二社顯居主導地位的事實（《辛亥首義回憶錄》（一）P.20－21），從而可以窺見當年蔣翊武運籌帷幄、領袖群倫的英姿。
——二公均為現(xiàn)役軍人，經(jīng)過軍校深造，并都由正兵升為正目（班長），熊曾肄業(yè)湖北陸軍講武堂，系第八鎮(zhèn)工程第八營后隊三棚正目；蔣則曾就讀于陸軍特別小學堂（楊鋒《辛亥建國史綱》稱：“陸軍特別小學為其大本營，蔣翊武即其中心之主要人物也”，《辛亥革命稀見史料匯編》P.97）這個職務有利于他們在士兵中開展活動，他們長期潛伏基層，對廣大士兵進行深入而艱苦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例如蔣翊武，因其“品端學萃，而會計有法，隊官令其幫辦文書、庶務事宜，免守衛(wèi)及一切雜差，出入自由，因而得睱奔走各標、營、隊、聯(lián)絡豪杰”（《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中卷P.645，以下簡稱《武檔》），就是有這種條件，他得以與熊公結識，共策進行，一同成為新軍中革命士兵和下層革命黨人的代表人物。
——綜上所述，二公在年齡、成份、思想、經(jīng)歷、身份等方面的這些共同之處，雖然也許是一種巧合，但不難看出，他們的交往實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思想基礎，似乎有著某種不解之緣，二公之名在各類著述中都會同時出現(xiàn)，頻率之高，耀人眼目。這是十分耐人尋味的事情，這當然不是純粹出于偶然，因為偶然性往往是以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為前提的，如果不是同一營壘的戰(zhàn)友，而且在事業(yè)上各有建樹，二者之間就不會出現(xiàn)這些“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顯然同當時的大局相關。
——蔣、熊二公，都是被孫中山先生高度肯定和旌表的歷史人物、杰出的辛亥革命將領。1921年孫中山在桂林督師北伐，親至蔣翊武殉國處憑吊，“念公勛烈”，特為蔣立紀念碑，手書“開國元勛蔣翊武先生就義處 孫文敬題”，并囑胡漢民作碑記，稱“蔣公翊武、澧縣人，篤志革命，辛亥武昌發(fā)難，以公功為冠”，這就是說，同盟會也承認蔣翊武對武昌起義的貢獻是首屈一指，功不可沒的。至于發(fā)難時誰打第一槍的問題，孫中山更是多次強調系熊公所為。1914年某日，他在日本東京寓所。指熊對座中人說：“這就是打第一槍的熊秉坤同志”。眾人對之莫不投以尊敬的目光；《孫文學說·建國方略之一》中亦云：熊秉坤首先開槍發(fā)難”。1919年孫在上海為某報撰國慶賀詞，開頭即說：“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一槍發(fā)難之日乎？”此即“熊一槍”之所由來。孫中山從全國領袖角度，宏觀地稱熊打響第一槍，是大體可以成立的，因熊是首義單位工八營的黨人代表，在發(fā)難過程中確乎起了組織者的作用。作為發(fā)難訊號，他這一槍的意義非同小可，從而敲響了清王朝覆滅的喪鐘，引發(fā)全國規(guī)模的革命高潮，并由此結束延續(xù)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為爾后的革命開辟了前進的道路。
——辛亥革命時期，人們對當時的風云人物，以其性質相近，大抵都有將其相提并論的習慣，例如“孫黃”、“三武”之類，而蔣翊武與熊秉坤兩先生的革命偉績并不在諸人之下，因此本文以“蔣、熊”并稱，以彰顯其發(fā)難之功，確定其應有的歷史地位，這就令人耳目一新，真正揭示了那段歷史的本質。（另外，當時報刊上還經(jīng)常出現(xiàn)“黎、孫（武）”、“袁、黎”這樣的稱謂，則明顯帶有貶斥的意味）。事實證明，在事功業(yè)績與革命操守上，蔣、熊二公適可相提并論，而給以高度評價，實當之無愧。若以他人與二公對比，就顯得相形見拙，不倫不類。例如孫武行為不檢，晚節(jié)欠佳，歷來為人所詬病，其人格就不能與熊公比，而只能與黎元洪比，故人稱“黎、孫（武）?！彼哉f，如果不是熊公，共進會就會黯然失色。
二、熊公何以不曾加入文學社？
1911年1月，蔣翊武以“研究學術，進修德業(yè)”為名，在武昌重建革命團體文學社，在新的方針指引下，通過各標、營、隊代表掌握新軍武裝，一月之間，其成員幾遍布于湖北新軍的各級單位。工程第八營以馬世忠（即馬榮、或作馬融）為代表，該營入社者約二十余人。熊秉坤亦知本營已建文學社組織，因他認為“文學乃文人學士之事，非我所好”而未參加（王質玉：《武昌首義傳》P.100），后來劉公也有類似看法，認為文學社只是個學術團體，感到其社章“缺乏革命性”）這固然是對文學社性質的一種誤解，也是熊公等人具有“激進思想”的體現(xiàn)。
當時，“鄂志士私立團體至十數(shù)之多，就中以文學社努力為最”，（《武檔》中卷，P.353），在這些小團體中，有一個叫“群英會”的組織（由三十二標正兵向海潛發(fā)起成立），取水滸聚義之意，為數(shù)108人，熊秉坤和本營的蔣楚杰，呂中秋等人都參加了（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P.23）。文學社劉復基曾支持這一行動，以為運用此種形式，可以結納大量會黨，但文學社本身并不吸收會黨，故其成員（除王國棟等外）后來多半轉入共進會（賀覺非：《辛亥首義人物傳》上冊，P.314），因而熊與入社機會又失之交臂。
同年春，孫武回鄂恢復共進會活動。4月下旬，熊秉坤在黃土坡20號同興酒樓老板鄧玉麟處聽說孫武又叫孫遙仙，乃同盟會總理孫文（字逸仙）之胞弟，頓生敬意，即偕同營田智亮至分水嶺32號謁見孫武，孫武極力稱贊孫文才識與本會總部之厚資，并出示章程，印信等件，闡明其改“平均地權”為“平均人權”之用意。在座的居正也議論風生，熊確知其為“孫黨”，十分高興，于是“遵囑”填寫“愿書”，由馬驥云監(jiān)督而加入該會。據(jù)熊早年自述：“坤等得與組織攻進會者之孫、劉諸公遇”即指此。（見《武檔》上卷P.22，同書下卷P.4作“遂得與組織攻進會之孫、劉游”）文中一再將“共”寫作“攻”,這說明，熊的入會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孫文的一片敬仰之情，至于孫武是否確系孫文之弟，“平均地權”與“平均人權”有何本質不同等這些問題，就在所不計了（再說，“攻”、“共”二字，語義不同，字形大異，決非筆誤，也非倉促所為，顯系當時頗多入會者對該會情況還不甚了然之故）。
熊公為人豪爽，性格外向，活動能力極強，入會后他即就營中開展聯(lián)絡，吸收不少同志。如左隊馬榮本已加入文學社為營代表，又為熊拉入共進會為隊代表，以至出現(xiàn)一種跨會、社現(xiàn)象（如馬驥云本曾加入文學社，后來竟又成為熊入共進會的主盟人）。事物有聯(lián)系就必然有區(qū)別，對此，蔣翊武從實際出發(fā)，稱之為“殊途同歸”，認為雙方目標一致，最終必能匯聚一氣，成為巨大反清力量。但也強調不要因爭會員而互相破壞，以免兩敗俱傷。
三、由殊途到同歸
在醞釀起義之初，文、共兩團體雖然由于各自的差異而在磋商聯(lián)合時存在一定難度，但其中不乏有識之士，為了共同的革命目標，他們毅然放棄門戶之見，求同存異，與友黨同舟共濟，通力合作，從而推動了起義的進程，其中蔣、熊之間的革命交往和戰(zhàn)斗友誼，就很有代表性。
廣州起義失敗后，革命重心轉移武漢，文、共、雙方都有合作意愿，蔣翊武認為眾擎易舉，對合作持積極態(tài)度（《武檔》中卷，P.222），文學社于5月10日在武昌小朝街85號設立起義機關，次日即約請共進會代表籌商合作事宜。鑒于文學社在新軍中有比較雄厚的力量，共進會方面也覺得“欲舉大事，自非聯(lián)合文學社不為功”（《武檔》中卷P.353），但由于兩團體源流有別（文學社歷經(jīng)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等團體一脈相承遞演而來，共進會則于已酉年始由日京入鄂），其領導者政治狀況存在差別，因而在涉及具體問題時便不免各執(zhí)一詞，甚至貶抑對方。此后，雙方有識之士經(jīng)數(shù)度奔走斡旋，終于消除芥蒂融洽一致，其中熊秉坤雖未參加高層會談，但持論甚為客觀，始終認為兩派革命力量“以蔣較占優(yōu)勝”（《辛亥首義回憶錄》（一）P.22），在這種實力的較量下，共進會同志只得正視現(xiàn)實，在達成的協(xié)議中承認了蔣翊武的領袖地位。
根據(jù)文學社章程：“社長管理本社一切事項，督同社員發(fā)展本社社務”，其后又明確規(guī)定：“正社長總管全社事務，舉凡一切布置運動，及社內職員、各標營代表之更調，均屬社長之大權”（《武檔》上卷P.8），因此，凡屬社內一切重大舉措，莫不經(jīng)過蔣的策劃或認可。如社員彭楚藩，為了促進聯(lián)合，又加入共進會，動員劉公捐出巨款；評議部長劉復基，在武漢黨人中享有崇高威信，而蔣對劉又極其信任，共進會內部出現(xiàn)矛盾，亦派他出面調停。據(jù)熊秉坤自述，他自加入共進會后，即就營中開始活動，不到三個月，同志中有名雷振聲者（宜昌人，原共進會工程營代表），頗忌熊秉坤，時相齟齬，熊懼，即報機關部，得楊玉如、劉復基兩同志調處，囑其分道楊轆，各不相犯。雷乃不語，熊始敢放膽領導（《首義錄》（一）P.28）。
再如社員楊宏勝，自請退役后擇右旗后營門外租屋設小雜貨店為聯(lián)絡據(jù)點，社長蔣翊武甚為重視，凡社中艱巨之事，多囑楊擔任，命其與工程營切取聯(lián)系，故楊與熊秉坤、徐少斌等屢以賒欠和索債為名相接洽，楊且結交楚望臺工人購買子彈備用（參見《知之錄》P.264）；社員王華國，于辛亥春入社后便著手“聯(lián)合工程第八營、混成協(xié)工程、輜重二隊各下士極力鼓吹”（《武檔》中卷P.181）；辛亥八月十九工程營發(fā)難之前，社員方維、謝涌泉與熊秉坤商定采取一致行動，社員王文錦又與熊就發(fā)動時間作了最后決定（賀覺非《辛亥首義人物傳》下冊P.408－409），據(jù)社員方震東記載：蔣翊武本人也“密與工程營聯(lián)絡”，此舉與“八月十九起義”有一定因果關系（《武檔》中卷P.216）
蔣翊武之所以對工程營特別重視，是因為：1、楚望臺的軍械庫為該營所守，而奪取軍械庫武器實為起義成敗之關鍵；2、該營駐地距城南的中和門較近，屆時便于控制該門，迎接南湖炮隊進城；3、黨人在工程營活動的歷史長，社員張難先就在該營當過兵，有一定革命基礎。且全營都駐紫陽橋，屆期能以較完整的建制投入戰(zhàn)斗，這幾點都是其他部隊難以相比的。
