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華網(wǎng)2011年04月12日08:42三聯(lián)生活周刊[微博]李鴻谷我要評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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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載灃是光緒皇帝的親弟弟。慈禧定了溥儀，豈容更改，載灃的生母劉佳氏反應最激烈，她有兩句著名怨言：先殺人家兒子，又來殺人家孫子！給個皇帝的虛名，實際上等于終身監(jiān)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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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5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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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載灃與溥儀（右）、溥杰（懷抱嬰兒）合影
溥儀與載灃
◎李鴻谷
1908年11月13日，醇親王載灃被慈禧任命為攝政王，他的兒子溥儀亦同時成為嗣皇帝，準備接位已經(jīng)臥病不起的光緒皇帝。3年后，辛亥革命爆發(fā)，清亡。
載灃這樣的過渡性人物，即使是家族史，他的行狀敘述也僅寥寥數(shù)語而已。但為什么我們將他作為研究辛亥革命的一個重要單元？這涉及到對清一朝歷史的整體性認識問題。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描述傳統(tǒng)中國進入現(xiàn)代社會最為經(jīng)典的斷語。變局，如何開始？一般史論，將西歐的航海地理大發(fā)現(xiàn)作為一種世界史的開端，繼而的工業(yè)革命，改變了歐洲，隨后也改變了世界。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或者說東方與西方的交往，絲綢之路，無論是陸上還是海上，是我們論及早期世界聯(lián)絡最為主要的材料。但是，這種零星的往來，并無力量從根本上深度影響彼此的文明，只是域外傳奇而已。工業(yè)革命的結果，堅船利炮的出現(xiàn)……中國將無可逆轉地被改變。
這個時刻的開端，正值中國明末清初之際。因而，清一朝268年歷史無不伴隨著這種所謂“蠻夷”——完全陌生的文明力量的進入，并且愈演愈烈。
但是，從傳統(tǒng)中國歷史角度觀察，清廷是一個異族王朝。雖然清朝統(tǒng)治者決意與中國傳統(tǒng)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體與社會制度，以贏得漢人的善意和承認。但異族統(tǒng)治本身，卻是無可回避的事實。
所以，清朝之中國面臨兩個結構性的挑戰(zhàn)：其一，如何進入現(xiàn)代社會成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其二，如何融和民族關系，化解或隱或顯的民族沖突。中國近代史權威徐中約先生，將這兩重矛盾論為這一時期的“歷史動力”，亦準確精彩。
有此綱領性把握，我們再來觀察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政治格局，列強虎視、革命黨起事、立憲派運動……初看起來，無不紛亂而無頭緒，但細究，皆為這兩種矛盾演化的結果。
載灃上位，最為快意之事，恐怕就是將袁世凱開缺，以解袁世凱出賣他哥哥光緒之恨。這僅僅只是家仇而已？未必。之前，載灃將兩個弟弟安排為管理海軍與陸軍的大臣；之后，又成立“皇族內閣”——三種事實的邏輯實在清晰，恢復滿人對政治的主導權。歷史形成的滿漢權力集團結構，載灃攝政三年給予了顛覆性改變。若論辛亥革命爆發(fā)之現(xiàn)實原因，載灃點燃民族關系這個火藥桶，當難辭其咎。
當然，我們并無意去記錄這位實在無足以道的攝政王的傳奇。只是，如果我們從辛亥革命這個歷史現(xiàn)場出發(fā)，來探究歷史形成之軌跡，載灃實在是一個有價值的進入角度。由此而上溯，清一朝在歷經(jīng)康熙、雍正與乾隆三朝之后，如何由治而亂，又如何由盛而衰，這個愛新覺羅家族，有無能力帶領這個國家迎接時代挑戰(zhàn)……
所謂歷史，極而言之，也只是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在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的世界格局里，尋求一條生存之道而已。尤其，在其他地方顯得極有創(chuàng)造力且生機勃勃的西方文明，在與中國直接對抗時，表現(xiàn)出的卻是破壞性大于建設性——中國再造，當然艱難，由清一代而至如今，我們仍難斷言已經(jīng)完成。
所以，讀史、知史之價值，在于尋找問題之源，如此方能更理解我們的時代。■
一個家族的國家危機
傳統(tǒng)中國農(nóng)業(yè)社會，其社會秩序和混亂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土地分配的適當與否。所謂亂治之間的轉換，皆賴此端。在每一次大亂之后都會有許多人死亡，以致有足夠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種，但經(jīng)過一段和平時期，所謂“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增長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均耕地面積下降，由此又進入“亂世”，如此循環(huán)往復。土地與人口之關系，實為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王朝輪回”的歷史自然之演進。
◎李鴻谷
1908年11月15日，慈禧辭世，73歲。
據(jù)說，她最后時刻說了這樣一段話：“以后勿再使婦人預聞國政，此與本朝家法有違，須嚴加限制；尤須嚴防，不得令太監(jiān)擅權。明末之事可為殷鑒?！碑斈暧短┪钍繄蟆否v上海記者濮蘭德與漢學家白克好司，在其所著傳記《慈禧外紀》里記錄了這段臨終告誡。只是，今人讀之，對應我們記憶里慈禧的刻板印象，不免恍惚，須細加捉摸。
那個時刻，3天時間，立新君、光緒去世、慈禧再卒，事事畢至，一切宿怨迅速了斷。這些事件，對于王朝而言，皆為大事，動靜不小，因而稗史筆記所刊流言甚多。相對各種傳言，其事實之本，是末代皇帝溥儀的父親載灃的“現(xiàn)場”日記：
十九日(陰歷，陽歷為1908年11月12日)。上朝。致慶邸急函一件……
二十日(11月13日)。上疾大漸。上朝。奉旨派載灃恭代批折，欽此。慶王到京，午刻同詣□□□儀鸞殿面承召見，欽奉懿旨：醇親王載灃著授為攝政王，欽此。又面承懿旨：醇親王載灃之子溥□著在宮內教養(yǎng)，并在上書房讀書，欽此。叩辭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攜之入宮。萬分無法，不敢再辭，欽遵于申刻由府攜溥□入宮。又蒙召見，告知已將溥□交在□□皇后宮中教養(yǎng)，欽此。即謹退出，往謁慶邸。
二十一日(11月14日)。癸酉酉刻，小臣載灃跪聞皇上崩于瀛臺。亥刻，小臣同慶王、世相、鹿協(xié)揆、張相、袁尚書、增大臣崇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見。面承懿旨：攝政王載灃之子□□著入承大統(tǒng)為嗣皇帝，欽此。又面承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即同治)未有儲貳，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即光緒)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F(xiàn)在大行皇帝龍馭上賓，亦未有儲貳，不得已以攝政王載灃之子□□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欽此。又面承懿旨：現(xiàn)在時勢多艱，嗣皇帝尚在沖齡，正宜專心典學，著攝政王載灃為監(jiān)國，所有軍國政事，悉秉予之訓示裁度施行，俟皇帝年歲漸長，學業(yè)有成，再由嗣皇帝親裁政事，欽此。是日往西苑軍機處。
王朝更替的人事安排，迅速落定。
同治與光緒都沒有子女，所以新皇帝溥儀，既承繼同治之嗣，同時亦兼承光緒；溥儀父親載灃為監(jiān)國攝政王，但所有軍國政事，“悉秉予(慈禧)之訓示裁度施行”。慈禧依舊把持權柄，這是制度安排的前提。
只是，人算不及天算。第二天，11月15日，慈禧吃過午飯，忽然暈去，為時甚久……醒來后，慈禧立即召集各色關鍵權臣，再下旨：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諭，以醇王為監(jiān)國攝政王，秉承予之訓示處理國事?，F(xiàn)予病勢危急，自知不起，此后國政即完全交付監(jiān)國攝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須稟詢皇太后者，即由監(jiān)國攝政王稟詢裁奪。
主政48年后，慈禧成為過去時。清朝進入載灃與溥儀時代，亦進入傾覆的倒計時。
歷史現(xiàn)場
載灃是誰？光緒皇帝的親弟弟。
定了新皇帝，當然得通知光緒，這時光緒還清醒。他說：“立一長君，豈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錯?！彪S后知道載灃為監(jiān)國攝政王，“帝極喜悅”。
但是，當慈禧決定立溥儀并令載灃為攝政王之際，載灃極想推脫，“叩辭至再”。從旁人的記錄來看，這倒并非虛言。除了必需的禮節(jié)而“叩辭”之外，載灃一家亦有真實的恐懼。從載灃的角度看，先是他哥哥載湉(即光緒)被慈禧選中當皇帝，現(xiàn)在又是自己的兒子被選中。對這家人，頃刻間，福禍難以明察……當年，慈禧選擇光緒入宮，繼承同治之皇位，載灃的父親奕譞著實被嚇著了，“倉猝間昏迷罔知所措，致觸犯舊有肝病，委頓成廢。惟有哀懇矜全，許乞骸骨，為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為宣帝成皇帝(道光)留一庸鈍無才之子……”這是《清史稿》里的記錄。當然也是載灃的記憶。從后來光緒的命運看，奕譞的害怕，不完全是虛偽。只是，慈禧定了溥儀，豈容更改，而且要馬上入宮。此時此刻，載灃一家何種反應，自是各色人等的興趣所在。載灃的生母劉佳氏反應最激烈，《清鑒綱目》記錄下她兩句著名怨言：先殺了人家的兒子，又來殺人家的孫子！給個皇帝的虛名，實際上等于終身監(jiān)禁！
一家連出兩位皇帝，喜懼之間，情緒震蕩巨大。只是，這一家人，無論是皇帝光緒，還是即將成為皇帝的溥儀，在慈禧面前，其命運皆如微蟻，遑論情緒起伏。
家族政治，更殘酷。相對于王朝制度運轉，當事人的喜怒哀樂，不足以道。王朝更替時刻，如何自處才是關鍵，往往，生死逆轉即在此刻。
光緒病重，在當時對皇宮里諸如載灃這樣的近臣而言，不是秘密，大家都清楚。光緒沒有孩子，誰能成為下一代國君，這遠比光緒之病更讓人關注。王朝故事，這個時候，最出陰謀論。按溥儀《我的前半生》里描述，載灃一家想象并設定的政治對手是慶王奕劻。奕劻因與李鴻章辦理義和團善后談判，而真正成為當時清廷最重之權臣?！爱敃r人們議論起王公們的政治本錢時，說某王有德國后臺，某公有日本后臺……都只不過各有一國后臺而已，一說到慶王，都認為他的后臺誰也不能比，計有八國之多?！贝褥x擇“接班人”，不得不考慮慶王因素。當時的危險何在？溥儀敘述：“這時又忽然聽到驚人消息：袁世凱準備廢掉光緒，推戴奕劻的兒子載振為皇帝?！薄閷ぎ敃r各方材料，溥儀這一鄭重其事的說法，其實只是孤證，并無旁證。宮廷之事，常常只是傳言，絕少確實。只是，如果陰謀成立，載灃這一家，亦即醇王這一支皇族，失去光緒尤其是失去慈禧的依傍，未來未必光明。
當然，慈禧也聽聞了這種陰謀傳言。
這一年，慈禧73歲(11月3日)的慶壽會上，多了一個新節(jié)目，西藏達賴喇嘛來到北京，率屬員向太后叩祝。后來又有傳言，當時見過達賴喇嘛的莊士敦記錄：“慈禧去世后，大家紛紛說，一城容不下兩個活佛，因為會相克。”不過，在當時，“老佛爺”慈禧因有西藏“活佛”來拜，還是極其高興的。剛剛過完壽會，慈禧就病了。達賴喇嘛知道后，呈上佛像一尊，說應即刻送往太后陵寢，可鎮(zhèn)壓不祥，而且圣壽當增。慈禧于是命令慶王奕劻迅速辦理此事……送佛像去陵寢，犯得著用慶王之尊？宮廷故事，從不簡單。
這個時候，慈禧“接班人”的人選已定，需要創(chuàng)造條件實施。慶王剛走，慈禧即將北洋軍段祺瑞的第六鎮(zhèn)全部調出北京。段部，系袁世凱嫡系，當然也是慶王的軍隊。調走段祺瑞所部，又調來陸軍部尚書鐵良統(tǒng)轄的第一鎮(zhèn)接防北京。衛(wèi)戍部隊安排妥當，所有步調走順，慶王回京，慈禧宣布了她的人事安排——載灃為攝政王，當然，作為一種平衡，慈禧亦將“親王世襲罔替”的光榮給了慶王奕劻。
無論慶王奕劻先前是否有過陰謀，新皇帝已由慈禧擇定，他對此無可置疑。不過，奕劻仍扳回一城。當時慈禧屬意溥儀只是承繼同治皇帝，如此一來，宮廷政治里極其重要的一支后宮力量，比如光緒的皇后以及妃子，將如棄履。奕劻的建議是，光緒亦無后，溥儀在承繼同治同時，也應兼承光緒。慈禧同意了這一選擇。同治皇后已死，而光緒皇后隆裕尚在，如果兼承光緒，則內宮里，隆裕未來將上位，而這又是有賴奕劻的執(zhí)言。奕劻當然是政治高手，迅速在王朝更替時刻，找到了自己未來的安全自處之道。從結果看，眾人厭惡的奕劻得以善終，當可理解他對利弊判斷的準確與選擇的機敏。對于屬臣，宮廷政治，選擇靠山是核心要義。
反過來，對于所有屬臣的主宰慈禧而言，權力如何制衡，則為關鍵。
當慈禧自知不起之際，她的最后一道懿旨明言：“若有重要之事必須稟詢皇太后者，即由監(jiān)國攝政王稟詢裁奪。”前一天剛剛由奕劻仗言，才得到未來內宮權力的皇后隆裕，由此獲得制度性的權力安排。這一制度意味著，攝政王載灃的權力將受隆裕的制衡。
宮廷政治，看似漫無頭緒，處處陰謀，實則亦有其一般規(guī)律。當年咸豐辭世之際，任命八位“贊襄政務王大臣”，而同時，又將“御賞”之印與“同道堂”之印分授慈安與慈禧，“贊襄”大臣所擬圣旨，須“御賞”之印起首，“同道堂”之印蓋于末尾，才算合法。這同樣是權力制衡機制，僅僅憑這一微弱的制衡制度，慈禧奪八大臣之權，由此上位。而在慈禧臨終時刻，她同樣安排了這一制衡制度。那么，如果世事承平，而隆裕又夠強，未來未必不可以如慈禧那般奪權上位，成為清朝新一代“女主”。
國家責任與個人情感，當然并不一定和諧與融洽。
家族規(guī)則
慈禧為什么會選擇溥儀？歷史現(xiàn)場的紛亂，都是現(xiàn)實利益，自無可靠答案，必須拉開基本的時空距離，才可能略有所得。
獨裁政制，最重大的挑戰(zhàn)是繼承人的問題，中國自秦以來，這樣的故事延綿不絕。這一問題延續(xù)到清雍正皇帝，他創(chuàng)造了“密建制度”——皇帝密寫立儲諭旨封于匣內，死后開啟。這一制度基本上算解決了皇子爭位的動蕩。由雍正而至同治，一切正常。但是，問題也出在同治時代——辭世時刻，同治沒有子女。
皇帝無后，在中國歷史里，也無稀奇，只是問題在于誰來挑選承繼者。或者，更直接地看，當時誰是清朝的主政者。這個人當然是慈禧。
慈禧如何上位？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英法聯(lián)軍侵入北京城，咸豐皇帝逃至熱河，當時的說法叫“巡幸木蘭(今承德)”。一年時間，咸豐亦不起、將辭世。臨終之前，咸豐安排了以肅順為首的八位“贊襄政務王臣”，以輔助他唯一的5歲兒子載淳(同治皇帝)。但是，這一人事安排，未兼顧權力平衡：咸豐的兩個弟弟，六弟奕訢與七弟奕譞，以及同治的生母慈禧與皇后慈安，均與權力無涉。所幸，咸豐給兩位皇后留下了“御賞”與“同道堂”之印。當時，八大臣認定，這兩印只是走個過場形式而已，八大臣之一的載垣甚至說得直接：“臣等是贊襄幼主，不能聽命于皇太后，請皇太后看折亦為多事。”但是，未料慈安、慈禧堅決，必須看折，有印在手，不給看不蓋印。女人情緒，在政治里，雖為不按規(guī)則出牌，但是強悍。不過，政治斷不是如此鬧情緒，慈禧之謀是聯(lián)合皇弟奕訢與奕譞，將肅順等八大臣收監(jiān)或斬首。于是，慈安、慈禧垂簾聽政。慈安當然比不過慈禧嗜權，慈禧由此開始執(zhí)掌清之權柄。
清史著者一般將同治在位的13年稱為：同治中興。但是，這13年，同治基本還是個孩子，正式執(zhí)政僅兩年，就去世。那么，這一中興，究竟功可歸誰？如果完全忽視慈禧之價值，恐怕不智；轉由慈禧的角度觀察，這些年的垂簾聽政，會給她帶來什么樣的心理與信心呢？答案將在為同治選擇繼承人時產(chǎn)生。
