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日本的書法稱書道。一開始是從中國而來。據《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天皇58年，朝鮮百濟國使王仁進款《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是漢字傳人日本之始（在年代的推定上尚有疑問，故具體年份不詳）。但比它更早的時候，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已明顯知道漢字。王仁的來日，帶來了系統(tǒng)的漢字和漢文的典籍，因此是學漢文的真正開始。后來阿直竣、王仁的子孫來日后同化為日本人，作為東西文部住在大和、河內之地，任祭掃、出納等職。到了推古天皇朝代，日本與隋朝建立了邦交，隨著留學生和留學僧的歸國而帶來了中國書法。
日本后又崇拜起王羲之來，對日本的書法起了很大影響。到后期的假名書法時開始有了自己的特色,我們將日本書法按八個時代進行介紹，希望大家能通過此對日本書道有個初步的了解。
飛鳥時代書法
據《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天皇58年，朝鮮百濟國使王仁進款《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是漢字傳人日本之始（在年代的推定上尚有疑問，故具體年份不詳。）。但比它更早的時候，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已明顯知道漢字。王仁的來日，帶來了系統(tǒng)的漢字和漢文的典籍，因此是學漢文的真正開始。后來阿直竣、王仁的子孫來日后同化為日本人，作為東西文部住在大和、河內之地，任祭掃、出納等職。到了推古天皇朝代，日本與隋朝建立了邦交，隨著留學生和留學僧的歸國而帶來了中國書法。但是，百濟系的書家似乎在整個飛鳥時代一直被重用。
當時的書法主要有寫經、造像銘、墓志、碑文等，但遺品極少。首先應提到的是：圣德太子注釋《法華經》的自筆草稿本《法華義疏》四卷。它大約書于615年，當時太子42歲。有楷、行、草三體，運筆急速，字體圓轉輕妙，雖模仿六朝書風，但帶有一種民族化風格。
造像銘有法隆寺金堂釋迦三尊佛光背銘（628），為嚴整的六朝書體，又略帶日本味。法隆寺金堂四天王像佛光背上刻的造像銘，風格粗勁，與西魏時代的寫經體相近。碑文中有京都放生院橋寺的字治橋斷碑，它記錄了646年元興寺僧道登修造宇冶橋的經過，其厚重書風堪稱日本碑文中的杰作。
當時的書法，主要模仿中國六朝書體，由于不甚理解，故帶有一種被動的民族化?？偟膩碚f，距形成一代書風，還是比較遙遠的。
奈良時代書法
奈良時代書法藝術也在隋唐文化的影響下取得飛躍發(fā)展。由于遣唐使、留學生帶回唐朝書跡，唐代書風廣為流行，東晉王羲之書風備受尊重。這一時代的書跡從內容上可分類如下：
佛像銘文、墓志銘、詩書卷、寫經等。特別是與當時的佛教政策相呼應，諸大寺設立了寫經所，制作紙、筆、墨，進行大規(guī)模的寫經活動。當時的書法就是由于寫經事業(yè)的興盛而發(fā)展起來的。
奈良前期日本的寫經始于飛鳥時代，據記載，673年川原寺已經開始寫經?，F(xiàn)存天武14年（686）河內國志貴評（郡的古制）內知識結緣經——《金剛場陀羅尼經》，是日本最早的紀年經。本經書體極為細勁俊秀，存有后世寫經中未見的古風，在日本寫經中大放異彩。這種書體近似唐朝書家歐陽通風格，堪稱天武時期的寫經體。在雕塑、工藝美術項目中已述的長谷寺銅板法華說相圖，是同期作品，其下邊銘文的書體顯示出與它極為相近的風格。
除了佛像銘文外，在金石文上還有大量的墓志銘。繼《船王后墓志》（668）后，已知有《小野毛人墓志》（677），文林麻呂、威奈大村的兩墓志（707）、《下道冠勝母墓志》（708）、《伊福部德足比賣墓志》（710）。著名的石刻碑文為那須國造碑（700）、多胡郡碑（711）。它們與寫經體相異，書體更為自然，由于最早在中國書風上加人民族情趣而值得注意。
奈良盛期由于圣武天皇推行興盛佛教的政策，這一時期的寫經事業(yè)達到鼎盛。其真跡見于《大般若經》（712）。進入天平時期后，頻繁書寫浩如煙海的各種佛經，除了法華經、金光明經、華嚴經、大般若經外，還有圣武天皇劫愿一切經（734）、光明皇后發(fā)愿一切經（740、743）、孝謙天皇勒愿一切經（768）等。這些數量眾多的寫經有一部分流傳至今，可供研討當時的書體。早些時候的書體還殘留奈良前期的銳勁筆法，以后表現(xiàn)出典雅的盛唐樣式，完成了所謂天平時期的寫經體。這一時期的寫經代表作還有龍光院和奈良國立博物館的紫紙金字金光明經，賢愚經等。
正倉院傳存的《圣武天皇袁翰雜集》、《光明皇后筆樂毅論》、《杜家立成雜書要略》，是著名的詩書卷，都是摹寫王羲之的唐代摹本而成，筆意與寫經體通然不同。其中，《光明皇后筆樂毅論》以女性中少見的強勁筆勢，顯示出當時一代書風。正倉院有名的鳥毛篆書屏風和《東大寺勉物帳》也很有特色，它們的書風與上述詩書卷不同，不拘形式，自由書寫。
著名的金石文有：粟原寺三重塔的伏缽銘（715）、藥師寺三重塔露盤的擦銘（730）、藥師寺佛足石歌碑、小治田安萬呂墓志（729）、僧行基墓志（749）殘片、石川年足墓志（762）。特別是佛足石歌碑，不僅在書法史上，而且在日本文學史上也有珍貴史料價值。
從水平上看，奈良時代的書法當以詩書卷最為優(yōu)秀，寫經次之，金石文再次之。
平安前期書法
平安前期雖然在奈良時代通過寫經接受了唐朝嚴整的書風，但只有進入平安時代后，這些書風才深入滲透，進而出現(xiàn)學唐朝諸大家書法而自成一家的人。最著名者是所謂“三筆：空海、嶄峨天皇、橘逸勢，空海和逸勢人唐后還馳名中國。
空海的代表性遺品有：寫給最澄的《風信帖》（存教王護國寺）、《聾蓄指歸》（存金剛峰寺）、《金剛般若經解題》（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其書風學王羲之，又脫胎換骨而有和風之兆。嶄峨天皇遺有《光定戒牒》（存延歷寺）、《李峪百首》（存陽明文庫），學空海而另立一派，有帝王之氣。桃逸勢沒有留下可靠的作品，傳為逸勢筆的御物《伊都內親王愿文》（宮內廳）也是王羲之風格，但筆法上更有個性。上述“三筆”在日本推廣王羲之及唐朝書風，一方面促進了漢字書法的繁榮，一方面造成由奈良末期萌芽的假名書法一時間消聲匿跡。
其他重要書法家首屈最澄，他寫給空海的《隔帖》（奈良國立博物館），是表明其清廉人格的杰作。
三筆之后，日本書法在平安后期走向和祥化。
平安后期書法
平安后期確立了和樣書風，改變了以前僅僅受中國書風的歷史，出現(xiàn)永遠作為法書典范而被崇仰的作品。在漢字世界，被譽為“三跡”的書家探索和樣化之路；在假名世界，出現(xiàn)連綿流麗的假名書風。三跡指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