四、起義前的組織準備
蔣、熊二公，在兩團體實現(xiàn)聯(lián)合前后，都勇于任事，積極推動武昌起義的組織領導工作，發(fā)揮了旁人無以替代的作用?！叭?、二九”起義期間，蔣翊武準備炸斃湖廣總督瑞澂，舉事響應，因廣州方面失敗而中止（《知之錄》P.167），5月初，蔣翊武“計劃鄂軍分駐之地，分為四個支部、以為起義之占據(jù)”（《武檔》上卷P.88），其中駐守漢陽、漢口的四十二標為第四支部，又稱陽夏支部，有“占領兵工、鋼藥兩廠之任務”（同上），稍后，文學社正式實行軍事編制，正司令由社長蔣翊武親任，并制定“舉義計劃”二十三條（《武檔》上卷P.11－13轉引自賀覺非、馮天瑜：《辛亥武昌首義史》P.162－163），其基層單位稱支隊，每支隊二十人，四支隊為一整隊，據(jù)記載有四百八十個支隊（黎澍：《辛亥革命幾個問題的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5期）。
工程營先是雷振聲任共進會代表，雷因介紹潘定祥等人加盟，失落愿書，事洩被長官（疑為吳兆麟）斥退，熊始得為全營領導，謂之總代表。這年7月，在胡祖舜宅討論進行方法時，楊玉如還問熊秉坤：“此間起事，會黨和軍隊何者為利?”(《武檔》下卷P.4)。說明共進會的干部對軍界力量，還估計不足，缺乏信心。但工程營的革命組織，在熊的領導下，發(fā)展很快，時風聲日緊，熊即依照文學社的組織辦法，將所屬編列成軍，分支隊、正（整）隊，自任大隊長。
9月12日，文、共連日會議，根據(jù)劉復基的提議，雙方?jīng)Q定各自捐棄團體名稱，廢置自定負責人名號及各自發(fā)動起義的指揮系統(tǒng)，全體以黨員身份投入運動，建立統(tǒng)一指揮，統(tǒng)一行動的最高機構，舉蔣翊武為湖北革命軍總指揮兼軍事籌備員，王憲章副之，以孫武為參謀長兼政治籌備員。會后，蔣即組織起義總司令部于武昌小朝街85號文學社總機關內，并在蛇山抱冰堂主持召開軍事緊急會議，出席者有熊秉坤、劉復基、王憲章及各標、營代表二、三十人，當決定八月十五日（10月6日）中秋節(jié)發(fā)動（《首義錄》（二）P.58）。并制定規(guī)約，完善代表制，各營、隊、排以遞設而統(tǒng)于標，非標代表或獨立營代表不得參與重要會議（《首義錄》（一）P.22）。會議還決定重新整編革命隊伍，使分屬于文、共兩團體的革命士兵在組織上完全統(tǒng)一起來，仍按文學社辦法，在編制上分成支隊、正（整）隊。據(jù)熊秉坤報告：當時他們編有兩個區(qū)隊，下屬十一個支隊，每一支隊二十人，加上大隊十人，合計為234人（見熊編《前清工兵八營革命實錄》，此數(shù)與蔡寄鷗著《四十年來聞見記》第42頁所載略有出入），塘角輜重隊的李鵬升也將所部編為一個正隊，轄五個支隊，并將名單交與劉復基帶至總部備案（《武檔》上卷P.53，《首義人物傳》上冊P.324），各隊因情況不同，又略有變異，也有沒有進行整編的。指揮部對各標營，均用數(shù)字排列編隊，進攻時以所編番號為指揮單位，并且附有路線圖，這是根據(jù)武漢三鎮(zhèn)的地形地物和敵我雙方力量的配置情況。明確地規(guī)定了各標、營起義時的行動路線，攻擊目標和指揮人員。蔣翊武也隨即行使了總指揮職責，“計劃軍事”，發(fā)布多項指令（張難先：《知之錄》P.239），接著，蔣因隨部移防岳州，所遺任務交劉復基代理，并當機立斷作出應變措施，舉行代表會議，制定了調赴各地新軍的發(fā)難計劃。并令駐宜昌之唐犧支與入川之曹子清，田智亮等互相聯(lián)絡（按：田智亮即為帶熊秉坤至武昌分水嶺見孫武之人）。
9月24日，文、共再次集議發(fā)難事宜，熊和馬榮等均赴會，因蔣未返，大會由孫武主持，孫武提議舉蔣翊武為臨時總司令，自己仍居參謀長職以表合作誠意，嗣由劉復基代表總司令蔣翊武宣讀了包括八點內容的總動員計劃。因楚望臺為軍械庫所在地，而該處系工程營防守，故責成該營于起義時予以占領，對其他部隊在起義后的具體行動步驟也都作了詳細的安排，熊與眾代表均接受了這個計劃。
五、對一項動議的回應
熊公雖然身居基層，但胸懷全局，他出于高度的責任感，對起義計劃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還在9月初，他就條分縷昕致書孫武說：“……先宜調查各省情形再定起義計劃，起義時宜令第四十二標代表斷黃河鐵橋，據(jù)武勝關以守”。（《武檔》上卷P.24），按文學社第四支部即建立在四十二標，標代表為胡玉玲，所轄第三營就駐防京漢線南段，京漢路自大智門至黃河南岸，綿延千里，橫跨隴海，其中黃河鐵橋及豫，鄂交界之武勝關控扼南北，為兵家必爭之地，戰(zhàn)略地位十分重要。營代表劉化歐與蔣翊武是舊識，駐信陽東站營部充當下士教習，因繳納社員月捐，他每月必至武漢一次，領受機宜。其時，劉業(yè)已聯(lián)絡好了軍、學、工、農各界和會黨中的大批同志，并與武昌方面約定，一旦武昌發(fā)動，立即就地響應。
孫武對熊的條陳雖然十分贊賞，但他與四十二標同志素味平生，并無交往，而無所作為，因此只得提請小朝街機關部予以審議。所幸此策一經(jīng)提出，便引起熱烈反響，首先得到蔣、劉的高度重視，結果“同志人等稱為妥善，商照所議，準備齊全，只待時機而動”（《武檔》上卷P.25），為此，蔣、劉特命軍事計劃起草員王華國化裝前往武勝關實地勘察，籌劃阻塞方法（《武檔》中卷P.435），其所訂起義計劃的第15條即規(guī)定 “攻擊奏效時，宜派重兵迅速前往武勝關把守，及毀壞黃河之鐵橋，免賊兵長驅直進”，該計劃經(jīng)蔣翊武令可，然后通知各處施行（《武檔》上卷P.12－13）而在9月24日聯(lián)合大會上由劉復基提出并獲得一致通過的總動員計劃中，就明確規(guī)定，“漢口駐軍混成協(xié)步隊第四十二標的一部，由代表林翼支（一作趙承武）等率隊響應進占武勝關，”（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P.51），10月9日，蔣翊武頒發(fā)的起義命令中對此作了更具體的規(guī)定：“四十二標三營右、后兩隊堵塞武勝關，前、左兩隊防守花園祁家灣一帶”（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P.76），熊的其他建議事項，與爾后蔣所命令及起義的實際進程也大體相吻合，這不能不說熊對形勢的判斷早已成竹在胸，頗有先見之明，也可以說是文學社、共進會聯(lián)合的一大實績。
其實，早在七月二十六（9月18日）文學社第四支部在漢陽召開會議時，便責成三營占領武勝關，以阻截清軍南下，信陽三營派有代表與會，決定一接到胡玉珍信件即發(fā)動舉義（《辛亥革命回憶錄》（二）P.21），則熊之建議與此可謂不謀而合，英雄所見略同。如果這一計劃能夠實現(xiàn)，就可以保障武漢的安全，拒敵于武勝關之外，但不幸后來武漢方面發(fā)生種種變故，未能利用起義后的有利時機，迅速向外出擊，以占領有利的陣地（還在武漢光復之初，蔣翊武即曾建議：兵貴神速，應在北軍未集之前，請派張廷輔率師出武勝關，據(jù)天險以阻其南下，黎元洪不聽，反予以非難，百般阻撓），由于信息不通，遲至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河南清軍進駐信陽，將三營嚴密包圍監(jiān)視，劉化歐等估計武昌方面已經(jīng)起義，便倉卒發(fā)難，史稱“武勝關起義”（李新：《中華民國史》下冊P.284），但由于沒有得到武昌方面的援助，終究未能完成占領武勝關阻止清軍南下的任務。劉等只得間道返漢，于二十九日到漢口軍政分府向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報告了第三營的一切經(jīng)過。“斷黃河橋，據(jù)武勝關以守”的目標雖未達到，但文學社同志為實現(xiàn)熊公的一項重要倡議而作了種種努力卻是有目共睹的。
六、關于發(fā)難日期的討論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清晨，為了準備即將發(fā)動的起義，蔣翊武由岳州去宜昌籌備就緒后趕回武昌指揮部，聽取劉復基關于近半月來事態(tài)發(fā)展變化情況的匯報。得知居正、楊玉如赴滬購槍未妥，黃興來電說各省機關尚未打通，鄂省勿徒輕舉，主張將起義日期推遲。蔣沉思良久，卒以黃電為然，但這樣的事還得同各標、營代表商議方能決定，于是立刻派人把步、馬、工、輜、炮各標營的代表們請來開會，討論起義日期。作為獨立營代表，熊秉坤亦奉邀蒞會，眾代表“俱見蔣歸，如星下降，慶指導有人，策劃有術，歡欣鼓舞”（《武昌文史》第七輯P.170）蔣翊武先把黃興建議遲至月底與計劃中之十一省同時起義的意思婉轉地作了介紹，再征詢大家意見。代表們一致反映，革命士兵斗志旺盛，迫切要求和清政府決戰(zhàn)。熊秉坤發(fā)言說：“我們工程營的名單被盜了。張彪突然增派五、六個監(jiān)守來到軍械所，現(xiàn)在人心惶惶，什么“中秋節(jié)殺韃子”，外面流言很多，若不及早動手，一旦遭到破壞，大家束手就擒，那時后悔莫及”。（王質玉：《武昌首義傳》P.204），鑒于局勢險惡，已不容再事延宕，其他代表也都不贊成推遲起義，并一致認為：“況且軍中同志，已占十之八、九，若一舉事，何患武漢三鎮(zhèn)不唾手而得，何必以他人為轉移？”蔣乃反復陳詞，痛論全面與局部舉義之利弊，卒使大家折服其言，蔣并囑各代表回營后飭同志緊急準備，以防萬一。
平心而論，蔣翊武離省已有半月余，黨內外的情形都不甚清楚，沒有意識到革命危機一觸即發(fā)，對嚴峻的現(xiàn)實不如熊秉坤等人那樣感受深切，因而對形勢有些估計不足；惟布置未周，若倉卒行事，恐十年之功廢于一旦，則翊武之此層商榷亦無可厚非。而且，像此等大事，他似乎還得與參謀長孫武晤面，共同研究一番才是？盡管這次會議對起義日期未作最后之決定，但起義為期不遠是肯定的。又據(jù)記載，散會前蔣翊武經(jīng)過審時度勢，終于許以三天為期（《鄂州血史》P.32蔣作出了11日晚起義的決定），聽命令行事，并囑各代表回去飭同志緊急準備（《武漢文史》（四）P.19），會議開至11點，會后蔣、劉留下續(xù)議，與張廷輔進一步研究后續(xù)的行動計劃。
七、指揮部的緊急決策與工程營的臨戰(zhàn)準備