當時，擺在慈禧與所有皇族面前的，有兩個現(xiàn)實。其一，同治皇后已有身孕，是否需要等待這個孩子出生再定？如果是兒子，當然一切問題全將解決；其二，咸豐是以皇四子身份承位，他這一支無后，按一般家族原則，則當由咸豐的哥哥，亦即皇太子那一支的后人繼位。這是其時輿論的主流。
如何選擇？《慈禧外紀》很精彩地記錄了這一有25位皇族與權臣參與的討論過程：
慈禧首發(fā)言曰：“皇后雖已身孕，不知何日誕生。皇位不能久懸，宜即議立嗣君?！惫蹩寡栽唬骸盎屎笳Q生之期已不久，應暫秘不發(fā)喪。如生皇子，自當嗣立；如所生為女，再議新帝不遲也?！逼溆啻蟪?，似亦以此議為然。慈禧曰：“現(xiàn)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無主，其事極險，恐致動搖國本?！避姍C處大臣及各大員中有3位漢人，極以太后此言為然。謂南方亂事未定，如皇位久懸，其勢實不穩(wěn)固。此時慈安太后發(fā)言曰：“據(jù)我之意，恭王之子可以承襲大統(tǒng)?！惫踉谙侣勚?，叩頭言不敢，又曰：“依承襲之正序，應立溥倫(即皇太子那一支后人)為大行皇帝之嗣子?！变邆愔篙d淇，亦叩頭言不敢。……(慈禧)轉謂慈安太后曰：“據(jù)我之意，可以立奕譞之子載湉(即后來光緒)，宜即決定，不可耽延時候?！惫趼勚?，怒謂其弟曰：“立長一層，可以全然棄置不顧嗎？”慈禧曰：“可以投名法定之?！贝劝蔡鬅o異言。其結果則是醇王投溥倫，有3人投恭王之子，而眾人皆如慈禧意，投醇王子，于是大位遂定。蓋慈禧志意既堅，而眾人皆向戴慈禧為中國之主者，故多遵慈禧意，投醇王子。慈安太后則向主謙退，遂一聽慈禧之所為。
這段極具戲劇性的敘述，證之其他史料，并無可證實的證據(jù)。尤其“票決”，幾無可能。但此刻選擇嗣皇帝，競爭之劇烈卻是事實。如此殘酷競爭，最后醇王之子載湉勝出，奕譞內心的恐懼，當然真切。這時的載湉、后來的光緒皇帝年僅4歲。那么，再度垂簾聽政，自當必須。如果說，當年聯(lián)合咸豐之弟奕訢與奕譞，扳倒肅順等顧命大臣，權力意識尚為初步，現(xiàn)在，經(jīng)此嗣皇帝的選擇，慈禧已是意志堅定，她要掌控國家?；侍笾髡贫扔绕淅^承制度安排將與往常迥異，這是前提，失去對此的體察，將可無得窺慈禧后來的種種安排，特別是對溥儀的選擇。
皇帝主政，他的壽命多長，權柄即把握多久——乾隆皇帝不愿意比他爺爺康熙在位時間長，所以執(zhí)政到60年的時候，就自己退位當了“太上皇”，但是權柄仍在手里。按清朝祖制，女人主政沒有合法性，權力機會與條件只能是皇帝系幼主，這時才是制度之外的權力真空期。
但是，無論幼主多幼，終究會長大主政，這更是女主的挑戰(zhàn)。慈禧如何選擇？
沒有意外，慈禧的選擇在血緣與姻緣兩端。
載湉(光緒)是誰的孩子？當然是醇王奕譞的兒子。但是，我們不可忘了他的母親系慈禧的妹妹。女人的機巧，豈可輕視。有意思的是，慈禧的這個妹妹，倒是與她的性格反差甚大，極刻板?！稅坌掠X羅·載灃》一書所述：據(jù)說咸豐去世后不久，慈禧請來妹妹看戲，坐在前排的這位妹妹雙眼緊閉，不著一聲。慈禧很奇怪，問她為什么。她說：現(xiàn)在是國喪期間，不可娛樂。慈禧莫奈她何。雖此，她倆畢竟是親姐妹。慈禧后來為光緒選的誰家女兒做皇后呢？她弟弟的女兒成為光緒的隆裕皇后。關鍵“崗位”的關鍵人物，全系慈禧家的直系親屬，有血緣關系然后由婚姻結合，這種關系構成的清宮圖景，自然需要細細辨識。稍后，載灃亦長大成人，慈禧又廢掉他家所定的那門親事，自己的近支已無可許配之人，便將寵臣榮祿的女兒嫁給載灃，而溥儀就是這位瓜爾佳氏所生。——如此重重關系下締結的婚姻，當可保慈禧之權柄而不失？相信，這至少是當事人的愿望。
為什么會選擇才3歲的溥儀入宮，答案在此。慈禧需要這段體制外的權力真空期，也希望憑借血緣與姻緣來控制權力。王朝的姻緣關系，尤其是皇族與權臣，多數(shù)基于權力與利益的結合——研究一下袁世凱兒女們的婚姻，其對象皆為疆臣與皇裔，從無例外。只是，慈禧主政，皇權社會的家族規(guī)則，被她發(fā)揮到了極致。
至此，我們基本可以斷定，權力之于慈禧，她是主動的。稱其嗜權，并無失當。那么，這對清朝后期之走向意味著什么呢？換言，更深刻的問題是，清一代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清朝中國
后世讀中國歷史，無可繞開的是家族傳奇。中國歷史，在一定程度上確如梁啟超所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钡牵绻簧钊爰易迨芬嗉础凹易V”，我們又如何得識中國歷史之真相？問題只是，讀史與述史者，有無穿越家族傳奇與恩怨之能力。由人事糾纏進至制度結構，繼而進入環(huán)境變遷，由三者之關聯(lián)尤其是相互作用而稍得史識。
治清史者，一般將1861年慈安、慈禧垂簾聽政論為慈禧主政的開端。那么，如果欲究慈禧對清一朝意味著什么，我們須再度拉開時空距離，來認識清一朝君主到底擁有什么樣的權力。
錢穆先生在其《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里論及中國各朝：“中國傳統(tǒng)政治是專制的，政府由一個皇帝來獨裁，這一說法，用來講明清兩代是可以的。若論漢、唐、宋諸朝，則不能說一切由皇帝專制。”顯然，明清兩朝，才是專制權力真正形成并實施之際。而過去的皇權時代，是何權力結構？“在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擬定，送皇帝畫敕；在宋代，是宰相向皇帝上劄子，先得皇帝同意或批改，再正式擬旨；到了明代，則一切詔令，皆出皇帝親旨，大學士只是皇帝秘書?！钡?，細究明朝，君權雖然開始集中，但漏隙仍多，錢穆論述：皇帝不懂之事，要咨詢大學士(秘書)的意見，于是大學士有了“條旨”，即“票擬”，寫出自己的意見，由皇帝細閱決定?；实弁祽校瑒t將直接以“票擬”發(fā)出，由此大學士可弄權；之后皇帝再懶，跟內閣也不見面，則由太監(jiān)聯(lián)絡內閣與皇帝，繼而太監(jiān)也有了擅權的機會?；实壑畽?，旁落他人之手。這是明亡之內因之一，清人如何應對這一挑戰(zhàn)？
清一朝，聰明強悍的康熙執(zhí)政61年，權力已高度集中；而繼任者、精力極其旺盛的雍正皇帝又創(chuàng)造出了只是服務皇上的秘書班子“軍機處”，權力已不容旁落。其制度設計：奏折由具有奏事權的官員親封，由皇帝親拆，皇帝批閱后下發(fā)軍機處，由軍機大臣根據(jù)皇帝的朱批或面諭擬旨，再經(jīng)由皇帝批準后下發(fā)?！绱酥贫龋实廴舨患皶r發(fā)下奏章，政務中樞即梗塞。皇帝無法倦政。而皇帝批閱奏章的專用朱筆，太監(jiān)誰也動不得，動則殺頭。
由秦始皇開始的“一切皆決于上”，至雍正終于真正完成其制度結構安排。由此，清一朝君權臻至頂點，是真正的專制時代；但同時，又對皇帝的能力與精力提出巨大挑戰(zhàn)?？滴踉谖?1年，其“勤政、愛民、崇正學”(蕭一山《清代史》評論)，為其子孫做出了表率。清代這一“朕即國家”的高度集權體制，即使康熙也感嘆：“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仕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yōu)游自適；為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br />
這種體制之下，君主的賢與不肖，對國家的決定性作用，自然超過先前歷朝。后代皇帝，無論咸豐，還是女主慈禧，擁有此等權力，其功其咎，自無可遁。
雍正創(chuàng)立“軍機處”，始自1726年準備對西北厄魯特人四部之一的準噶爾部發(fā)動征討，因其事務機密，所以成立軍機處處理相關事宜。傳統(tǒng)中國之結構性矛盾，拉鐵摩爾在其《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里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游牧民族與農(nóng)耕民族對內陸邊疆的爭奪，才是中國歷朝之核心性挑戰(zhàn)。而若以“塞防”與“海防”論，當然中國歷史上對外問題，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論：“均起于塞北，東南海疆大致安謐無事。”只是，至清朝中葉，塞防這一國家的核心性挑戰(zhàn)，或曰母題，開始轉向“海防”。
清人以關外滿族身份入主中原，其塞防問題，已削減許多。傳統(tǒng)中國的茶馬貿易，以茶易馬，至清康熙初年，即漸衰微，很簡單，過去的邊疆，現(xiàn)在已為清朝的內地，清政府已有條件自己組織養(yǎng)馬，而無須依賴交易得馬。但是，西域厄魯特尤其是準噶爾部卻一直是清朝的挑戰(zhàn)。經(jīng)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至1759年，乾隆平定整個東突厥斯坦，隨后實行了軍事占領，并正式將西域定名為新疆……中國統(tǒng)治伸展到中亞心臟塔里木盆地。乾隆時代的中國，其版圖大于漢朝和唐朝，僅次于13世紀的蒙古帝國。
杰出的皇帝配之前無古人的高度集權制度，僅三朝歷史，清朝即達高峰。徐中約在其《中國近代史》里評論：“清朝見證了中國歷史上第二大帝國的興起，僅次于元代，并為這個國家?guī)砹碎L久的和平與繁榮。這種太平盛世加速了人口史無前例的增長，從1650年的1.5億增至1850年的4.3億。因此疆域與人口這兩份清代遺產(chǎn)，奠定了今日中國國力的基石。”
偶爾，后代讀史者，不免感嘆，專制主義尤其高度集權相當長時間內，幾乎被論為中國傳統(tǒng)之惡疾，亦為中國衰落之關鍵因素。但是，傳統(tǒng)中國被稱道的盛世由何而來？杰出人物若無專制制度之保障，恐怕也難。多讀而深思中國歷史，人事與制度之外，對于清一朝，更關鍵的因素是環(huán)境變遷，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變量的出現(xiàn)，曾經(jīng)已至高峰的權力制度，不免崩壞。斷而言之，環(huán)境之價值，歷史學家郭廷以論：“任何民族的命運，決之于其對于時代環(huán)境的適應力。”
無上的權力以及遼闊的疆域，前輩皇帝已經(jīng)創(chuàng)造出來，后代國君，無論咸豐皇帝，還是女主慈禧，將會如何作為？探究此道，我們必須從人事與制度關系，躍進至環(huán)境變遷的觀察。
王朝輪回
那個被無數(shù)戲劇反復演義的人物和珅，確實可以被視為清王朝的妖孽，他的出現(xiàn)標志清朝開始了由盛而衰的轉折。
65歲時，乾隆皇帝看上了只有25歲的和珅，和珅當時只是御前一侍衛(wèi)，不過人長得英俊瀟灑。此后，和珅一路飆升，兩年后，即獲得在紫禁城內騎馬的特權，而這一權力過去只是賜予那些年邁走不動路的極品勛臣的。從1775年被青睞，到24年后乾隆去世，和珅積聚了高達8億兩的家產(chǎn)，而乾隆一朝的每年歲入(財政收入)只在4300萬~4800萬兩。
乾隆去世后，嘉慶皇帝處決了和珅，對于被沒收的和珅財富，民間的諺語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歷史學家蕭一山記錄和珅的家產(chǎn)清單里的一些項目，極具趣味：金碗碟288件、銀唾盂600個、金面盆119個、黃金580萬兩、當鋪75座本銀3000萬兩、銀號42座本銀4000萬兩、田地80萬畝估銀800萬兩……比之當下，也是創(chuàng)紀錄。
僅僅將和珅看做一個腐敗的故事，格局將小。從傳統(tǒng)中國朝代演變來看，乾隆一朝達至頂點后，無論愛新覺羅家族，還是這個國家，其前進的動力亦漸消退，享樂成為潮流，以乾隆下江南為表征，也恰在其時，和珅出現(xiàn)。清朝一秉明朝舊例，官員的薪俸定制較低，正從一品文官的歲俸僅為180兩，而正九品則低至33兩。如此低薪，當然難以生活；為此，清政府又向官員們支付“養(yǎng)廉費”，歷史學家蕭一山統(tǒng)計：其數(shù)目往往是正規(guī)薪金的100倍。如此薪俸安排，使官員尋找“體制外”的收入，沒有了心理障礙。加之和珅的示范，徐中約描述：“和珅的行徑如同靛青溶水一樣四散擴展，無論在京內或外省，無論是文臣或武將，也無論官階高低，一時間貪污成風。旗人變得放蕩不羈、玩物喪志，完全不能再充任行軍打仗之職。漢軍綠營也備受種種不當舉措的困擾，從而大大喪失了以往的銳氣，邊關軍務被漠然置之。追求享樂和揮霍浪費的習性導致了道德淪落和王朝的普遍衰敗?！?br />
在乾隆退位的倒數(shù)第三年(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來到中國晉見了他。這個故事常常被用來說明兩個文明的碰撞，因而馬戛爾尼的中國觀察則被忽視。即使是訪客，即使不懂漢語，馬戛爾尼還是明確意識到中國官場貪腐嚴重，他的證據(jù)是：英國的使團，清廷批準的是每天1500兩津貼，這哪里用得完？他的結論是：“東洋孔夫子之孫與西洋財神之后裔同其為不肖。”他的預言相當犀利：“中華帝國是一艘陳舊而又古怪的一流戰(zhàn)艦，在過去150年中，代代相繼的能干而警覺的官員設法使它漂浮著，并憑借其龐大的外觀而使四鄰畏懼。但當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領航時，它便失去了紀律與安全。它可能不會立即沉沒，它可能會像殘舸一樣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卻無法在其破舊的基礎上重建起來。”
問題是，哪一位清朝皇帝才是馬戛爾尼所稱——才不敷用的掌舵人呢？
仍用中國傳統(tǒng)朝代更替之“王朝輪回”的方法論觀察，清在乾隆晚期，衰兆已現(xiàn)。很簡單，王朝前期高速推進的成本，此刻已經(jīng)顯現(xiàn)，并且持續(xù)惡化。
傳統(tǒng)中國農(nóng)業(yè)社會，其社會秩序和混亂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土地分配的適當與否。所謂亂治之間的轉換，皆賴此端。在每一次大亂之后都會有許多人死亡，以致有足夠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種，但經(jīng)過一段和平時期，所謂“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增長不可避免導致人均耕地面積下降，由此又進入“亂世”，如此循環(huán)往復。土地與人口之關系，實為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王朝輪回”的歷史自然之演進。
按此邏輯，經(jīng)三朝而至乾隆盛世之后，其成本是什么？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統(tǒng)計：1660年，中國的人口可能在1億至1.5億之間，到1800年上升到3億。但是，可耕地卻沒有相應增加，1661年時全國有5.49億畝耕地，1812年時仍只有7.91億畝。耕地增長不到50%，而人口增長卻超過100%。許多農(nóng)民被擠出土地，背井離鄉(xiāng)，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
稍稍放開時間尺度，羅爾綱在《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里，提供了更具參考價值的數(shù)據(jù)：清代人口1741年為1.43億，1850年則達到4.3億，增長了200%。而耕地則從1661年5.49億畝，增加到1833年的7.37億畝，僅增長35%。人口與土地增長之間的落差導致人均耕地面積急劇下降。更糟的是，在1812到1833年間，由于自然災害的因素，耕地面積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從7.91億畝減少到7.37億畝，而此間人口卻由3.61億增加到3.98億，這使得人均耕地面積進一步下降到1.86畝。
問題是，土地與人口的矛盾越?jīng)_突，土地的集中度越高。統(tǒng)計表明：清代初年一畝地一般值一二兩，而到清中期就漲到七八兩了。據(jù)此計算，彭澤益在《太平天國革命思潮》里估計：60%~90%的人完全沒有土地。無地農(nóng)民必須將產(chǎn)出的50%用于支付地租，而由于地租通常不是用實物支付而是轉換成貨幣，這個過程又要被多刮走地租的30%。若以一畝產(chǎn)出3石論，兩項相加，最后耕種者只能剩下1.05石，不可能養(yǎng)家糊口。
社會動蕩，箭在弦上。乾隆之后嘉慶、道光與咸豐三朝60多年，由此進入亂世。
外部擠壓
現(xiàn)代化的中國發(fā)生史，在其初期，絕無浪漫可言。
