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窮人經濟學家索托的忠告 小心誤讀索托(蘇小和)
關于索托和他的《另一條道路》，前不久劉蘇里在書評中寫道：“(此書)直接針對大學教授古茲曼領導的‘光輝道路’，德·索托用曉白、甚至淺顯得誰都能聽懂的敘述，告訴秘魯人民，‘光輝道路’之外另有一條道路，于改善生活狀況踏實、有效，理性、自由而充滿創(chuàng)造的快樂，用不著拿著槍炮去殺人越貨就能過上滿意的日子。”這樣的表述容易讓人以為本書是寫“另一條道路”與“光輝道路”的較量，以為本書是一本專門勸諭老百姓放棄暴力、好好過日子的道德讀本。
《另一條道路》中文版的書前有索托寫的長序，講述他率領的自由與民主學會和古茲曼領導的“光輝道路”之間的斗爭。這篇序言寫于2002年5月，而此書初版于1986年。如此，我們可以認為，索托1986年出版這本偉大的著作，其用意肯定不是為了形成對“光輝道路”的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制衡，而日后引起“光輝道路”的仇恨，并由此消解掉這個恐怖組織的力量，則只是《另一條道路》的某一個意外的收獲。
事實上，索托自己交待得很明白：“自由與民主學會的初衷，并不是對付那些恐怖分子，我們的目的，是想讓大多數(shù)秘魯人享受到新的法制帶來的好處，而在過去，秘魯?shù)姆ㄖ坪驼撸恢卑阉麄兣懦谕?，這嚴重扼制了國家經濟的發(fā)展。”《財富》雜志顯然讀懂了這本書，他們認為，“幾乎沒有人像索托那樣，能夠借助于大量的實證研究，對非法經濟領域(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非法經濟)做出了極為深入而細致的探索，與此同時，他懷著極大的熱情，預測了這一經濟領域的未來走向，進而為解決貧窮問題提供了相當有益的指導?！薄督洕鷮W家》雜志站在專業(yè)的層面，對本書進行了相當準確的介紹：“這部令人著迷的書詳細描述了窮人怎樣組織起來去強占土地，怎樣努力地使他們建設起來的房屋合法化，最原始的土地登記是如何完成的，非正規(guī)交通運輸體系是怎樣策劃和實施的，以及商販如何在街道劃定攤位，確立所有權，并最終建立起屬于他們自己的市場?！?br />
仔細讀整本書，我愿意將此書理解成一部結構非常簡單，但實證非常嚴密的“窮人經濟學”著作，理解成一部為非正規(guī)經濟鼓與呼的維權書，一部寫給國家管理者的政治、經濟建議書。我甚至認為，索托的工作與印度經濟學家阿瑪?shù)賮啞ど墓ぷ饔心撤N類似之處，他們都在自由、權力的層面展開經濟學思考，也許不同之處在于，森的學院氣質更豐富，而索托一直處在市場第一線，他是一名卓越的田野調查大師，在人潮擁擠的街道上，找到了最真實的信息，并拿出了可操作性的大好方案。
索托的忠告
索托研究的非正規(guī)經濟，以及龐大的非正規(guī)經濟從業(yè)人群，與當下中國城市中數(shù)以億計的農民工現(xiàn)象極為類似。我們看到，索托列舉大量的事實和數(shù)據(jù)，并以橫向和縱向調查為基礎進行分析，給法學家、立法者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明智的忠告。粗略讀來，至少我們可以在4個向度上切身體會到“索托忠告”對當前中國問題的現(xiàn)實意義：
其一，索托忠告，非正規(guī)經濟從業(yè)人群正在努力地把自己轉變成有產階級，正處在重要的創(chuàng)業(yè)階段。如同索托筆下的秘魯一樣，今日中國的農民工，在人數(shù)上可能已經占到了城市人口的一半，而絕不再僅僅是城市經濟的過客，他們類似于18、19世紀自給自足的北美開拓者，而不是生活在古茲曼蒙昧統(tǒng)治下始終面臨生命威脅的流浪漢。如同當年的秘魯非正規(guī)經濟人群一樣，中國農民工也有著自己的創(chuàng)業(yè)權力、發(fā)展權力，盡管在眼下，他們看見警察會下意識地躲起來，看見城管，會拉著自己破敗的小貨車飛跑，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將會在權力的層面找到我們的立法者，討個說法。