就在這天上午，孫武在漢口機關因配制炸彈不慎爆炸（事發(fā)時間據(jù)《武檔》中卷P.310），孫武本人雖然倉惶逃脫，但一些機密文件卻落入敵手，并捕去數(shù)人，形勢頃刻變得異常嚴峻，使武昌起義瀕于被扼殺的境地。眼看功敗垂成，蔣翊武聞訊不勝嗟嘆，嚴重的意外變故，迫使領導者要當機立斷，作出決策，他果斷地說：“事急矣、寧我薄人，勿人薄我，其生死以之”（王建中：《蔣翊武事略》），并毅然決定：“再無別法，只有提前干，或可死中求生”（《先著記》P.55）。“由于起義計劃暴露，怕遲延遭到損失，蔣翊武便以總司令的名義發(fā)出緊急命令，決定當晚午夜起義”（吳玉章：《辛亥革命》P.133）。這道包括十點十款內容的命令，對各標營的進攻目標和任務都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其中最關鍵的兩點是：“以南湖炮隊鳴炮為號，城內外各軍一齊行動，炮隊由中和門入城進攻偽督署；工程營首先占領楚望臺軍械庫，二十九標一營后隊助工程營占領楚望臺；炮隊進城后以一營占楚望臺，武昌彈藥槍支暫由楚望臺軍械庫接濟”。（中國史學會：《辛亥革命》（五）P.46－48）。
由于炮隊和工程營的起義行動關系全局，因此蔣翊武派專人分傳命令時，通知炮八標的命令由鄧玉麟負責送往，給工程營的則由楊宏勝送交，他對楊說：“你店中不是藏有炸彈嗎？今天起事，你快把炸彈運送工程八營。這時候，不過四點多鐘，還來得及，你愿意送不？”楊答道：“炸彈，我是送慣了的。革命，死也不怕，哪有不愿之理”。說畢，即去（《鄂州血史》P.70）楊于途中與鄧玉麟不期而遇，鄧不去炮隊，卻隨楊來到工程營，先至徐少斌處，密召熊秉坤，傳達指揮部關于當晚起義的命令，責成其在聽到炮聲后必須即行占領軍械庫。據(jù)熊回憶：“楊宏勝、鄧玉麟通信來……因約吾等今夜十二時以炮隊炮聲為號，隨同舉義。臨行時，楊謂坤曰：少頃，我便送槍子、炸彈來”（《武檔》上卷P.25），熊接到此項通知時正是下午五點，他立即在營中進行必要準備。因命令規(guī)定所有起義部隊一律左臂系白布為標志，熊秉坤“籌思半響，見軍人平日各制有預備戰(zhàn)斗繃帶所用之白布一幅，即以捆于左臂為符，頗覺利用”。他想出這個辦法后，還準備請再次來營的楊宏勝向其他部隊推薦。
此時，武漢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由于從漢口引渡來的劉同、劉一懼刑吐實，武昌各機關均暴露無遺，清吏甚至獲悉黨人“擬于今晚十二時以炮為號，營內外同時響應”（《近代史資料》1982年第1期P.68），“本夜十二鐘，該匪準定在武昌為變”，（《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一輯P.167）。夜間，小朝街機關已處在危險之中，但蔣翊武、劉復基、彭楚藩等幾位負責人仍在此坐守主持，作進攻督署的布置，又派人（其人姓張、失其名）送炸彈給楊宏勝轉交熊秉坤，但不久便驚悉楊給工程營送炸彈后不幸被捕的消息?？斓?2點，指揮部果被包圍，軍警破門而入，蔣等雖經(jīng)擲彈拒捕，但最后仍全部被執(zhí)，押至督署，其時蔣乘黑夜卸去身上標幟，并擲去調查手冊，因事先化裝，并偽作鄉(xiāng)愚狀，得以機智脫險。
當晚，工程營以及其他接到命令的各標營革命黨人，都荷槍實彈地等待著南湖的炮聲，被捕的同志也焦急地期望中和門炮響得救，但由于去炮隊傳令的人猶豫膽怯，貽誤事機，命令沒有送達，到預定的午夜12時已過，南湖方面卻一直沉寂無聞。工程營“是日晚九時半熄燈就寐，竟夕以待，不聞炮聲，實深詫異”，又有左隊任振鋼者，“左臂纏有白布，被其排長看管，熊秉坤聞訊，愈加不安，輾轉床褥，一夜未曾合眼”（《武檔》上卷P.26），其他各營也是枕戈待旦，不敢貿然行動，使得當晚起義的計劃未能實現(xiàn)，以致一連串不幸事件接踵而至，清吏竟將被捕的彭、劉、楊三人殺害，三人均為文學社重要成員，起義骨干，他們的慘死，是革命事業(yè)的莫大損失，令人痛惜。然而，“小朝街發(fā)出的起義命令，已把散布在武昌各標營的革命黨人緊張地動員起來，盤馬彎弓，執(zhí)戈相向，僅僅在一天之后就發(fā)起了對清王朝的致命一擊”（皮明庥語）。有一則“紀實”對此說得更明確，深刻揭示了起義命令與工程營發(fā)難的直接關系，指出“已經(jīng)動員起來的革命力量，在得到蔣翊武簽發(fā)的10月9日晚12時起義的命令后，一直枕戈待旦，如箭在弦上，‘為山九仞，豈能功虧一簣’。就在我總指揮部遭破壞的10余小時后，工程營發(fā)難的槍聲響起來了，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終于爆發(fā)了”（《武昌文史》第七輯P.49－50）。
八、十月十日的聯(lián)合行動
蔣翊武被捕脫險后，走匿山后馬家巷蔡大輔宅，10日破曉派胡培才等往各營令即晚照原令程序，爭死生于須臾（叢刊本《辛亥革命》（五）P.21），隨后，蔣于密室連續(xù)給各整隊發(fā)布命令五道（《武檔》上卷P.14－17，轉引自《武昌文史》第七輯P.179－200），布置既妥，忽報清吏偵騎四出，閉城大索，乃轉移于李長齡處，李謂“此處焉能免君”，勸其速走（《知之錄》P.252），由此，蔣被迫離開武昌，起義活動頓時失去了總的指揮樞紐。關于總司令出走后的去向，頗為同志所關切，熊秉坤判斷是“潛往湖南岳州”（《首義錄》（一）P.31），實則蔣于當天傍晚循漢水而上，欲赴安陸，以圖再舉。
鄂督瑞澂殘殺三烈士之后，搜捕益力，下令官兵一概不得出營，對新軍嚴加防范，如工程營左隊隊官吳兆麟，秉承上司意旨，于當日把七棚正士羅炳順叫去面責道：“爾曹冒昧一至于此，以有昨日之舉動（指任正亮事），亦曾聞督署今日殺人乎？即有事、余豈不知也，爾暫歸棚”。羅唯唯而退（《武檔》上卷P.26）企圖將黨人死死控制在營內，正好印證清吏將“按所獲名冊窮治”的說法，以致武漢三鎮(zhèn)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人人自危，“然而，革命指揮部頭天發(fā)出起義命令的周密部署，使革命隊伍臨危不懼，當機立斷”（《湖北省志·大事記》P.171）。各標營代表深感這種危急形勢的壓力，他們懷著為三烈士報仇的決心，三兩自動集議，互通消息，“認為大總機關所發(fā)命令，今日應繼續(xù)執(zhí)行”（覃振：《辛亥革命的回憶》，《湖南文史匯編》第一輯），最后決定“依照前令的布置，晚上動手”（《血浪》第二集，又見《民國史》P.25）于是“分途奔走，傳達殆遍”（覃振語），紛紛秘密從事準備。
而熊秉坤、金兆龍等“亦有是謀”，并在這緊要關頭擔起了首先發(fā)難的重任，體現(xiàn)了可貴的首創(chuàng)精神。由于三位烈士在受審時卻堅拒吐露實情，起義的全盤行動計劃始終沒有暴露，這對當晚起義得以順利發(fā)動起了重要掩護作用。熊秉坤得悉三烈士遇害的噩耗，不久又見社員張廷輔同志被押解路經(jīng)本營，證實清吏將“按名捕捉”，而發(fā)難救人之心愈堅，便在早餐時對各隊代表進行了動員。鑒于十五協(xié)的三十標臨近工程營，如不與之聯(lián)絡，“僅工兵一方面，恐難收效”（《武檔》上卷P.27），于是熊利用中午奉命帶兵至營門接班守衛(wèi)之機，冒雨潛至該標三營前隊找文學社同志探聽消息（該營有文學社員達250余人），遇方維、謝涌泉、王光國等，得知副總指揮王憲章昨晚已在該營準備就緒，故熊在上樓會見標代表王文錦時提出了“由三十標發(fā)動，工程營輔助”的請求，王說：“現(xiàn)軍械所系貴營保守，仍希貴營為原動力，你怎么辦怎好，這邊不成問題”，按當時三十標已聯(lián)絡一氣，又各有子彈，最易從事，所以熊之此請，似亦不無道理，他在回營后被隊官羅子清詢問時，就曾對答“知風聞三十標今晚起事”（《武檔》上卷、P.27－28）可見三十標發(fā)難的條件也很具備。
當日，“文學社又互相約定，午后三時吹晚操號時以號音為信，武裝發(fā)難，但因事機不密，為當局所偵知，令各營一律停操，皆不發(fā)號，故起義未成”（《辛亥武昌首義史事志》P.82），以致形勢頓形緊張，而發(fā)難時機也愈加緊迫。當熊秉坤打算派人再去三十標，正遇該標三營代表謝涌泉奉命前來，詢問晚操動靜，而與熊“另約晚間點頭道名后，二道名前，即七點鐘時發(fā)難，其余仍如前約，熊并請謝轉知二十九標（謝涌泉去工程營經(jīng)過見《首義錄》第1輯P.35及夏東元：《二十世紀中國大博覽》P.133），以上情節(jié)充分說明，八月十九工程營發(fā)難之前，熊秉坤即與文學社的方維、謝涌泉等取得密切聯(lián)系，并同王文錦作了最后決定。因之，此可視為文、共合作舉行了武昌起義的見證（《武檔》中卷P.211，《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下冊P.409，《武昌文史》第七輯P.51）。
九、首義之夜的實戰(zhàn)經(jīng)過
熊秉坤與文學社員謝涌泉商定發(fā)難時間后，便立即通知全營同志，晚上七時以小操場發(fā)槍三響為信號，一齊動手。約七時許，他順著營房各隊巡視，見士氣十分高昂，皆整裝欲動。“急忙至棚內攜取槍械，即聞槍聲四起，子彈齊飛，二排兵士已暴動矣”，（《武檔》上卷、P.29）原來三棚正目金兆龍，見發(fā)難時刻已到，便將左臂束上白布條，荷槍實彈以待，被排長陶某發(fā)覺，直前欲奪其槍，于是發(fā)生兵士嘩變。響起了起義的槍聲，有幾個反動官佐被程定國擊斃，全營振動。熊秉坤見狀，立即下樓，對空鳴槍三響，宣告起義（《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上冊P.250）,并吹警哨集合，唯人聲嘈雜，應者甚少，又遍搜子彈不獲，僅得開口軍刀九柄，這多少影響了士氣，熊于是按照原訂計劃，立即率隊出營直奔楚望臺軍械庫，甫出營門，“遙見城北火炎焰焰，蓋二十一混成協(xié)輜重工程營李選皋亦發(fā)難也”（叢刊本《辛亥革命》（五）P.90）。途經(jīng)二十九標時熊連發(fā)三槍促其響應，然“回顧左右，最多不過四十名兵耳”（《武昌首義》P.286－287），形勢不容樂觀。正在這緊要關頭，駐守軍械庫的馬榮（文學社員）亦舉兵響應，并派人送來這振奮人心的消息，故熊于途中“即聞我工兵左隊代表馬世忠（即馬榮）、羅炳順（即曾被吳兆麟斥責者）時已占據(jù)”，（《武檔》上卷P.30）當熊等到達時，馬榮“出面歡迎之，兵不血刃，而火藥子彈皆為我有”（同上書、下卷P.100），乃共同布防該處。當時急需的，首在子彈，故其他各代表亦率隊往楚望臺進發(fā)，“及至，已由馬榮占據(jù)矣”（同上、下卷P51、60）“故不待攻而子彈任所取攜”（同上P71、101）共獲得步槍35000余支，各類大炮130余尊，炮彈不計其數(shù)。按：馬榮是文學社在工程營的總代表，軍械庫的順利占領，可以說是文、共雙方密切合作的結果，這使得整個局勢急轉直下，而有利于進一步的革命發(fā)動，不然，以后的情況真不堪設想。