仍回到“王朝輪回”邏輯，在土地人口已經(jīng)矛盾尖銳時刻，鴉片卻開始大量輸入，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里計算：19世紀初年，中西的正規(guī)貿易，中國大致尚為出超，1812年進口貨物1270萬兩，出口1510萬兩；1813年進口約1260萬兩，出口約1290萬兩。這是根據(jù)行商的貿易出入貨簿。但鴉片為違禁品，不入貨簿，如將鴉片合計，出入已不能平衡，成為入超。1818年進口總額約1880萬兩，出口約1400萬兩，相差約400萬兩，加上300萬兩的鴉片售價，合計入超已達700萬兩。這意味著中國白銀無可阻止地外流，由銀漏而銀荒。
歷史學家李守孔分析：1兩銀子在18世紀時兌換1000文銅錢，而在1845年，其市價超過了2000文。兌換率增長一倍，實際就減少了人們一半的收入，因為，盡管銀兩和銅錢都是中國通用貨幣，但充當市場上基本交換媒介的是銅錢，買米用銅錢，付薪水也用銅錢。1石米以前賣3000文，按1000比1的老兌換率值3兩，但在1845年，根據(jù)上揚了的2000比1之兌換率，1石米只能換到1.5兩。實際上，這意味著農(nóng)民的地租負擔重了一倍。
農(nóng)業(yè)社會的中國，所有壓力皆由廣大而分散的小農(nóng)承擔，如此格局，理解太平天國起事，乃至捻軍、云南與西北回民起義，當無意外。王朝之治亂，頃刻轉換。
中國現(xiàn)實內部壓力之下，西方列強亦在此刻急迫地進入中國，所謂現(xiàn)代化因素，由此又成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要素。
黃仁宇先生在其《萬歷十五年》里，開篇即論：“在歷史上，萬歷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钡珵槭裁此忠浴叭f歷十五年”為書名來寫這樣一本書呢？“1587年(萬歷十五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其間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蔽鳉W由地理大發(fā)現(xiàn)開始，繼而殖民擴張，工業(yè)化以及現(xiàn)代化，實則也為人類歷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中國亦無可獨善其身，不得不被迫挾裹其間。由此而觀，清一朝最為核心的結構性矛盾，即為現(xiàn)代化的挑戰(zhàn)。不幸的是，王朝自身的輪回轉折恰與列強進入中國的沖突形成時刻不期而遇。
清朝皇帝已在制度上完成了絕對的集權，那么，他們有能力來面對這一挑戰(zhàn)？還是如馬戛爾尼所預言那樣，成為悲劇的、“才不敷用的掌舵人”？
嘉慶、道光與咸豐三朝細數(shù)下來，咸豐一朝(1850~1861年)最為悲苦。
1854年，新出任英國駐華公使的包令向兩廣總督葉名琛提出“修約”要求。鴉片戰(zhàn)爭后，清朝與列強各國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其中《中美望廈條約》里約定：“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后，兩國派員公平酌辦?！边@是英公使提出修約的基礎。英國既已提出，那么，相應享受最惠國待遇的美國與法國也有權提出要求。當時葉名琛應對之策，現(xiàn)代人看起來頗為難解：一、拒絕見面；二、所有西方外交文書，迅速答復，但各種要求則一律拒絕。包令的修約照會，葉名琛依然如此辦理。之后，雙方又在見面地點——“廣州城內兩廣總督衙署，還是城外仁信棧房”，進行了極其耗時的糾纏。包令煩了。他準備到上海和天津，繞開葉名琛，另辟與清朝交涉的渠道。葉名琛當然知道包令的動向，咸豐皇帝也知道包令的選擇，只是辦洋務的葉名琛都不把修約當回事，咸豐皇帝何須操心，他仍指示一切由葉名琛辦理……沒有意外，雙方?jīng)_突必然。
3年后，戰(zhàn)爭爆發(fā)，英法聯(lián)軍進攻廣州城。1857年12月28日，英法攻城；此時葉名琛鎮(zhèn)靜自若，炮火之下，仍在總督府內尋檢文件……之前他曾扶乩，相信過了30日，便一切可以了結。城破后，葉名琛還是從容不迫，告誡士紳說：過了1月9日，便可結束。這個時候，實際情況是他已經(jīng)被聯(lián)軍俘虜。最表面地看，聯(lián)軍輕取廣州，主要是葉名琛沒有做任何城防措施，當時清官場對他的描述極準確：“不戰(zhàn)、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br />
堂堂清朝之總督，竟如此愚頑？讀史至此，疑惑其實多過憤怒。細看葉名琛之歷史，26歲中進士，也算得上天才少年；之后，38歲即官升廣東巡撫，一方邊疆大吏，咸豐皇帝的寵臣，當然斷非無能之人。若究其有違常識之舉的原因，當須由咸豐的諭旨破題。簡言，歷史學家茅海建在其《苦命天子》里總結，咸豐的全部指示，概括起來就是兩條：既不要引起大戰(zhàn)，又不準對英方做出任何讓步。——不可讓步，才是關鍵。
皇權在清一朝，已至頂點，咸豐有此定論，葉名琛如何自處？“不戰(zhàn)不和”種種，恰恰是此種制度之下最“理性”的選擇。葉名琛太特殊，所有治清史者，無不論及。徐中約在其《中國近代史》議論最公：“葉名琛并非是人們想象中那樣的傻瓜，他是一個頗有心計的政治家，他的執(zhí)拗是內心之不安全感的偽裝。葉名琛知道軍事上中國無法抵抗，如果他動武而挑起一場災害性的戰(zhàn)爭，他將會像林則徐那樣以流放結局；相反，如果他執(zhí)行一項撫靖政策，他又將招來皇帝的不悅、公眾的譴責，顏面丟盡甚至于被流放，就像琦善和耆英的命運。身處兩難境地的他便采取了袖手旁觀的姿態(tài)，同時板起一副對洋人冷淡、傲慢且極度藐視的面孔。在私下里，他卻指望這些唯利是圖的蠻夷不會以犧牲其商務為代價而延長這種動蕩局勢?！?br />
后來，帶著一本《呂祖經(jīng)》的葉名琛被英軍帶走，這位自稱“海上蘇武”的清朝疆臣，3個月后死于印度加爾各答。悲劇的一幕再度揭開，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暴戾的列強
清朝的疆臣，進退皆得咎，原因何在？簡單地看，外部因素，或者說現(xiàn)代化的力量進入中國，在嘉慶、道光與咸豐三朝，是一種陌生而緩進乃至突變的過程。由外交禮儀的中西不適為開端，繼以鴉片交易追逐利潤，這兩個一隱一顯的因素，略有沖突即釀戰(zhàn)爭。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如此，由葉名琛而啟動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同樣如此。這一時刻，已到突變階段。所以，咸豐一朝，不是官員進退無章，而是咸豐舉措無當。
咸豐就果然是那個“才不敷用的掌舵人”？以清朝皇帝所擁有的權力，他當然必須擔當責任；只是，如果退半步而觀，便可知簡單論世論人，亦將失當。中國此刻正處于一種國家結構性矛盾轉換之際，認清它，尚需時日，因為人類的理性有限度。
輕取廣州的英法聯(lián)軍去到天津談判，他們的要求是：在北京常駐公使、開放長江沿岸的新口岸、外國人在中國內地游歷，以及賠償。而且，“常駐使節(jié)”是核心問題。73歲的清朝談判者桂良，沒有能力拒絕——英國人直接而蠻橫，“不接受，即進軍北京”。于是桂良轉而使用全部手段來說服堅決反對在北京“常駐使節(jié)”的咸豐，甚至用出這種卑劣的說辭：“此時英、法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jù)，不過假此數(shù)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只需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條約)即可作為廢紙?！毕特S的屬臣，真是不易。
簽訂了《天津條約》，咸豐又想出廢約之法，即向英國人提議免除其商品的全部關稅，而使條約廢止。免稅！咸豐才是真正的愚頑之人？以后世讀史者所具備的世界知識判斷，當然！但是，如果我們回到歷史的現(xiàn)場呢？
傳統(tǒng)中國的國家意識，分三個層次：天朝上國、藩屬國、化外各國。中國皇帝當然是“天下共主”。按此邏輯，英國、法國，其地位只應相當于中國一個省，如何能與“天朝”平等？看起來，表現(xiàn)為禮儀之爭的叩拜與否，實則是涉及“天朝”的政治性原則問題。咸豐的拒絕，在茅海建看來：“咸豐帝此時并不是被個人情感所左右，他考慮的是另一種'國家利益’。
失衡的結構
在承德去世之前，咸豐皇帝看到了解決英、法問題的條約，外患似乎告一段落。但占據(jù)南京，并自立新朝的太平天國，此刻仍無決定性意義的消息傳來。
一般歷史規(guī)則是，外患將至，國家力量將因此而被凝聚。但是，咸豐一朝頗悲，早在英法聯(lián)軍進攻廣州之前，太平天國即起義，如旋風般掠過半個中國。更不幸的是，這一符合王朝更迭模式的農(nóng)民起義，所秉之本：反對滿洲異族統(tǒng)治。清人入關，即被高度重視并屢屢施之高壓解決的民族矛盾，被洪秀全輕輕點破，并張目為本。后來，孫中山先生在其自述里，即將洪秀全的起義，視為啟蒙他的改變中國的關鍵要素。而且，孫中山所秉旗幟，同樣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如果說現(xiàn)代化是清一朝所面臨的歷史挑戰(zhàn)，那么，民族矛盾則為與之并列、同屬國家結構性矛盾。當然，樂觀來看，將這兩者視為國家動力，亦未嘗不可。
咸豐現(xiàn)實的麻煩是，他沒有足夠強大的軍隊，同時他也沒有錢。
咸豐臨朝，立即需要知道的是國庫還有多少錢。管理戶部事務的大學士卓秉恬報告說，存銀僅800萬兩，而且，“入款有減無增，出款有增無減”。太平天國事發(fā)，戰(zhàn)爭啟動，兵款從何而來？咸豐為朝廷計，當然不計成本。茅海建注意到這樣的事實：兵部尚書桂良奏稱，內務府存有金鐘三口，重兩千余斤，值銀數(shù)十萬兩，請銷熔以補軍費。這跟后來袁世凱驅剿武昌起義，上奏要求“請將盛京大內、熱河行宮舊存瓷器發(fā)出，變價充餉，以救目前之急”沒有分別，只是后來能賣的是舊存瓷，而非咸豐朝的大金鐘。咸豐立即命令銷熔，結果這3口在乾隆年間由宮廷工匠精制，鐫有乾隆帝御制銘文，分別重800斤、700斤、580斤的世界超級工藝品，被熔為金條、金塊共計2.7萬兩(金鐘內質成色是金三、銀五、銅二)。
多方籌款3年，至1853年7月，總共籌集近3000萬兩銀子供應前線。這個時候，戶部存銀僅29萬兩，就連京官京兵的俸餉也都發(fā)不出來了。而前線戰(zhàn)事呢？太平天國定都南京。
戰(zhàn)爭的情勢之下，由中央控制財政，已無可能。而此時，咸豐又采用了飲鴆止渴之策：一、官兵減俸減餉；二、開捐例，賣官鬻爵；三、鑄大錢、發(fā)銀票、制寶鈔。由戶部監(jiān)督的官銀錢號，竟有面額高達一萬千文的。這當然是愚人愚己的玩法，于事無補。也在此時，去揚州辦理籌餉事務的刑部侍郎的幕僚想出了一個“厘金”之策，即派官兵到各水陸要沖去設關卡，對通過的貨物按其價值強行派捐，另對開店銷貨的各商人按銷售額強行派捐。當然，作為回報，對這些交納者亦同其他捐納者一樣，領到捐得何種功名的部照。在當時，這事實上是強行的捐例。但是，從現(xiàn)代商業(yè)角度看，這相當于商品的過境稅與商業(yè)稅。
咸豐同意了厘金制度，于是在清朝國家財政稅收網(wǎng)絡之外，另辟新的稅收體系。雖是戰(zhàn)爭的特殊時刻，但王朝的中央集權的關鍵部門，財政稅收體制，有了分權之實。
與厘金制度幾乎同時，是曾國藩湘軍的崛起。這同樣是中央集權之下國家控制軍隊體制，轉由地方控制軍隊，亦一分權現(xiàn)實。傳統(tǒng)的“兵為國有”的根本制度，由此而“兵為將有”。后世北洋政府的連年混戰(zhàn)，源頭在此。
1854年，曾國藩在經(jīng)歷了甚至讓他自殺未遂的失敗后，否極泰來，將太平軍趕出湖南境內，并在當年10月攻克被太平軍占領16個月的重鎮(zhèn)武昌。這是咸豐臨政以來極其難得的勝利，他迅速授曾國藩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并賞戴花翎。曾國藩以及他的湘軍的危險性，迅速被注意，有軍機大臣提醒咸豐：“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余人，恐非國家之福?！睆膰依娴慕嵌瓤?，這種警惕當然有理。事實上，這種地方鄉(xiāng)勇形成的武裝制度，而且兵為將有，后來確實禍亂中國。
但是，戰(zhàn)爭畢竟特殊，勝利才是關鍵。
“署理”，雖為暫時代理之意。但咸豐明白其間危險之后，又迅速收回成命，而改任曾國藩為兵部侍郎銜，專辦軍務。之后，在職務上，咸豐一意堅持，不予曾國藩任何任命。直至1860年，屬于國家軍隊的江南大營被太平軍擊滅，不得不借曾國藩之力，才在曾國藩練兵并開戰(zhàn)8年之后，加其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不久改為實授，并任命其為欽差大臣。
1864年，曾國藩之弟曾國荃攻入南京，當年6月1日，自說“古來哪有皇帝做囚徒”的洪秀全自盡。戰(zhàn)爭結束。這時，離咸豐去世已有3年。
通閱清史，后來所有變化的結構性因素，皆由咸豐一朝出現(xiàn)，毫無含糊、極其分明。11年的執(zhí)政時間，咸豐皇帝承擔了先祖?zhèn)兯休x煌的成本。國家之根本，財政與軍隊，在此朝中央與地方兩分，完全失衡。那么，面對現(xiàn)代化的挑戰(zhàn)，以及民族矛盾的壓力，應對之策，則又徒添困境。若究辛亥革命之原因，則必須回溯至此，方可洞悉其源。
那么，知此格局，不免疑問，這一國家危機，真可由愛新覺羅一個家族來承擔，并將國家順利地導引至現(xiàn)代社會？
權人慈禧
面對太平天國與英法聯(lián)軍兩場戰(zhàn)爭的咸豐皇帝，內心會有什么樣的念頭？自然，這非正史所可載內容。費行簡在《慈禧傳信錄》里所錄一段，看起來，還是可信。咸豐曾對他的老師杜受田的兒子杜翰感嘆：
“天啟(明熹宗朱由校年號)當亡國而弗亡，崇禎不當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殘破，賊已渡河，明代事行見矣。設在不幸，朕亦如崇禎不當亡而亡耳?！?br />
按此記錄，咸豐自認自己這朝，雖不應當亡國，而必定會亡國了。確實悲感。也因此壓力，咸豐在野史作者的觀察里，“咸豐季節(jié)，天下糜爛，幾于不可收拾，故文宗(咸豐)以醇酒婦人自戕”。據(jù)說，咸豐每飲必醉，醉則大怒。同時，私生活也開始放蕩。清廷為了保持血統(tǒng)的純粹，制定宮內不許有漢女——這一規(guī)定被咸豐所破，許指嚴《十一野聞》記錄：咸豐所喜漢女中，以“四春”最為著名，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羅春。但是，與此四春并列的滿族姑娘則是：天地一家春。而這“天地一家春”，即為慈禧。
在咸豐眼里，或許慈禧以美艷而寵。以美艷名世，這是她所期待的自己的人生嗎？在她26歲的時候，咸豐去世了。答案迅速揭曉，她更熱愛權力。
清一朝至咸豐年間，其危勢，確實亡國邊緣，漢人曾國藩和他的湘軍拯救了王朝。按功行賞，這是定例。清王朝為著統(tǒng)治，在關鍵權力崗位上，尤其是總督與巡撫這樣的疆吏位置，一般以漢滿兩族平分其位置。清一朝整體而言，57%的總督和48.4%巡撫為滿族人，相對應，則43%的總督與51.6%的巡撫是漢族人，基本平均。但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之后，情勢變化，以咸豐臨政而開始的1851至1911年——整個晚清，65.4%的總督與77.8%巡撫都是漢人。關鍵崗位上的漢族官員，人數(shù)已相當占強。這自是另種矛盾，稍后當引發(fā)嚴重局面。
太平天國、捻軍以及云南、西北的回民等全國性與局部性變亂，在晚清歷經(jīng)28年(1850~1877)，有估計1851至1865年，中國人口之死于戰(zhàn)亂者，至少為2000萬或5000萬。官方統(tǒng)計，1851年江蘇人口約為4430萬，浙江約為3000萬；而及至1874年，江蘇約為2000萬不足，浙江約為1100萬不足。而這一統(tǒng)計如鑿實，則僅兩省就減少4000萬人……戰(zhàn)爭當然禍國禍民，只是相對冷酷而以治亂的王朝輪回觀視之，清歷經(jīng)咸豐一朝而未亡，當或進入治世才對。土地與人口之劇烈沖突性關系，相信此際已相對緩和；民眾的民族仇恨情緒，開始讓位于權力集團的滿漢對立。
慈禧能帶領這個國家，迎接挑戰(zhàn)，進入現(xiàn)代社會嗎？這個問題，其實辛亥革命已經(jīng)給出答案，無法假裝不知而重新設問。所以，真實的問題則是，究竟慈禧是延緩了清朝的覆亡，還是加速了它的覆亡？
閱讀慈禧，是一個情感復雜的過程。慈禧當權初期，相助最力的當為恭王奕訢。作為議政王，首席軍機大臣——此前清廷規(guī)定皇族不可進入軍機處，至奕訢而變，可見他權勢之熾——奕訢自然不免驕橫。平定太平天國第二年，慈禧決定懲罰他，招來各色權臣，要給恭親王定收受賄賂、任人唯親、竊取權力、組黨結派和專橫跋扈等罪名。然而，這些官員不敢卷入在他們看來主要是皇叔嫂之間的家庭糾紛之中，便請求兩位皇太后自行決斷。于是，憤怒的慈禧親自起草了一道懿旨，解除了恭王所有的職位。歷史學家也不免八卦，多數(shù)述此事件，會補充寫道：“這條懿旨以錯別字連篇而著稱?！鄙院螅谄渌首宓恼埱笙?，加之恭王也來懺悔，慈禧恢復了奕訢大部分職務，但“議政王”之銜，再未授予。所以，清朝早期的攝政王多爾袞的故事，慈禧時代，在奕訢身上不可能發(fā)生。