小野道風（894～966）是最早推進和樣化的書家。作為他的代表作而知名的《屏風土代》（御物），是928年他35歲時為在宮廷屏風寫大江朝綱的詩而作的草稿，其書風是在王羲之風格的書體上增加圓味。他還留有《三體白氏詩卷》（正木家）、《玉泉帖》（御物）。
藤原佐理（944～998）繼道風之后開創(chuàng)獨自境地。代表遺作《離洛帖》，是他47歲時的信，在被任命大宰大戰(zhàn)赴九州途中寄發(fā)春宮權太夫藤原誠信。書風相對道風之圓滑而呈現(xiàn)明顯的銳角，具有個性。他25歲時的書跡《詩懷紙》也很知名。
藤原行成（972～1027）被譽為當時最有成就的書家。他的確切筆跡已知有：47歲時的《白氏詩卷》（東京國立博物館）和約49歲時的信。書風平穩(wěn)圓潤，格調很高。道風的書法雖有意識改變王羲之書風，但失之生硬；佐理的書法雖追求個性，但失之安雅；行成的書法有成熟的和風感，運筆的軌跡平穩(wěn)曲折，合乎觀者的心情。三跡之中，行成最受推崇的理由也在此。
三跡之后，平等院鳳凰堂廓色紙形書（1053），據說是當時名手源兼行手筆，然無確證，它與程式化的寫經文字不同，無疑出自著名書家之手。
從11世紀末期起，先后出現(xiàn)行成之孫藤原伊房（1030～1096）和伊房之孫藤原定信（1089～1151）。他們追求疾速銳勁書風，并使這種書風推廣。
在平家納經（1164）中也出現(xiàn)同樣的書風。但在12世紀，卻是藤原忠通（1097～1164）的書風流行。較之行成的書風，他采取直線的結體稍微加強，運零更為疾速。由忠通創(chuàng)始約法性寺派在12世紀末13世紀初的書法領域占主流地位。
比漢字世界更加走向和樣化的，是假名書道。草假名是萬葉假名的簡化，從漢字的草體和筆記體的簡體中脫穎而逐漸成形。最初是一字一字分離書寫的獨草體，從10世紀起則是連續(xù)數字書寫的連綿體，與料紙之美相對應，建立起雅致的書風。從藤原定家（1162～1241）忠實模寫紀貫之書的《土佐日記》看，字體接近今天的平假名，可以窺見連綿體的早期書風。《土佐日記》著于承平五年（935），作為假名書法發(fā)展的早期資料而引為珍品?！肚锉翁罚|京國立博物館）通過萬葉假名記錄48首古歌，從某種意上說是將漢字寫成假名書法的風格。11世紀的遺作有被稱為《高野切》的《古今和歌集》抄本，是假名書法的典范。
到了12世紀，遺例增多，京都西本愿寺《三十六人集》是其中著名的大部頭，至今可區(qū)別20人的筆跡，顯示出當時的假名書法大勢?！对词衔镎Z繪卷》的文字書法也是當時的遺例之一，而且還并立著正宗的古樣和創(chuàng)意的新樣兩種風格。至12世紀后半期，出現(xiàn)屬于法性寺派的假名書法，《伴大納言繪卷》文字書法是其一例。
隨著假名文字的發(fā)展，料紙的裝飾也追求盡善盡美，有的賭云母或刷云母，有的蠟染。西本愿寺《三十六人集》答集了料紙裝飾的所有技法。由金銀泥構成的折枝紋樣最為流行，還有意使色紙斷裂而留白，或將色彩重疊拼貼，以造成不同的裝飾效果。《平家納經》多用金銀，與地色相適應，用石綠、石青、朱砂三色濃淡相映地書寫文字，書法完全與料紙裝飾融為一體?！镀郊壹{經》無論在書法、料紙、卷軸、卷頭、題簽上都凝聚著意匠，達到裝飾藝術的極致。
鐮倉時代書法
鐮倉時代書法大體上分為和樣與唐樣兩大類。
在和樣書法上，鐮倉初期仍流行藤原忠通創(chuàng)始的書風——法性寺派，以《熊野懷紙》為最?！缎芤皯鸭垺肥菂桒B羽天皇去熊野三山參拜途中開和歌會，并書寫自己詠歌的懷紙，現(xiàn)存1200年和1201年兩度和歌會的懷紙。其中包含后鳥羽天皇、寂蓮、藤原家隆、藤原雅經、藤原定家等當時歌人或書家之類文化名流的筆跡，但大致不出法性寺派。即使是有個性的定家書風、被作為后京極派始祖的后京極良經書風，也不脫法性寺派察臼。既抑揚頓挫又具有銳勁和力度的書風，以承久之變?yōu)榻缍暷溘E，穩(wěn)重的書風支配書壇。后京報良經之子藤原教家、定家之子為家的書法，比起他們的父親來明顯穩(wěn)重柔和。代表這種傾向的是伏見天皇的書法，它學習藤原佐野、藤原行成，字形嚴整中見出平穩(wěn)之趣。伏見天皇之子尊圓親王，向世尊寺行伊學書。他的書風源于平安末期以來的世尊寺派，不僅深受當時喜愛，而且被稱為青蓮院派而成為后代的御家派之源。
與傳統(tǒng)的和樣書法相對，興起了受到中國宋代書風影響的唐樣書法。中國從唐末起便針對恪守東晉王羲之書風的保守傾向，出現(xiàn)創(chuàng)造獨自書風的新動向。至北宋，涌現(xiàn)出蔡襄、蘇軾、黃庭堅、米世四大家，建立注重精神表現(xiàn)的逸格書風。其中，黃庭堅對樣學素養(yǎng)很深，其氣魄銳勁的書風廣為禪僧喜愛。1178年，明廉榮西寫的誓愿寺《孟蘭盆一品經緣起》，已經強烈透露出黃庭堅書風的影響。接著由中國歸日的掉僧俊苗在1219年寫的《造泉涌寺勸緣疏》也同樣接受了黃庭堅的書風。其他的由宋歸日僧如圓爾辨圓、希玄道元等也同樣留有宋式書風。到了13世紀中葉，蘭溪道隆、兀庭普寧、子元祖元等宋僧來日，將禪宗真正傳播到日本，宋風書風開始在日本樣林普及。在禪宗界，師父的印可狀與頂相一起作為傳法的憑證深受重視，這些書跡至后世引為珍貴。來日宋僧中，蘭溪道隆向深得米勞筆法的南宋張即之學習，格調高雅。日本禪僧在訪問中國時也從中國帶回大量的師父墨跡。尤其是大燈國師的筆跡顯示出出類拔萃的筆力。這種宋樣筆法僅限于樣林，沒有普及到一般民眾。進入14世紀后，天皇歸依樣僧，接受樣林書法的影響，于是折衷了和樣與唐樣，建立所謂哀翰祥。深深歸依大燈國師的后醍醐天皇的筆跡是其典型。
室町時代書法
室町時代是書法史上最沉滯的時代。在和樣書法方面，由于文化中心由公家向武家轉移而失去社會基礎，停留于前代榮耀的世尊寺派和青蓮院派的末流上，出現(xiàn)流派繁蕪的局面，但都墨守陳規(guī)，書法本身的藝術性低劣，如：后圓融院的政筆派、飛鳥井雅親（1417～1490）的飛鳥井派、飯尾宗抵（1421～1502）的宗抵派、雅親之弟雅康（1436～1508）的二樂派、后柏原天皇的后柏原院派、牡丹花肖柏（1445～1527）的智派、三條西實隆（1455～1537）的三條派、山崎宗鑒（1465～1553）的宗鑒派、等等。
唐樣書法繼承前代而盛行于樣林間，但隨著禪宗的世俗化，書法也衰微。義堂周信（1324～1388）、絕海中津（1336～1405）的墨跡尚有賞幌之處。以后則變成抄本式程式，在詩畫軸的贊上還留有許多書作，被稱為五山派，包括玉畸梵芳、仲方圓伊（1354～1413）、愚極禮才（1373～1452）、江西龍派（1375～1446）、心田清播（1375～1447）、絲云等連（1389～1470）等人。應仁之亂后，出現(xiàn)反映時代的狂逸體，值得注意。一休宗純（1394～1481〉、了庭桂梧（1424～1514）的書作獨樹一幟，特別是一休的墨跡，筆法狂放，不拘一格。