熊秉坤率先發(fā)難后，工程營的士兵均紛紛來歸，聚集在楚望臺的約300余人。由于孫武負傷住院，蔣翊武在軍警搜捕時出走，其他起義領導人或殉難，或被捕，現(xiàn)場上群龍無首，無統(tǒng)一指揮。在場職信最高的熊秉坤，以總代表名義執(zhí)行臨時指揮任務，部署一切，盡力穩(wěn)住軍心，他發(fā)布命令十條，宣布起義部隊稱“湖北革命軍”（這一番號的來源，與蔣翊武曾任“湖北革命軍總指揮”的名義有關），布置守衛(wèi)楚望臺的相關事宜，又規(guī)定今夜口號為“同心協(xié)力”（這個口號是指揮部在頭天就制定了的），當晚在其他部隊也得到廣泛的推行。
是時，來自各隊、各棚的士兵初次集合到一起，有熱心而少秩序，熊秉坤、馬榮本同志素所信仰之代表（熊為共進會所推，馬為文學社所推），臨時指揮自無問題，而熊深感責任重大，自己職卑位低，恐難駕馭局勢。恰巧這時巡哨的汪長林在楚望臺附近搜出起義時躲藏起來觀望的左隊隊官吳兆麟，將他挾持到楚望臺，面見熊代表，一些臨時加入的士兵見吳與熊站在一齊，誤以為吳也是革命黨人，就想推吳擔任指揮，而熊以兆麟在營資望較高（吳是連長、熊是班長），故亦有此意，找各隊代表商量，多數(shù)人不贊成，認為吳不是革命黨人，沒有資格擔當此職，經(jīng)過一番討論，最后還是決定舉吳為臨時總指揮，熊秉坤則處于贊助地位。吳兆麟帶著“出來抓權”的想法參加起義軍后，發(fā)揮了一些作用，并取得軍中黨人的信任，但這就為以后黎元洪的上臺創(chuàng)造了條件，僅幾小時之后吳就利用其身份帶頭擁戴黎氏，將其推上都督寶座，而成為民國之害（《辛亥革命先著記》P.75），事后熊秉坤不無感慨地說：“革命同志以為已將黎劫持，可以依靠，當時固未計及有后患也?！保ā妒琢x錄》第1輯P.47）
由于工程營的發(fā)難，城內外各標營的革命士兵相繼響應，分別占領鳳凰山、蛇山等制高點，以及各個城門，接著，城內響應的部隊陸續(xù)來到楚望臺，領取軍械，其中謝涌泉率三十標二、三營200多人最早到達，人數(shù)也最多；其次是測繪學堂和二十九標，各僅數(shù)十人。四十一標因協(xié)統(tǒng)黎元洪坐鎮(zhèn)營房，并手刃兩名起義士兵，監(jiān)視極嚴，闕龍、廖湘云等只得暗越營垣，單身來會，三十二標單道康等也由保安門進城，一時各軍云集，士氣大振。其頭等任務就是要拿下總督衙門，這是起義成敗的關鍵。“惟所有軍隊對攻督署熱心從事者固多，而徘徊浚巡者亦不少。”（《首義記》（一）P.43）
吳兆麟雖曾被部分士兵推為臨時指揮，此時卻“忙迫無措，不知計將安出”，當時三十標代表張鵬程（文學社員）見軍隊麕集于此，各逞議論，乃大呼道：“長守楚望臺，至天明，吾儕無噍類矣！宜速攻督署，驅瑞澂”。遂與同志馬榮計議，“以楚望臺為根據(jù)地，軍分三路，向督署發(fā)起進攻”，（《武檔》中卷P.414，《知之錄》P.254）其中張鵬程率一部向津水閘進攻偽督署，熊秉坤領一路由津水閘向保安門西街探索前進，襲擊敵右翼，并于午夜之后擔任正面進攻，與馬榮等組織敢死隊，力挫敵鋒。
在進攻督署的各路起
十、起義爆發(fā)時的領導問題
雙十之夜的軍事行動得以如約舉行，無疑是武昌起義取得成功的關鍵，而偉大的辛亥革命即由此爆發(fā)，首義志士們的英雄業(yè)績及其獻身精神歷來受到國人的推崇、景仰與緬懷，這是值得眾多當事人引以自豪的，論者之注意亦多集中于此，都想一抒己見，對此作出評述。于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中雖不乏足資征信的記載和比較客觀的剖析，但也有由于記憶失誤，互相抵捂，或貪他人之功為己功，或雜個人喜怒以失真相者亦復不少。例如：有的說武昌首義是寶善里一顆炸彈引起的偶發(fā)事件，他們“為尊者諱”，不去譴責孫武玩忽職守，彈爆失機的過錯，反而予以粉飾，似乎孫武此舉不但無過，反而有“功”（近年武漢出現(xiàn)一組宣傳畫，為孫武張目，其中一幅將孫武頭像置于彭、劉、楊三烈士之上，意在抬高孫武身價。殊不知這種類比并不妥當，這馬上會使人聯(lián)想到，正是由于孫武的一顆炸彈，奪去了三人的性命，孫武能問心無愧嗎？而且三人均為文學社社員，與孫武并無隸屬關系，是不能把二者硬性拼湊在一個畫面上的）。并將出事日子說成是八月十七，本來是上午而說成是下午；有的不承認蔣翊武有八月十八日十條十款的命令，只說是個簡單的“通知”，炮隊的命令沒有送達，貽誤戎機，不歸咎傳令者的嚴重失職，反而為之百般開脫（當日鄧某猶豫膽怯，遲遲不去炮隊傳令，以致屆時號炮未響，起義流產(chǎn)，三烈士慘遭殺害，則鄧之行為令人思之實感痛心疾首）；有的則輕描淡寫，只很簡略地寫一點由工程營熊秉坤發(fā)難就完事，而關于“發(fā)動時間”系由熊與謝涌泉共同商定以及楚望臺軍械庫實為馬榮所占領這樣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卻支字不提，并一味在“工程營誰打首義第一槍”，“城內外誰最先發(fā)難”等支節(jié)方面爭論不休，使熊公處于不利地位。
有些著作脫離具體史實，為了美化吳兆麟，特別強調他是日知會員，其實他是日知會的叛徒，日知會案發(fā)后他便已“上書自首”，得以“免究”，從此不再與聞革命事，甚至還破壞革命，如開除雷振聲，恫嚇羅炳順等等。這些書又把吳兆麟說成是整個武昌起義的臨時總指揮，過分夸大了吳的所謂領導作用。吳事先沒有參預起義的準備活動，起義后才被工程營部分士兵推為臨時指揮，而其“能指揮之兵力，亦不過炮、工兩大部分耳”，（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冊P.108），也就是說，吳所指揮的是曾到楚望臺集合的一部分起義部隊，不是全部，更不包括未曾到過楚望臺的其他起義部隊，其名義雖是“總指揮”，實際上只能起一個標代表的作用而巳。熊秉坤也說，吳的指揮權力“僅限于工程第八營”，而武昌起義所以能獲得成功，是由于“幸各單位同志均能和衷共濟”（《首義錄》（一）P.43），而且，吳的所謂“指揮”并不稱職，相當被動，顯得低能。如果不是張鵬程大聲疾呼，率眾進攻督署，當夜的戰(zhàn)斗還不知是何結局（《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史料輯錄》P.73）李廉方認為：“至于各標營出動之任務，惟有十八日延未達到之總指揮命令，事前并無集合楚望臺之決議”?！捌涑鰟痈鞑?，有往楚望臺者，大抵往取槍彈，非奉命而來，吳兆麟為臨時總指揮，系工程營擁戴，亦無約束各標營之權威”，（《辛亥武昌首義記》P.85）關于十九之夕吳兆麟被帶到楚望臺之后的表現(xiàn)，吳醒漢形容為“呆若木雞，無所作為”（《武昌起義三日記》載《辛亥革命》叢刊第五冊），李翊東則補充說：當八月二十日晚清軍管帶郜翔宸殘部襲擊都督府時，吳兆麟竟私自換裝欲逃，背棄革命，“此吳兆麟之畏怯偷避，無可諱言者”（《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史料輯錄》P.84）（按：吳兆麟本共進會所引薦并擁戴之人，吳醒漢與李翊東又是共進會員，當時親預其役，所述當較真實可信。
這類著作還特別強調起義的“一片混亂”，把革命士兵說成起義后還“不知道下一步應該怎樣行動”，這種描述，顯然和抬高吳的身價，表明“指揮”的重大作用有關。誠然，由于孫武彈爆失機引發(fā)的一系列事故，起義的日期發(fā)生了變動，同時失去了最高領導機構和戰(zhàn)地的統(tǒng)一指揮，發(fā)難時不可避免的會引起某種“倉惶”的感覺，表面上看好像處于無領導狀態(tài)，但革命黨人早就有了起義的思想準備，又曾集體研究過起義計劃并接受了具體布署的起義命令，各標、營代表，即文學社和共進會的中、下級干部們，既明白在全盤起義計劃中自己所擔負的任務，又了解本單位的情況，他們本著堅強的革命決心，奮勇當先，率眾沖擊。事后起義者方維說：“昨夜幸有翊武下了一道命令，不致今日倉猝失敗”，（詠簪：《武昌兩日記》P.51），李廉方也說：“故首義之事雖暴發(fā)，而各標、營行動皆能達其適當任務，不可謂非統(tǒng)籌方略之所指示，若歸功於某某（意指吳兆麟）臨時策動一切，非事實也”（《辛亥革命首義記》P.76），葉國素也在文中充分肯定了蔣翊武命令的巨大作用，說武昌起義爆發(fā)后，“志士仍如率然在山，雍渠在原，首動尾應，一唱眾從，推翻帝制，建立民國者，幸有此計劃周詳之命令存焉。否則安能收按步行動之效乎？”（《辛亥革命》叢刊（五）P.74）這正說明，起義在某種程度上的組織性和計劃性。事實上，當晚各標、營代表在楚望臺會商兵分三路進攻督署，即是按預定計劃執(zhí)行的，“這個計劃是事前經(jīng)各軍籌員研究武昌街道、地形，了解敵方軍事布置后，并繪有詳細的進攻路線圖而制定的”（《首義錄》（二）P.135），而蔣翊武于10日午前九時半簽發(fā)的“攻擊合同命令”，對各整隊的行動程序作了更加周密的布置（《武檔》上卷P.14－16），一些單位就是按整隊、支隊的建制投入戰(zhàn)斗的。《武檔》中卷P.413、414）
蔣翊武在武昌起義后第二年6月為《武昌兩日記》（龔霞初著）所作序言中說“是日也，一夫左袒，三軍盡甲，機事中泄，網(wǎng)羅四張……幸而命令夙宣，指揮先定，再接再厲，繼續(xù)有人”（《辛亥革命》（五）P.38）這番話，是對兩日間發(fā)生的事情的形象寫照與高度概括，不難看出，文中對以熊秉坤等人為代表的廣大士兵力挽狂瀾，在首義中發(fā)揮的主動精神也給予了肯定和贊揚，當年到過武漢前線，后又曾任湖北通志館館長的李書城也說：“……各營士兵為破釜沉舟之計，決定提前起義，于10月10日（舊歷八月十九日）晚9時在總指揮蔣翊武被捕逃走之后，按照蔣翊武預草的命令分別發(fā)動進攻。當時預定的領導人黃先生未來，臨時總指揮蔣翊武又不能親臨指揮，全靠各營士兵各自為戰(zhàn)，一夜之間，起義軍即把總督瑞澂、統(tǒng)制張彪趕走，占領武昌、創(chuàng)造了革命史上的奇跡。”（《辛亥革命回憶錄》（一）P.185）