一般史論清朝自1861開始的“同治中興”，以及由此延續(xù)至1895年的自強運動，主要是恭王奕訢與李鴻章的貢獻，但是，如果我們由那條錯別字連篇的懿旨來看，能控制奕訢的是慈禧，如果失去她的支持，如何中興與自強？
嗜權的基礎是有駕馭屬臣之能力，顯然，如果真的失去奕訢，相信慈禧自己運轉朝廷斷無可能。奕訢如此顯赫，弟弟奕譞未必能夠一直心如止水。對于主持對外的恭王奕訢，身為醇王的奕譞不滿而直言：“辦夷務之臣即秉政大臣，諸事有可無否所致?！Ｓ腥f不可行之事，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請旨集議，朝廷勢不得不允。此等跋扈情形，實盛世不宜有者?！鞭茸X情緒，頗為激烈，“欲盡君臣大義，有傷兄弟私情，欲循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義”。制衡奕訢之力，慈禧找到了奕譞。后來種種姻緣結合，奕譞似乎盡占其利。但現(xiàn)實權柄，奕譞于1889年出來管理海軍，甚至還挪用海軍軍費來逢迎慈禧，但發(fā)現(xiàn)與皇嫂慈禧共事，遠不如想象的容易，未及一年，憂憤成疾而逝。
所以，權力邏輯才是能夠理解并解釋慈禧的方法論，失敗的“百日維新”；后來釀成大禍，使慈禧再次西去避難的“義和團運動”，細究起來，無不有慈禧感受權力受到侵占，即將喪失的危險，而做出的激烈反應。這真是悲哀之局，嗜權而有卓越馭人之術的慈禧，為能持權而間接使清朝維系48年而不墜；但是，除了權力，慈禧眼里并無國家，更無世界。
婦人慈禧為什么竟能在權力巔峰穩(wěn)居達48年？徐中約的結論是：“答案可能部分地在于她爐火純青的權術伎倆?！钡?，制度性的皇權保障已由雍正皇帝創(chuàng)造出來，而那個時代，各種壓力并至的年代，正是需要一位偉大的帝王來帶領中國進入現(xiàn)代社會。可惜，最需要的時候，只有權人慈禧，卻沒有強人皇帝。這當然是愛新覺羅家族的悲劇，何嘗又不是中國的悲劇。只是，歷史的邏輯向來無情，大浪淘沙，才會見千古英雄。
清亡時刻
慈禧最后時刻的權力制衡安排，對于載灃與隆裕，實算公平。如果載灃強大，則有機會成為多爾袞那樣一朝之頂峰攝政王，即使不濟，也可如恭王奕訢一般，成為一代權臣；反之，隆裕如果聰明堅韌，慈禧即為她的榜樣。
只是，末世盡出不肖子孫。
載灃一上任即任命自己的弟弟載洵為籌辦海軍大臣，另一個弟弟管理軍咨處。肥水不流外人田。而由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而形成的滿漢權力集團沖突，也終于讓載灃引爆。1911年春，辛亥革命爆發(fā)前夕，清政府頒布新內閣官制，設立新內閣：13個大臣之中，漢人僅有4個，滿人得了8個(其中皇族占了5個)，蒙古旗人1個。如此安排，一時輿論大嘩，“皇族內閣”如何可能拯救清廷于萬一？作為一種標志，“皇族內閣”的出現(xiàn)，意味著清廷已到完結的臨界點。細研載灃攝政3年的作為，唯一稱得上果敢的只有一件，即將袁世凱開缺。但是，即使這件事，原本載灃的初衷，卻是希望將袁世凱處決?！稅坌掠X新·載灃》一書稱，后來，載灃最為后悔的就是這件事。因為，袁世凱竊走了他們的大清國。
甚至，作為父親，載灃未能得到兒子溥儀的敬重——《我的前半生》里，溥儀對父親載灃之不屑，甚至無法掩飾；作為丈夫，載灃亦未能得到妻子的認可，據(jù)說載灃辭去攝政王回家，很輕松，說現(xiàn)在可以在家抱孩子了，他的福晉(妻子)痛哭不已。
1911年12月6日，載灃向隆裕繳還監(jiān)國攝政王之印，奏請退位。制衡的權力結構，一方退出，絕對的機會。沒有任何猶豫，當天隆裕即下懿旨同意。清廷權力，又進入皇太后弄權時刻？當然。也僅僅只是兩個月時間，隆裕攜小皇帝溥儀，將國家權力拱手讓給袁世凱。清亡之責，隆裕能脫其咎？野史所記，之后，她終日以淚洗面。國由她亡。
退位后一年，隆裕辭世。彌留之際，對過去的軍機大臣世續(xù)說：“孤兒寡母，千古傷心。睹宮宇之荒涼，不知魂歸何所！”■
利益宮廷：溥儀和他身邊的人們
來源:三聯(lián)生活周刊
關鍵字:利益,宮廷,溥儀,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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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08年入宮到1924年被驅逐出宮，紫禁城既是溥儀成長的地方，又像一個大監(jiān)獄，困住了他，這是一個漫長而奇異的過程，至于溥儀，他目睹了“在黃昏中踟躕了十三年（指清帝退位的1911到1924年）的紫禁城終于進入黑沉沉的夜晚的整個過程”。
親族長輩：載灃和隆裕太后
外來者的觀察往往清晰而細致，1919年3月，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進入紫禁城，不久后目睹了溥儀的生日“萬壽圣節(jié)”、“萬歲爺?shù)氖フQ”，當天上午8點，親王、貝勒、貝子和師傅們等都集聚在乾清宮外，等到溥儀升殿后，由醇親王載灃第一個捧著玉如意進去向皇帝行禮，當醇親王靠近寶座的時候，皇帝離座起身，醇親王鞠躬退下，皇帝落座，雙方均不說話。
醇親王在各種場合內，一般不向皇帝跪拜，因為中國的思想體系決定了兒子不能僭越于父親之上。但另一方面，皇帝只能稱醇親王為“王爺”，不是父親，按照邏輯，溥儀算是過繼給光緒為子了。不過不管私下還是公開，人們都承認他的父親身份，以及他的特權，皇室里不向溥儀跪拜的只有他和4位太妃。
這似乎就是載灃僅存的特權了。1908年，慈禧臨終前任命載灃為攝政王，載灃成為當時國家擁有最高權力的人。但轉瞬之間，他的權力就消失了，隨著溥儀的退位，載灃的地位只有在跪拜與否這種細枝末節(jié)上存在。
好在載灃自己并不在乎，按照溥杰的回憶，辛亥革命成功后，載灃回到家里，反而很高興地和家人說：“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陛d灃的妻子瓜爾佳氏是榮祿的女兒，氣得大哭了一場，她一向瞧不起載灃的沒志氣，在溥儀退位后，她還花大量的錢去聯(lián)絡關系，幻想復辟，臨死的時候，還拉著溥杰的手，告訴他：“別像阿瑪那樣沒有出息，要幫助哥哥溥儀恢復祖業(yè)，你哥哥是大清皇帝?！?br />
載灃除了憎恨袁世凱，基本上很少有明確的政治傾向。溥杰回憶，他的父親對政治一向不感興趣，對于家事也嫌麻煩，一向不聞不問，家里當差的太監(jiān)也不買他的賬，他讓他們干什么，他們都聲稱得聽“奶奶”（溥杰母親）的。從攝政王的位置下來之后，他安于讀書生活，愛看《資治通鑒》，喜歡天文學，到了夏天的晚上，他就給孩子們指點天上的星座，把日食、月食的圖形用工筆畫下來，記在日記里。溥杰覺得，載灃要是專心讀書，會有所成就的。
他對任何人都很淡，很敷衍，溥杰覺得，載灃對人不信任也不拒絕，在小朝廷里，許多人想靠他的門路去走關系、討賞賜，可是他只是躲來躲去。有一次，有人想把他和張作霖拉攏在一起，帶著張作霖的親信張景惠來他這里，旁人口若懸河說了很久，問他是不是有什么話可以帶給張作霖，他最后面紅耳赤地說了一句，替他問“張雨帥”好，氣得那些人無話就走了。
載灃害怕交際應酬到了極端，溥杰記得，客人待到再晚，家里也不留飯，結果好交際的瓜爾佳氏也不能留客人吃飯了。有次一位貝勒夫人說：“聽說您家的西餐做得很好，您既不留我在這里吃飯，能不能改日送兩樣給我嘗嘗？”瓜爾佳氏只好在苦笑之下把菜送到別人家。
這么一個懦弱的親王，他甚至連同樣無識庸碌的隆裕太后也對付不了。按照當時的嗣統(tǒng)，溥儀算是同時過繼給同治和光緒的，所以隆裕太后順理成章就成為溥儀的母親，隆裕當了太后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宮中東部修建“水晶宮”，以為娛樂之所。當時清廷正在興建新軍，所需甚巨，可是載灃根本無力阻撓她。革命軍起，載灃辭職，隆裕下了遜位詔書，當時隆裕的理論是，遜位對太后之尊嚴無影響，只不過把載灃把持的政權，轉移到袁世凱手中而已。
清帝遜位后，隆裕和載灃才有了共同目標，那就是培養(yǎng)溥儀，如何接受“帝王之學”。為了讓溥儀能夠安心學習，隆裕給醇親王府配備了汽車，讓載灃能夠經(jīng)常進宮看望溥儀。慈禧早在遺詔中就有安排，希望溥儀能“光大前謨”，作為遺詔的執(zhí)行人的載灃并非守舊之人，他不拘泥于舊制，而是“選擇賢傅”，這也是莊士敦日后能來到溥儀身邊的原因。
在莊士敦到來后，載灃還專門在府第接見了他，不過他很快對莊士敦有了意見，不是因為別的，是因為溥儀的英文伴讀選了載濤的兒子溥佳，而不是他的兒子溥杰。莊士敦回憶，他并不知道載灃和載濤之間早有矛盾，溥佳的入選使醇親王大為不滿，最后溥杰也入選為伴讀，風波才平息。
除此而外，載灃對溥儀的學業(yè)和生活并無過多影響，其力量甚至不如陳寶琛和莊士敦，一方面是由于宮廷生活的封閉性，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性格使然。溥儀自己也記得，載灃碰到大事的時候，不是唉聲嘆氣原地轉圈子，就是結結巴巴地向溥儀強調：“皇上，這這這也得慢慢商議。”在驅逐太監(jiān)、整頓內務府等事情上他都是這樣的態(tài)度，張勛復辟等大事件都沒有他的參與。
名義上的母親隆裕太后在溥儀8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慈禧太后的曾孫愛新覺羅·根正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隆裕對溥儀是真有感情的，只是她當時身體已經(jīng)很不好，亡國的憂慮使她常常發(fā)呆，即使是帶著溥儀去玩耍的時候，她也在后邊呆想心事，有時候一發(fā)呆就是半天。隆裕并沒有過多的知識，所以在溥儀小時候，她把讀過書的太監(jiān)張謙和封為“首領太監(jiān)”，讓他教溥儀讀《三字經(jīng)》等，張謙和則總是把宮殿里的鬼怪傳說講給溥儀聽，溥儀一直相信宮中的一棵大松樹是神靈所變。
隆裕關心溥儀的身體，但她并沒有什么科學方法，她只是叫溥儀不能多吃，溥儀有一次吃栗子吃多了，她一連好多天只叫他吃糊糊。當時還是孩子的溥儀餓壞了，看見喂魚的干饅頭也要搶過來吃，結果隆裕更生氣了，多日都叫太監(jiān)們監(jiān)督不許他多吃，看見他吃多了，立刻叫太監(jiān)把他拉起來，然后蹾到地上。這不是她的發(fā)明，而是當時皇室教育孩子的傳統(tǒng)。溥儀回憶中，關于她的“慈愛”記得的并不多。
不過溥儀并不懂她心中的焦慮。她臨死前，把溥儀托付給身邊人的時候說：“皇帝太小了，你們不要難為他?！?913年2月28日的《盛京時報》記載，她彌留之際，對于生死殊無牽念，只是看著溥儀垂涕說，孤兒寡母，千古傷心。
1924年溥儀被逼宮，危難之際載灃進宮。溥儀說：“王爺，這怎么辦啊？”載灃還是一貫地結巴著說：“聽，聽旨意，聽旨意?！?br />
遺老們的“帝師團”
相比起親族，溥儀的帝師們在他的成長階段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他的滿語師傅薩克坦在對醇親王提出對溥儀的教育目標時候就說：“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币话闳藢W習四書五經(jīng)是為了服務于帝王，可溥儀的任務是培養(yǎng)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本領。
不過時代不同，課程也不一樣，在整理出來的清宮檔案中，溥儀的窗課目標就是“會通古今，融貫中西，不可拘于舊例”。宣統(tǒng)三年，伊克坦、陸潤庠、陳寶琛奉命朝夕入講，其后梁鼎芬、朱益藩等先后擔任帝師，這批人是小朝廷公認的“品格完美，行為端方”之人——無一不是最忠誠的遺老。莊士敦寫道：“皇帝的師傅們是從天下最杰出的學者中選拔出來的?！彼麄兊呢熑问牵骸霸诨实坶L大成人的時候，應該將其培養(yǎng)成為儒家理想中的紳士——君子?！比欢诘蹘焸冞M宮沒多久，他們的職責變了，復辟中興成為溥儀教育中最主要的功課。
伊克坦是溥儀的滿語教師，他教了溥儀9年的滿語功課，每天3刻鐘，不過即使在當時，伊克坦的任務也并不繁重，溥儀對滿語的學習并不認真。莊士敦說，這種學習只不過是使溥儀在長大成人之后不至于對滿語一無所知。伊克坦去世后，沒有再選派新的滿語師傅，皇帝自己宣布要把英語作為清宮第二語言。
伊克坦在溥儀大婚前夕去世，去世前，溥儀也許是循宮廷舊例，也許是一時高興，專門坐汽車去他家看望他。伊克坦正好神志清醒，認出了皇帝，很感動。之前，皇帝除了曾看望過病危的醇親王福晉，從來沒有出過宮殿，所以這件事情被《順天時報》宣揚為“世人無不為宣統(tǒng)帝尊師之舉感到欣慰”。
相比起滿文課程，溥儀更愿意學習漢文。陸潤庠講述《四書講義》，可是溥儀年少無知，對這位師傅并不尊重，常常鬧得大家連君臣之禮都忘記了。他一再要求溥儀安心聽課：“君子不重則不威?！笨蔁o論怎么說也無濟于事，陸潤庠只得大喝一聲：“不許動！”把皇帝和自己都嚇壞了。
他是溥儀的早期師傅，在清朝退位后，他很快就因為內結而重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事實上，陸潤庠是當時少有的資本家，在光緒末年已經(jīng)在蘇州有自己的紗廠和絲廠，之所以愿意入宮教導溥儀，還是因為“太傅”帶來的榮譽感，包括死后的謚號，帝師們也是高人一等的，他的謚號是“文端”。
陸潤庠去世后，先后進宮的還有梁鼎芬和朱益藩，溥儀在回憶錄里都沒有怎么提到他們，但是梁鼎芬卻是當時的重要人物，他是當時“革命之地”廣東出來的極端保守主義者，曾任武昌太守，以在光緒陵前植樹而著名。他經(jīng)常給溥儀講的故事是，袁世凱派刺客去刺殺他，卻被他一番教育說得放下了屠刀，這種表現(xiàn)不一定是吹噓，因為在張勛復辟階段他的表現(xiàn)還是很突出的。當時紫禁城內外槍聲一片，高齡且體弱多病的梁鼎芬堅決讓轎夫們冒著子彈前進，大家要求躲避，他卻一再說，不可耽誤了差事。
不過，莊士敦說梁鼎芬此時只是一道幽靈之光，他的夢想是光復大清，他覺得自己一切作為都是“深明大義”之事，所以他才會在張勛復辟時去勸說親家黎元洪退位，被黎元洪大罵并趕出府第，他一點也不覺得有什么，反覺得為溥儀做了事情。民國人評論梁鼎芬是“不明大義而自認為深明大義的遺老”。其實在溥儀身邊的老師都是這種人。
最典型的當然是陳寶琛，這位當年清流派的關鍵人物在莊士敦眼中，是個風度優(yōu)雅的人物，富有文人魅力，他的書法和詩歌都是當時人們索取的珍品。不過，在旁人的回憶中，陳寶琛沒那么風雅，尤其是他抱定“一生只洗澡三次”的原則，每到盛夏，身上常常散發(fā)出酸腐之味。
這似乎是一個現(xiàn)實的寓言，作為首席帝師的陳寶琛的所有想法和言行都與時代脫節(jié)，不過溥儀覺得，他是最忠實于自己和大清的人，所以，他迅速成為溥儀身邊能參與國事的人物。他經(jīng)常給溥儀介紹時局變化，可是講的全是民國弊端，以及清朝如何被人心所向往，民意不忘君，民國不過幾年比不上清朝200多年“澤被深遠”，溥儀總有一天會“天與人歸”。這種期待和教育，很難說和溥儀日后做了偽滿洲國皇帝沒有直接關系。
張勛復辟的那幾天，陳寶琛從參與策劃到最關鍵的密謀，20多道上諭均由其發(fā)布，還給溥儀出了若干主意，禁止親王貴族干政，對黎元洪不肯離開總統(tǒng)府的行為要予以反擊，讓其自盡。在皇宮被包圍的時候，他讓溥儀發(fā)手諭給張作霖，要其上京勤王。陳寶琛的角色早已超越了“授皇帝讀”，而是小朝廷內部的智囊。但是，與梁鼎芬一樣，陳寶琛的主意和見識，哪怕在莊士敦這種古中國的崇拜者看來，也都是“幽靈之光”了。
為了隨時和他有聯(lián)系，溥儀的宮中還安了首部電話，陳寶琛身為“唯一的智囊”，得到了常常和皇帝通話的殊榮，不過也就是在這時候，正在長大的溥儀發(fā)現(xiàn)了陳寶琛這類老帝師們的缺陷，他們知道宮中的種種弊端，可是對此毫無改變的動力，一點也沒有為改變弊端而盡力。莊士敦作為旁觀者，覺得這是他已經(jīng)進入暮年的關系。事實上，這點溥儀看得更清楚，他發(fā)現(xiàn)，師傅們不完全是想象中的書生，他們本身就是舊制度的一部分，因此要他們改造弊端太難。
師傅們常常要求賞賜一些精品，比如米元章、王時敏的畫。有一次，陳寶琛還要求皇帝寫兩句詩給他，“老鶴無衰貌，寒松有本心”，隨后對其他人說，皇帝覺得這兩句詩是他的寫照，專門寫了送給他。這些師傅們去世后，遺老都羨慕他們有一般人所得不到的謚號。
不過溥儀最后還是有公允之論：他們要從我這里得到的，都得到了；不過他們能給我的，也都給我了。
小朝廷將溥儀稱為“英主”，他們?yōu)殇邇x制訂了嚴格的學習計劃，期待他掌握列祖列宗的政治經(jīng)驗，以便光復祖業(yè)，溥儀的學業(yè)承受了很大壓力。不過，按照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的一些檔案和當時報刊的報道，學業(yè)是完成順利的?！俄樚鞎r報》就報道溥儀的天資明敏和好學不倦，而當時琉璃廠出現(xiàn)的買書的太監(jiān)也被證實是在給溥儀購買各種新書籍。當時報道說，倘無革命之舉，則如此飽學之君“定可振興文教”。