桃山時代書法
在桃山時代美術的諸領域中，只有書法是遲緩地從前代的沉滯中擺脫出來。在16世紀后半期，仍然在沿襲程式化的青蓮院派。唯有豐臣秀吉書狀中不拘形式的自由風格，與桃山人開放的心胸相適應。進入17世紀后，古典復興的風氣在以官廷為中心的文化人中興起，使書壇萌發(fā)了新動向。
宮廷的近衛(wèi)信尹（1565～1614）是這種動向的代表。他是乙太政大臣近衛(wèi)前久之子，性格豪爽，其書法初學青蓮院派，以后轉習宋代強勁書風，在和樣中融合樣宗風味，推出奔放的男性書風，與桃山風氣如出一轍。初滿山屏風、伊呂波屏風（京都禪林寺）、與后陽成天皇、父前久合作的《新選朗詠集》（京都陽明文庫）上，充分體現(xiàn)了他有個性的書風特征。
本阿彌光悅既是書法家，也是畫家、工藝師，活躍于桃山末、江戶初，給當時的和樣書法吹入新風。
江戶時代書法
在早期，本阿彌光悅、松花堂昭乘給和樣帶來新生命；中期以后，吸收明朝書風的唐樣迅速普及；幕末，產生良寬的清純書風。但從整體上看，很少推出有價值的作品以取代古代和中世的典范作品，也許應該在向民眾廣泛普及這一點上，尋找該時代書法的意義。
早期進入17世紀后，書法領域出現(xiàn)古典復興的新風氣，產生近衛(wèi)信尹的男性書風。與信尹并立的知名書法家是本阿彌光悅，他作為書家而活躍的年代是17世紀初，即他的晚年。光悅在傾慕前代書風的同時，吸收宋朝書風的要旨，推出富有頓挫和濃淡變化、從而產生豐麗量感的獨特裝飾書風。其書風之美，在宗達作金銀泥底繪的《四季草花下繪和歌卷》（翻山紀念館）、《鹿下繪和歌卷》（熱海美術館等地）上發(fā)揮得淋漓盡致。
松花堂昭乘（1584～1639）在繪畫領域也有非凡的才能，作為書家則傾慕空海，推出堪稱新大師派的書風，又對程式化的青蓮院派注入新生命力，開創(chuàng)沈本派。他的書風形體整然，淬厚近人。信尹、光悅和昭乘因都活躍于寬永年間，且成就各—而影響相當，遂并稱寬永三筆。
進入中期后，和樣書法再度出現(xiàn)停頓狀況。僅有近衛(wèi)家熙（1667～1736）深入研究和漢古書跡，被譽為“稀世善書者”。但他的本領在于臨書，缺乏創(chuàng)造性。繼承青蓮院派的御家派和樣書法，被采用為幕府的公文書體，廣泛普及民間，但因過于強調實用，致使缺乏藝術性。
中國書風系統(tǒng)在江戶早期，僅僅沿襲前代的五山樣，唯有武家出身的文人石川丈山（1583～1672）的隸書值得注意。進人中期后，以明朝滅亡為機緣來日的隱元（1592～1673）、木庵(1611～1684）、即非（1616～1671）等黃梁僧人和儒學家朱舜水（1600～1682），介紹了明朝書風，被稱為唐祥的新書風，在知識人士中開始流行。唐樣這一用語，廣義上有時指全部中國書風，但一般指江戶中期開始的這一新書風。在唐祥書家中，首先應提到的是北島雪山（？～1697）。他原為熊本的藩醫(yī)，曾在長崎向黃梁僧學書，又從清人俞立德處接受明朝文徽明的書法，從而推出格調高雅的書風。毯的書風又為細井廣澤（1658～1735）繼承。此外，著名儒者荻生徂來（1666～1728）的奔放草書，學者兼政治家新井白石（1637～1725）的秀潤行書和楷書，堪稱江戶中期唐樣書法的代表。
進入后期以來，唐樣書法與文人畫同時滲透到各地崇拜中國文化的知識人中間，出現(xiàn)多樣的發(fā)展。他們不僅研究明朝書法，而且遠溯晉唐未書風進行廣泛研究。著名漢文學家、歷史學家賴山陽（1780～1832）的書法充滿才氣。江戶的龜田鵬齋（1752～1826）的書風有奇趣。江戶的市河米庭（1779～1858）、卷菱湖（1777～1843）、京都的貫名海屋（1778～1863）被稱為慕末三筆，他們有系統(tǒng)地研究了中國的各種古今法書而自成一家，門下聚集著眾多弟子。比如晚年的市河米庵，據說擁有包括大名、僧倡在內的門人達5000人之多。由此可以窺見唐樣書法在幕末的流行。
但是，比這些儒者書家更受推崇的，是三位僧人書家：寂嚴（1702～1771）、慈云（1718～1804）、良寬（1757～1831）。他們分別是備中、河內、越后的有名僧人，其書風與職業(yè)書家不同，都是為了自娛而揮寫的，筆法不拘形式，清高脫俗。其中最著名的良寬是神官之子，約22歲出家，在備中玉島圓通寺僧國仙指導下修樣，還出游于四國、九州。38歲頃歸里，以后定居越后，終生處于“多逸話、超世俗”的生活中。他還是有名的歌人。在書法上，他以自由的態(tài)度吸收了日本和中國的古代法書精粹，包括傳為道風的《秋蔽帖》和唐代懷素的《自敘帖》，推出充滿清淡之美的獨特書風。這種無為而感到人間溫情的書風，作為他生活和人格的反映，吸引了眾多追隨者。
作為文人畫家而著名的池大雅，也酷好書法，其脫俗的風格，與這些僧人書風相近。他的書法從明朝書風出發(fā)，可以說屋于唐樣，但其大度的性格也充分反映在書風上，既根底扎實，又變幻自如、個性強烈，在當時文人書法中堪稱逸格。
禪僧白隱的超技法破格書風，也與其畫風一樣以特異的精神近來引起重視。 （佚名）
嵯峨天皇《光定戒牒》
《光定戒牒》是嵯峨天皇于弘仁十四年(823)為最澄的弟子光定(779—857)書寫的受戒證明書。這幅宸翰將歐陽詢的楷書和空海大師的行草書巧妙地交織在一起，體現(xiàn)了他對歐陽詢書法的仰慕和空海書風對他的強烈影響。其書筆力遒勁，具有從容不迫的王者之風。天皇賜與光定戒牒一事，在《帝王編年記》和光定所著的《傳述一心戒文》一書中均有記載。此卷現(xiàn)在北睿山延歷寺敕封秘藏。據說使用的紙張與王羲之《喪亂帖》和光明皇后的《樂毅論》一樣，是當時最珍貴的縱簾紙。
嵯峨天皇(786-842)，大同四年(809)嵯峨天皇即位。在日本文化史上，嵯峨天皇的時代被稱為弘仁時代。嵯峨天皇作為弘仁時代的最高權威，積極地推進新文化政策。他雖然未曾來過大唐帝國親自感受盛唐文化的繁榮，但他對晉唐文化藝術的崇尚與傾倒，卻是有口皆碑的。嵯峨天皇即位不久，即著手獎勵興辦文教事業(yè)，設立藏人所，設置檢非違使，制定弘仁格式，即改訂律令，補充法典及實施細則。弘仁十年(819)下詔書令全面開展唐風化，于是，服飾、位記、宮廷諸門額等一切都改為唐風?？梢哉f，弘仁時代，是中國文化備受推崇的年代。
眾所周知，唐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黃金時代。先有初唐四杰(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崛起，英姿逸發(fā)的天才詩人們銳意創(chuàng)新，改革文風；接著李白汲取楚辭和樂府的營養(yǎng)，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浪漫主義的詩風；杜甫以其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遠大的政治抱負和鮮明的時代色彩，成為我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李白和杜甫是詩歌創(chuàng)作上劃時代的兩座高峰。盛唐時代又涌現(xiàn)出以孟浩然、王維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和邊塞詩人高適，岑參和王昌齡。風氣所及，日本朝野上下無不竟以學習中國詩文為榮。