其二，索托忠告，非正規(guī)創(chuàng)業(yè)者的頭號敵人，是現(xiàn)存的法律和制度，這種陳舊的制度體系將他們排斥在主流經濟體系之外。索托曾經做過翔實的調查，揭示出這樣的事實：在秘魯，一個白手起家的創(chuàng)業(yè)者需要13年的時間才能克服法律和行政方面的種種限制，建立起一個食品零售市場，使流動商販們擺脫沿街叫賣的局面；需要花上21年的時間才能獲得授權，在荒地上建起一個合法的、有產權的房屋；需要26個月的時間，才能得到授權，開通一條新的公交線路；需要一年的時間，而且每天奔波6小時，才能得到許可，使一臺縫紉機用于商業(yè)經營目的。國內有沒有人從事索托這樣的調查工作，不得而知，但我們既然讀了《另一條道路》，就應該問一問，究竟有多少政府部門在為中國農民工提供服務？究竟有哪些法律條款明確保護中國農民工的權益？一個中國農民工在城市里能找到什么性質的工作？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擁有自己的生意？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在城市里擁有屬于自己的房子？中國農民工為什么把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錢郵寄回老家而不敢在城市里投資？為什么每年春節(jié)要拼了命地往老家跑春節(jié)過完以后又拼了命地往城里跑？難道他們不知道旅途的辛苦，不懂得差旅費的昂貴，不知道成本的核算？
第三，索托忠告，在一個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下，社會劃分的主線，并不是把創(chuàng)業(yè)者和工人階層劃分開來的水平線，也不是把農民和城市人口劃分開來的水平線，不是處于社會上層、擁有財富的人，與處在底層、靠微薄的工資生活的人截然對立的界線。就當下來看，社會的劃分方式是一條垂直線，這條線的右邊，是政治家、官僚階級和商人，他們最大限度地享受著政府提供的一切資源和福利，而這條線的左邊，就是非正規(guī)經濟創(chuàng)造者，他們與國家資源和福利無緣，因為他們沒有享受國家資源和福利的權力。索托很清晰地告訴我們，市場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之后，還原每個人的權力，成為我們必須解決的課題。除非你把這些暫時沒有權力的人群趕到某個封閉之地，或者趕到另外一個愿意接納他們的國家里去，否則，總有一天，他們就會伸手要權力。
第四，索托忠告，必須警惕重商主義制度的危害。17世紀和18世紀，歐洲流行一種經濟學說和政策體系，認為只有金銀才是一個國家真正的財富，只有外貿出超和順差，才能使更多的金銀流入本國。正是這種看似宏偉、正確的經濟制度，造成了對大多數(shù)人的經濟壓迫。這是一個典型的制度陷阱，其方法我們非常熟悉，就是通過法律或者政策以及資助、稅收、特許權的方式，對商品生產、供需實行壟斷制度。這種壟斷帶來的后果，就是產生一堵合法的商業(yè)壁壘，把窮人隔絕在外。重商主義是一種政治化和官僚主義化的制度，在此制度背景下，具有特權的國有企業(yè)，具有國家資源背景的私人公司，具有絕對的操控性。重商主義在歐洲曾經紅極一時，亞當·斯密曾經堅決反對這種制度，但在21世紀的拉丁美洲，在秘魯，在亞洲相當多的國家，卻仍然是國家主導型的經濟體系。政府及其旗下的關聯(lián)企業(yè)成為推動經濟運行的絕對力量，而那些非正規(guī)經濟人群，那些螞蟻一樣遷徙的農民工，似乎只是這個經濟體的負擔。
必要的演繹
本書主題竟然是如此明顯，它只是想揭示窮人怎樣把自己變成新興的創(chuàng)業(yè)者階層：他們出于他們的原因，通過某種低成本的方式，重新安置自己的命運，寧可游離于國家的法律體系之外；不指望這個國家提供任何福利，只是想依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雙手，拿回屬于自己的權力，創(chuàng)造出屬于自己的幸福。