在溥儀大婚之后，陳寶琛被授予太傅之銜，這也是清廷授予此銜的最后一人，可是此時的陳寶琛越來越被有主見的溥儀疏遠了。
莊士敦：“孩子”溥儀
陳寶琛被溥儀所疏遠，關鍵還在于來了可以替代他智囊身份的人物——莊士敦。在溥儀的眾多師傅中，只有莊士敦自己看到，并且使溥儀認識到，他重登以前的皇位不可能了，必須尋找新的出路。莊士敦啟發(fā)溥儀對外界產(chǎn)生強烈的向往之心，在溥儀周圍的人里，只有他把溥儀當一個人，一個孩子，而不是一個萬歲爺。
莊士敦的筆記詳細記載了他1919年3月3日見到溥儀的場景，溥儀先是在大群人簇擁下，身穿朝服，按照歐洲式的禮節(jié)和莊士敦見面的，隨即，兩人坐在書房里，皇帝的面前放著莊士敦為他挑選的書籍，師生關系出現(xiàn)了，完全不再拘泥于禮節(jié)。莊記載道：“他看上去并不虛偽，或者對有關中國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并不言過其實，他身體強壯，發(fā)育良好，他是個聰明，活潑，富有同情心的孩子，而且有幽默感?！?br />
莊士敦還覺得，溥儀并沒有傲慢之氣，他深居宮中，從沒有跨出紫禁城一步，除了偶爾允許他的弟弟和兩三個皇族的年輕人陪伴他一下，他沒有機會和其他孩子接觸，甚至他每天去書房都有隆重的禮儀。在他看來，溥儀是坐在金色轎子里面的孤獨孩子，他當時想到拯救溥儀身心健康的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去頤和園里居住，少受拘束。
不過，這對于師徒二人都是夢想，很快莊士敦就發(fā)現(xiàn)，他給溥儀上課的時候，身邊一定有太監(jiān)監(jiān)視，此外還有中國師傅陪伴，據(jù)說是因為害怕皇帝會緊張和拘束，盡管師傅在上課的時候經(jīng)常會睡覺，可是這種被監(jiān)視上課的行為一直沒有改變。
其實這種監(jiān)視真的不需要。據(jù)和溥儀一起上課的溥佳回憶，莊士敦是在李經(jīng)邁和載濤商量后被引薦的，李經(jīng)邁是李鴻章的兒子，很早接觸洋務，他覺得，張勛復辟失敗后，形勢對清廷很不利，溥儀很可能不能久留宮中，應該趁此茍安之機，讓溥儀學習英文和接觸新知，日后流亡海外也有準備。載濤和載灃，包括陳寶琛經(jīng)過商量后都同意了。擔任過香港總督秘書和威海衛(wèi)行政長官的莊士敦成為人選，關鍵原因還是他從年輕時候就崇拜中國的古典文學和佛家釋典，感覺東方文化比基督教文化高深，非常向往中國文化。
在載濤看來，家里有五六千卷書、不娶老婆、別號“志道”的莊士敦，就是一個書呆子。溥杰印象很深的是莊士敦與哈同夫婦見面的時候，因為哈同夫婦的傲慢，以及粗俗的管事人手上的滿是珠寶，而使莊士敦大怒，用尖刻語言嘲笑了哈同，并且再不來往。
溥佳還記得剛上課的時候非常難受，因為溥儀沒有一絲笑容，是莊士敦強迫兩人互相開玩笑，他們才慢慢熟悉起來。開始在上課的時候畫漫畫，溥儀的速寫非常不錯，莊士敦覺得，他可以成為一個藝術家。
他對溥儀有太多期待，他在給李經(jīng)邁的信件中寫道，皇上過著極其不自然的生活，他周圍的氣氛和環(huán)境亟待改變。他覺得，既然不可能重登皇位，不如保護他的身心健康。當時世界上各地的君主制度的黃金時代都過去了，溥儀唯一有可能效仿的，是英國的威爾士親王，所以，他極力反對溥儀被作為與一般人根本不同的人對待，“當他恢復王位的最后一線希望也消失的時候，就很難指望他會有能力在世界上發(fā)揮一個人的作用”。
他給溥儀講述英國王室生活和世界各地的風光，大戰(zhàn)后的列強實力，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和不可靠的軍閥的態(tài)度，并且極力鼓動溥儀去英太子上學的牛津大學去讀書，還將溥儀引薦給各國駐華公使和泰戈爾等人?！短┪钍繄蟆樊敃r報道說：“這對皇家青年夫婦的態(tài)度讓人愉快。”
莊士敦不僅僅教英文，還教導溥儀成為一個“英國紳士那樣的人”，溥儀自己說，在毓慶宮的最后一年，莊士敦已經(jīng)是“我的靈魂的重要部分”。
有了莊士敦的教誨，溥儀一天比一天覺得自己受著環(huán)境的拘束，他開始對祖宗舊制感到厭惡，并且自行其意，出現(xiàn)了一系列讓遺老們驚駭?shù)摹霸杰壭袨椤薄Ｏ仁恰盀榱蓑T自行車方便，我把祖宗在幾百年沒覺得不方便的宮門的門檻統(tǒng)統(tǒng)鋸掉，這些舉動還算好，王公大臣們的神經(jīng)還能應付，最讓他們受不了的是我一會兒要勵精圖治，一會兒要整頓宮廷內部，清查財務，一會兒我又揚言要出洋留學”。
15歲那年，他配眼鏡，太妃們和大臣們聽說有洋人要接近皇帝的眼珠子，群情激蕩。1922年，他又剪了辮子，現(xiàn)在史學者發(fā)現(xiàn)眾多民國與清廷交涉的史料，民國警察廳曾經(jīng)要求皇宮當差者剪辮易服，但是溥儀不在受要求之列，他之有此舉動，還在于深受莊士敦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影響。
電話的安裝，使溥儀有了更廣闊的與外界聯(lián)系的方式?！澳闶呛┦繂?？好極了，你猜我是誰？”胡適接到電話后開始不敢相信，然后真費了一番努力，到了宮中見到了溥儀。因為他和莊士敦事前打聽好了，溥儀“近來頗能獨立，自行其意，不再受一幫老太婆的牽制”。胡適日記里記載，清秀的皇上很能認識自己的錯，覺得現(xiàn)在還要花民國的錢，心里很不安，他想出洋留學，并且拜托胡適幫他找一些新書。
也因為這次會見，使胡適對溥儀有了不一樣的認識。1924年溥儀被逐出宮廷后，胡適發(fā)表文章，說這行為是“民國的恥辱”，違反了當時定下的優(yōu)待條約。
莊士敦和溥儀的親近關系，可以從溥儀的侍從李國雄的一段回憶中看出。當時13歲的李國雄心目中，皇帝是至高無上的，可是和莊士敦在一起，兩人關系輕松而自然，當時莊士敦受命管理頤和園，就住在萬壽山的后山，溥儀專門出宮去頤和園看望他，莊士敦坐上了一條又尖又窄、兩頭狹長的小船，半米多寬，坐上去后，他飛快地劃了起來，并且動員溥儀也上來劃?；实酃χ鴵u頭，表示不敢。李國雄寫道：“我們那時候覺得莊士敦也太大不敬了。”
不過公開出國留學的夢想迅速被小朝廷撲滅，而私自潛逃準備了許久，借賞畫給溥杰之機籌措了大量的金錢，可是在最后關頭，紫禁城走漏了消息，王爺傳令，叫各宮門一律關閉，進入戒嚴狀態(tài)，溥儀和溥杰傻坐在紫禁城里發(fā)呆。深深的宮墻還是“鎖住了一個少年的心”。
事實上，即使他能逃跑出紫禁城，能不能進一步出走還是很成問題，莊士敦去和英國公使館接觸過，公使表示，除非皇帝出了人身安全的問題，他才可以接納。否則會招致國內反對，英國政府不愿意此時卷入這一行動，因為背后有太多糾纏的利益關系，英國政府此時打交道的重點是民國而不是廢掉的清廷。
太妃主宰的婚姻
1924年10月，英國《泰晤士報》曾經(jīng)刊登過一篇署名為《幻想者》的文章，里面提到清廷的小皇帝坐著馬車在維多利亞道上行使，心中滿是喜悅。這種夢想看來永遠不能實現(xiàn)了。
事實上，不僅是留學成為夢想，皇帝改革小朝廷，驅逐太監(jiān)等一系列改革都沒有成功，溥儀想象自己結婚后可以親臨主政的意愿，在他人看來，只是幻想，他從來沒有改變自己“歷史的人質”的命運。
結婚是溥儀作為親政的基礎條件而接受的。1921年，皇帝準備大婚的消息傳出來，根據(jù)溥佳回憶：“自從這個消息傳出去后，我們家簡直是門庭若市，前來送名門閨秀相片的人往來不絕，并且再三托我父親，務必玉成其事。”沈陽的張作霖和大總統(tǒng)徐世昌都派人來提親，因為滿漢不通婚，所以被婉言謝絕了。
婚事的主導權最后落在端康太妃和敬懿太妃手里。根據(jù)愛新覺羅·根正的回憶，兩位太妃的斗爭自從隆裕太后死后就沒有停止過。敬懿太妃是當年同治的妃子，一向受到慈禧的喜歡，一直不甘于居于隆裕之下，溥儀進宮后因為有入繼同治、光緒兩人的說法，所以她在慈禧死后的葬禮上就開始大鬧，覺得自己是主子，而不該是奴才，可是隆裕畢竟名正言順，她沒有得逞。
在隆裕死后，她更不愿意服從端康太妃，也就是從前光緒的妃子瑾妃，瑾妃在哥哥的幫助下，靠賄賂袁世凱成為六宮之首端康太妃，不過她早已經(jīng)不是當年受光緒和慈禧氣的時候那個懦弱無為的妃子了，多年的宮廷生活使她有了強硬的手腕和斗爭的經(jīng)驗，這就使她支持的婉容能夠戰(zhàn)勝敬懿太妃所支持的文繡而被立為妃子。
溥儀自己的回憶是在照片中選擇了文繡，事實上，當時的溥儀覺得，誰是皇后并不重要，關鍵是他想要被人尊重的成人感，可是這種感覺很快挫敗了，他選擇的文繡因為是敬懿太妃所支持的，端康太妃覺得“不美，家中又貧寒，而她推薦的婉容長得美很多，家境又好”。要增加人選，改變選擇結果，兩位太妃各自拉攏王公親貴，溥儀的幾位叔叔各支持一方。載灃本來是有發(fā)言權的，可是他面對自己兩兄弟和太妃們組成的各自派系時，他寡言少斷的性格再次起作用，索性拖下去。8個月后，人選還在爭執(zhí)中。對立的僵局最后以端康太妃的獲勝而解決，1922年2月，同時增補了若干人為候選人，16歲的溥儀仍然沒什么腦子，在婉容照片上畫了個圈。可是，另外幾名老太妃又不干了，說文繡被圈過了，不能再嫁給平民，也得入宮為妃。這已經(jīng)純粹是為了和端康對著干了。不過當時輿論都以為，婉容的美貌和家世淵源確實更適合為后，結果打破了當初想法，選中了兩個，一妃一后。
確定皇后之后，要給婉容家修繕住宅，因為太狹窄，于是購買了鄰居家的若干宅第。這在以前根本不是事情，可是畢竟已經(jīng)是民國時代，當時報紙紛紛報道皇室大興土木，好像是侵占平民住宅，內務府趕緊和北京的報紙澄清，是購買而不是侵占。
接下來是經(jīng)費，民國政府的優(yōu)待費并不到位，現(xiàn)在聲稱是撥關稅款10萬元，其中2萬元算是民國賀禮，但是這點錢是不夠的。當時報刊報道，皇室已經(jīng)議定需要至少40萬元，民國不給，只能自己將內庫的金盤、金碗，包括珍珠、珊瑚制品等歷朝遺物41箱，送往匯豐銀行押死。
按照滿族風俗，夜間舉行婚禮，莊士敦記載，舉行婚禮的11月30日，當夜月光皎潔，天空無云，凌晨1時后，代表皇族權力的鳳輦出宮迎接婉容，這也是鳳輦在歷史上的最后一次應用了，婚禮的儀仗亦民國亦清朝，宮燈和鑾駕之外，穿插著若干穿民國禮服的武官，展示著近300年清朝統(tǒng)治的余暉。10年未下門閘的凄涼的東華門，一時間成為眾人觀禮的場所，擠得水泄不通。而前夜，文繡已經(jīng)從另外一條更近的道路悄然入宮了。
盡管溥儀覺得在滿是大紅背景下渾身紅衣的皇后婉容恍如一攤融化的紅蠟，不過在隨后接待各國公使和記者的見面會上，溥儀還是和婉容共同出現(xiàn)，并且表現(xiàn)非常得體，溥儀用英語答謝，并且用香檳祝酒，有位美國記者描述，“小皇帝”和他的新娘確實如人們所希望的那樣，富有人情味，感情自然，迷住并且征服了他的朋友們。
他們無異常人的姿態(tài)顯示著皇帝正式走向了外部的世界。接下來，溥儀和婉容的表現(xiàn)更加得體，在日本地震消息傳來的時候，溥儀捐獻了20箱清宮財物，這些財物送往日本后，因為昂貴而無法公開拍賣，最后由財閥收購捐獻給了日本的博物館和皇室，而婉容也不落后，看到報刊上的各地受災消息，也積極捐款。
溥儀、婉容和文繡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溥儀給她倆找了英語教師，三人在這時候只不過是十幾歲的少男少女，彼此寫詩，互相嘲弄和開玩笑，現(xiàn)在故宮文檔中已經(jīng)找到了不少當時他們的詩作。這大概是他們幾人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光。
溥儀和婉容還喜愛看梅蘭芳的戲，梅蘭芳后來和許姬傳回憶，他入宮為端康太妃祝壽演出的時候，先是看到了十幾歲戴眼鏡的少年溥儀，接著看到了十幾歲很氣派的麗人，梳著二把頭，在莊嚴的場面里，隨意走動，這就是剛嫁進宮的婉容了。
舊臣子的機心
在溥儀大婚的時候，不僅清廷王公貴族送了大量賀禮，大批民國的官員政客也送了大批禮物，包括總統(tǒng)黎元洪，他用了“贈”的名義；而前大總統(tǒng)，擔任過清大傅職位的徐世昌只是用了“謹贈”的名義，廣被指責，因為民國諸位政客都是用的“進”的名義送禮的，包括張作霖和吳佩孚，只有醇親王才有資格隨意地送給兒子一件緞馬褂和兩件緞衣料。
幾個字的差別已經(jīng)使現(xiàn)實情形反映無疑，主要是徐世昌，他曾經(jīng)是小朝廷的希望之一。莊士敦寫道：“徐世昌總是對他前君主的生活福利友善關心，我相信，假如時機合適并且名譽允許，他會高興放棄自己的總統(tǒng)職務，拜倒在小皇帝的膝前?！?br />
徐世昌經(jīng)久不衰的地位使他一直受到小朝廷的熱切聯(lián)絡，不過老謀深算的徐世昌更多是希望自己能夠有合適的身份和溥儀聯(lián)系。經(jīng)過學者的研究，徐世昌是有將自己女兒嫁給溥儀的打算，這并不奇怪，袁世凱也動過這樣的腦筋。在1917年，徐世昌曾經(jīng)公開以復辟方案解決政局矛盾，他的理想是自己充當攝政王，輔助幼君溥儀管理朝政，并且讓陸宗輿攜帶這一方案去日本尋求外交支持，可是日本當時不想支持溥儀復辟，方案只能作罷。
不過在徐世昌1918年當選民國總統(tǒng)后，仍然還是承認溥儀的尊貴地位，在小朝廷酒會上他宣布，他出山“不過為幼主攝政而已”。莊士敦的到來也有他的功勞，是他以民國總統(tǒng)的身份和英國使館交涉，征求英國政府同意促成此事，一直到清室拒絕了他的女兒的婚事之約后，報紙上才刊登出兩人不和的傳聞。
這也是小朝廷開始挑剔徐世昌的落款有失尊崇的原因。不過莊士敦道：如果他寫了“跪”、“進”等字，對于曾經(jīng)的民國總統(tǒng)來說，對皇帝不是一種恭維，對民國反是一種侮辱。
所有人都各懷機心地對待溥儀，張作霖一直聯(lián)絡著溥儀，1920年初次直奉大戰(zhàn)的時候，他不僅給溥儀進了人參，還表示要“拱衛(wèi)王室”。段祺瑞雖然討伐了復辟的張勛，不過迅速為溥儀開脫，覺得復辟純粹是張勛的緣故，而和溥儀沒有關系。在眾多的曾經(jīng)的清室舊臣，現(xiàn)在的掌權政要中，說到對溥儀的“忠誠”，可能還真是推動1917年復辟的張勛了。
張勛曾經(jīng)向袁世凱和清廷宣誓效忠，不過當時普遍輿論說，張勛對袁世凱的效忠是有條件的，條件就是他要忠于清室，優(yōu)待條件不變。這里面和他的出身有關，當時人普遍相信，他是以在1900年慈禧逃亡路上充當馬夫而起家的，所以發(fā)誓要忠誠于清室。
袁世凱死后，他的兩種效忠義務只剩了一種，于是在1917年的北京混亂階段率領自己的3000辮子軍來到了北京，莊士敦分析，他過于相信自己的軍事力量，也過于相信在徐州公開或者私下表態(tài)者的支持，所以只帶了那么點非主力來到北京。
當他解散了國會的時候，復辟派的人們齊聚北京，包括被稱為“文圣”的康有為，他覺得自己和“武圣”張勛是國家的救星，7月初，帝制恢復。莊士敦覺得，北京居民對于恢復帝制的態(tài)度很明朗，家家戶戶第二天就掛起了龍旗，說明他們對于重建君主制的同情。事實上，溫順的北京市民總是準備著各種旗幟，這樣可以避免各種麻煩，溥儀自己也聽到了民間傳聞，說要收藏好龍旗，因為過不了幾天就成古董了。
復辟因為段祺瑞出動了軍隊而迅速告終，一架從未使用過的飛機飛到了紫禁城上空，張勛和他的大辮子部隊迅速逃跑，張勛自己去了荷蘭使館，康有為去了美國使館。莊士敦寫道，張勛夸大了自己作為政治家的手腕，他愚蠢地以為自己很強大，可以獨自享受復辟的聲譽，事實上，曾經(jīng)和他密謀過的眾人是不能允許他獨自把持皇帝的，可以證明這件事情的是，復辟的文件被帶往巴黎，據(jù)說有82名有影響力的中國人贊成復辟。
關于皇帝本人的態(tài)度，當時的報紙上刊登的廣泛流傳的故事已經(jīng)為他開脫了。上面說，張勛去求見皇帝，皇帝聽說重登帝位就可以放棄所有功課，張勛宣傳只有馬背天子，沒有讀書天子。小皇帝很愉快地答應了張勛的請求。
不過更大的危機潛伏下來，人民開始思考，為什么民國了紫禁城里還要留一個皇帝？這不是留下來最大的辮子嗎？
溥杰：親密的兄弟
在漫長的宮中歲月里，溥儀的真心朋友非常稀少，弟弟溥杰就是其中一位。1916年，10歲的溥杰和母親、祖母第一次進宮會親，起因也是因為幾位太妃間的斗爭，她們想用會親之機，拉攏溥儀。那是溥杰第一次見到溥儀。他在回憶中提到，當時他的頭已經(jīng)給幾位太妃磕紅腫了，見到皇帝哥哥的時候，他們還是跪在地上請安，當時祖母在哭泣，母親也很茫然，他不敢去詢問，不過還是覺得皇帝哥哥和他想象的頭戴冠冕的威武形象完全不同，這不就是個穿馬褂的小孩子嗎。因為多年不見，雙方都有些認生，不到10分鐘后，就被帶到體元殿吃飯，因為母親吩咐不許自己拿吃的，所以那頓飯溥杰吃得很難受。
吃飯結束后，溥儀問溥杰平時玩耍什么，聽說他也玩捉迷藏的游戲很高興，幾個孩子于是開始在養(yǎng)心殿捉迷藏，把窗簾都拉上后，大殿黑不透光，他和溥杰聯(lián)合起來嚇妹妹，很是小孩子脾氣。不過小皇帝還是很快意識到自己的皇帝地位，尤其是看到溥杰穿的黃色衣袖，更是生氣。溥杰說，自己多年一直叫溥儀“皇上”，溥儀則叫他溥杰，背后也是這種稱呼，哪怕在戰(zhàn)犯管理所也沒改過，一直到改造結束后，他才叫溥儀“哥哥”，外人覺得很難想象。
從15歲開始，溥杰作為伴讀開始出現(xiàn)在溥儀身邊。溥杰覺得溥儀讀書不如自己用功，不過兩人都是年輕人，玩起來沒有邊，更何況還是在充滿神秘感的宮殿之中，他們倆曾經(jīng)找到過壓在養(yǎng)心殿佛龕下面的乾隆皇帝的遺詔，內容是替自己的父親雍正懺悔，說父親殘殺過自己的兄弟，乾隆是真心想懺悔這種罪孽。