在詩文方面，奈良時代出現(xiàn)了日本最初的漢詩集——《懷風藻》。與此同時，集日本古代和歌之大成、被譽為“日本詩經”的《萬葉集》也問世了，這是日本文學史上第一部優(yōu)秀的抒情詩集。至平安時代初期，由于日本對中國文化的長期汲取和融合，開始結出豐碩的成果。嵯峨天皇的弘仁時代，出現(xiàn)了大量的漢文著作和以漢文形式編纂的書籍。
貴族文壇完全沉浸在漢詩文的熱潮之中。
這個時期，《凌云集》、《文華秀麗集》、《經國集》三部敕撰的漢詩集相繼應運而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嵯峨天皇的傳世之作，以《光定戒牒》、《哭澄上人詩》、《李嶠雜詠殘卷》最負盛名。
橘逸勢《伊都內親王愿文》
這是天長十年(833)橘逸勢為桓武天皇的第八皇女伊都內親王遵照母親藤原平子的遺言，將墾田十六町(一町等于三千坪，約9930平方米)、莊一處，作為香燈讀經料捐獻給山階寺(現(xiàn)為興福寺)而書寫的祈禱文。端莊豪邁、遒勁雄渾的筆致，自由奔放、抑揚緩急的韻律，字里行間無不浸透著晉人王羲之書法的骨格，同時又令人強烈地感受到積極攝取大唐新時代書風的氣息。卷尾處，用不同的筆法書寫“伊都”二小字，這恐怕是內親王自己的署名。書面紙上，有二十五處押有上下交錯的朱文手印。這也許是內親王情感表達的特殊方式。對橘逸勢書法的評價，據《文德實錄》載：“猶妙隸書，宮門榜題，手跡見在。”
此外，據傳興福寺《南園堂銅燈銘》也是他的書法。在空海的《三十帖冊子》里邊，也有橘逸勢的作品混入其中。
橘逸勢(?-842)，左大臣橘諸兄的曾孫。如前所述，在延歷二十二年(804)曾與空海、最澄一起渡海入唐留學。在平安三筆之中，他的官位最低，能儕身于其中，與空海、嵯峨天皇相比肩，可見他的書道造詣不同凡響。他在唐留學期間，潛心研究李北海和柳宗元的學問，其深厚的漢學修養(yǎng)和風流倜儻的性格，與唐代文人雅士毫無二致。非凡的才能令唐人驚嘆，被親切地稱為“橘秀才”。
日本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6)八月，橘逸勢又與空海一道搭乘遣唐使判官高階遠成的船返回日本。歸國后，他不像空海和最澄那樣活躍和得到天皇的重用，等待他的是由其性格所帶來的悲劇?！独m(xù)日本后記》對他性格的評價是：“放誕，不拘細節(jié)。”承和七年(840)他被任命為但馬權守之職。三年后，因"承和之變"而卷入了圍繞皇位繼承問題展開的政治斗爭的漩渦，遂以謀反罪流放到伊豆半島。八月十三日，在遣送的途中，病人膏盲的他帶著莫須有的罪名和懷才不遇的遺憾，病死在遠江國的板筑客棧里。據說他的女兒在他流配伊始，便日夜兼程地跟隨其后。父親死后，她削發(fā)為尼，在墓地前建庵守尸?；蛟S女兒妙沙尼的孝心感動了上蒼，嘉祥三年(850)得以歸葬故里，為五位下。
仁壽三年(853)文德天皇為他恢復了名譽和橘氏本姓，并追贈從四位下的品位。
關于橘逸勢的書法，唯有《伊都內親王愿文》是公認的傳世代表作。
空?！度麅宰印罚埍灸珪?，14．O x 14．0cm。京都仁和寺藏。
《三十帖冊子》是空海對從唐請來的金剛、胎藏兩部經論所作的研究筆記，全部三十帖裝幀成一冊，故而得名。據說其中也有三筆之一，與空海一起入唐的留學生橘逸勢的親筆書作。此帖被推斷為空海在唐期間的作品，是繼《聾瞽指歸》之后的早期力作，創(chuàng)作時大約三十二歲。此時的中國正是書法家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大家輩出的時代，顏真卿去世不過百年，柳公權還是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在這樣的大文化背景下，空海深受影響并努力把唐風融入到自己的書創(chuàng)作實踐之中，個人的風格已初見端倪。根據舟橋秀賢所作的《弘法大師書流系圖》，可知空海的脈系為：“蔡邕一蔡琰一衛(wèi)夫人一王曠一王羲之一王獻之……智永一虞世南……徐浩-徐（王壽）-韓方明一空海一嵯峨天皇?！贝藞D寫明韓方明是空海的書法老師。韓方明曾著有《授筆要說》一篇，收錄在宋陳思編纂的《書苑菁華》一書中。在《遍照發(fā)揮性靈集》卷三“敕賜屏風書了即獻表并詩”一文中，空海寫道：“空海，嘗遇解書先生，略聞口訣?！边@里的解書先生即指韓方明，口訣或是指他的《授筆要說》。總之，入唐留學求法對空海而言，可以說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機。
空海(774-835)，寶龜五年(774)六月十五日生于贊岐國多度郡弘田鄉(xiāng)，自幼有神童之美譽，乳名真魚，父佐伯直田公。十五歲時隨舅父阿刀大足學習漢文文章、史傳和儒家經典(阿刀大足是桓武天皇的皇子伊予親王的老師)?？蘸Ｊ藲q時入京都大學遼明經科研修儒學，從而打下了漢學修養(yǎng)的堅實基礎。由于佛教興味的驅使，中途退學，到深山密林中苦修“懺悔”之法。游歷大瀧岳、室戶崎等地，遁入原始密教世界之中。二十四歲時著有《三教指歸》，可謂皈依佛教的宣言書。在此書中，空海就儒、釋、道三教相互比較優(yōu)劣，認為孔子的儒教是俗世之微風，老子的道教乃神仙之小術、，唯有釋迦的佛教才是不二的法門。
為了解明深奧的佛教教義，掌握普渡眾生的佛教真諦，于是立志入唐求法。延歷二十三年(804)七月，空海終于如愿以償，他得到桓武天皇的特別恩準，與最澄、菅原清公以及留學生橘逸勢一起搭乘遣唐大使葛原野麻呂的船渡海入唐，時年三十一歲。
此時唐朝佛教宗派較為盛行的有天臺宗、華嚴宗、禪宗和密教?？蘸５诌_長安后，以極大的熱情遍訪各地高僧，如饑似渴地汲取文化知識。八零五年，投拜長安青龍寺真言宗七祖惠果(746—805)的門下?；莨鳛椴豢崭呱膫魅耍鵀樘拼?、德宗、順宗三帝授過灌頂儀式，在密教宗派中享有崇高的聲望。這位才華橫溢且來自東瀛的出家人，惠果對他厚愛有加，為他授胎藏界、金剛界灌頂，接受密教的洗禮，并贈他以“第八祖遍照金剛”的法號，從而使空海獲得了密教正宗嫡傳的最高榮譽，其意義之深遠，及師生情意之深厚可想而知?？蘸Ｈ胩茣r間一年有半，在八零五年十二月，惠果圓寂。在彌留之際，惠果贈空海《金剛頂經》及其他密教典籍、法器等，并囑咐他：“早歸鄉(xiāng)土，以奉國家，流布天下，增蒼生?！庇谑?，日本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6)八月，空海藝業(yè)學成，又與留學生橘逸勢一道，搭乘遣唐使判官高階遠成的船回歸日本。