李時岳把9月2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干部聯(lián)合會議上劉復基所擬定的發(fā)難計劃，10月9日總司令蔣翊武所下達的緊急命令和10月10日起義的實際情況列表比較，得出結論：“命令是依據(jù)計劃的精神，而起義的進行則基本上是執(zhí)行著命令的要求”（李時岳：《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qū)的革命運動》P.73－74）因此在起義爆發(fā)時，“文學社和共進會還是通過起義前下達的起義計劃和命令起了領導作用”（《江漢論壇》1981年第5期P.14）李廉方還進一步指出：“故十九夕各標、營出動，并非暴發(fā)，而系實行十八日延未達到之命令，工程營則實踐任務最早，指揮又能統(tǒng)一，此其可稱者也?！崩盍较壬鷷r任湖北通志館館長，諳悉鄂省掌故，這番話是他對蔣、熊二公歷史功績的高度認可。
十一、熊秉坤之出任協(xié)統(tǒng)
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拂曉，經(jīng)過整整一夜血戰(zhàn)，省城武昌終于完全控制在起義軍手中，這標志著延續(xù)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主義最后覆滅的發(fā)端。勝利的到來并沒有使湖北革命黨人感到意外和茫然。但是怎樣鞏固和發(fā)展這個勝利成果呢？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來處理面臨的緊迫課題，首先是建立軍政府，推舉政府首腦，以便繼續(xù)把革命擴展到全省以至全國?？上У氖牵捎谑Y翊武、孫武、劉公三個主要領導人都不在場，黨人群龍無首，未能及時組成統(tǒng)一的堅強的領導核心，同時內部還存在著傳統(tǒng)的爭執(zhí)和糾紛，因而在組織軍政府的工作中處處陷于被動，給反動勢力纂奪革命果實提供了可乘之機。出于劉賡藻的引薦和吳兆麟的力挺。在諮議局召集的會議上，與會人員一致附議，由黎元洪、湯化龍這樣的舊人物出任新政府領導人。而以黎、湯故，舊日清軍官佐及政學界附從者日多，革命派反而遭到排斥。
按預定方案，在籌組未來軍政府中蔣翊武將出任軍務部副部長一職，11日成立軍政府時，也有此安排，因蔣未歸，由張振武代理，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蔣自新溝返武昌，“參預軍政機要”（《先著記》P.80）時孫武住院，眾請蔣出面組建并主持軍務部，他因見巳有人代理其事，故不肯就職。嗣以四部鼎立，恐稽查不周，蔣翊武乃“出任都督府軍事顧問，以監(jiān)視各部”（《武檔》中卷P.228）。當然也過問軍務部的一些事情，故時人有“鄂軍三武”（即蔣翊武、孫武、張振武）之稱。據(jù)熊秉坤說，謀略處是首義后數(shù)日之革命領導核心，當時他在謀略處任參謀，“蔣翊武因不愿出來組織軍務部，也在謀略處”（《首義錄》第四輯P.100）可是有人考證，這個謀略處實際上并不存在，熊的記憶可能有誤（見吳劍杰、張海鵬的《謀略處考》）雖然如此，但熊的這份材料至少可以說明，在首義后數(shù)日他同蔣翊武之間是有很密切的接觸的。
熊秉坤在回憶“工程營的改編及第五混成協(xié)的組成”中說：“十月十四日（八月二十三日），我同蔡濟民等六人（文中所述六人，系指蔡濟民、蔣翊武、李春萱、吳兆麟、鄧玉麟、熊秉坤）在謀略處相互商議。眾謂，軍政府成立的四個混成協(xié)，情況復雜，多數(shù)清舊軍官參與其間，與革命黨各標營代表不相融洽，有的甚至拒用革命黨人，且漢口情況急劇變化，預料戰(zhàn)爭一旦發(fā)生，軍隊損失必大，尤其是作戰(zhàn)部隊，必須有堅強的革命黨人組成和領導，決議成立第五協(xié)，并公舉我擔任協(xié)統(tǒng)”（《首義錄》第4輯P.101）按：熊之得以出任協(xié)統(tǒng)，問題并不如此簡單，據(jù)時人記載，事實上還是經(jīng)過一番爭論的，吳兆麟就是極力反對此議之一人。
有記載說：“二十一日，蔣翊武自京山來（八月十八日，蔣被捕逃脫，潛往京山劉英家），主張擴充軍隊，吳兆麟不以為然，蔣持之甚力，于是再增加一協(xié)（第五協(xié)），以熊秉坤為統(tǒng)領（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P.95）而曹亞伯根據(jù)吳兆麟本人提供的材料，對此有更加詳細的記述，大意是說：“其時革命軍已擴充為四協(xié)，力量仍感不足，鑒于防務范圍的擴大和戰(zhàn)爭需要，蔣翊武又同大家商量說：“湖北軍隊此時愈多愈好，以便北伐”。主張將兵力再增一協(xié)，以熊秉坤為統(tǒng)領。第一協(xié)統(tǒng)吳兆麟聞言立即起而反對，當場提出反駁理由達400余言，長篇大論，意欲與之展開激烈爭論，蔣翊武冷靜聽完他的發(fā)言后，堅決予以否定，他說：“天下事，做得那里，算得那里，不能過于拘謹，我意總以擴充為是”。眾見他持之甚力，又不好拂逆其意，就這樣，在蔣翊武的力主之下，步兵再擴一協(xié)，即第五協(xié)，熊秉坤因堅決執(zhí)行總指揮部下達的起義命令，發(fā)難有功，被推為協(xié)統(tǒng)（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編上P.86－87），自協(xié)統(tǒng)以下，其部組成人員，多共進會員，或其他身份不明者。轄九、十兩標，第九標統(tǒng)帶杜武庫以下官佐，均共進會人士，惟第十標統(tǒng)帶楊載雄(原四十一標司務長)、參軍官王躍東（原第三十標士兵）第三營營長闕龍（原第四十一標士兵，后換彭紀麟，原第三十標士兵）四人為文學社社員。其兵源大致以原工程第八營一部分及原第三十標第三營為基礎，全協(xié)共有官兵3144人。
蔣翊武不顧舊軍官吳某的竭力阻撓，堅決主張組建第五協(xié)并重用熊秉坤，這是他審時度勢，基于備戰(zhàn)需要和鞏固首義成果而采取的一項戰(zhàn)略舉措。同時也充分體現(xiàn)了他對熊公的信任和倚重，這是他二人志同道合，具有深厚戰(zhàn)友情誼的見證；而在當時黎、湯上臺，軍政府人員構成復雜，權力分配嚴重失衡的情況下，讓熊公擁有兵權，直接掌控和指揮一支武裝部隊，這在力量的對比上會大大有利于革命方面。凡此，蔣都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
十二、在鏖戰(zhàn)陽夏的日子里
蔣翊武回省后，未任軍政府要職，軍務部雖畀翊武以副部長之稱，僅為虛名。但“起義初的一、二、三、四協(xié)民軍，都在文學社掌握之下”（《湖北文史資料》（四）P.232），軍隊初建，問題甚多，必須及時予以解決，于是眾人復推其為聯(lián)絡使，?！柏撀?lián)絡各軍之責”，常往各軍視察，并“計劃一切”（《知之錄》P.280，《辛亥革命人物像傳》P.88），文學社帶兵者，多得蔣翊武居中調護。而對于熊秉坤領導的第五協(xié)，他尤為關注，必時至其他，參與擘劃，至是，革命軍隊的陣營，又有了極大的改觀，從而為鞏固首義成果奠定了基礎。蔣翊武之所以支持熊秉坤組建第五協(xié)，是早經(jīng)籌劃了的，還在是年夏歷五月間，他即命社員方維“秘與工程第八營代表熊君秉坤、李君華謨議，謂義旗一舉，難免戰(zhàn)爭，將來工程營之辛勞未可限量。此中之深謀妙計，巳三閱月矣”（《武檔》中卷）P.211）。
還在武漢光復之初，蔣翊武即曾建議：兵貴神速，應在北軍未集之前，請派張廷輔出武勝關據(jù)天險以阻其南下，黎元洪不聽，反予以非難，遂使清軍得以長驅直入，逼近漢口。蔣翊武道：“兵法先發(fā)制人，吾計不行，今日為敵所制，宜速迎戰(zhàn)”，黎元洪因強寇壓境，不得不以蔣翊武為防御使，任戰(zhàn)守，渡江指揮陽夏的軍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六輯P198），熊秉坤亦令其第十標先行參戰(zhàn)，故民軍得以首戰(zhàn)告捷。不料黎元洪采納孫武之議，改委張景良為漢口前敵指揮官，以牽制蔣翊武、搞垮軍政分府（胡鄂公《武昌首義三十三日記》八月二十八日記）張就任后，剛愎自用，不備戰(zhàn)守。凡蔣所計劃，概不采納，以致戰(zhàn)事節(jié)節(jié)失利。九月一日（10月22日），蔣翊武因張景良無能，且居心叵測，乃商之軍政府，以原四十一標及三十二標之部分同志為基干，再擴兵一協(xié)，即第六協(xié)，并調任熊部第十標統(tǒng)帶楊載雄為該協(xié)統(tǒng)領，接替武昌防務，加派第四協(xié)張廷輔，第五協(xié)熊秉坤等率部增援漢口。九月六日（10月27日）熊部與敵激戰(zhàn)于劉家廟，互有勝負，旋因張景良叛變通敵，突焚糧臺，致使全線動搖，退至大智門。熊再率所部反攻，與清軍血戰(zhàn)于跑馬場，最后退守華洋賓館，張景良伏法后，由于繼任其職的姜明經(jīng)怯敵，擅離職守，潛回武昌（九標統(tǒng)帶亦在其列），致使?jié)h口形成無人統(tǒng)一指揮的局面，熊秉坤乃上書黎元洪，請其親臨前線，事為高尚志（亦共進會員）所阻，而黎也不敢前來。（在當時多數(shù)人唯黎元洪馬首是瞻，百般袒護的情況下，熊秉坤敢于向黎這種畏敵如虎，臨陣不前的行徑提出挑戰(zhàn)，這是他為人耿直、思想激進的表現(xiàn)，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革命軍只好各自為戰(zhàn)，分五區(qū)維持，熊負責防守六渡橋至歆生路滿春茶園一線，幸得軍政分府詹大悲辦給養(yǎng)及彈藥補充，軍心稍安。
九月七日（10月28日），正當戰(zhàn)事吃緊之際，黃興自滬抵達武昌，蔣翊武率隊迎接入府，并敦請黎元洪將其所兼總司令一職讓與黃興。次日黎明、黃興與蔣翊武等率兵渡江，設指揮部于滿春茶園，督師反攻，蔣亦陪同參贊，建議將初建的第六協(xié)調往漢口，并將漢陽第一協(xié)調七成到漢口前線增援。九月初十日（10月31日）午前九時，黃興派蔣翊武與張振武、胡瑛率參謀人員吳兆麟、楊璽章等視察各陣地，首先來到熊所在的駐地，是時熊斗志昂揚，接受了對橋口實行正面反攻的命令，隨即向前推進。因清軍陸續(xù)增援，而漢口民軍不及5000，防務堪虞。是晚軍政府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對策，蔣翊武與孫武、張振武以士兵傷亡太眾，均主張再擴充步兵兩協(xié)及先鋒隊一協(xié)，又建議各協(xié)趕練補充兵一團，以補足所有戰(zhàn)斗隊伍之缺額（《知之錄》P.337）。此項增兵決議，當屬不謬，且系會議通過，但漢口失守后，卻委過于蔣翊武、責其“任意擴軍，求遂其私”（《先著記》P.154），其實，被提拔為第七協(xié)統(tǒng)領的鄧玉麟還是共進會骨干，蔣翊武同意這個人選，更是無私可言，其處境之難，可以想見。