溥杰和溥儀接受了共同的教育，他所想所聞，和溥儀一致，就是期待有一天能恢復帝業(yè)。莊士敦只說明了溥儀想去牛津讀書的宿愿，其實兄弟二人都想去牛津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可以放棄民國優(yōu)待，不再寄人籬下，也可以放開手恢復自己的祖宗基業(yè)。
溥杰想去英國還有一個原因，是覺得英國人度量大，印度就算是亡國了，王公貴族還保留了，這點就可以讓人學習。溥儀和他想法一樣，侍從李國雄回憶，當時溥儀很向往印度，還給自己的侍從們做了印度制服，當年泰戈爾訪華，在宮里見了溥儀好幾次，當時報紙上沒有記錄，事后大家從清宮照片上才知道兩人見過面。
沒有去英國的經(jīng)費，于是籌款，對于皇帝和他的弟弟來說，這點上倒不用愁，每天溥杰下午回家就帶走一大包東西，什么珍奇的書籍字畫都有，包括王羲之父子的字、米芾的畫等等，因為溥杰自己也愛書畫，所以印象清晰，一年多拿出來2000多件書畫精品，后來在天津賣掉了幾十件。也有人開玩笑說，溥杰日后鑒別書畫的能力，就是這個階段練出來的。
東西運得差不多了，兄弟商量準備由荷蘭公使幫助他們出國，因為他當年幫助過張勛。公使在溥杰的請求下居然答應了，表示自己可以把車停在神武門外，只要他們出了紫禁城，就可以逃走。莊士敦當時也不知道他們的計劃，是后來由荷蘭公使那里才聽說的，不過他對于兄弟倆的逃亡并沒有什么幫助，溥杰覺得他是怕溥儀真的出走，會使英國陷于不義狀態(tài)。
兄弟倆在1923年2月25日準備出走，不過很快走漏了風聲，紫禁城戒嚴，出走失敗，廣闊燦爛的世界就此關上了門。
兄弟倆的關系一直維持得很好，直到溥杰后來和日本華族議婚時候，溥儀不同意，雙方才有了猜忌。
出宮
一直渴望的出宮居然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的。1924年11月5日，在槍炮的威脅下，溥儀倉促出宮，走出生活了16年的紫禁城。
侍從李國雄回憶的出宮極為狼狽，當天接近中午的時候，溥儀和鹿鐘麟在頭一輛車里，幾名侍衛(wèi)也跟著上了車，因為車內實在太擠，李國雄也把腳放在踏板上，半個身子在車外。一輛混亂的汽車就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經(jīng)過南北通道從順貞門出宮，十幾分鐘就到了醇親王的北府。
事實上，在直奉戰(zhàn)爭開始的時候，溥儀和小朝廷的人們都意識到了氣氛的變化，不斷有人把消息傳出來，說是馮玉祥準備逼宮。而清室與馮玉祥沒有來往，雙方無法打通門路，為了安全，小朝廷開過幾次會議，可是也無計可施。最關鍵的還是溥儀的安全問題，11月2日，馮玉祥的部隊占領了一直屬于清宮的景山，一群群軍隊占在景山之上向宮內示威，而守衛(wèi)紫禁城的護衛(wèi)軍已經(jīng)解散，當時皇宮內，端康太妃的葬禮還沒有舉行，一些人穿著白色的喪服跑來跑去，更多人躲藏了起來。年輕的溥儀也身穿素服，內心憂傷，不過不是對于端康的死亡的感傷，而是對未來命運的擔憂。
在正式行動的前夜，馮玉祥已經(jīng)安排妥當，以攝政內閣為名修改了清室優(yōu)待方案，即日請溥儀出宮，由鹿鐘麟和李煜瀛、張壁共同執(zhí)行。李煜瀛是故尚書李鴻藻之子，對清室卻有深刻的仇恨，他在法國留學期間就參加了同盟會，當晚內閣爭論，一定要殺掉溥儀。
當時還討論過是帶2000人進宮執(zhí)行任務還是少帶些人，鹿鐘麟表示，只帶20個人就夠了。因為人越少越不會引發(fā)糾紛，外界的關注就會更少。
鹿鐘麟帶著20名士兵和40名警察昂然入宮，內務府總管紹英還一直在抗爭，表示清室入關以來并無虧待百姓。鹿鐘麟不聽這一套，宣布了新的條例，最關鍵的一條，是即日溥儀必須出宮，景山上已經(jīng)架設大炮，不出宮則予以攻擊。給予的時間是總共3小時。
正在儲秀宮和婉容一起吃蘋果的溥儀未必心中沒有準備，可是要離開這座生活了16年的紫禁城，還是很驚慌，嘴邊的蘋果也落在了地上。雙方在一去一來中僵持了一段時間，最后給予的出宮時間是20分鐘，鹿鐘麟不斷暗示，景山上就要開炮啦。
16點10分，溥儀離開了自己的紫禁城。按照1930年美國人維克披露的1924年馮玉祥的西山會議上的文件，馮玉祥當時策劃將溥儀、曹琨全部處死，溥儀當時確實是有生命安危問題的。
當時最關心溥儀生命安危的，只有寥寥數(shù)人，除了親屬外，還有鄭孝胥和莊士敦。鄭孝胥一直在四處打聽消息，打聽辦法，甚至在街頭守候消息，而莊士敦早早帶著載濤守候在神武門外，士兵們不允許他們進入，莊士敦拿出名片讓士兵拿給長官去看。親王載濤說：“我可以冒充你的仆人一起進去。”莊士敦感嘆，如果不是身處絕望之境，高貴的親王是不會提出這種要求的。
不過有什么辦法呢？在1924年的中國，一個滿洲皇族的身份和驕傲，已經(jīng)不是能夠引起重視之物了，他們的請求沒有得到批準，城市開始流傳皇上和太妃都已經(jīng)被殺害的謠言，許多不認路又沒出過宮的太監(jiān)們一被驅逐出宮，就跳河自殺了。這比當年溥儀遣散太監(jiān)更為轟動，不過人心并不齊整，有的太監(jiān)見溥儀也被趕出了宮，想起了前兩年太監(jiān)被驅逐的舊事，高興地嚷，這才是一報還一報呢。
末世攝政王載灃的角色
來源:三聯(lián)生活周刊
關鍵字:末世,攝政王,載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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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是清王朝最后、投入最大、牽涉層面最為深刻的現(xiàn)代化改革，是在清廷統(tǒng)治者權威合法性急劇流失，越發(fā)陷入信任危機的情況下急劇推進的，由于其手中式微的權力和資源都不足以支持如此規(guī)模和廣度的改革，從而積聚了更加強烈的社會不滿，進而導致了它的覆亡。作為晚清最后一代權力中樞，被歷史選擇的載灃最終推動了這個遲暮王朝覆滅的命運。
謙抑與謹慎的奕譞
1908年11月14日，日暮夕陽的晚清帝國再次遭遇了一次突如其來的變故：在不到24小時內，74歲的慈禧太后和37歲的光緒皇帝相繼去世，龐大的帝國朝野上下和西方列強都迅速把目光聚焦在了一位年僅25歲的滿族親王身上：“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攝政王載灃不僅能贏得那些維新派人士中明智派的支持，而且那些能夠成功幫助滿清度過最后10年艱難國運的臣子也會支持他?！碑敃r駐北京著名英國時務評論家、歷史學家埃德蒙德·巴克斯特在寫給《泰晤士報》的專欄評論中這樣說。與其他拘謹、陳腐的老一輩清朝皇族親貴不同，載灃時常出現(xiàn)在各國駐京公使館的聚會上，以其風度和談吐折服了許多人?！八L得很端正，兩目炯炯有神，常常緊閉著嘴巴，不多說話，走路時身體挺直，渾身上下卻透露出一個親王的氣度。”《一個美國人眼中的晚清宮廷》的作者、美國傳教士I.T.赫德蘭這樣形容年輕的載灃。
確實，這位臨危受命的監(jiān)國攝政王身為光緒皇帝的胞弟，享有同情改革和維新的聲譽；其岳父榮祿是袁世凱的老上司兼靠山，又是慈禧的寵臣，同時又與張之洞等洋務地方大員私交頗厚，可以說是左右逢源，人脈豐厚。然而，與表面上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實則亂象橫生的清帝國一樣，對于這位生于王府深宮，一路順風順水的青年醇王而言，其風度下掩蓋的才干與性格缺陷，卻實在令人擔憂。
載灃與六弟載洵、七弟載濤同為上代醇王側福晉劉佳氏所生，1882年2月12日（光緒九年正月初五）出生于北京西南太平湖的舊醇王府。載灃生父奕譞為道光帝第七子，其四兄奕詝登基時，被封為醇郡王，同治三年再被加封為醇親王，同治十三年，次子載湉被慈禧下詔入宮嗣位后，更被賜以世襲罔替親王待遇。奕譞的福晉是慈禧的妹妹。在晚清激揚動蕩、風云詭譎的政局中，奕譞用超乎尋常的謙抑與謹慎，得以長期身處權力中樞卻安然無恙?！按褥n他夫婦坐杏黃轎，他一次沒敢坐進去。這種誠惶誠恐的心理，不僅表現(xiàn)在他的一切言行中，連家里的陳設上也帶著痕跡?！陛d灃之弟載濤在《晚清宮廷生活見聞》中回憶說，“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為‘思謙堂’，命名書齋為‘退省齋’。書齋里條幾上擺著一件盛水半滿則穩(wěn)定不動，滿水則傾覆倒下的周代欹器，刻著自己手書的‘滿招損、謙受益’六字銘言?！碑敼饩w皇帝于光緒十三年年滿16歲，依照祖制應當親政之時，他為了向慈禧表示恭順，以“宮廷政治內外并重”為理由，兩次上折，專請慈禧依舊“訓政數(shù)年”。
有了這樣一位父親，較之其他侄輩親貴如載澤、載瀛，慈禧自然對載灃青眼有加。1885年正月初五日載灃兩歲時，因適逢慈禧50歲整壽，遂被封為“不入八分輔國公”。年滿16歲后的載灃歷任內廷行走、閱兵大臣、正藍旗總族長、正白旗漢軍都統(tǒng)、健銳營統(tǒng)帶、正紅旗滿洲都統(tǒng)等尊缺、要缺，然而真正改變他命運的，則是之前一次以屈辱為標志的外交致歉訪問。
赴德致歉之行
1901年1月，正當被列強鐵蹄踏破的北京城仍然硝煙未盡，因“庚子國變”而倉皇“西狩”的慈禧太后一行在西安驚魂未定時，各國談判使團向清廷全權談判大臣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提出了《議和大綱十二條》，第一條即是“戕害德使（克林德勛爵）一事，由中國派親王專使代表皇帝致慚悔之意，并于被害處樹立銘志之碑”。在仍然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清廷看來，此舉簡直是不可接受。慈禧先于西安電旨奕劻、李鴻章，令其向德方詢問，是否可以派遣駐德、荷兩國大使呂海寰代為赴德謝罪，然而德方絲毫不肯讓步。無奈中，西安小朝廷只能妥協(xié)退讓，1901年4月28日，尚停留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fā)布上諭，授醇親王載灃為頭等專使大臣，與內閣侍讀學士張翼、副都統(tǒng)蔭昌一同前往德國，為公使克林德被殺事件專行致歉。
為何在諸多親王貝勒中，年僅18歲的載灃要承擔如此重任？聯(lián)軍司令瓦德西1901年1月20日的日記似乎給出了答案：“今日主要之事，大部分為余與中國親王周旋。最初在我們使館之內，來此者計有當今皇帝之兄弟三人，以及堂兄弟一人。彼等系騎馬而來，隨帶無數(shù)侍從；此四者皆系極為溫雅之少年，舉止優(yōu)美，面貌聰俊。彼等穿得齊齊整整，其毛辮之美麗，尤特別惹人注目。彼等表示一種極有訓練之禮貌。彼等極喜歡鋼琴音樂，尤其是聯(lián)軍軍樂。因其中年紀最長者，亦不過十有八歲之故，所以實際上只算是一種兒童時會。其中年紀最長之一人，似將被派為前往柏林謝罪大臣。余相信彼必為吾皇所喜悅。”
然而，強橫的德國政府并不僅僅滿足于載灃遠渡重洋，前來謝罪。7月6日，載灃一行乘郵輪到達波塞之時，德國政府方面才傲慢地告知清廷駐德、荷兩國公使呂海寰，會見禮儀為德皇“在白廳坐見醇親王，行三鞠躬禮，參贊隨員如見須叩首，彼云此是謝過，非常時覲見”。這場突如其來的覲見禮儀風波，使載灃一行不得不駐留于瑞士巴塞爾，進退兩難。在北京主持和議，與列強各國折沖樽俎、唇角舌燥的李鴻章在7月10日致電呂海寰，拒絕德國關于要求醇親王隨員向德皇叩首之要求，并不惜以暫時拒絕在條款已經(jīng)擬定好的《辛丑條約》上簽字為殺手锏。軍機處也于7月13日致電全權大臣呂海寰，強調：“今德國于各項禮節(jié)，出立御座，并于納陛上賜座，此中國非常異數(shù)……務望設法電達德外部，切實力爭為要。”最終，德方終于做出了象征性讓步：遞交國書時醇親王只帶蔭昌一人為隨行翻譯，兩人俱向德皇行鞠躬之禮。
7月21日，載灃一行抵達波茨坦，德皇并沒有安排載灃一行下榻于歐洲各國君主貴族來訪時慣常下榻的奧楞哲麗行宮，而是安排其暫住于規(guī)格略低，曾作為普法戰(zhàn)爭中被俘法皇拿破侖三世寓所的奧蓮格理行宮。次日，在冷漠與充滿敵意的氣氛中，載灃一行謁見威廉二世，載灃和蔭昌向德皇行三鞠躬禮，威廉二世則坐受國書，致答詞時也未站立，態(tài)度相當傲慢。盡管清朝的國書中，對克林德之死已經(jīng)表示了極盡的“慚悔之意”，甚至將聯(lián)軍出兵理由稱為“勞師遠涉，戢匪安民”，威廉二世在答詞中還有“斷不能因貴親王來道歉之忱，遂謂前愆盡釋”之語。
盡管德國之行給載灃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屈辱記憶，卻為長于北京王府禁地的他創(chuàng)造了難得機會，走出北京和清帝國，去親眼目睹萬里之外光鮮陸離的景象。在斯德汀的伏爾鏗造船廠，他參觀了正在建造中的排水量達3萬噸的巨型商業(yè)郵輪“威廉二世號”。8月13日，在隨行洋員李希德、赫芬尼陪同下，他乘坐專列前往埃森克虜伯軍工廠參觀煉鋼廠。在日記中，他形容工廠：“生產(chǎn)過程分工明細，每一新式鋼板煉軋成后，先以巨炮轟擊，以觀其成效何如……熔爐廠內有大爐四十座，未煉之鋼入爐須九時之久，其爐火熱度高至兩千度而后方可澆鑄?！?br />
當時，年輕的載灃所表現(xiàn)的風度，確實給德國王室和西方媒體留下了深刻印象?！吧衔?1點左右，一個身著中國貴族華貴絲綢服裝、頭戴清朝最高品紫紅色頂戴花翎、羞怯而略帶孩子氣的少年，在香港登陸。在碼頭上他受到了總督亨利·布萊克爵士的歡迎，然而原本大多數(shù)正式和隆重的儀式，卻按照親王本人的意愿取消了，沒有英軍儀仗隊的敬禮致意，沒有轟鳴的禮炮，因為他此行肩負著一項屈辱的使命，在完成之前，他寧愿不講任何排場。”這是載灃乘坐郵輪抵達香港時，《英國每日電訊報》的報道。在波茨坦會見后兩天，威廉二世前往他下榻處回拜，授予他紅鷹大十字寶星。《申報》于是這樣贊賞他：“以天潢貴胄之身，不畏重洋多阻，風波險惡，使于四方，不辱使命?！贝诵袩o疑為他日后的地位與前途加上一枚重重的砝碼，正如《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理循所說的那樣：“在這次曲折的行程后，太后（慈禧）一定會為這位喜愛的侄子在未來安排一個顯赫的位置，以補償他為朝廷尊嚴所做出的犧牲，和獎勵他表現(xiàn)出的勇氣?！?br />
內憂與外患
1902年1月3日，從開封回鸞北京，暫時駐蹕保定的慈禧頒布了一條不同尋常的諭旨，為剛剛結束使德遠行不到兩個月的載灃指婚榮祿之女瓜爾佳氏。慈禧安排的這樁政治婚姻可謂一石二鳥，一則感激了榮祿在庚子國變期間的保全之功，二則延攬載灃為日后臂膀，避免慶王奕劻、載振父子日后專擅軍機處。根據(jù)光緒乙未（1894）進士、歷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廣東道監(jiān)察御史胡思敬在《孝欽臨危定策》中的記載，慈禧病危之際，張之洞等重臣齊集內廷，擔憂儲君年紀過幼，政局不穩(wěn)，因而集體上奏，聲稱“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不如徑立載灃”。然而慈禧的回答卻是：“不為穆宗（光緒）立后，終以無對死者，今立溥儀，仍令載灃主持國政，是公義私情兩無所憾也?！?br />
然而，載灃能否在如此復雜局面中把控清帝國這艘龐大航船的航向？答案是否定的?！拔腋赣H（載灃）謙抑退讓的作風，好逸畏事的性格，大抵與祖父（奕譞）相似，不過對于待人接物的深謀遠慮，卻遠不及祖父?！变呓茉凇锻砬鍖m廷生活見聞》中回憶說，甚至連王府中的太監(jiān)也是更畏懼福晉瓜爾佳氏；某日瓜爾佳氏離府外出，當值的散差太監(jiān)居然懈怠至黃昏時，連各房間玻璃窗上的木框紙面外窗都沒有上，然而載灃也只得無奈地大喊一聲：“我還在府哪，上窗戶！”
這種柔弱內斂的性格，使得載灃雖貴為攝政王，但絲毫不能發(fā)揮應有的中樞作用，更遑論負擔起在內外交困中推進“新政”這場晚清歷史上規(guī)模最大、涉及至深的現(xiàn)代化運動了。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說：“監(jiān)國（載灃）性極謙讓，與四軍機同席議事，一切不敢自專，躁進之徒謁王府獻策，亦欣然受之……內懼隆裕，外畏福晉。”1910年初，其弟載洵貝勒自歐美游歷歸來，廷議中主張大舉國債，建設海陸軍，惹得朝野大嘩，載灃也不便貿然支持這位剛剛當上籌辦海軍大臣加郡王銜的弟弟。載濤情急之下，居然搬出寵愛自己的生母劉佳氏，試圖將軍國政事解決于醇王府私宅內堂之中，弄得身為堂堂監(jiān)國攝政王的載灃，居然只得“避居三所，兼旬不敢還家”。
在載灃淳淳無爭性格的另一面，則是他自以為“遇大事有靜氣”的遲緩拖沓，這對于晚清內政外交同時危機迭出，急需一位雷厲風行、當機立斷領導者的局面來說，完全是致命傷。1909年1月，東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徴因日俄兩國同時陳兵在邊，危及東三省邊疆之事急報中樞，覲見載灃，但“召對時只有尋常慰勞，無他語”。瑞徴試圖再次陳情，載灃索性來了一句：“汝痰疾尚未愈乎？”幾月后，考察憲政大臣汪大燮自日本歸來，數(shù)次上奏，密陳日本桂太郎內閣積極經(jīng)略朝鮮，圖謀東三省，然而奏折皆被留中不發(fā)。最終，汪氏終于得以面見載灃，痛說厲害之后，載灃仍然只是默然無言，旋即自懷中取出西洋懷表言：“已十鐘矣?！彼於瞬杷涂汀?br />