我在寫這篇書評的時候，北京傳來無業(yè)人員崔英杰被法院判處死刑、緩期執(zhí)行的消息。這個中國年輕人像極了索托筆下的非正規(guī)經濟從業(yè)者。他從部隊復員回到家鄉(xiāng)，選擇有兩種，要么當農民，種好責任田，討老婆生兒育女，要么到城市里去尋找機會，闖一片天地。事實上這個時候崔英杰只能選擇后者，那么多人都到城市里去了，他本來就見過世面、有技術、身體好，沒有固守在鄉(xiāng)下的道理。到了偌大的北京，崔英杰似乎也有幾種選擇：去體制內的機構謀一份差事，但他沒有北京戶口，沒有行政單位和事業(yè)單位的檔案資料，更沒有關系，簡單地說，他沒有走通這條路的權力；自己投資做生意，他沒有本錢；去找一份白領性質的工作，但崔英杰顯然文化底蘊不夠，學歷不夠；這個時候，良好的身體條件讓他找到了保安的工作，但工資太低，甚至養(yǎng)不活自己。因此，他選擇了白天當保安，晚上去賣烤羊肉串的生存模式。
也就是這個選擇，讓他直接與城市法制體系形成了面對面沖突。
索托的《另一條道路》為我們解讀崔英杰事件提供了最好的經濟學模型：第一，崔英杰是典型的非正規(guī)經濟人群，他的烤羊肉串小攤違背了北京市的城市管理條例；第二，崔英杰只是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把自己轉變成有產階級，他只是一個創(chuàng)業(yè)者，他應該擁有在這座城市里自由創(chuàng)業(yè)的一切權力；第三，崔英杰最大的敵人，顯然不是那位被他殺死的李姓城管副隊長，崔的敵人，是這座城市的市容管理條例，是法律；第四，社會的分野把崔英杰強行劃分到了無資源、無福利的窮人階層，這種劃分是與生俱來的，短時期內我們還看不到這種現(xiàn)狀有所緩解的跡象；第五，國家的重商主義傾向強化了貿易順差和外匯積累，間接地剝奪了崔英杰的部分創(chuàng)業(yè)機會，并減少了崔英杰們的收入水平。
如此局面下，崔英杰的悲劇似乎就是一個必然。也就是在這里，《另一條道路》的價值才得到前所未有的凸現(xiàn)：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窮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夢想，那就是為自己、也為后代謀求安定而繁榮的生活。那些宛如天上的星星一樣多的窮人，背井離鄉(xiāng)，向著城市進發(fā)，他們選擇的道路是市場化的、自主性的，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那么，作為一個國家的管理者、立法者，我們是站在國家重商主義的角度，站在利益集團的角度，去拒絕崔英杰們的來臨，還是張開雙臂，去為他們改良或者創(chuàng)造出合適的法律體系和經濟體制，并最終實現(xiàn)他們的愿望呢？
現(xiàn)實總是比理論殘酷，一個同樣無辜的人被崔英杰殺害，那些對崔英杰的生存需要、致富渴望視而不見的法律體系和經濟制度似乎還沒有認真反省。索托說得好，這是一種不作為，是一種失職，當這樣的失職成為一種集體現(xiàn)象，恐怖主義之門就會打開。
赫爾南多·德·索托1941年生于秘魯，當代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創(chuàng)辦并領導了自由與民主學會。他在《另一條道路》和《資本的秘密》中，試圖為解決第三世界的貧困問題找到一個終極答案，被《紐約時報》稱為“多年來窮國領導人所聽到的最好的經濟福音”。
“光輝道路”是阿維馬埃爾·古斯曼領導的秘魯反政府武裝，1970年成立，其最初宗旨是反映印第安農民要求的，但其20年來的暴力行為使之成為人人側目的恐怖組織。去年10月13日，古斯曼被秘魯判處終身監(jiān)禁。據(jù)稱，除了政府軍的圍剿，“光輝道路”的覆滅主要來自德·索托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