空海歸國后，將從中國帶來的大量新譯佛經、密教經典、法器目錄和奏表獻給平城天皇，受到天皇的極大賞識，并恩準在京都北部的高野山寺創(chuàng)設灌頂法壇，眾多的僧人在此接受灌頂。弘仁二年(811)六月，空海又將從中國帶回的大量物品獻上給嵯峨天皇，其中除佛教經典外，還有《歐陽詢真跡》、《大王諸舍帖》、《不空三藏碑》及其他詩文集等。空海擅長詩文，深諳書畫之理。由于文事興味相投，天皇常召請他人宮，切磋書藝，清談唐風志向，彼此建立的深厚友誼介于師友之間。弘仁十四年(823)正月，嵯峨天皇把位于京都的東寺賜與空海作為真言宗的根本道場，從而奠定了空海在日本密教中的領袖地位?？蘸３蔀槿毡菊嫜宰诘木喸煺撸c嵯峨天皇對他的賞識與支持是分不開的，真言宗也因此作為一個獨立的教派而活躍于日本的佛教界。
空海的書法，公認為真跡的有如下幾種：入唐前的《聾瞽指歸》；在唐期間的《三十帖冊子》；歸回日本后的《風信帖》、《灌頂歷名》、《金剛般若經》、《崔子玉座右銘》、《真言七祖像贊并行狀文》等。
最澄《久隔帖》，弘仁十四年(813)作，紙本墨書，29．2 x 55．2cm。奈良國立博物館藏。
《久隔帖》是他最負盛名的書法代表作，也是他唯一傳世的親筆書信，是他致高雄山寺在空海門下修行的弟子泰范的手書。因開始有“久隔清音云云”而得此名，作此帖時最澄四十七歲，空海四十歲?？蘸Ｔ鳌爸袎鄹信d詩”(收錄在《性靈集》卷三)贈給最澄，最澄因其中有“一百二十禮佛”、“方圓圖”及“注義”等出處不太明了，無法復信給空海，因此委托弟子泰范了解個中大意以便唱和。最澄的書法，在一股輕妙的筆致之中，令人感受到一種溫雅清澄的高尚品格，同時也透露出受王羲之《集字圣教序》書風影響的痕跡。
最澄《羯磨金剛經目錄》，弘仁二年(811)作，紙本墨書，27．9 x 37．0cm。滋賀延歷寺藏。
《羯磨金剛目錄》，是最澄在從中國大唐帶回的眾多的“請來品”中，將密教法具、文書經典及六十六種寶物奉納給比睿山止觀院及鎮(zhèn)國道場時而寫的登記目錄。因卷尾有“弘仁二年(811)七月十七日最澄永納”的識語，可推斷是最澄四十五歲時的筆跡。此卷筆法顯得極為自然圓渾，隨意之中又有嚴謹認真的態(tài)度。
最澄(767-822)，神護景云元年(767)生于近江國滋賀郡古市鄉(xiāng)，父三津首百枝．最澄幼名廣野，十二歲時隨近江國的行表國師出京，延歷二年(782)得度，二年后，在東大寺受具足戒。在比睿山修行達十年之久，其影響力才逐漸為世人所知曉。延歷十六年(797)被選為內供奉十禪師之一，開設《法華經》講壇，以在日本創(chuàng)立天臺法華宗為己任。如前所述，受桓武天皇的恩賜，于延歷二十三年作為遣唐使的一員與空海、橘逸勢一起東渡大唐。他在唐雖只有短暫的八個月時間，卻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從浙江省天臺山修禪寺座主道邃受大乘圓頓戒，從佛隴寺的行滿入天臺法華宗的法門，并得到天臺教籍八十二卷及眾多經典。延歷二十四年(805)五月，最澄搭乘遣唐使的船回國。最澄向桓武天皇獻上從中國帶回的大量的佛教經典章疏，《金字金剛經》、《金字妙法蓮華經》及圖像、法器等。天皇對最澄所提出的“守護國家，利樂眾生”的思想，也大加贊賞。敕在京都北面的高雄山寺設立法壇，創(chuàng)立天臺法華宗，為諸寺高僧受戒傳法。弘仁十三年(822)六月四日，因病人寂于比睿山中道院，時年五十六歲。如前所述，嵯峨天皇曾作言律詩《哭澄上人詩》來悼念最澄。清和天皇貞觀六年(864)，即在最澄死后的四十五年，被賜與“傳教大師”的謚號。
最澄有關佛教及繪畫方面的著述頗多。在宗教領域他與空海并稱：空海為真言宗密教的領袖，最澄則是天臺宗開山的祖師。最澄傳世的書法有《久隔帖》、《羯磨金剛目錄》等。
最澄與空海作為一起入唐的留學僧，共同的理想和事業(yè)的追求使得他們成為知己，兩個人之間的書信往來，不僅成為宗教界有價值的史料，也成為日本書道史的重要篇章。最澄開山的天臺宗與空海所創(chuàng)立的真言宗并駕齊驅，成為平安時代日本佛教界最有影響力的兩大派別。
小野道風《玉泉帖》
因首行有“玉泉南澗花奇怪……”而得此名。全文由四枚楮紙組成。書寫的內容是從白氏文集卷六十四中精選出四首，楷書、行書、草書相互交織在一起，濃淡乾濕、大小錯落、極盡變化，釀出渾然一體的調美。書風自由奔放，就道風自身而言也是會心之作，從中可以感知他對王羲之書法的繼承并非停留在簡單模仿的層面上。所謂“再生”，指的正是他的創(chuàng)造。他對空海的借鑒和對唐懷素《自敘帖》筆法點畫的參照，無不說明了他的革新精神。在卷末自跋中他寫道：“以是不可為褒貶緣，非例體。”這或許是他樹立的新書風。
小野道風（894-966），太宰大貳葛弦之子，祖父為平安初期著名學者、漢詩人小野篁(802—852)。根據《古事記》和《新撰姓氏錄》、《小野氏圖》、《圖系纂要》等書籍記載，得知小野道風是推古天皇十五年(607)派遣的遣隋使小野妹子的后裔。延喜二十年(920)因善書法而被選人藏人所，歷任少內記、內藏權助、右衛(wèi)門佐、木工頭至內藏權頭，敘正四位下之職。日本書道史上，繼平安初期活躍于書壇的三筆——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勢之后，時隔百年小野道風又隆重登場了。據《天德三年八月十六日對詩行事略記》載：“木工頭小野道風者，能書之絕妙也。羲之再生?！笨梢哉f，小野道風是以專業(yè)書道家的身份了此一生的，其書風風靡一世，走紅醍醐、村上、朱雀三朝。小野道風的書風正是在強調國風化的熱浪中產生的。他作為“三跡”杰出的代表，其書風標志著“和樣”書法的確立。他接受王羲之書法字體中堅實的構筑美，以求格調高古；運用蜿蜒豐潤的筆致，重筆和淡墨的參差變化，以增強節(jié)奏韻律的跳躍，形成了區(qū)別于他人的獨特書風。
現(xiàn)存道風的遺品有：(1)《玉泉帖》一卷，宮內廳藏；(2)《三體白氏詩卷》一卷，正木美術館藏；(3)《屏風土代》一卷，宮內廳藏；(4)《智證大師謚號敕書》一卷，東京國立博物館藏；(5)《常樂里閑居詩》一卷，前田育德會藏；(6)《白氏文集卷四》一幅，本間美術館藏；(7)《白氏文集卷四》一幅，春敬紀念書道文庫藏。
藤原佐理《詩懷紙》
這是日本現(xiàn)存最古的詩懷紙。日本懷紙的書式和中國的冊頁差不多，是詩人在詩會或歌會中將自詠詩書寫在短冊或卷軸上，所謂“懷紙”也許就有不能忘懷這一美好時光的含意。這篇詩懷紙有佐理的署名“右近權少將佐理”，可知書寫時間是在康保三年(966)正月至安和二年(969)十月之間。據《日本紀略》安和二年三月十四日條記載：“太政大臣移座花下，賦一絕，隔水花光合?！贝似谝恍星宄貙懼骸澳捍?，同賦隔水花光合，應教一首。”詩歌會的主持者即是他的祖父藤原實賴，詩會上漢詩和和歌可以自由選擇，佐理選擇了漢詩。由此可以斷定此卷是佐理二十六歲時在特定的場合下書寫的作品。通幅氣韻生動，筆法精熟，其間也可窺出學習道風的痕跡。