“丙午改制”與“丁未政潮”
從今日眼光看，宣統(tǒng)朝政的敗壞并非單純源于載灃之性格，而是巴林頓·摩爾所謂“制度性危機”，其深刻矛盾深植于晚清現(xiàn)代化的宏大目標與推進者本身利益與職能有限性之間。1906年初，清廷宣布著手中央官制改革，以為憲政鋪墊，史稱“丙午改制”。為了避免觸動皇權與滿洲貴族已有特權，慈禧發(fā)布上諭，提出官制改革中，軍機處、內務府、八旗等5個傳統(tǒng)部門不得觸動，史稱“五不議”。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中對這場改革的評價是：將傳統(tǒng)的六部擴大為11個具有一些現(xiàn)代化功能的部門，在立憲政體表象背后，做出了一次倒退的機構重整：“戶部改為度支部，兵部改為陸軍部以及練兵處，刑部改為法部，工商兩部合并為農(nóng)工商部，并增設郵傳部專管鐵路郵船電政事務，以及資政院與審計部，其余各衙門毋庸更改?！?br />
盡管“丙午改制”在某些方面使得晚清中央政府獲取了一些現(xiàn)代化職能，提高了其行政效率，但引發(fā)的震蕩與矛盾卻遠出乎清廷中樞的意料。首先是改制引發(fā)的袁世凱北洋洋務集團與中央清流瞿鴻禨、宗室鐵良等派系之間全新一輪的權力紛爭。在為丙午官制改革而特設的“編纂官制館”中，出身北洋集團袁世凱麾下的新型洋務官僚人數(shù)極多，袁氏遂謀劃成立責任內閣，其如意算盤即是遙奉內廷靠山慶王奕劻為總理大臣，自己陰掌實權，由此引發(fā)瞿氏一派直接上奏慈禧，以皇權旁落、太阿倒持為由，迫使慈禧退而求其次，放棄了“一步到位”的內閣制，采取了軍機處與各部并存，以權力制衡而非效率優(yōu)先的“二元混合制結構”。
不僅如此，作為“丙午改制”的余震，1907年4月的“丁未政潮”也引發(fā)了一次大洗牌：慶王奕劻、袁世凱聯(lián)合兩江總督端方，而瞿鴻禨則引庚子護駕有功，深得慈禧寵信的新貴郵傳部尚書岑春煊為奧援，雙方足足互相攻訐4月之久，最終結果是兩敗俱傷：岑、瞿二人被先后開缺，袁氏也于9月被明升暗降——他和張之洞都被北京朝廷調回首都擔任軍機大臣——“雖然這個職位因能夠對皇帝本人提供直接的政治咨詢服務而享有崇高的聲譽，但再也不能直接統(tǒng)領軍隊，這兩個統(tǒng)率中華帝國最強大軍隊的人，就這樣被體面地剝奪了權力?！倍褥伺e的背后推力，實則是對漢族地方督撫大員和中樞廷臣的派系斗爭與整體坐大之勢深惡痛絕，而唯一出路似乎就是進一步將權力收歸到滿洲親貴手中。丁未政潮前后一系列重大的人事變動，使得清廷中前期在官員任命上一直堅持的“滿漢平分”的原則進一步遭到嚴重破壞。一方面是漢族重臣瞿鴻禨、岑春煊等人因與奕劻等皇族權貴不睦而被罷官，林紹年等出樞；另一方面卻是鐵良、溥颋、載振等紫禁城內廷親支近派接連把持了陸軍、度支、農(nóng)工商部等要缺，造成了“滿人聯(lián)翩而長部務，漢人之勢大絀”的局面。
這種激烈的震蕩，標志著咸同以來形成的清廷中央權力結構的驟然斷裂，危局隨著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傳統(tǒng)洋務派地方督撫，以及榮祿等傳統(tǒng)充當前者與朝廷中樞間鏈接紐帶的滿族官僚的去世，更為明顯。就在這危機四伏、風雨飄零的亂局中，毫無政治閱歷和心理準備的載灃就被突然推上了晚清政治舞臺的中央——1907年6月19日，軍機大臣瞿鴻禨被罷免3天后，一道圣旨被快馬送至醇王府：年僅24歲的他受命成為軍機大臣。
1908年11月20日，在這個北京有史以來最為寒冷、狂風凜冽的冬日里，載灃首次以攝政王的身份召見了軍機處以及政務處各大臣。為了表示謙抑與低調，他將會議地址選在了相對偏僻的文華殿，商定即日起，“凡發(fā)布諭旨，皆由攝政王鈐章，軍機大臣署名”。然而很快，載灃便發(fā)現(xiàn)自己根本無法按照預想中的狀態(tài)縱橫捭闔，執(zhí)掌朝政。首先一股阻力來自隆?；侍?，慈禧為自己這位內侄女，特意在自己的遺詔末尾留有一條伏筆，宣布“遇有重大事件，必須請（隆裕）皇太后懿旨，由攝政王隨時面請施行”?；萦H王奕祥長子、貝勒載潤回憶說，隆?；侍髮φ卤緹o定見常識，只是一心想效法慈禧，垂簾聽政，所以動輒與載灃在朝事官制安排上爭吵不休：宣統(tǒng)二年，載灃想調宗室毓朗為軍機大臣，隆?；侍笠庥栽绖P之密黨徐世昌代之，載灃無奈下只好宣布毓、徐兩人共名列班中。更有甚者，1911年4月底，當清廷已經(jīng)處于全國朝野上下要求速設責任內閣，召開國會的高壓之下時，隆裕依然以“選派功勛老臣”為由，要求載灃指派早已不孚人望的慶王任內閣首揆。
作為載灃等少壯親貴最為憎惡的目標之一，晚清政壇上著名的“不倒翁”慶王奕劻之所以能長盛不衰，完全依靠他見風使舵、八面玲瓏的作風。侍讀學士國史館總纂惲毓鼎之子、陸軍部主事、秘書科長惲寶惠在回憶中說：“辛丑之變，西太后由西安回鸞之后，近支皇族一部分因支持拳匪，迫于列強壓力而被罷斥、貶官，其他多數(shù)年甫及壯，未經(jīng)大事，所以在她眼里只有慶王堪用。他一則對外交結袁世凱北洋集團為奧援，二則在庚子之變后，北京談判中與列強極力爭取，保住了太后與皇上的地位，所以慈禧對他榮寵有加?！?br />
為了同時應付傳統(tǒng)式的王朝衰敗危機，以及將推行10年的“新政”繼續(xù)下去，清廷都必須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自上而下地推行中央政令，然而它卻尷尬地發(fā)現(xiàn)，地方立憲派紳商士大夫與漢族督撫大員已經(jīng)離心離德；除了一班趾高氣揚，毫無經(jīng)驗的少壯皇族親貴，自己手中已經(jīng)無人可用。1909年10月，慈禧在遺折中勸誡載灃“所有因革損益之端，務審先后緩急之序，滿漢視為一體，內外必須兼籌”后，最后一位對晚清王朝保持傳統(tǒng)忠誠的重量級洋務大員張之洞辭世。載灃只好飲鴆止渴，將希望完全寄托在滿族近支親貴身上。1908年12月，在成為監(jiān)國攝政王后僅十幾天，載灃就賞自己的六弟載洵、七弟載濤加郡王銜；兩年后，載灃授載洵為參與政務大臣、毓朗為軍機大臣。1911年再調資政院總裁溥倫為農(nóng)工商部尚書，載灃還規(guī)定在官制改革中，為宗室人員的安置予以特別的關照，從而被世人視為“其弊視魏晉九品中正殆有甚焉”。
自然，這批親貴在晚清政治舞臺上的表現(xiàn)，只能用令人失望來形容。1909年10月，頂著籌辦海軍大臣頭銜的載洵出訪歐洲，考察海軍。載洵的作風，可謂與其兄載灃截然相反，他在德國之行中頤指氣使，大耍親貴紈绔脾氣，當?shù)路交适宄雒?，為其舉辦送別宴會時，他忽然以晚飯已吃飽為由，拒絕前往，急得中國駐德公使蔭昌只能以辭職相威脅，才將其硬拖至波茨坦皇宮。其后，載洵看到德國皇室名流顯貴齊集一堂，舞會上名媛淑女競相前來邀舞，態(tài)度轉怒為喜，又在觥籌交錯間大醉失態(tài)。1910年8月，載洵、薩鎮(zhèn)冰兩人再度出訪美日等國，在紐約考察時，輕率地訂購了2600噸級巡洋艦“飛鴻號”。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恒認為載洵不僅腐化，而且對海軍事務茫然無知，“美國維克爾和馬克西姆造船廠僅僅通過施放一組能在空中展示載洵身穿軍禮服形象的焰火，就贏得了訂單”。
深諳晚清朝事玄機的胡思敬在《退廬全集》中說，由于慈禧逝世，最高權威與協(xié)調力量缺失，所以，宣統(tǒng)朝滿人親貴爭權之激烈，派系之多，前所未有：“載洵把持海軍，兼辦陵工，與毓朗合為一黨；濤貝勒統(tǒng)領軍咨府，侵奪陸軍部權，收用良弼為一黨；肅親王好結納溝通報館，據(jù)民政部，領天下警政為一黨，溥倫為宣宗長曾孫，陰結議員為一黨……慶王則獨立諸黨之外?！睆膫鹘y(tǒng)政治道德講，不能因公廢私的載灃既不能做到“正己”，也就無道德優(yōu)勢廓清中樞以“正人”。
充滿諷刺意味的是，即便是這樣一個狹隘的小群體，載灃也不能完全信任，不時貶抑疏遠其中自以為對己不忠者。陸軍部大臣鐵良，本是載灃集團抓取軍權，抗衡袁世凱北洋集團的急先鋒，然而鐵良在積極籌辦軍咨處獨立后，也逐漸不為載灃信任?！拌F良對于練兵、軍事既有經(jīng)驗，也有辦法，但載灃嫌他受慶王提拔，而慶王又是袁世凱的內援，于是一并扳倒，外放鐵良為江寧將軍?！睈翆毣莼貞浾f，“而恭親王溥偉雖然精明能干，但因為曾經(jīng)一度被朝野傳為光緒繼承人，所以載灃僅僅給了一個禁煙大臣的頭銜，以示敷衍?！比諠u失勢的鐵良，在訓練禁衛(wèi)軍的職責被解除后，于1910年2月托病辭去陸軍部尚書職務。載灃立即以尚在德國、私交甚厚的蔭昌代之。載灃對自己這一小兒科級別的政治手腕十分滿意，認為蔭昌雖與袁氏以及北洋軍人走得稍近，但一則畢竟是滿人宗室，二非慶王一黨，假以時日，肯定能將北洋諸軍統(tǒng)御之權延攬到手，為一己所用。殊不知蔭昌與鐵良雖同為滿人，但絲毫沒有當時內廷親貴心中“排漢興滿”的意識，后最終成為袁氏親信，在民國，乃至洪憲帝制期間仍然身居要職。
有鑒于此，無怪乎僅僅在載灃監(jiān)國一年后，曾經(jīng)一度樂觀的《泰晤士報》迅速就改變了論調?！澳贻p而無經(jīng)驗的滿洲貴族以權謀私，狹隘沖動，攝政王缺乏堅定的性格和政治才華，隆裕皇太后則忙于享受新地位帶來的尊榮與享受?！卑５旅傻隆ぐ涂怂固貙懙?，“這個古老帝國的命運已經(jīng)處于前所未有的危險之中。”
排袁與制軍——徒勞的努力
近人史家論及晚清之敗亡，多以載灃上臺伊始，不能徹底清算袁世凱為憾事。然而此舉所需之時機，人選與手段，清廷皆無從掌握。光緒與西太后去世時，梁啟超正留居于日本兵庫縣須磨村“怡和別莊”，1908年11月23日至25日，梁啟超向同情改良運動的清廷宗室、北京外務部主事長福發(fā)去數(shù)封密函，力促清廷誅殺袁世凱，聲稱光緒皇帝殯天“為天下人所同疑……奸賊猶逍遙法外”，希望載灃、肅親王善耆等親貴實權派“定奇謀，成奇勛”，載灃身邊一些親貴如毓朗、肅親王善耆等，也搬出其父老醇王12歲即手擒肅順的典故，極力勸說載灃剪除袁氏，然而載灃卻始終猶豫不定。正如載濤在晚年回憶錄中評論其兄時，直言“他遇事優(yōu)柔寡斷，為人忠厚，內廷當差謹慎小心，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但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最終，下詔罷免袁世凱的，是肅親王善耆和鎮(zhèn)國公載澤，他們對載灃說，內外軍政諸機構單位，全是袁的黨羽，太后一死，袁氏失去了唯一的鉗制，他日坐大，除去更為不易，便迅速用藍筆（國喪期間，不能動朱筆）擬定了一道諭旨，請慶親王裁可。早與袁氏勾結甚密、老奸巨猾的慶王模棱兩可地說：“此事關系重大，請王爺再加審度。”而另一位滿足親貴倚重的漢人督撫張之洞則直接明了地表示反對，聲稱：“倘初政即戮先朝最倚重之大臣，吾懼其手滑而蹈明末覆轍也?！?br />
在這種情況下，缺乏魄力的載灃只好修改諭旨，言辭前緊后松，變成責令袁世凱開缺回籍養(yǎng)病。
盡管袁世凱的罷黜，帶給清廷更多的是權力真空與人心思背，但在載灃等皇族親貴眼中，它卻意味著拔掉漢族實力派在中央政府的最后一根柱石。他們隨即開始不遺余力地剪除袁黨，貶斥漢族地方軍政督撫大員。遺憾的是，在這個問題上，生于深宮婦人之手，缺乏政治閱歷與權術手腕的載灃親貴集團完全沒有慈禧老到巨譎，圓融機變。后者處處慎重，明升暗降，分化瓦解，各種手段交替使用，而載灃則只有正面打擊、罷斥貶官一條途徑。1909年2月，載灃以開支靡費、有負委任，將郵傳部尚書陳璧交部嚴議，隨即革職，并永不敘用。江蘇巡撫陳啟泰病卒，以滿人瑞澄接任。不久，曾一手創(chuàng)辦南開大學，對省內新式教育貢獻良多的直隸學校司督辦嚴修，因與袁氏關系密切，被迫“乞休”。接著，載灃將徐世昌由東三省總督內調為郵傳部尚書，以錫良繼任東三省總督。錫良到任后，嚴參北洋骨干，首先抓住黑龍江布政使倪嗣沖貪污案，將其即行革職，并勒追贓款。3月23日，清廷中樞又借京查的機會，迫使袁的心腹民政部侍郎趙秉鈞休致，使得北京的警務大權轉到滿洲親貴手中。6月28日，楊士驤病死，載灃即命端方繼任直隸總督。1910年1月，唐紹儀被迫以病開缺；2月，號稱北洋財神的鐵路局局長梁士詒被撤職，名列北洋三杰之首的江北提督王士珍見狀不妙，也以病自請開缺，正中下懷的載灃與隆?；侍髽返庙標浦?，即刻發(fā)布上諭照準。
與此同時，載灃利用手中的權力，開始大刀闊斧地改組軍事機構，以軍咨處、陸軍部、海軍處等組織，將軍權一步步從地方督撫手中集中到中央的陸軍部，再由陸軍部集中到以自己為核心的皇族親貴手中。載濤在回憶錄中說，載灃受德國軍國主義影響極深，“因為他早年在德國目睹德皇族從幼年時起，就身受極嚴格軍事訓練，所以國勢那樣強盛，早就有心效法”。在德國的見聞，使載灃認識到：“欲使皇室強盛，必先集中兵權；欲使國家富強，必須重視武備?！?br />
載灃上臺后掌握君權的第一個舉動，就是宣布裁撤近畿省份的練兵處，將其新編陸軍直接劃歸中央陸軍部指揮。1908年12月25日，剛剛接過攝政王權柄不過40天的載灃下令成立專歸自己統(tǒng)轄的禁衛(wèi)軍，由北洋陸軍第一鎮(zhèn)滿兵中抽調組成，以其弟貝勒載濤、貝勒毓朗、陸軍部尚書鐵良為訓練大臣。這支部隊不僅裝備先進，而且待遇優(yōu)渥：“悉著呢衣革履，一切領章帽記，制造均屬優(yōu)良，以示判別面而壯軍容?！贝文瓿?，載灃諭令撤銷各省督撫所兼陸軍部尚書或侍郎銜，預備徹底剝奪地方督撫手中的兵權。
為了從制度上保障滿洲親貴對兵權的絕對掌握，載灃于1909年7月15日，連下三道上諭，分別下令籌辦海軍處，并將陸軍部中的軍咨處分離出來，分割了原本歸陸軍部所有的一些重要權力，成為直接對皇帝負責的專職軍事顧問與指揮調度機構獨立機關：“凡關于規(guī)劃籌防用兵及重要事件，均由軍咨處縝密酌擬，呈請陸軍部堂官復核，會同軍機大臣具奏請旨遵行?！毙陋毩⒌能娮商幵诮ㄖ坪吐毮苌戏抡杖毡緟⒅\本部，目的是要成為“贊佐攝政王統(tǒng)率陸海軍的總參謀部規(guī)?！薄＿@個新機構被載灃交給皇族毓朗以及其弟載濤管理。為了進一步將軍權攬于己手，與陸軍部相對抗，載灃又于1911年改組“皇族內閣”之時，正式將軍咨處改為凌駕于陸軍部之上的軍咨府。
對于海軍這個曾經(jīng)在甲午戰(zhàn)爭后一度被清廷忽視的軍種，載灃也堅定不移地試圖將其完全納入自己彀中。1909年2月，載灃下詔，令肅親王善耆、度支部尚書載澤，海軍提督薩鎮(zhèn)冰等負責妥慎籌劃海軍事宜。5個月后，載灃以憲政編查館奏定憲法大綱內有關條款，發(fā)布上諭，宣布皇帝為大清國陸海軍大元帥，未親政前由監(jiān)國攝政王代理。并命六弟載洵、提督薩鎮(zhèn)冰出任籌劃海軍大臣。10月，載、薩兩人受命出訪歐洲，乘坐客輪穿越蘇伊士運河，首先游歷意大利、奧匈帝國，參觀軍港船廠，分別訂購了兩艘400噸級驅逐艦“鯨波號”與“龍湍號”，旋即前往德國這個晚清軍工技術采購引進最為頻繁的歐洲工業(yè)后期強國。兩人先后考察訪問基爾軍港、伏爾鏗造船廠，以及毛瑟兵工廠等地，并一次性訂購了三艘驅逐艦與兩艘內河炮艦。
載灃的另一個心腹大患，就是北洋六鎮(zhèn)。雖然袁氏已經(jīng)貶官回鄉(xiāng)，但北洋六鎮(zhèn)精兵仍然為其遙制。在1906年11月丙午官制改革啟動后，慈禧與陸軍部長鐵良就迫使袁世凱主動奏請將第一、三、五、六鎮(zhèn)“均擬歸陸軍部直接管轄，無庸由臣督練”，并在袁氏就任軍機后，解除其剩余兩鎮(zhèn)的指揮權。1910年12月，陸軍部長蔭昌在載灃的授意下，宣布解除了直隸總督對北洋第二、四鎮(zhèn)的指揮權，并將東北袁氏嫡系徐世昌麾下的北洋第五鎮(zhèn)調至山東，將掌握近畿北洋第一鎮(zhèn)兵權的段祺瑞外放為江北提督。為了進一步打破北洋系軍人在新軍中盤根錯節(jié)的勢力，載灃、蔭昌等清廷少壯親貴開始倚重不為袁氏所看好的日本留學士官生，作為制衡乃至替換袁氏北洋系軍人的籌碼。1907年，在日本的軍事留學生總人數(shù)已經(jīng)達到520人，此后人數(shù)更是螺旋上升。留日學生中最出類拔萃的“士官三杰”吳祿貞、藍天蔚、張紹曾均被任命為清軍高級指揮官。吳祿貞取代段祺瑞出任第六鎮(zhèn)統(tǒng)制，藍天蔚出任第二混成協(xié)協(xié)統(tǒng)，張紹曾出任第二十鎮(zhèn)統(tǒng)制。在清政府于辛亥革命前編成的十四鎮(zhèn)（師）十八混成協(xié)（旅）四標新軍中，留日士官生出身的統(tǒng)制（師長）就達5人。在載灃等滿族親貴視為命脈的軍咨府和禁衛(wèi)軍中，軍咨副使哈漢章以及第一至第五廳廳長幾乎都是留日士官生；禁衛(wèi)軍管帶蔣百里被良弼、載濤與毓朗“奉之若師”。
然而為載灃忽略的是，袁氏之所以拒絕在北洋軍中任用日本留學生，并非是因為其軍事素養(yǎng)不如段祺瑞等留德系軍人，而是前者與海外革命激進團體越來越近的聯(lián)系，留日士官生多數(shù)來自直隸、湖北、湖南、浙江等省份，然而其中的幾個沿海南方省份卻以立憲地方主義和激烈的排滿傳統(tǒng)著稱，而日本為同盟會等革命團體之海外大本營。出生于紹興，后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黃郛就是其中的顯著代表，1904年加入浙江武備學堂后，黃氏就被選為官費留學生進入日本振武學堂留學，其間參加了同盟會與黃興組建的激進革命團體“鐵血丈夫團”，每至放假回國期間，就偷偷將同盟會印發(fā)的激進傳單與讀物偷偷帶回，在浙江新軍同袍中散發(fā)，極力宣傳排滿興漢，建立民國。