漢口失陷后，為挽回戰(zhàn)局，保衛(wèi)漢陽，蔣翊武再次力主提高黃興的領導地位，擬擁之為兩湖大都督兼南方民軍總司令，以擺脫鄂督黎元洪的控制。舊官僚和立憲派對此非常害怕，拉攏軍政府的一批新貴們極力反對，此議只好作罷，乃由黎元洪仿古禮登臺拜將，委黃為戰(zhàn)時總司令，專任漢陽防守事宜。黃興守漢陽，蔣翊武任經(jīng)理部長兼顧問官，調度全軍后勤，他還協(xié)助黃興將漢陽民軍整編為第一軍，分片定區(qū)，在漢陽四面設防。時熊秉坤在十里鋪待命休整，旋奉命在兵工廠、針釘廠一帶布防，地當沖要。
從當時戰(zhàn)報發(fā)現(xiàn)，在此期間熊與文學社同志保持了良好的互動關系，例如：九月十二日，奉軍令部命令，以梁邦福為支隊長，熊則親帶第十標至漢陽十里鋪露營；次日，奉支隊長命令，于十里鋪準備正、副防御。九月十五日，據(jù)附近民云：鍋底山為漢陽第一門戶，昔洪、楊用兵據(jù)為險隘，熊聞之即率十標統(tǒng)帶楊傳連至該地偵察，果系天生險要，特上書黃總司令據(jù)此以守，甚納所言。先是黃及諸參謀擬棄兵鍋底山守十里鋪，后見書則親至視查地形，熊及十標統(tǒng)帶亦與偕往，客軍統(tǒng)領王隆中也相繼而至，乃改鍋底山為第一門戶。九月十六日，將工作器具及正副防御材料堆集十里鋪，由湘軍第一標換十里鋪防御，熊協(xié)十標駐漢陽西門內為總預備隊，故將全標帶往城內，駐扎城隍廟及縣學堂等處；九月十七日，熊親至總司令部稟明，本協(xié)只有十標駐漢陽，請標署直接受命；九月二十二日，黃總司令電調九標開赴漢陽城隍廟侯令，同日命十標右翼由兵工廠起至針釘廠止換蔣統(tǒng)領（肇鑒）所駐防之處。九月二十五日，計劃攻擊漢口方略，熊率十標及廣東先鋒隊為總預備隊，以占領東亞制粉廠為目標。
以上涉及的梁邦福，楊傳連等部，都是文學社同志組成，也是第五協(xié)的基本力量。九月二十六日之夜，黃興為規(guī)復漢口發(fā)起渡河反攻，熊部為總預備隊，在漢口登陸后，浴血奮戰(zhàn)，已占領水廠，但因湘軍戰(zhàn)事失利，牽動全局，使反攻失敗。而武昌方面，一時對黃責難矢集，謂黃“徒有虛名，實不知兵”（孫武語），蔣翊武恐黃因此心灰意冷，不愿負責，當即赴漢陽進行慰勉，并為之獻策道：“漢陽有襄河之險，且系武昌屏障，仍要固守，偶敗不足慮，一俟各省援軍齊至，再圖恢復可耳”（《真史》正編上P.301），又親率參謀、副官十余人赴前沿陣地視察，對各部隊官兵慰勉有加，以鼓舞士氣。是時，漢陽民軍布防在南岸咀琴斷口至三眼橋一線，步隊第十標之一、二營等，由五協(xié)統(tǒng)領熊秉坤率領，駐十里鋪及歸元寺附近，第三營駐守琴斷口，與清軍相持。十月初四日，擬再渡漢水反攻未成，而清軍大集，在激烈的漢陽爭奪戰(zhàn)中，蔣翊武一直堅守崗位，協(xié)助黃興處理軍務，黃“極贊公之能，謂為謀勇兼?zhèn)洹保堣啊蛾肚邶S詩文存》文集P.18）最后蔣又命熊秉坤等召集散兵固守兵工廠，直到失守之夕，才將該廠槍支彈藥盡行搶運武昌，安排各部作有計劃之撤退，而以張廷輔（文學社員）、熊秉坤兩部殿后。
這時，熊秉坤以未奉撤退命令，仍商同第四協(xié)統(tǒng)領張廷輔死守待援，十月七日這天，“熊親往張廷輔處磋商退兵之事，廷輔謂援兵未知何時得到，如無援到則決計退兵。乃令一使者偕熊至漢陽府署內，電詢武昌援兵何時得到，兵力多少，回電含糊。坤又偕四協(xié)使者復至張廷輔處，告以回電含糊。援兵未必能到，然無退兵命令，亦惟死守而已，及十點時，我十標二營管帶馬明熙率兵二百余名將抵漢陽，而南門內敵伏兵齊發(fā)，占據(jù)大別山、四、五兩協(xié)及三標殘余兵士死于江河者有甚于敵火者，四野號呼，戰(zhàn)云慘淡，令人不忍聞也！”（熊秉坤：《陣中日記》、《湖北文史資料》（四）P.27），嗣后因敵眾我寡，且無援軍，熊等只好經(jīng)鸚鵡洲渡江駐守武昌。
十三、堅守武昌
武昌保衛(wèi)與停戰(zhàn)，為首義大事紀的最后一章，亦即中華民國開國史之重要階段。十月初七日（11月27日），漢陽失陷，武昌處于清軍炮火威脅之下，武漢人心萬分悲憤，是日正午，在軍政府舉行的六百軍人大會上，黃興立即受到嚴厲指責，遂引咎辭職，當晚乘輪赴滬。黎元洪也隨之逃離省城，奔往葛店。一時人心浮動，秩序大亂，武昌形勢異常危急。
黃興去職后，黎元洪納孫武之言，委前南京陸軍第四中學總辦萬廷獻代理戰(zhàn)時總司令，以蔣翊武為監(jiān)軍。萬知難而去，軍政府復于當晚開會，眾推蔣翊武接任。蔣以軍界引重，臨危受命，是晚即以總司令名義，傳知各部隊防御武昌城（《知之錄》P.381），次日，蔣在洪山寶通寺設立總司令部，設官委職，重新調整兵力，劃定防御區(qū)域，與清軍隔岸對峙。十月初九日午前十時，蔣發(fā)布防守令18條，對所屬步兵八協(xié)，炮兵一協(xié)，工程輜重，馬隊數(shù)標，以及衛(wèi)生隊，總預備隊等所負任務都作了具體指示，要求在沿江上下七十余里范圍內構筑防御工事，迅速占領陣地。當時熊秉坤受命率該協(xié)固守兩望至氈呢廠、磚瓦廠一帶，與步隊第三協(xié)（駐守鳳凰山經(jīng)青山至兩望北端一線）和步隊第六協(xié)之右翼相銜接，使清軍不敢越雷地一步，據(jù)時人記載：民軍以“蔣翊武為總司令，與吳兆麟、方維等，守洪山。協(xié)統(tǒng)熊秉坤、楊載雄等，守武勝門外新河一帶”。（《武檔》中卷P.399）這段記載出自《張振武之革命戰(zhàn)史》，在眾多將領中僅列舉以上幾位，頗有典型意義，由此可知蔣、熊二公在武昌保衛(wèi)戰(zhàn)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布置既定，蔣復派潘怡如（康時）、董令威（必武）等組織奮勇軍，渡江突襲敵軍側翼，占領侖子埠、羅山等處，降敵約一團，使人心稍安。（《董必武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1）。
十月十一日（12月1日），漢口英領事插手南北議和，逃離省城的黎元洪大喜過望，雖雙方停火，但蔣仍傳令各部隊“仍須在原地嚴密防御，俾免疏虞”，并將所有各部編成三區(qū)兩支隊，劃地防守，針對敵軍的動向，他都相應地采取了防范措施，軍事調度極其頻繁。熊秉坤令其書記官逐日記錄作戰(zhàn)情況并抄存的各項命令及情報中，涉及蔣翊武和文學社同志的文件頗不少見（見《湖北文學史資料》第四輯），以當事人記當時事，史料價值自非泛泛可比。尤其難得的是，蔣于十月九日所頒防守令，有個舊軍官（即前漢口戰(zhàn)役逃逸者，炮隊協(xié)領姜明經(jīng)）出于對黎的阿諛，競張冠李戴，謂系黎氏所為，而熊在其“命令抄存”中則明確記載此令確為蔣公所頒，這是對有人蓄意貶蔣的“否定之否定”。連日來，蔣翊武還認真研究了規(guī)復陽夏的作戰(zhàn)方案，為堅守江防和力圖發(fā)展竭盡了心力。
和議開始以后，黎元洪、孫武等必欲去蔣而后快，乃利用譚人鳳以擠走蔣翊武，十月十七日（12月7日），調蔣任都督府高等顧問，遺缺委譚人鳳接充，改稱武昌防御使兼北伐招討使，但譚年事已高，與鄂軍又素無關系，無法行使職權。三日即去，總司令一職終于落入黎的親信吳兆麟之手，各軍仍歸黎元洪統(tǒng)一直接指揮。熊秉坤在回顧這一事件時指出：“陽夏戰(zhàn)爭結束后，我革命軍內部情況日益復雜，爭權奪利，層出不窮，革命黨的實權落在黎元洪個人野心家手里，他進一步具備了篡奪革命果實的條件，如（蔣翊武的）總司令部被迫辭散，譚人鳳乘機出任武昌防御使兼任北方招討使，不三天即辭職，自此以后，革命的領導權，在他們陰謀的篡奪下，日益削弱，最后大權完全落在都督府，一切唯都督府是從……”（熊秉坤：《回憶兩件事》、《首義錄》（四）P103－104）作為戰(zhàn)友，字里行間流露了他對黎元洪的譴責和對蔣翊武先生的同情。在鏖戰(zhàn)陽夏和保衛(wèi)武昌的過程中，蔣翊武、熊秉坤等親臨前線指揮作戰(zhàn)，雖則革命軍多系未經(jīng)訓練的新兵，卻肩負著抗擊清軍主力的重擔，堅持戰(zhàn)斗達一個多月，為各省起義創(chuàng)造了條件，他們的功績是不容抹煞的。
十四、民國元年的政局
民國成立后，蔣、熊二公都堅決擁護孫中山、黃興領導的南京臨時政府，反對黎元洪等的倒行逆施。對黎元洪利用政權在握，大量起用舊軍官，安插心腹爪牙，和擴大黨人內部的矛盾，用共進會來打擊和排擠文學社，用孫武來逐走蔣翊武，以坐收漁翁之利的種種卑劣行徑極端不滿，而孫武也一向以黨人領袖自居，傲視戰(zhàn)友，作風專擅，尤其是拼湊民社，擁黎以自重，在政治上日趨反動，更使黨人深惡痛絕，孫武已成眾矢之的。同年二月二十七晚二時，終于在武昌爆發(fā)了群英會旨在驅黎倒孫的“湖北二次革命”，可惜沒有達到預期目的，文學社實力人物張廷輔在事變中反而遭到殺害。
這次暴動的組織者是共進會員黃申薌，惟因“同盟會、文學社中人亦暗與群英會攜手”（查光佛：《武漢陽秋》），所以文學社機關報《民心報》成為無形的聯(lián)絡機關，起事時各軍團重要人士，往來報社絡繹不絕。黎元洪對此早有所耳聞，因而對蔣狠之入骨立命蔡漢卿（共進會敗類）捕殺社員數(shù)十人，暴尸示眾。在此后的一年多時間里，黎對文學社社員大肆迫害，一直追殺不巳，被害者不計其數(shù)，后來蔣翊武遠在廣西，亦未能幸免于難。
當群英會事件發(fā)生時，第五協(xié)正駐防云夢一帶，因此熊秉坤沒有介入這個事件。他于次日六時接奉第三鎮(zhèn)統(tǒng)制竇秉鈞的通報，謂昨夜省城有畢血會及教導團，偶起風潮，以此飭本協(xié)轉傳各營維持一切，以全大局。對這個事件，熊感慨道：“吁！共和政體尚未組織就緒，而又有此暴動關系時局者，能不為長嘆也哉”。（熊秉坤《行軍紀事》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此時他置身局外，沒有受到牽連，從而還保存了一批力量，成為日后討袁的骨干。