藤原佐理《頭辯帖》
《頭辯帖》被認為是佐理五十五歲時的筆跡。長德三年(996)四月五日他被任命為太皇太后宮權大夫，翌年正月二十五日兼任兵部卿。此帖可能是他再度歸還京都之后的作品。中鋒用筆，圓潤遒勁，因墨色濃淡干濕極盡變化，故而大大地增強了節(jié)奏跳躍的旋律感。
藤原佐理《離洛帖》，正歷二年 (991)作，紙本墨書，30．6x 62．4cm。東京〔々帛〕山紀念館藏。
《離洛帖》是他的書信中最精彩的一篇，寫此信時年四十八歲。正歷二年(991)正月二十七日，佐理被任命為大宰大〔々式〕之職。然而在赴任的途中，行至長門國赤間泊(今山口界下關市)才想起，臨行前忘記了向攝政大臣藤原道隆致就任演說了。這是非常失態(tài)的事情，只好在旅途中寄信給道隆的從兄弟春宮權大夫誠信以檢討自己的失。這件作品富于生氣與變化，筆勢雄勁大膽，如天馬行空，縱橫恣肆，其力量與韻律感無不得到盡情的發(fā)揮。
藤原佐理（944-998），在日本書道史上，繼平安初期的“三筆”之后，藤原佐理(944-998)與小野道風和藤原行成一起并稱為“三跡”。小野道風開創(chuàng)的和樣書風，又被佐理繼承、發(fā)揚光大，使草書的線條更洗練柔潤且富有彈性，頗似假名那樣連綿游絲的筆法穿梭其間，顯得格外生動且變化莫測。
佐理的父親敦敏，為正五位下左近少將。母親為正四位下宮內卿藤原元名之女。佐理四歲時，他的父親以三十六歲之英年早逝。此后，全靠祖父實賴撫養(yǎng)。實賴官至攝政太政大臣。佐理的曾祖父藤原忠平為關白太政大臣。由此可見，佐理生長在一個門庭顯赫的貴族家庭之中。佐理在其祖父實賴強有力的庇護下，官位晉升順利，天德四年(960)當其十七歲時就任近衛(wèi)將監(jiān)之職。應和元年(961)正月二十八日，十八歲的佐理和六十八歲的內藏權頭小野道風二大能書家初次在清涼殿晤面，共同為殿內的殿舍和門額揮毫題字。這之于道風，是書道生涯中最后一次的壯舉，而作為佐理，卻是他的書法嶄露頭角的第一次亮相。天元、正歷年間，佐理官至正三位參議兵部卿。在他二十五歲時，祖父實賴辭去太政大臣之職，書寫上表文這一得天獨厚的殊榮無疑非佐理莫屬。從此，他以著名能書家之盛名飲譽書壇。安和元年(968)為正五位下，二年后進藏人、右中弁之職。翌年天祿元年，作為佐理唯一的強有力的支持者攝政大臣實賴辭世，不過此時佐理早已確立了能書家的地位。貞元二年為正四位下，翌年三十五歲時出任參議，列席于公卿之間。繼而，歷任贊岐守、伊予權守、勘解由長官、美作守等職。永觀二年(984)提升為從三位。永祚二年(990)為兵部卿，正歷二年(991)正月任大宰大，又兼任皇后宮權大夫，翌年進正三位。長德四年(998)五十五歲時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現(xiàn)存佐理的遺墨有：(1)《詩懷紙》一幅，香川縣教育委員會藏；(2)《恩命帖》一卷，宮內廳藏；(3)《女車帖》一幅，春敬紀念書道文庫藏；(4)《去夏帖》一幅，個人藏；(5)《離洛帖》一幅，〔昌〕山紀念館藏；(6)《頭辯帖》一幅，個人藏；(7)《書狀斷簡》一頁，陽明文庫藏。
御堂關白道長(966-1027)所著的《大鏡》一書，主要內容是以藤原氏家族的榮華史為中心的歷史逸事，書中對佐理的評價是性格懈怠，因常喝酒致爛醉，故有“如泥人”的綽號。從當時的公卿日記及實錄來看，這也是時人對他的普遍評價。因此，我們在他的書信中幾乎都可以看到他自責、致歉、謝罪的陳述。因嗜酒成癖，飲酒后又醉如泥人，耽誤了許多要事，所以酒醒后往往要做一番檢討，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不過，幸好有這些過失，否則我們今日就很難領略到如此精彩的書法了。
藤原行成《白氏詩卷》
《白氏詩卷》是行成書法的代表作，書寫的是中唐詩人白居易(772-846)的八首詩，此時行成四卜七歲。從這篇行書中可以體察出其由臨習王羲之書法而來的深厚根基，及對小野道風所開創(chuàng)的和樣書風的追求與傾倒。筆畫的精微處似乎可達神經末梢。勻整的字形，優(yōu)雅掩麗的書風，更可窺出行成溫和穩(wěn)建的性格。我們從行成的日記《權記》長保五年(1003)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記事中可以知道，他在幽夢中與小野道風相遇并得到其書法的傳授，由此吐露出他對道風無限憧憬的心情。
藤原行成《本能寺切》
這是行成書寫的小野篁(野相公，802-852)、菅原道真(菅丞相，845-903)、紀長谷雄(紀納言，85l-912)三人詩句的斷簡。這三位詩人的才能倍受時人敬佩，這部斷簡收錄在《本朝文粹》一書中。此書的編作者為藤原明衡，成書的年代被推定為長歷(1037-1040)至寬德(1044-1046)年間，即在行成去世后(1027)才編成的，由此可見行成是根據其他詩集來書寫的。書風大抵與前面的白氏詩卷相同，筆法嫻熟謹嚴，瀟灑明快的書風，構成了行成書法的特質。
藤原行成（972-1027），藤原行成是當時的右近衛(wèi)少將義孝之子，曾祖是攝政藤原伊尹。行成也是攝政家藤原氏家族的一員。伊尹(924-972)作為攝政太政大臣，是一位掌握宮廷權力的實力派人物，然而遺憾的是在行成出生那年的年底，伊尹便遁入他界。而在行成三歲的時候，他的父親義孝也因病辭逝，時年不過二十一歲。行成只能靠外曾祖父源保光撫養(yǎng)。行成是在保光的桃園宅邸長大成人的。作為“三跡”中的一員，他的書法被稱之為’權跡。在行成出生的那年，二十九歲的參議并兼任藏人頭之職的佐理剛剛晉升為左中弁，而道風已去世六年，從而行成和道風兩位大師終生無緣相識。永觀二年(984)敘從五位下，行成由此踏上了仕途。寬和元年(985)行成樁任命為侍從。長德元年(995)因源俊賢(960-1027)的推舉，晉升為藏人頭、左中弁，繼而為備前守，兼任大和權守之職。長保三年(1001)，年方三十歲的行成就已經身肩參議要職了，雖在幼年時經歷過祖父和父親相繼而去這一家庭中的悲劇，但行成是在保光的庇護下成長的，加上他沮厚的性格和寬宏雅量，使得他比起三跡中的其他兩逾——道風和佐理來，官運通達得多了。寬弘六年(1009)為權中納言，寬仁三年(1019)任太宰權帥，翌年提攉為權大納言。萬壽四年(1027)十二月因病急逝，享年五十六歲。
行成的書法活動，可根據他的日記《權記》(傳存正歷二年至寬弘八年)來進行考察。長保三年(1001)七月，二十九歲的行成為內里殿舍諸門揮毫題字，是關于他書法活動的最初記錄。長保五年七月，題額新建的紫宸殿、承明門、仙華門；十月，題字世尊寺；寬弘二年(1005)揮毫題寫凈妙寺。美福門及法性寺的南門、北野宮的大學寮等。寬仁元年(1017)題寫興福寺的龍華樹院(現(xiàn)存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等，不勝枚舉．此外，還寫了大量的佛事供養(yǎng)愿文、屏風色紙等。