有鑒于此，載灃很快就發(fā)現(xiàn)，自己苦心經(jīng)營、倚仗的軍事力量，其實恰是一座被自己踩在腳下，時刻會噴發(fā)的活火山。1910年1月，當載洵結束歐美海軍考察，取道俄國西伯利亞大鐵路乘坐火車回國時，曾擔任安徽新軍混成協(xié)馬營和炮兵隊官的革命黨人熊成基曾布置暗殺任務，事泄被捕。審訊中熊氏大義凜然，歷數(shù)清廷罪狀，第一條就是海陸軍權不予漢人。他質問說，近年來創(chuàng)設海陸軍，若真有自強御侮之意，中國之大，豈無人才，為何偏要假手載濤、載洵等近支親貴？再過一年后，正是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正式打響武昌起義的第一槍，長江南北的新軍迅速隨之起事。北洋新編第二十鎮(zhèn)陸軍，第六鎮(zhèn)也在吳祿貞等新軍革命黨領導下于灤州、石家莊起事兵諫，正式成為清王朝覆滅的直接掘墓人。
最后契機的破滅
1911年5月8日，清廷發(fā)表上諭，宣布成立以奕劻為首的“皇族內閣”。這既是載灃皇族集權政策臻于頂峰的產(chǎn)物，也是晚清北京朝廷喪失幾乎所有社會階層政治勢力認可與支持，其權威與合法性的實質性終結點。早在此前一月，上海《民立報》便以辛辣譏諷的文字預測了必將出現(xiàn)“貴族內閣”的前景，1911年4月27日的《泰晤士報》，也稱即將就任總理大臣的慶王是“一個優(yōu)柔寡斷、詭計多端、腐敗無能的老朽，其貪婪堪比紐卡斯爾公爵（19世紀早期英國貴族，曾借助賄賂地方七選區(qū)以參選國會）”。
為何一向對立憲抱有積極態(tài)度，從而使“中外咸望其有所作為”的載灃在這件堪稱晚清政治改革頭等大事上做出如此選擇，從而親手釘上了大清王朝棺材上的最后一顆釘子？其原因從小處講，緣于其不能超越其自身歷史角色與政治意識，大處則要歸咎于清末立憲運動的各方推動者，其最終訴求實則南轅北轍。早在1905年6月初期，在張謇等國內立憲派的推動下，袁世凱聯(lián)合兩江總督周馥和湖廣總督張之洞，電奏北京，敦請推行立憲政體。同月，袁氏又奏請清廷核準派遣朝廷大員出洋，考察各國憲法，以求資鑒變通實行。次年8月25日，端方等出洋考察憲政大臣與袁世凱會銜上奏“請改定全國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然而由于利益與意識形態(tài)的截然不同，“立憲”被賦予了不同的意義?！按褥救藢⒘椏醋霭矒峁姸恍枵嬲龘p害其自身權力的工具，滿族親貴把它看做是重新實行集權和將漢族官僚排擠出權力核心的機會，而地方實權督撫和士紳知識分子則把它看做一條參與中央政治決策的新途徑?！?br />
對于立憲與國會之功能效用，載灃雖然絕對不是宣統(tǒng)朝滿族親貴中最為愚頑保守者，但其見識也不能超乎其總體水平之外。1909年載灃在接見各地咨議局代表時，曾大度地表示：“（國會）下通民情，暢通言路，使朝廷知民生，本王感覺并無不可?！贝朔哉撀犉饋砻菜七M步，但實則仍然把國會看做是中國傳統(tǒng)政治中“言官”的改良與放大，對于其功效，其認知水平也只是在重彈3年前載澤關于立憲乃“大權統(tǒng)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的老調。次年9月，由于日俄密約，日本吞并韓國，中國東三省岌岌可危，東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激、兩廣總督袁樹勛、云貴總督李經(jīng)羲等18名地方督撫大員于9月23日聯(lián)名上奏，主張責任內閣與國會同時并進，所謂“舍此則主腦不立，憲政別無著手之方”，懇請“立即組織內閣，明年開設國會”。10月5日，直隸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全國學界請愿會會長溫世霖等人率領下，列隊前往直隸總督署請愿，迫使直隸總督陳夔龍允為代奏。17日，請愿代表團向資政院整隊出發(fā)時，奉天在京學生牛廣生、趙振清等17人突然來到，交給請愿代表一封信，表示“國家瓜分在即，非速開國會不能挽救，今第三次請愿勢不能再如前之和平”，隨即，牛廣生和趙振清兩人要“拔刀剖腹，以明心跡”。經(jīng)過請愿代表苦勸，兩人趁人不備，分別持刀自臂上與腿部割肉一塊，涂抹鮮血于請愿書上，高呼“中國萬歲！”“代表諸君萬歲！”忍痛踉蹌而去。10月22日，在民選議員的強烈要求下，資政院通過了速開國會案，隨后具折上奏。
在此種壓力下，載灃游移不決，只能與政務處親支王公大臣會商對策。根據(jù)《宣統(tǒng)政記》的記載，在與會王公大臣的言論中，“速開國會”此時已成必然之勢，所爭論之核心只是一個具體時間問題。然而這些缺乏政治閥閱，長于宮闈之間的少壯親貴，只知局勢已經(jīng)危若累卵，卻無法拿出一個解決方案。對地方立憲派輿情稍微有些了解的資政院總裁、農(nóng)工商大臣溥倫提出，《欽定憲法大綱》中所允諾的“九年籌備國會”已顯不合時宜，至少要提前3年，對此載灃只能是“默然無對”。在載灃的心目中，最大的顧慮則是，若速開國會，則清廷中樞權力將處處受到掣肘，且“地方民情輿論無所制”。更令他撓頭的是，慶王奕劻也借助這股政治風潮，伺機渾水摸魚：10月15日，直隸總督陳夔龍與陜西巡撫恩壽按照慶王授意，分別單銜具奏北京朝廷，要求先設內閣后設國會。很明顯，責任內閣一旦設立，在朝野中經(jīng)營多年，貴為首席軍機大臣的奕劻將是首屆總理大臣的不二人選，毓朗、載澤等親載灃的少壯滿洲親貴則針鋒相對，主張“責任內閣可立，政務、軍機兩處亦不可裁”。
11月3日，在載灃主持下，軍機大臣、政務處親王大臣于紫禁城文華殿再次召開御前會議，毓朗的一番發(fā)言，似乎給躊躇無端、內外交困的載灃開出了一劑良藥。他首先以“時事危迫”為由，主張速開國會，但同時主張，“不明定國是，則政府與國民遇事爭執(zhí)，必不免紛擾。故必先設新內閣……則庶君權不至為民權所抑”。具體步驟安排是，“應明定宣統(tǒng)五年召集國會，既不阻絕人民之愿，而乘此二年工夫，可以確定各項要政辦法，并須立降明諭，成立新內閣”。載灃對這種徐圖緩進、分步籌設的方案深以為然，遂于次日以宣統(tǒng)皇帝名義發(fā)布上諭，于宣統(tǒng)五年召開國會，次年（1911年）設立責任內閣。
消息一出，雖然少部分溫和地方立憲派，如江蘇咨議局表示“請愿有效，天恩高厚”，但更多的激進憲政團體反應劇烈：國會請愿代表孫洪伊等致電各省諳議局及各團體稱：“國會僅縮短三年，人心失望?！蓖瑯?，亟待希望用責任內閣限制載灃與慶王中樞權力的地方督撫對此結果也表示不滿。江蘇巡撫程德全、云貴總督李經(jīng)羲等盡管接到北京朝廷諭旨申斥，但仍然再次要求速定內閣人選，以免“昏筆老臣勢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獨掌祿位”，可謂矛頭直指慶、醇兩王。終于，11月22日，北京資政院召開全體會議時，陶榕、羅杰、易宗夔等議員即席抗議“云南鹽斤加價案”和“廣西巡警學堂限制外籍學生案”兩件議案不交資政院審定，直接交辦鹽政、民政兩處，并發(fā)動全體投票，彈劾全體軍機大臣。
美國著名中國史學家周錫瑞在《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地區(qū)》中分析說，立憲派所代表的地方主義與利益，已經(jīng)與清末“新政”所代表的中央政策南轅北轍。立憲派的主體——在晚清洋務運動后期逐漸形成的新式紳商群體成為傳統(tǒng)社會力量向近代社會階級力量過渡的“承載物”和“中轉站”。較之他們耽于科舉功名和土地收益的前輩，“這些新興紳商對于現(xiàn)代性地方事務和經(jīng)濟利益有著更高的熱忱和參與沖動，這些沖動因西方列強商業(yè)特權在通商口岸的壯大，和晚清中央權力在地方的擴張企圖而變得格外強烈，并占據(jù)、侵蝕原屬晚清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行政、經(jīng)濟與其他公共事務方面的權力”。
“新政”中的各項現(xiàn)代化舉措，使得清廷中央財政開支激增，在宣統(tǒng)三年（1911年）清政府預算中，陸海軍費合計13734.75萬兩，占據(jù)清政府當年總開支的36%以上，派駐各國外交使節(jié)費用，宣統(tǒng)初年突破300萬兩。1906年開設學部后，興辦新式各級學堂費用開支也達到每年350萬兩。1895至1911年，清廷先后投資興建滬寧、正太、吉長等12條支干線鐵路，工程費用銀35499.7萬元。如此浩繁開支，只能寄希望于厘金、煙酒稅項、丁漕田房契等本屬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從而引發(fā)了地方立憲派紳商的激烈反彈。1910年初，湖南省咨議局召開首屆常會，然而在巡撫衙門交議抽取房鋪捐稅，以為增設新式巡警經(jīng)費提案時，咨議局以“驟增人民負擔”為理由，斷然拒絕，并通過《湘路限年趕修案》，強烈要求湖南鐵路由官督商辦改為商辦，“以保利權”。1910年，鑒于湖南省財政赤字已經(jīng)達到600萬元，新任巡撫楊文鼎在內外交困之際，決計效法安徽、奉天兩省，匆忙在未將議案征詢咨議局意見的情況下，宣布以常寧縣水口山龍王兩銀礦為抵押，發(fā)行120萬元地方公債。結果，咨議局全體成員在議長譚延闿的帶動下，公開聲稱，“此案并未先期照章交議，速行奏準，有違定章”，紛紛反對，并上奏北京資政院抗議，對支持巡撫楊文鼎的北京中樞軍機處進行彈劾。對地方立憲派如此前所未有之洶洶舉動，無怪乎湖南道監(jiān)察御史歐家廉在一篇奏稿中慨嘆：“昔日之亂在匪，而今日之亂在學生、在軍隊、在咨議局議員?！?br />
在如此風云激蕩的大背景下，面對朝野上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抗議，載灃和清廷中樞不得不加緊考慮如何使責任內閣出臺。然而這無疑使晚清北京政局中本來已經(jīng)劍拔弩張的權力之爭趨于白熱化，亟待取代慶王把持下軍機處的載灃等少壯親貴主張以溥倫或載澤為內閣總理，速立內閣；而慶王奕劻則倚仗隆裕皇太后和在野袁世凱之支持，利用自己在軍機處和政務處的長年經(jīng)營，不斷營造“國家不可一日無慶邸”的輿論，最終將這個最令人垂涎的頭銜攬到了自己頭上。
1911年5月8日，清廷發(fā)布上諭，宣布內閣成立：總理大臣為慶王奕劻（兼管外務部），協(xié)理大臣為那桐、徐世昌；各部大臣分別是：外務部梁敦彥、民政部善耆、度支部載澤、學務唐景崇、陸軍部蔭昌、海軍部載洵、司法部紹昌、農(nóng)工商部溥倫、郵傳部盛宣懷、理藩部壽耆。這一名單完全是將軍機處與各部尚書直接移植而來，成員中滿洲貴族9人，皇族竟達7人。在與慶王博弈中落得下風的載灃只得通過蔭昌和載洵、載澤掌握了陸海兩軍部以及掌握財政預算審計大權的度支部。載灃自認這一手玩得十分漂亮，因為按照擬定的內閣官制第十四條，陸軍大臣、海軍大臣有自行向皇帝/攝政王具奏事件，不用通過內閣管轄的權力，屆時通過軍權限制內閣，指日可待。
盡管權力之爭仍然在暗中較勁，但“皇族內閣”諸位大員的表面做戲仍是冠冕堂皇。奕劻、那桐、徐世昌受命后，即各自上折懇請收回成命，另選賢能。而隆裕皇太后則以“時事多艱，又當創(chuàng)設內閣試辦之初，一切事宜均關緊要”為由，責令這批“老成重臣”務必“竭力贊襄，用資輔弼，即遵昨旨到閣辦事”。
消息一出，舉國嘩然。立憲派領袖張謇形容其景象為“朝野上下，不啻加離心百倍，可懼也”。
屆時適逢直隸省咨議局聯(lián)合會第二屆會議召開，咨議局遂于6月10日、7月4日，兩次上書都察院抗議“直言皇族不得充當內閣總理”，在紫禁城無動于衷的情況下，直隸省咨議局全體議員向全國公開發(fā)布“通告各團體書”，直言“必去皇族內閣，始有責任內閣，而后有良美之政治”。緊接著，兩廣總督張鳴岐等領銜數(shù)省地方大員上奏，聲稱“確定內閣之責任，不以政權私之鼓親之手”。然而載灃仍然試圖通過將奏折留住不發(fā)，彈壓這股督撫抗議風潮。7月15日，各省資政院議員再次上書，試圖挽回局面。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已經(jīng)為載灃和北京朝廷留下了余地，言稱“議員自入都以來，聞諸朝中士夫多謂皇族組織內閣，原非朝廷本意，實有不得已之苦衷”。許多史家慨嘆，假如清廷滿洲中樞大員此時即刻改弦更張，更換內閣首揆與閣員名單，也許還能多茍延殘喘幾日，然而在自覺已經(jīng)對立憲派讓步頗多、視君權為至高無上的載灃眼中，資政院此番舉動已經(jīng)忍無可忍。雖然他在日后曾對四子溥任說，曾有過以資政院眾議院公認“溫良睿智”的載澤取代慶王的念頭，但還是于次日下了一道極為嚴厲的諭旨：“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權，載在先朝憲法大綱，并注明議員不得干預……爾臣民等均當稟遵欽定憲法大綱，不得率行干請?！边@也許是載灃一生中少有的堅定果斷時刻，然而卻是親手為長達286年的清王朝敲響了喪鐘。正如崔瑞德在《劍橋晚清史》中的論斷：“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正在把各地立憲派團結起來。它們雖然不能領導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馬上準備接受革命?！眱H僅3個月后，武昌新軍起義，各省迅速呼應，載灃一面?zhèn)}皇下詔，自認“懿親執(zhí)政與立憲各國通例不符”，下詔解散皇族內閣，一邊只得恭請軍機大臣徐世昌前往洹上村，乞求那個當初必欲剪除而后快的袁世凱出山力挽狂瀾，屆時距離袁氏正式入京組閣，將自己奪權歸藩，只有不到短短10天。
塞繆爾·亨廷頓曾說：“處于權威危機中的統(tǒng)治者往往會變成最真誠的改革者，對于改革的真誠，源自他們對保住權力的真誠。”新政，是清王朝最后、投入最大、牽涉層面最為深刻的現(xiàn)代化改革，是在清廷統(tǒng)治者權威合法性急劇流失，越發(fā)陷入信任危機的情況下急劇推進的，由于其手中式微的權力和資源都不足以支持如此規(guī)模和廣度的改革，從而積聚了更加強烈的社會不滿，進而導致了它的覆亡。作為晚清最后一代權力中樞，被歷史選擇的載灃最終推動了這個遲暮王朝覆滅的命運。1911年10月16日，清廷宣布委派袁世凱組閣，載灃以醇親王歸藩，不予政事。根據(jù)嫡福晉瓜爾佳氏的回憶，當日載灃回府后，依舊神情淡定，更衣，入座用茶，只是對她淡淡地說了一句：“這下可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個月零2天后，隆?；侍筚尚y(tǒng)皇帝溥儀御駕養(yǎng)心殿，最后一次會見群臣，并宣布接受民國臨時政府擬定的優(yōu)待條件，宣布退位。較之被迫在晚清政局激流中轉圜了一輩子的父親奕譞，能夠及早卸下這副本不應屬自己的歷史重擔的載灃，無疑是幸運的。盡管民國初年時局紛亂，不但政府更迭頻繁，前往醇王府和紫禁城請安的遺老遺少也在他面前不斷提起復辟之“大計”，但載灃對政治，始終興味闌珊。1917年張勛復辟后，眾多王公宗室上門請安，求官，載灃一律擋駕；1931年偽“滿洲國”成立后，他也只是短暫地在長春居住了一個月，便返回天津寓所，閉門不出。甚至1912年9月10日，當時已經(jīng)辭去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掛著“全國鐵路督辦”頭銜的孫中山登門拜訪，載灃也只是在日記中以“孫中山來晤談，江大金吾（原漢陽鎮(zhèn)總兵江朝宗）在座”12個字一筆帶過，每天以在書房寶瀚堂里讀書、聽唱片為樂，怡然自得。溥任回憶說，自從他回府后，就刻了兩枚圖章隨身攜帶，一枚為“閑園”，一枚為“天許作閑人”，每日臨帖書寫完畢，即拿出用以鈐章，內心如釋重負的解脫之態(tài)，可見一斑。
【部分參考文獻：《劍橋中國晚清史》，（英）崔瑞德主編；《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美）周錫瑞著；《軍事近代化與中國革命》，（澳）馮兆基著；《中國近代史》，（美）徐中約著；《一個美國人眼中的晚清宮廷》，（美）I.T.赫德蘭著；《清帝遜位與列強》，（美）李約翰著；《中國的現(xiàn)代化》，（美）吉爾伯特·羅茲曼著；《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美）巴林頓·摩爾著；《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蘇同炳著；《晚清宮廷生活見聞》，全國政協(xié)文史委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資料》，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載灃辛丑使德日記》，載灃著；《愛新覺羅·載灃——清末監(jiān)國攝政王》，凌冰著；《中國的大轉型》，蕭功秦著；《清末政治轉型——以清末憲政改革為中心》，高旺著】