南京臨時政府結束后，黎元洪為收人望，撈取政治資本，以“武昌各種緊要問題急待商決促即日來鄂”為由，電邀孫中山訪漢。4月9日，孫中山偕胡漢民、章士釗、廖仲愷等由滬抵達武昌，蔣翊武和熊秉坤都參加了歡迎活動（《武漢文史資料》一九八六年第三輯P.1），并陪同孫中山到奧略樓文學社成立大會舊址，彭、劉、楊就義處，工程營發(fā)難處，烈士祠等地參觀瞻仰，還出席了同盟會鄂支部為孫舉行的歡迎宴會，攝影留念。孫在武漢期間，黎元洪、孫武等人表面上對他十分尊重，但實際上對他關于論述共和與自由的真正意義與社會革命的必要性的宣傳是極為不滿的，孫武曾散發(fā)傳單，攻擊孫中山“于此時乃主張二次革命民主主義云云，不啻為武漢間流氓暴動之導火線”，黎元洪則私下向胡漢民表示不滿說：“武漢大局，方猶搖動不定，先生（指孫中山）奈何此言？”（見《胡漢民自傳、三十、隨同總理游歷武漢》）而蔣翊武的政治見解卻與之截然相反，孫中山走后不久，他即召開大會，將文學社并入孫中山所創(chuàng)立之同盟會，并委任同盟會鄂支部長石瑛（字衡青）為《民心報》經(jīng)理。
同年6月，謝石欽等成立革命實錄館，聘請蔣翊武為義務調查員，搜集湖北革命史實（《武檔》P.587）；熊秉坤對該館的征集活動也特別重視，為之提供了多篇史料，其中不乏反映與文學社同志密切合作的內容，在其造送的名冊中還特為文學社員馬榮、王曜東、彭紀麟、馬驥才等立傳（《武檔》下卷P.51、64、78、139）。
袁世凱竊國后，集中了軍政權力，接著就是血淋淋地屠殺革命黨人和群眾。七月間，袁即唆使黎元洪在武漢殺死了一些革命分子，其中有在武昌起義中立功的文學社社員祝制六、江光國、滕亞光等人；八月間，黎元洪又對報界下毒手，無理查封《大江報》、《民心報》，迫害其編撰人，幸得蔣翊武竭力營救，何海鳴、蔡寄鷗二人才得免一死。接著，因蔣翊武、張振武反對裁軍，要求保留將校團，袁、黎又共謀陷害了張振武和將校團團長方維（文學社社員），釀成了民國成立后第一樁震驚全國的政治大血案。至此，由熊秉坤帶領的一支革命武裝，也難逃被裁汰的厄運，處在隨時有被遣散的可能之中。在1912年至1913年間，袁、黎就殺害了參加辛亥革命的有功人員數(shù)萬人，而在辛亥革命首義之區(qū)的湖北，素有“屠夫”之稱的黎元洪更是殺人如麻，據(jù)章炳麟所撰《大總統(tǒng)黎公碑》統(tǒng)計，黎任鄂督期間曾殘殺兩萬多革命黨人和革命將士，此外，劉貴狗也在武漢殺人逾萬，至于被蔡漢卿，程漢卿二賊無端“處死”者更是不計其數(shù)。湖北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為了籠絡和分化革命勢力，袁政府又特意電召首義諸杰入京供職，在嚴厲鎮(zhèn)壓的同時又對之進行安撫，畀以高官厚祿，曾委任蔣翊武為總統(tǒng)府高等軍事顧問，授以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勛二位，但為蔣所拒。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他被選為總部參議，兼任漢口交通部長，分管兩湖及陜西三省黨務，并與宋教仁創(chuàng)設民國江漢大學，任協(xié)理，位居校長石瑛之上。熊秉坤雖未被召入京，袁亦表示“器重”，授之為陸軍少將，勛五位，比李春萱還低一位。但袁在給熊的授勛證書上寫的考語，則頗具特色：“蓋聞時逢逐鹿，難每發(fā)于一夫，勢等連雞，功莫先于首義?！背姓J其在武昌首義中建有殊勛，表示“推崇”。然而時過不久，袁世凱兇相畢露，大肆鎮(zhèn)壓革命黨人，蔣、熊二公，首當其沖。
十五、再次攜手從事反黎、袁斗爭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案發(fā)生，湖北首義同志，特別憤慨，“適黃興托田桐帶函季雨霖、熊秉坤、蔣翊武等，部署湖北討袁軍事”，函云：“遁初慘遭狙擊，經(jīng)據(jù)兇手具吐實情，令人駭怒。大憝未除，必滋后患，吾黨同志，務當振奮精神，重新努力”（《辛亥武昌首義史事志》P.146；《黃興與中國革命》P.154）要求為討袁作準備。于是，眾人決定開會研究辦法，第一次會在武昌曇華林第八師留守處，因蔣翊武不在，到會人數(shù)很少，熊秉坤提議用請客方式進行聯(lián)絡。第二次在漢口某餐館聚會，決定組成“改進團”機關，意在“改進湖北軍政，繼續(xù)革命事業(yè)”。改進團實為國民黨武漢交通部屬下之一秘密組織，蔣翊武回漢后，即以交通部為反袁活動之大本營，多方聯(lián)絡舊部，他雖未列名領導成員，卻積極參與謀議。改進團推季雨霖為團長，骨干分子有熊秉坤、蔣翊武、詹大悲、蔡濟民、楊王鵬、王文錦、王華國、鐘仲衡、溫楚珩、章裕昆等（《辛亥革命詞典》P.239），多為原文學社社員。該團遍設機關，運動軍隊，招納退伍軍人，聯(lián)絡會黨，有眾數(shù)萬人，“席改革之余風，以推倒袁、黎為宗旨”，“遍送傳單，約期起事”，武昌城內，“連日發(fā)現(xiàn)宣布黎元洪罪狀之印刷物多起”，“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事為黎元洪偵知，黎懾于湖北倒黎風潮，乃先發(fā)制人，派兵破獲機關多處，逮捕數(shù)人，并電請袁世凱派遣北洋軍隊入鄂彈壓，漢口各國領事團也電調兵艦七艘停泊江中，“戎備之嚴，較陽夏戰(zhàn)時尤甚”，在黎元洪“寧濫毋缺”的方針下，“連日軍警破案，或一日十余起，或提犯數(shù)十名”，“日有擒斬，連續(xù)不絕”，“所殺者十九系軍政學各界知名之士”，偵探大佬劉貴狗裁誣邀功，枉殺無幸者不可勝數(shù)（見《黎副總統(tǒng)政書》卷8，P.11；1913年4月4日、11日、13日、10月30日《民權報》），季、熊、詹、田被迫離開武漢，逃往上海、黎即下令通緝，并對季、熊及曾尚武進行缺席裁判，被判處絞刑。是為改進團第一次失敗。
此事發(fā)生后，4月8日、9日兩天，北京《國報》連續(xù)發(fā)表關于黃興與改進團的兩篇報導，題為《黃興造反》和《黃興謀反再志》，說是“此次武漢謀變，皆由黃興主持，秘密機關設在漢口國民黨交通部事務所”。該消息牽涉國民黨上層的許多骨干，特別是原文學社的主要成員，說文學社“即今日鄂中造反，被拿被殺諸軍士也。文學社自倡二次革命后，全部并入國民黨，文學社以蔣翊武為主，多湖南人。鄂軍官季雨霖、熊秉坤、蔡濟民等皆昔日之文學社，今日之國民黨也。黃興以鐵路督辦到漢，密與文學社軍官謀傾鄂之法……而此次湖北謀亂之象生矣。推倒湖北之先聲：黃興至滬，密開大會，指示方略，推倒湖北全省自都督以下各行政長官。鄂人居正、石瑛、田桐皆與會，謀鄂之議定。鄂中將蔡濟民、季雨霖皆赴上海與黃興接洽，蔣翊武亦由北京歸漢，至滬而組織謀反機關成矣。組織謀反之計劃：湖北軍隊屬于文學社國民黨軍官者：（一）蔡濟民、吳醒漢所領之軍務司二營；（二）王文錦所領之憲兵兩營；（三）季雨霖所領之八師兩標（今已退伍、改隸王安瀾），國民黨人以所屬軍隊無多，而熊秉坤所屬之一協(xié)已退伍。于是運動退伍諸人，為先發(fā)制人之計……”（轉引自《民初政爭與二次革命》上編P.282－283）。
這則報導，有些地方雖與史實頗能印證，但文中也有許多失實之處，純屬揣度之詞，例如季雨霖、熊秉坤二人并非文學社員。季原為日知會員；熊本是共進會的人，但孫武組織民社后，他即由共進會分化出來，而加入同盟會改組之國民黨。由于文學社一貫堅持反袁，《國報》便誤以為季、熊更一定是文學社員了，以致后世學者也有“改進團推前文學社干部季雨霖、曾尚武、熊秉坤等為首”之說（見李時岳：《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qū)的革命運動》P.117），《國報》的這則領導，處處把文學社扯了進去，主要是以此來對抗國民黨人對袁世凱暗殺宋教仁的揭露和聲討，也顯然暴露了袁世凱一伙對革命黨人隱藏殺機。
等敵人的鎮(zhèn)壓風潮稍稍平息，往日同志又齊集武漢，繼續(xù)從事反袁斗爭。熊秉坤于上次失敗后詹大悲曾勸其赴江西李烈鈞處洽商反袁，并為李繪制過鄂東地形圖，以備作戰(zhàn)之用。后至上海，黃興派他和季雨霖、詹大悲等回漢活動。蔣翊武、王憲章、楊王鵬、潘康時、王文錦、王華國、章裕昆，鐘仲衡、鐘畸、闕龍、胡玉珍、溫楚珩、蔡濟民、吳醒漢、劉英、丁人杰、黃申薌、梁鍾漢、李亞東諸人陸續(xù)匯合，此次活動的策劃者主要是文學社黨人。“因蔣翊武是國民黨漢口交通部部長，所以用國民黨的名義開展活動”（《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上冊P.36），但以改進團原有結合為基礎，組成新的領導機構參謀團（亦稱公民討賊團），人還是那些人，故仍習稱為改進團?？倷C關仍設于原漢口交通部內，采合議制，確定了軍事、聯(lián)絡，交通和總務的人選。蔣翊武雖然未任職領導，但極力加以贊助，他函電各地，邀集文學社舊侶重返武漢，“又與季雨霖委任江維漢為鄂強軍第二師師長，李幼融為第三旅長”（《時報》民國二年九月六日），并聯(lián)絡駐襄河之劉鐵、章裕昆部，約定必要時“就在湖北干起來”（《湖北文史資料》（四）P.124），參謀團與湖南黨人相約一致行動，對豫南及京漢線，鄂西鄂北的討袁軍事均有所部署，并聯(lián)絡漢陽兵工廠及有關軍隊預期發(fā)難，同時函請上海派人參加。
6月，國民黨三都督被袁世凱免職，袁復派兵南下，其勢洶洶，南北對決一觸即發(fā)。面對這種局勢，只有立即起義，先發(fā)制人，打亂袁世凱以湖北為根據(jù)地向江西進攻的部署，“季雨霖、蔣翊武等決定于6月25日晚發(fā)動起義，由城外南湖駐軍發(fā)難，進攻起義門，與城內駐軍匯合后攻都督府，推翻黎元洪的統(tǒng)治”。（賀覺非、馮天喻：《辛亥武昌首義史》2006年5月版P.460、483），并急電襄河駐軍限信到之日起兩天內進據(jù)漢陽，26日占領武昌，又派人聯(lián)絡劉家廟，諶家磯一帶駐軍，準備占領漢口（《湖北文史資料》（四）P.124），在部署起義的過程中，蔣翊武無疑是一位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人物，所以史書上有：“1913年6月26日，國民黨漢口交通部蔣翊武等謀反袁起事”的記載（《辛亥武昌首義史事志》P.152）。可惜的是，到了預定起義的這天晚上，雖然武昌城內有幾處縱火發(fā)難，但沒有得到廣泛響應，并且很快遭到黎的鎮(zhèn)壓，多處機關被破獲。25日，章裕昆率天門、潛江駐軍如期舉事，次日京山、沔陽等處駐軍響應，章裕昆稱總司令（1913年7月5日《民立報》）。但起義內部不統(tǒng)一，很快便被政府軍擊潰。7月，改進團領導和骨干在漢口租界松廼家再次集議，并密令劉鐵在沙洋宣布獨立，季雨霖又派熊秉坤赴仙桃、沙洋兩處活動，并命其軍需侯靜安陪同前往，而部隊意見不一，難于進行而歸。剛在漢口上岸，即有密探跟蹤，熊用跑步?jīng)_進租界，幸免于難，侯靜安遲一步，次日即遭捕殺。時環(huán)境極惡，黎派偵探嚴密監(jiān)視，孫武也以義威將軍身份對劉貴狗、蔡漢卿、杜邦俊、平福勝、沈洪斌、李逢春等共進會敗類，頤指氣使，日以破獲機關，緝捕黨人為能事，并迫使租界引渡被捕者。盡管如此，湖北革命黨人仍然在武漢、岳口、皂市、仙桃、潛江、沙洋、京山、荊門、鐘祥、?？?、房縣及鄂西一帶策動兵變和暴動。再次失敗后，參謀團決定疏散，分赴外省另謀再舉，“季雨霖、蔣翊武、詹大悲、蔡濟民、熊秉坤等領導人分別逃往上海和湖南，黎元洪在改進團事件中屠殺革命者至少三百余人，逮捕一千多人”（見《辛亥革命詞典》P.239）。