現(xiàn)存的遺墨有：(1）《白氏詩卷》一卷，東京國立博物館藏；(2)《本能寺切》一卷，本能寺藏；(3)《書狀》一幅，個人藏；(4）《陳定定文案》一卷，個人藏；(5)《詩稿》十頁，個人藏；(6)《后嵯峨院本白氏詩卷》一卷，正木美術館藏。此外，行成還有王羲之尺牘臨本，《詩懷紙》、《四言八句偈》、《古文孝經·孔子傳》等，以及草假名風格的和漢朗詠集、色紙、集切等諸多樣式的書法。
從傳存下來的行成的墨跡中可以看出，其書風富有洗練、均衡及中和之美，點畫粗壯處顯得富有充實感，內含筋骨，纖細處筆致精到入微，格調高古，后世稱之為“權跡”?？梢哉f，和樣書風由小野道風始見萌芽，經佐理進一步得到深化，至行成才宣告完成。當然，推進和樣化書風不應僅僅歸功于三跡，也是這個時代的要求使然，是王朝貴族審美意識的集中體現(xiàn)。行成所完成的和樣書風，又由他的子孫所繼承，這一家傳的書風被稱之為“世尊寺流”，一直延續(xù)到室町時代?！笆雷鹚隆泵Q的由來，是因為行成的祖父伊尹將自家的桃圓別墅改稱為世尊寺。進入鐮倉時代之后，第八代子孫行能(1179-1251)又將其家名發(fā)揚光大。平安末期，從“世尊寺流”分離出來的藤原忠通(1097-1164)作為“法性寺流”的代表人物活躍于書壇。之后，又經過他的孫子良經(1169—1206)作為“后京極流”而得以展開。此外，伏見天皇(1265-1317)的書法也繼承了道風和行成的衣缽，被譽為歷代天皇中首屈一指的能書家。其第六子尊圓親王(1298-1356)承其家學創(chuàng)立“尊圓流”，亦稱“青漣院流”。從鐮倉時代至室町時代書法蓬勃發(fā)展起來，流派林立，“尊圓流”又承繼青漣院的各門派，至江戶時代成為幕府官方書體——“御家流”。凡此種種，都可以說是從行成的書風中派生出來的?！叭E”創(chuàng)立和樣書風，功不可沒，它為以后的假名書法的展開奠定了基礎，形成了與中國的“唐樣”書法相對立的“和樣”書風。
“平安三筆”與“日本三跡”
一部日本的文化史，同時也是一部外來文化的吸收史。日本書道史里就記載了日本向中國不斷學習書法的過程。
特別是平安時代，這是一個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時代，是日本書道史上的黃金期。在這個時代，初期涌現(xiàn)了平安三筆，即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勢；中期又出現(xiàn)了日本三跡。即小野道鳳、藤原佐理、藤原行成：后期興起了假名書道，從而形成了日本獨特的“和樣”書道，與大陸稱之為“唐樣”的書法形成了雙峰對峙的兩大陣營。
在論述日本平安時代三筆與三跡之前，作—-下簡要的歷史回顧。眾所周知，日本文化與大陸文化相接觸，大約始于公元l世紀。日本天明四年(1784)在九州志賀島發(fā)現(xiàn)的“漢委奴國王”金印。正與《后漢書》中：“光武帝中元二年(57)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帝賜以印綬”的記載相吻合?！皾h委奴國王”金印，就是后漢光武帝賜給倭奴國之印。此也被認為是漢字傳人日本之始。此后，三國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倭之邪馬臺女王卑彌呼遣大夫難升米、都市牛利等到魏都洛陽奉獻貢品，魏明帝對此深表嘉許，詔封卑彌呼為“親魏倭王”并賜以金印紫綬。由此可見，日本在其蒙昧時期便接觸了中國漢魏時代鼎盛的文化藝術。頻繁的交往，播下了友誼的種子，也加速了日本文明化的過程。我們從隅田八幡出上的畫像銘文、江田船山古墓出土的大刀上的銀嵌銘文、法隆寺藥師造像銘文以及宇治橋斷碑那種與六朝時代書風相仿佛的厚重的文字等日本古代藝術的遺物上，可以找到日本使用漢字記錄歷史的確證。在3世紀至4世紀的一二百年時間里，日本大和民族的貴族子弟，開始向中國或朝鮮的移民學習漢文。據《日本書紀》卷十記載，應神天皇十五年(284)阿直岐自百濟東渡，皇子菟道稚郎子從之學。后阿直岐舉王仁，次年王仁博士至，進《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這說明漢字，漢文，漢文化，在日本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飛鳥時代的圣德太子(574—622)書寫的《法華義疏》草稿，是日本書道史上最早的遺墨作品。圣德太子篤信佛教，佛教能在日本傳播并發(fā)揚光大，他有首推之功?！斗ㄈA義疏》與《勝曼經義疏》、《維摩經義疏》是太子的重要著作，講述他對佛教經典的獨到理解。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條憲法》中的第二條明文規(guī)定要“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在他施政期間，下令在全國普建佛堂，置佛像，藏經卷，還派遣小野妹子作為遣隋使擔當移入大陸新文化的重要使命。
奈良時代的圣武天皇(70l—756)在位25年間，與光明皇后一起也大力提倡佛教，在全國建造國分寺、國分尼寺；在奈良建東大寺供奉盧舍那佛，統(tǒng)轄國分寺；又建大和法華寺，統(tǒng)轄國分尼寺。這位萬乘之君，也是一位出色的善書者，代表奈良時代書法水平的名筆《賢愚經》，就是天皇的御筆。它一反以往寫經生那種端正纖細的點畫形態(tài)和嚴謹的書寫格式，以其厚重雄渾的筆力為之，字里行間頗有北碑《始平公造像》遺風。也有的學者認為它與日本龍光院所藏的《大字法華經》有相通之處。光明皇后(701—760)對王羲之《樂毅論》加以忠實的臨摹，想必是出自對王羲之瀟灑書風與人格的雙重崇拜。圣武天皇與光明皇后攝政的奈良時代，通過遣唐使，日本與唐王朝之間的交流愈發(fā)頻繁。強大而具有恢宏氣度的唐代社會，對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也表現(xiàn)出高度的自信心、開放性以及多元化的特點。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和玄宗的開元之治時期，唐代文化的燦爛輝煌，以及唐太宗酷愛右軍書法，親自為《晉書》作《王羲之傳》，不惜重金，不遺余力向天下購求王羲之筆跡，銳意臨摹，賜與朝廷大臣的事跡，早已成為史學家的美談。繼太宗之后，高宗也承其趣尚。則天武后朝萬歲通天二年(697)，王家子孫王方慶將其家藏的王氏歷代真跡進上給朝廷。
王羲之以其銳意創(chuàng)新的精神洗盡了漢魏的楷法，脫卻了前代巢穴，開創(chuàng)了行草書的新面貌，以嶄新的姿態(tài)迎來了我國書法藝術的新紀元。
王羲之的書法成為后世之楷模，其書風也風靡扶桑之國。隨著遣唐使頻繁往來，唐代的文物制度也被積極地引入到日本，中國書法中最為優(yōu)秀的作品被有意識地選介供日本貴族階層學習和鑒賞。日本天平勝寶八年(756)五月二十日，圣武天皇御崩，在其七七祭的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后將太上天皇遺愛品獻納給東大寺的盧舍那佛，以祈求冥福，國泰民安。這些獻納品作成目錄五卷，書有“東大寺獻物帳”的題箋?！秶耀I物帳》即是其中之一。在《國家獻物帳》里邊，登錄的獻物品有：光明皇后書寫的《樂毅論》和《杜家立成雜書要略》各一卷，王羲之書法二十卷。文書中押有489顆“天皇御璽”；這或許是為宮庭御用的臨本。據說現(xiàn)存的《喪亂帖》(日本宮內廳藏)及《孔侍中帖》(日本前田育德會藏)，可能就是嵯峨天皇時期佚出東大寺正倉院二十卷中的斷簡(也是雙鉤填墨本)。此外，在天平寶字二年(758)六月一日《東大寺獻物帳》里邊，記有光明皇后又將其先帝遺愛品的遺漏部分再獻給盧舍那佛一事。鮮艷的碧麻紙裝幀，卷軸為綠琉璃，文中押有“天皇御璽”內印十七顆。題箋上署：《大小王真跡帳》一卷。根據《唐大和上東征傳》載，這是鑒真和尚東渡日本時帶來的。鑒真(688—763)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為在日本弘揚佛法，傳播戒律而遠涉重洋，經歷了六次艱難險阻。遺憾的是他抵達日本時已雙目失明，看不到為他興建的唐招提寺和美麗櫻花了。圣德天皇對鑒真東渡傳法，喜慰無喻，親授鑒真“傳燈大法師”最高榮譽僧位，以表彰他為促進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平安時代初期(794—897)，三筆活躍于書壇。
將空海、嵯峨天皇和橘逸勢合稱為三筆究竟起于何時?最早的記錄見于貝原益軒的《和漢名藪》(延寶六年即1678年)一書。“本朝能書三筆：嵯峨天皇、橘逸勢、僧空海?！贝送?，藤原伊行(1149—1175)所著的《夜鶴庭訓抄》“能書人名”一項中記有：弘法、天神、道風，其中三筆與三跡的成員混淆在一起。然而，在書寫宮廷內府匾額即《十二門額》的筆者卻是三筆都在內：南，美福，朱雀，皇家門，弘法大師；西，談天，藻壁，殷福門，小野美材；北，安嘉，偉鑒，達智門，橘逸勢；東，陽明，待賢，郁芳門，嵯峨天皇。
由此可見，“三筆”已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大書法家了。另外與平安三筆有著密切關系且決不可以忽視的宗教人物就是最澄。
平安時代中期，是指宇多天皇寬平六年(894)采用菅原道真的建議，停派遣唐使開始，至應德三年(1086)白河上皇施行院政的時期為止的大約二百年時間。這是日本國風文化興隆的時代。國風文化的繁榮，其實早在嵯峨天皇的弘仁時代就已經初見端倪。
嵯峨天皇所制定的弘仁格式，是在適應和符合日本國情的基礎上，通過修改律今制不完備處而成的新法規(guī)。新法規(guī)出臺后，影響一直持續(xù)到清和、醍醐天皇時代。從此，對中國的典章制度由原來一味的模仿，遂漸改變到適合日本本國國情的需要上來了。停派遣唐使的理由，一方面是航海危險，當時的貴族子弟不愿作出無畏的犧牲，另一方面，派遣唐使使得日本政府財政負擔加重。唐朝因“安史之亂”(755—763)而造成的國勢衰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延喜七年(907)唐的滅亡，大大地加速了日本全盤國風化的進程。日本經過長時期對中國文化的攝取、咀嚼和醇化，孕育和培養(yǎng)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在吸取唐代文化的基礎上，文學、繪畫、雕塑、建筑等幾乎所有領域均呈現(xiàn)出和風化的傾向。書道領域，在繼承晉唐及三筆書道的同時，開始萌生了日本獨特的書道藝術。平安時代中期，日本本土書道藝術家小野道風、藤原佐理和藤原行成日本“三跡”的出現(xiàn)，標志著日本“和樣”書道進入了鼎盛時期。
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作為日本平安時代中期書壇的寵兒，被尊為日本“三跡”，倍受世人青睞。追溯名稱之由來，《世事要略》稱空海、菅原道真和小野道風為“三圣”；尊圓親王(1298—1356)所著的《入木杪》一書中將野跡、佐跡、權跡合稱為“三賢”(野跡，即指小野道風的筆跡；佐跡，為藤原佐理的筆跡；權跡，指權大納言藤原行成的筆跡)。室町時代著名公卿三條西實隆(1455—1537)在其日記《實隆公記》中曾多次提到“三跡”的名稱，可見，此時已經為人們所公認。
江戶時代的貝原益軒(1630—1714)編輯的《和漢名藪》序言中列舉了三跡的名字：道風，醍醐朱雀村上帝時人；佐理，圓融院時人；行成，大納言世尊寺一條院時人。槇島昭武編著的《和漢音釋書言字考節(jié)用集》的自序里邊，也清楚地寫道：本朝三跡，道風、行成、佐理。由此可以看出在江戶時代“三跡”的名稱已廣泛流傳了。
三跡指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
小野道風（894～966）是最早推進和樣化的書家。作為他的代表作而知名的《屏風土代》（御物），是928年他35歲時為在宮廷屏風寫大江朝綱的詩而作的草稿，其書風是在王羲之風格的書體上增加圓味。他還留有《三體白氏詩卷》（正木家）、《玉泉帖》（御物）。
藤原佐理（944～998）繼道風之后開創(chuàng)獨自境地。代表遺作《離洛帖》，是他47歲時的信，在被任命大宰大戰(zhàn)赴九州途中寄發(fā)春宮權太夫藤原誠信。書風相對道風之圓滑而呈現(xiàn)明顯的銳角，具有個性。他25歲時的書跡《詩懷紙》也很知名。
藤原行成（972～1027）被譽為當時最有成就的書家。他的確切筆跡已知有：47歲時的《白氏詩卷》（東京國立博物館）和約49歲時的信。書風平穩(wěn)圓潤，格調很高。道風的書法雖有意識改變王羲之書風，但失之生硬；佐理的書法雖追求個性，但失之安雅；行成的書法有成熟的和風感，運筆的軌跡平穩(wěn)曲折，合乎觀者的心情。三跡之中，行成最受推崇的理由也在此。 （佚名）
日本高僧良寬書作選
良寬書作
良寬（1758-1831），日本曹洞宗僧。俗姓山本。字曲，號大愚。越后國（新潟縣）三島郡出云崎人。安永三年（1774），入同國尼瀨光照寺，隨玄乘破了剃發(fā)受戒。七年，從備中國（岡山縣）玉島圓通寺國仙窮究曹洞宗旨，并嗣其法。其后游歷諸國。寬政九年（1797），于長岡國上山結五合庵，后于山下乙字祠畔庵居。晚年移居島崎村木村別齋之別莊。天保二年示寂，享年七十四。
師平生寡欲恬淡，超然于毀譽褒貶。常以翰墨作佛事。其詩作存有三隱布袋之遺韻，和歌帶萬葉風格，書風亦頗富雅趣，為世人所賞玩。著有《詩歌集》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