經(jīng)過黎元洪數(shù)次血洗之后，湖北地區(qū)的革命黨人（主要文學社員）幸存下來的極少，且難以在湖北立足。蔣翊武、熊秉坤等人參與領導湖北反袁起義，為他們的人生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雖以敗績告終，但在政治上和戰(zhàn)略上都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實為二次革命之前奏。
十六、在二次革命中
7月11日，蔣翊武從湖北潛入長沙，督促討袁，湖南獨立，他被舉為“中華民國鄂豫招撫使”，督師岳州，以“攻占荊、襄、直搗武、漢、進窺河、洛”自任，聯(lián)絡東南各省，共起討袁。出師伊始，即布告鄂豫將士，號召他們“聯(lián)翩奮起，慷慨同仇”采取共同行動。又致電黎氏，剖陳利害，斥其“徒受袁氏驅策，征兵遣將，忍于戰(zhàn)爭”之非，叫他不要繼續(xù)充任袁之走卒，當以勸袁退位為上策。并與川軍第五師師長熊克武約攻武漢，于是調集澧州、常德一帶軍隊，進軍荊屬之石首、公安二縣，擬與劉鐵、張鵬程所部討袁軍會合。黎元洪得報，即令徐鎮(zhèn)坤、丁槐二賊率部抵御，湘軍兵力不足，連戰(zhàn)皆北，遂退回湘境，隨后，蔣移師城陵磯，再圖北進。
當時，袁軍壓境，黃興已從南京出走，城池空虛，上?！睹駲鄨蟆分鞴P，原文學社黨人何海鳴見狀，急忙由滬赴寧，兩度宣布獨立，繼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迎戰(zhàn)袁軍，以挽危局。并與蔣翊武遙相呼應，時通聲氣。蔣翊武在湖南起兵討袁的同時，也策劃了對袁賊走狗黎元洪的“暗戰(zhàn)”，借為北上討袁開辟前路。據(jù)《申報》透露：“黨人猶不忘武漢，日盼內亂”，“鄂垣發(fā)現(xiàn)蔣翊武布告”，“又有黨人高翼乃蔣翊武、何海鳴聽派之聯(lián)絡員，因與駐漢北軍二師七團書記官吳某有同學誼，竟前往游說運動……”“漢口后城馬路外王姓家拿獲何海鳴所派之黨人何曉鳴、雷貫耳二名，以勾結漢上痞匪妄冀搗亂，幸為劉有才（即劉貴狗）部下偵獲，并抄得蔣翊武所給委狀與何海鳴手諭一紙，以此證據(jù)確鑿，當即執(zhí)行死刑”……（轉錄自拙著《共和元勛蔣翊武》P.176、177）。以上資料說明，此次鄂省黨人喑中之運動，實為蔣翊武與何海鳴二人在境外遙控主持。
回頭再說熊秉坤先生上次離鄂后的行蹤。他先到南昌，經(jīng)李烈鈞轉到黃興電囑赴上海，但不久黃興就因黃郛策反而于7月28日從南京出走，何海鳴于8月8日、8月11日兩度宣布南京獨立后，就立刻面臨著保衛(wèi)它的嚴重戰(zhàn)斗任務，從8月14日起，在紫金山天堡城與敵激戰(zhàn)。當時在上海逗留的湖北同志梁鐘漢、江炳靈、祁國鈞等，聽說何海鳴在南京任總司令，繼續(xù)堅持討袁，還維持一個獨立局面，要熊秉坤同去為何幫忙，熊欣然同往。何見首義同志到來，極表歡迎，留共襄助。把他們七、八個人都安置在參謀處，（按：另八人為向巖、聶豫、馬絡清、岺偉生、高建瓴、邱伯衡、馬東樵、涂履端，又據(jù)何海鳴《金陵紀戰(zhàn)》謂：“后王憲章來，王來時所隨鄂同志甚多”。此語可與上述情況相印證。）請熊任參謀次長，梁任總參議兼財政主任。何海鳴常自帶衛(wèi)隊到雨花臺督戰(zhàn)，一、八兩師作戰(zhàn)疲勞，情況很嚴重，參謀處及時組織隊伍，維持秩序（見《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上冊P.255），但在此次保衛(wèi)戰(zhàn)中，士兵們“凡一臨敵，無須號令，即奮身前往。在陣前亦無須指揮，即向前攻擊”，“此次獨立，凡不肖軍官已一律剪徐盡凈，無稍絆礙，現(xiàn)在由都督以至排長，皆系堅決果敢之士，萬眾一心，力挫敵軍的囂張氣焰（見當日《民權報》、《民立報》等的報導）”。
在湖南，當蔣翊武正在岳州加緊準備北伐時，袁世凱已于8月6日即下達了對他的通緝令，接著副總統(tǒng)兼參謀總長鄂督黎元洪、國務院總理熊希齡也分別頒布了對蔣翊武的通緝令，要求各地“嚴厲拿解”，善于見風使舵的湖南都督譚延闿，見勢不妙，便于8月13日悍然取消湖南獨立，形勢遂急劇逆轉，使蔣腹背受敵，處于危險境地，當時黨人紛紛出走，相率東渡，以日本為其避難所。蔣翊武處境更加險惡，留辦善后的原軍事廳廳長程潛勸蔣經(jīng)上海赴日本，省議會議長黃佑昌且為之交涉日軍艦艦長以三千金保險東渡。而有人以蔣在湖北熟人太多，經(jīng)過黎氏地盤不無風險阻之，勸其不如暫走廣西運動軍界，“以公名望往說必有效”。蔣因恨譚延闿二三其德，痛感事敗之可惜，亦想作最后一番努力，“以圖再起”，并鑒于在寧的舊友何海鳴、熊秉坤等正拒敵于天堡城，與張勛辮軍血戰(zhàn)，他審時度勢，遂從其言，秘密赴桂，擬運動桂軍反袁以解寧軍的南京之圍，然后再視情況轉赴香港，（胡漢民為蔣所作碑記上說：“癸丑討袁，將有事于桂”。說明促使蔣翊武南下廣西的動因，不單純是“逃亡”，而是為了策反桂軍。帶有重要使命才有此行的，其意義與當日一班革命黨人失敗后出亡時大多相率東渡的情形，還是有所不同的）。8月29日，行至全州所屬興安縣唐家沖，不幸為駐軍統(tǒng)領秦步衢所捕，9月1日，由全州押解桂林，桂軍師長陳炳焜立即報請廣西都督陸榮廷分電武昌、北京請示處理辦法，黎元洪大喜過望，競電袁稱：“查該犯自稱鄂豫招撫使，私刻關防，廣發(fā)布告，逆跡昭彰，湘、鄂一帶黨羽眾多，不予迅誅，終為后患，請飭陸都督從速執(zhí)行顯戳”（見《黎副總統(tǒng)政書》一九一三年九月），袁即電陸“就地槍決”，陸奉電即令陳炳焜執(zhí)行，于1913年9月9日將蔣翊武槍殺于桂林麗澤門外。事后，原保皇派機關報，此時已淪為袁世凱政府喉舌的《時報》，于9月17日發(fā)布消息說：
“屢在鄂、湘謀亂之勛二位、陸軍中將蔣翊武，于湖南取消獨立后，本擬由漢、滬以竄東洋，因沿途緝拿甚嚴，乃由陸路竄往廣西，再逃往香港出洋。行至桂屬全州，竟運動桂軍官響應，以救南京之圍，致被桂軍拿獲，解往南寧（應為桂林），驗明確系正身，由陸都督榮廷電奉大總統(tǒng)命令，飭即槍斃”。
這樣，蔣翊武的廣西之行，便沒有達到欲救南京之圍的目的，反而因此丟了性命，良可慨嘆。關于蔣翊武烈士之死，二次革命的策動者李烈鈞就感慨良多，深為惋惜，特寫下感言，載入陳荊所撰《蔣翊武先生就義歷略》一書中（該書現(xiàn)藏湖南省圖書館）。
當蔣翊武被捕前后，正是南京討袁戰(zhàn)事吃緊之際。8月25日，柏文蔚從南京出走，總司令何海鳴又兼任江蘇都督，第八師師長等職，全權指揮，熊秉坤等亦協(xié)同參贊。應該說：何、熊諸公在南京的堅持，起了協(xié)調和維護軍心的作用。有人說：“世人但知黃興在寧討袁，不知何海鳴在寧討袁，黃支持了半個月即去，何卻支持了二十四天。正因為他敢于討袁，所以湖北黨人熊秉坤、梁鐘漢、江炳靈，祁國鈞等均愿與之共守危城，湖南士兵戰(zhàn)至最后一人也不屈服”。（賀覺非：《辛亥首義人物傳》下冊P.405）在南京保衛(wèi)戰(zhàn)中，天堡城凡五得五失，討袁軍表現(xiàn)了高度的英雄氣慨，8月28日，蕪湖為北軍海陸軍配合所攻陷，南京完全陷于孤立。8月29日，北軍完成了對南京城包圍，南京的形勢頓時險惡起來。這時，衛(wèi)隊連長某對隨何作戰(zhàn)的熊秉坤一行說：“你們走吧，我現(xiàn)在還可設法保護你們出城”。從之，出城后又遇一湖北工程營老兵，代他們托親戚兌換流通券，由大勝關搭日輪赴滬，流亡日本（見《辛亥首義人物傳》上冊P.255），關于撤退日期，據(jù)熊秉坤回憶，他們八月底離開南京時，南京尚在義軍手中。此點可與上述情節(jié)相印證。但同書第304頁則稱“直到張勛攻入才離寧赴日”，究以何者為是，待考）。30日，何海鳴、王憲章等主張以攻為守，決定于31日晚分為四路進攻，未果。9月1日早晨，北軍對南京城發(fā)起了總攻擊，張勛所部由朝陽門蜂擁而入，隨后大量的北軍在馮國璋的統(tǒng)率下已擁入南京城內。何海鳴、王憲章等率部在鐘鼓樓、內橋、鴿子橋、花牌樓等處與敵軍進行了激烈的巷戰(zhàn)，但終因敵我力量懸殊，一部由清涼山撤出城外，一部退守雨花臺。9月2日中午，何海鳴等率衛(wèi)隊及第一師第三團、第八師第二十九團殘部在雨花臺同北軍進行了最后的一戰(zhàn)，傷亡殆盡，隊伍潰散（見《民權報》1913年9月7日《民軍血戰(zhàn)記》的報導），何海鳴同少數(shù)親隨潛行至武定橋下乘小船逸去，始免于難。同日，南京陷落。
二次革命在本質上是辛亥革命的繼續(xù)，何、熊諸公及全體將士浴血奮戰(zhàn)，英勇保衛(wèi)南京達三周之久，為二次革命譜寫了最有聲色的一章。演出了不少悲壯搏斗的場面，受到了當時國內外主持正義的人士的高度評價，也就是為他們的早期革命生涯畫上了最完美的句號，其后，何海鳴“即在上海賣文為生，以迄病死，不可謂非文人中之健者也”。（《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二輯，注二十七）；而熊秉坤則始終堅持革命，追隨中山，服務軍界，在事業(yè)上頗有建樹云……這些都是后話，本文不贅。
綜觀以上所述，不難看出，蔣翊武與熊秉坤二公之所以受到時人的稱許與推重，不僅是由于他們在發(fā)動武昌起義，敲響清王朝的喪鐘方面體現(xiàn)了具有領袖群倫的才能與氣質，還在于他們對革命的性質與任務有著較之常人更為深切的理解和信仰，畢生為民主事業(yè)而戰(zhàn)斗。面對民初政爭激烈，各社團急劇分化改組，考驗著人們的政治決擇的時候，作為真誠的革命者，他們始終站在人民方面，義無反顧，置個人生死安危于度外，毅然投身到反抗袁、黎官僚統(tǒng)治的二次革命之中，為捍衛(wèi)共和體制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此點尤覺難能可貴，時至今日，我們仍能從中吸取許多教益。
——為紀念武昌起義（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